一個人改變需要多久。亂了

  沙袖變了，老往兩個極端跑。安靜的時候一天聽不見她說一句話；冷不丁就熱鬧了，徹底放開的那種熱鬧，百無禁忌，常常讓我一愣一愣的。除了買菜和散步，她幾乎不出門，該攢書的時候攢書，這幾乎成了她的工作，每次看到她安靜地看著電腦屏幕時，我都會覺得，她的攢書事業可以一輩子做下去，一本完了再來一本。累了就開音樂，還會放搖滾，跟著敞開嗓門喊。以前她是不喜歡搖滾的，張楚的那種輕搖滾也不喜歡。然後就是找我和邊紅旗聊天，瞎說，什麼都說，葷段子也不太忌諱了。邊紅旗很得意，他肚子裡有無數的葷段子，現在終於可以放開手腳講了，沙袖的不再反對讓他多少有點兒受寵若驚，越發地肆無忌憚。有時候沈丹或某個女人來找邊紅旗，他們房門關上後，沙袖也會主動和我說起門後的事，讓我猜，他們現在究竟在幹什麼。她的變化讓我吃驚。

  更讓我吃驚的是，她大白天也開始穿著睡衣在客廳里走來走去了。因為不出門，乾脆一天到晚都穿著睡衣，頭髮也不像過去那樣講究了。一明為此提醒過她，沙袖說，我又沒什麼外交活動，又沒人要看，收拾那麼利索幹什麼？你看天都熱了。是的，天開始暖和了，開始熱了，穿睡衣和拖鞋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我有時候會想，大概是逐漸適應城市的生活了，剛來北京時她傳統而且保守，絕對不會穿著睡衣出現在一明之外的任何一個男人眼裡。現在禁忌都沒了。

  沙袖的一些小動作開始讓我心跳。她穿著睡衣站在我門口，問我怎麼查資料，需要哪些書。她把左邊的光腳從拖鞋裡拿出來，放到右邊的小腿上，輕輕地擠著小腿上白皙的肉，大腳趾分明在動。她的裙子被撐起來，在客廳燈光的映照下，看得見兩條腿在裙子裡的模糊輪廓。她也會撓痒痒，讓睡衣的領口變得更低。我得低下頭，我的臉比她還紅。

  「那你幫我查。」她說。

  我打開電腦開始搜索她要的資料，她湊過來，上半身在我的頭頂，我的頭髮感受到她的呼吸、身體的暖香和身體不明部位不經意的摩擦。一條資料查完，我要流出一身的汗。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她離開時的微笑有點兒放肆，拖鞋擊打腳掌的聲音故意弄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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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的晚上，十點鐘左右，一明打電話回來說，他們同門師兄弟剛討論完一個案子，要出去小聚一下，然後再到海淀體育館的練歌房唱歌，問沙袖去不去。沙袖說不去，已經洗過澡了。一明勉強了一會兒她還是不去，一明就讓她早點兒睡，不要等他，他回來得可能會比較遲。這是常有的事，他們師兄弟經常聚會，吃飯、唱歌、打保齡球，他們有錢，幫別人辦案子，或者導師請客，導師是有名的教授和律師，一口袋的錢，他們叫他老闆。過去沙袖常和一明去，她的歌一明老闆都叫好。

  掛上電話沙袖站在原地發呆，她剛從浴室出來，頭髮還是濕的。她把毛巾絞來絞去，又一把摔到舊沙發上，在客廳里喊：「穆魚，老邊，有喝酒的嗎？」

  說完她就去敲邊紅旗的門。老邊不在，去沈丹或者其他某個女人那裡了。這些天他很鬱悶，不能出門找生意，覺也睡煩了，只好出去解悶。我從房間裡出來，問她，真的假的，半晌不夜的喝什麼酒？

  「喝，當然要喝，」她走到我門前，臉激動得都紅了，「有酒嗎？」

  我猶豫一下說：「有。」

  一共五瓶啤酒，我喝了三瓶，沙袖喝了兩瓶。晚上剩下的菜。在我房間裡一邊看碟一邊喝，王晶的《黑白森林》。沙袖的酒量按說沒這麼大的，但她堅持要喝，半瓶下去她其實就差不多了。我不讓她喝，她拿眼睛瞪我，說她是山東人，怎麼會不能喝？喝完了一瓶，我又制止，她推開我，說：「你欺負山東人是不是？捨不得這兩瓶酒我就不喝。」

  她的臉開始紅了。我完全可以勸住她的，但是我沒有堅持，我記得當時猶豫了好一會兒，還是決定和她繼續喝。沙袖喝了酒變得更漂亮了，眼睛裡有了動人的水在流動。我不再看碟片了，看她。

  兩瓶完了沙袖說熱，已經沒法兒平視著看我了，要麼盯著我，要麼斜視，渾身的熱度看得見。她說你這屋裡真熱，開始在脖子邊上撓，抓出了一道道指甲印。她對我說：「穆魚。」手扶著我的膝蓋向我湊過來，說，「我難過。」

  她的上身在我眼皮底下，我看見了睡衣裡面的內容，頭嗡地響了。她竟然連內衣都沒穿。沙袖的手伸過來，一隻手抓住我的肩頭，一隻手抱住了我的脖子。

  她又說：「穆魚，我難過，我為什麼難過，你說？」

  她的胸部在起伏，身體在抖，像在冷。我也冷，熱得受不了了的冷。我真想抱一抱這個柔軟的火爐。沙袖說：「我難過。」她的聲音像在哭。我掐了一下左腿，又掐了一下右腿。沙袖哭了，嘴裡還在說：「我難過。」

  「你醉了，」我說，抓著她的胳膊把她拎起來，「我扶你回去躺一會兒。」

  「我沒醉。我就是難過，我想哭，我想回家。」

  沙袖放聲大哭。我把她架到她的房間裡她還在哭，哭得不大正常，有點兒像笑。我不知道怎麼照顧一個喝醉了的女人，想當然地給她敷了一條濕毛巾，她不領情，一把扔到書桌上，碰倒了水杯，把一本書灑濕了。這樣我就更不知道怎麼辦了，坐在一邊聽她哭，直到她哭聲漸小睡過去。我回房間時已經凌晨兩點半，一明還沒回來。

  一明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中午他起床後，我決定和他談談。

  「你沒發現沙袖有點兒不對勁嗎？」

  「我不是瞎子，」一明說，「可我跟她解釋過無數次了，真的什麼也沒有。」

  「她不相信？」

  「我也不知道她信不信。她老是擺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問題是，」我伸頭看看客廳，沙袖不在，接著說，「我前幾天還看見你從那車上下來。」

  「什麼時候？在哪兒？」

  「前天，碰巧看見了。在海淀。」

  一明說：「真的沒什麼，我發誓。你也不相信？」

  「我相不相信沒有意義，關鍵是沙袖。你得讓她相信。」

  「這學期的課馬上就結束了，以後我再也不會坐什麼倒霉的小車了。」

  這麼說他還要坐下去。具體事情我不清楚，不好亂猜。末了我告訴一明，該說的我都說了，應該為沙袖考慮一下，她真的不容易。

  一明說：「我明白。」

  幾天後我回了一趟家，母親說家裡有事，重大的事，必須回去。到了家我發現風平浪靜，還是老樣子。母親說，有人給我介紹了個女朋友，讓我去看看。我說我現在還不想談女朋友，我在北京還一事無成我拿什麼去談？

  母親說：「北京有什麼好？待在家裡我都能抱上孫子了。再說，就這麼漂著也不是個事，沒個根。眼看著三十的人了，你不急，我和你爸還急呢。」

  他們逼我去相親。女孩兒是我們那個市的郵電局職員，平心而論，長得的確很不錯，個頭兒也合適。收入更不用說了，母親說，除了郵電系統和幾個大學，我們這地方還有哪個單位能有這麼好的待遇？感覺挺不錯。她說她在不少刊物上讀過我的文章，差點兒把我給羞死。她很認真地說，真的，她很喜歡，還向我講述了她對我的幾篇小說的理解。她大概是碩果僅存的文學女青年。如果不是文學青年，她恐怕也懶得理會我這樣的無業游民。

  「那都是些騙錢的小玩意兒，說出去讓人笑話的。」

  「大家都說挺好的，」她說，「我們這邊很多人都知道你呢。」

  她的意思是說，在北京我不怎麼樣，但在我們這個小地方，也大小算是個作家了。真讓我哭笑不得。

  「必須在北京才能寫作嗎？」

  「這倒也不是，北京的氛圍可能好一點兒。不過也說不好，其實在北京我基本上也是一個人埋頭自己搞。」

  「那為什麼不回來？」

  我無話可說。有時候我也在懷疑，現在留在北京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一種朝聖還是一個儀式？或者僅僅是一個矇騙自己的形式和藉口？

  我說：「我再想想。」

  半個月後，我從故鄉返回北京，正趕上邊紅旗搬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搬家，儘管房間收拾空了，但他要求這個房間還為他保留著，過一段時間他還會再搬回來，下半年的房租他都交了。嚴打開始了，據可靠消息說，抓到一個是一個。老邊擔心連累我們，也擔心住在這地方太顯眼，他要搬到一個偏僻隱秘的地方。那天幫他搬家的是他的兩個辦假證的朋友，車也是極相熟的人的，彼此都信得過。大大小小的東西一車全運走了。我要送他到新居，邊紅旗說算了，那地方實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而且，他壓低聲音跟我說，為了安全起見，他們相約不把地址告訴外人，請我們多包涵。

  臨走時我們送他下樓，沙袖磨磨蹭蹭地在房間裡不出來，一明就叫她快點兒，老邊要走了，我們送送。

  沙袖在房間裡大聲說：「送什麼送，是搬家，又不是去死！」

  邊紅旗笑笑說：「沙袖說得對，我又不是去死，別送了。搞得跟遺體告別似的。」

  儘管如此，老邊和我們還是在樓下等著沙袖來告別，但沙袖終於沒有下樓。我只聽到她在房間裡打開崔健的搖滾，聲音巨大。她讓我越來越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