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生活我們著書立說

  以後的好長時間裡，我成了他們的笑柄，邊紅旗說：「你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短命的假證販子。」我只能任其奚落，我說：「沒辦法，搞假證已經不容易了，他們還到處追我們幹什麼？」這個毫無邏輯的玩笑又讓大家笑了一陣。假證生涯是結束了，生活還要過下去，簡單地說，現在需要的主要是錢。我終於體會到了。剛來北京的時候，一個和我目的相同的朋友跟我說，他來北京後才發現，其實寫不了什麼東西，所有精力都用來賺錢了。既然只能賺錢了，哪個地方賺不是賺，他待了一年就捲鋪蓋回河南老家了。他留給我不到兩萬字的零散文字，他一年的收成。我要想法子賺錢。像沙袖一樣，她要繼續找工作，總待在家裡不是個事。

  沙袖找工作比我還要困難，合適的太少了，除了去飯店做服務員，但是一明不同意。沙袖試過，最後還是被一明從飯店裡拉了回家。那會兒沙袖剛辭掉書店裡的工作不久，她閒下來覺得很難受。因為煩悶，她常下樓走走，當然不會走太遠。我們都以為她只是散散心，沒想到過了幾天，她興沖沖地從外面回來，要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一明剛好出門，她就告訴我和老邊，她找到工作了，老闆說，下午就可以開工了。在承澤園外一家叫「天外天」的飯店。下午她就收拾一下去了。半下午時分，一明從外面回來，問沙袖到哪兒去了。我說工作去了。

  「在哪兒？我怎麼沒聽說？」

  「天外天飯店。剛找到的。」

  「瞎搞！」一明說，拉著我要一起去把沙袖找回來，「誰讓她到飯店裡去的？」

  「反正她在家也沒事，就讓她先幹著吧。」

  「不行！那地方我師兄弟們常去吃飯，看見了怎麼說我？再說，也不能跑去端盤子、洗碗啊，我們又不是窮得活不下去了。」

  

  他執意要把沙袖叫回家。我們到了天外天，先是站在玻璃外面往裡瞅，他不好意思直接衝進去。沙袖在給客人倒茶。一個服務員以為我們要吃飯，掀開門帘要歡迎我們光臨。我搖搖頭。但是我們不吃又不走讓她納悶兒，很多人都轉過頭來看。沙袖看見了我們。她對我們謹慎地擺擺手，意思是工作時間，讓我們走。她再次回頭，我們還站著，她只好和吧檯的老闆說了一下，出來了。

  「你怎麼跑這地方來了？」一明說。

  「剛找到的。我在上班，下了班回家再說。」

  沙袖說完就要進去，一明拽住了她：「你怎麼不和我商量一下？這事不能幹，跟我回家去。」

  「我不回去，還在給客人倒茶哪。」

  一明有點兒火了，因為飯店裡的很多人都在看我們拉拉扯扯。他把沙袖的圍裙一把扯下來，讓我送給老闆，拉著沙袖就走。沙袖掙脫不開，窘迫得都快哭了。我把圍裙隨手扔給站在門邊上的服務員，跟上了他們。沙袖真哭了，她覺得難堪而且委屈。沙袖說：「我找了這麼長時間才找到的，回家你讓我幹什麼？」

  「會找到更好的工作的，」一明說，「但是這個實在不能幹。」

  「那要找不到呢？」

  「找不到也無所謂，我自己的老婆還養不起嗎？」

  沙袖又待在了家裡。她也很無奈，她也不想去飯店端盤子、洗碗，但是其他的工作實在太難找了，一報上學歷和籍貫就被槍斃。那幾天，她連續被槍斃了六次。現在，她整天對著電視發呆，偶爾也會打開門和窗戶對著整個北京發呆。一個中午她來到我的房間，用帶山東口音的東北話說：「我開門就看見樓在長。」

  說得真好。我伸頭看著窗外，好幾座大樓都搭著腳手架，它們一起在長。寂寞出詩人了，但是沙袖滿臉悲悽，她又說：「生命長得讓人厭煩。」

  「是，讓人厭煩。」

  我把正在寫的文檔關了，我不想讓別人看見我在擠牙膏，擠的就是些向小報副刊邀寵的小東西，甜得發膩，寫完了我就吃不下飯。可我還得夜以繼日地寫，不惜一稿多投，像賣身一樣對著所有小報露出笑臉。然後我們兩個都不說話，顯而易見，下意識地同病相憐了。

  過了半天，沙袖說：「你好歹還能寫。」

  「寫不如不寫。」

  我只能這麼說。我不能對一個女孩子說，你知道逼著自己去賣身有多痛苦嗎？然後又都不說話了。在某一時刻，一個人會意識到自己又長大了，生活強迫你強壯起來，去承受和想辦法獲取，它已經落到了我們的肩膀上。

  常常會這樣，整個家裡就剩下我們兩個。莫名其妙地一個人就會跑到另一個人的房間裡，說出一兩句莫名其妙的話。說完就冷了場，誰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冷場，而是覺得就不想再說了，然後再回到自己房間。現在想想那些沒頭沒腦的感嘆，好像句句都是精妙的詩。

  好日子總算有了點兒眉目。一明帶了個不錯的消息回來，他師兄接到了一批活兒，編一套書，他替我和沙袖各爭取了一本。剛聽到消息我心裡還打鼓，我能編書？沙袖眼睛瞪得更大，她堅持認為這輩子只有讀書的份兒。一明說沒問題，他研一時幹過，很簡單，基本不太過腦子，只在網上搜一搜，把相關資料刪減拼貼一下，一本書半個月就搞定了。這在北京不叫編書，叫攢書，就像組裝電腦叫攢機子一樣。最要緊的，只要合同簽了，當場就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稿費，按照正常價格，這百分之二十五意味著兩千塊錢左右。也就是說，一本書，半個月，能掙個小一萬。一萬，什麼概念啊，聽了都口水直流。

  我當即拍桌子。干，當然要干。

  沙袖還是緊張，她沒法兒把自己和一本書聯繫在一起，但還是答應了，反正身後還有一明。一明和他師兄師姐帶著我和沙袖見了朋友，就是他攬下的這份差事。那人姓焦，是個詩人，滿臉都是鬍子，聽一明的師兄說，他們打過交道，詩人靠詩只會餓死，所以焦詩人也經常攢書。客氣了一番就去見書商。圖書公司在宣武區的一座二十多層的樓上，不大，我們坐公交車晃到那裡花了兩個小時，中途轉了一次車。沙袖說這麼遠，早知道這麼遠她就不來了。

  一個胖男人，別人都叫他何總，一隻眼大一隻眼小，這不耽誤他目光敏銳地看人。他對一明的大師兄說：「知識分子就是不一樣。看看，氣質就是好，一臉的書卷氣。」

  焦詩人就順水推舟：「是，是，他們都是研究生，還有博士，所以何總不必擔心這套書的質量。」然後他讓一明師兄把我們逐個介紹一遍。

  一明師兄是個八面玲瓏的傢伙，介紹到我和沙袖時，說：「這是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已經博二了，寫小說，在國內各大刊物上發表了一百多萬字，是我們北大的大才子。這一位是沙袖，北大藝術系的研究生，今年就要畢業了，能歌善舞，人長得漂亮，文章寫得更好。」

  我們像電腦一樣說升級就升級了。話都說出去了，我們只好紅著臉接受何總的欽佩和久仰。何總介紹說，這套書是配合中學生和大學生對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課外需求而策劃的，選題主要集中在文藝方面，企圖通過一兩個主線人物，把一個語種、一種藝術的成就儘可能地梳理出來。「比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指著選題之一對我們說，「通過這兩個大師，把俄羅斯的文學、歷史、社會等方面都串起來，博而有專。我們的口號就是：關於俄羅斯，看完這本書就差不多了。」

  他的意思我們差不多明白了。何總的意思是：定位不要太高，不能太專業，中學生、大學生，再包括一些城市小白領。叢書要做得圖文並茂，讀圖時代了嘛，生動、形象、好玩兒，讓他們看了以後覺得長了見識，不用認真學習也能顯得有點兒墨水，能讓他們覺得自己還有點兒文化，能上點兒品位。

  「有點兒知識速成的意思。」焦詩人說。

  何總說：「焦老師說得有點兒白了，不過理兒是這個理兒。」

  然後是稿費的問題。一本書字數要求八九萬， 千字五十五；圖片一百五十幅左右，找到一幅三十五塊錢。這我愛聽，飢餓的人看到了麵包，一萬塊錢就在眼前啊。

  我小聲問沙袖：「干不干？」

  沙袖猶豫了半天，說：「不知道。怕。」

  一明說：「怕什麼？干。」

  何總去接電話的時候，焦詩人開誠布公地說，在座的好幾個都幹過這事，注意事項就不再多說了，他是牽頭人，還是要說點兒責任內的話，就一點：不要所有的材料都從網上搞，儘量要有自己的想法；徵引資料時千萬注意，儘可能找那些老外的資料，這樣一般不會涉及抄襲等問題，否則後果自負。我們都點頭。

  何總回來後，大家開始挑選題。我挑的是《魔幻的拉美》，要求以馬爾克斯為主線，勾勒出一個魔幻的拉丁美洲來。沙袖在眾多題目間躊躇，一明做了主，替她選了《腳尖上的藝術世界》，以鄧肯為例。這一塊是沙袖的強項。結束後每人拿到了兩千塊錢，感覺好極了。為了慶祝突然擺脫了窮人的身份，我們湊份子到了一家不錯的館子裡吃了一頓。

  以馬爾克斯為主線，我以為事情就好辦了。我對老馬很熟悉，國內所有翻譯過來的他的作品我都讀過，傳記資料等平時也讀了很多，這是我喜歡的一個作家。但是真正打開電腦，腦袋裡突然一片空白，不知道從哪下手。一明說，先別急著寫，搜，在網上把所有與老馬有關的資料都搜集出來。沙袖也在搜，然後分類別保存。搜資料下載就花了我們一周的時間，真是看到了一張信息的網，一個馬爾克斯和一個鄧肯，幾乎把全世界都兜了個底朝天。牽一髮而動全身啊。搜完了資料接下來就蒙了，我蒙，沙袖也蒙。下載的東西僅僅意味著一堆資料，理不出個清晰的頭緒，不得不找相關的書籍來借鑑一下，比如傳記什麼的。

  一明幫我們從北大圖書館借了很多資料，又陪著我們去了西單圖書大廈。抱回來一摞書，放到書桌上攤開來，竟然全是所謂的學術書，頭都大了。邊紅旗到我房間來，見到了那些書就取笑我，作家也改行做學問了，搞得跟真的似的。

  「沒辦法，」我說，整個人癱在椅子上，「只好假戲真做了。」

  「還不如跟我去辦假證舒服。」

  如果不受圍追堵截，辦假證的確很舒服，悠閒，在大街上晃來晃去像個觀光客。但是他不總是觀光客，更多的時候像個通緝犯，這就讓人受不了了。我寧願去攢書。

  沙袖的日子不比我好過，網上和書上關於鄧肯的資料沒有老馬多，她做起來更辛苦。但她能受，有事做了總是讓人開心的。在資料里搞得膩味了，我就站在客廳里找她說話。沙袖說：「繼續看，得惡補，我都快被社會拋棄了。」有一天下午我到她的房間，發現她看的竟然是法律書。

  「你看這個幹嗎？」

  「瞎翻翻，說不定用得上。」

  她把書合上，順手打開音樂，看起了鄧肯的傳記。她不想讓我知道她在看法律方面的東西。迷糊了一下我就明白了，沙袖不是在為鄧肯看法律，而是為一明看法律。她好像什麼時候對我說過，兩個人在一起，最要命的不是愛情不在，而是沒有了共同語言。共同語言很重要。那天我們拿了錢一起吃飯，他們在飯桌上談的都是法律，除了好玩兒的個案還能聽出點兒意思來，其他時候我和沙袖都像個呆瓜，插不上嘴，連耳朵往往都插不上。當時我就想，千萬不能和專業的傢伙們坐在一張飯桌上。我一個人吃得很無聊，想想那會兒沙袖應該比我還慘，一明是她男朋友，她的心態大約和我完全不同。我記得當時，她一直低著頭，把兩支筷子分分合合，就是不夾菜。

  那本書用了我一個月的時間。一明說，他師兄師姐半個月就弄完了。可我不行，我的認真讓我自己都覺得討厭，在那本小書里，我盡力把魔幻的拉美梳理了一遍，找了大量我喜歡的圖片，我想把它做好。追求完美總是很痛苦，我撐下來了，中途就決定，以後再也不幹這種活兒。沙袖用了一個月多兩天做好了，接著又接了一個活兒，關於歌德的。我們都覺得她瘋了。

  交了差，覺得世界一下子大了，疏朗，可以干自己的事了，然後等著拿剩下的七八千塊錢。書商說，書出來一個月就給錢。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