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間屋，四個人

  一明是我的大學同學，現在的室友，我、一明和邊紅旗三個人共同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在承澤園裡，四樓，樓前有一棵老得空了心的大柳樹。沙袖和一明住在一起，也就是說，我們的三室一廳實際上住了四個人。

  

  我和一明合租已經一年了，開始是我在承澤園租了一間平房，很小。那時候我辭掉在家鄉的工作，來到北京，和所有對北京懷抱希望的年輕人一樣，我希望能在北京干出點兒名堂，具體地說，寫出點兒名堂。我寫小說，好幾年了。外省人總以為北京是個文化中心，既然很多人來北京後都能折騰出一點兒成績來，那我也來。就這樣。直到現在我還這麼想，儘管受到的打擊越來越多。生活，退稿，鬱悶，等等。我還打算再忍受下去。選承澤園租房，是為了偶爾能到北大聽聽課，誰都知道那裡有很多牛人，學者、教授、作家，哪個拎出來，對中國人的耳朵來說都不陌生。有一天聽完課，在未名湖邊瞎逛時碰上了一明。天下就這么小。我們是大學同學，他吭哧吭哧地竟然考上北大的研究生，而且已經是博士了。我請他吃了一頓，然後帶他參觀了我的小屋。他覺得有一間自己的小屋真好，更好的是還能兩人分擔，價錢也不貴，他就搬來了。加了一張床，擠是擠了點，但充實了。我們倆也充實，沒事相互吹捧著玩，讓對方覺得離大師都不遠了，日子過得挺不錯。隔三岔五地出去吃一頓，還像大學時一樣，偶爾打打牙祭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後來一明說，沙袖要來，我們租個大一點兒的地方吧。就在院子裡到處打聽，正好碰上幾個考研失敗的人退房，就租了現在的三室一廳。有洗手間，能燒飯，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客廳擺點雜物。三間屋大了點兒，住不完，沒辦法，兩室一廳找不到，只好咬咬牙接受了。

  大約過了三個月，我認識了邊紅旗。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認識的，都去參加未名詩歌節朗誦會，邊紅旗毛遂自薦上台朗誦，在台上，他說，他叫邊紅旗，但當他和詩歌發生關係時，他叫邊塞，詩人邊塞。他還說，他叫邊紅旗的時候是個辦假證的，如果有詩人想搞假文憑，找他，八折優惠。我喜歡這樣大大咧咧的人，有意思，而且他長得不像壞人，高高大大，濃眉大眼，符合我們中國人對帥哥的樸素看法。在上台朗誦之前，他借了我的一件白色T恤衫，在上面寫了一句煽情的口號，像行為藝術。朗誦的效果很好，為此他很感謝我，請我吃飯。也是在元中元，東拉西扯就喝多了，醉得舌頭都直了，只好睡到我那裡。第二天醒來以後，覺得我那裡不錯，也想搬過來住。他原來租的房子在西苑那兒。一明和沙袖都同意了，我沒有意見，邊紅旗就過來了。三室一廳都用上了，費用平攤，皆大歡喜。開始我們對他還有點兒戒心，畢竟辦假證不是個正當買賣，一明又是搞法律的，住一塊兒這事多少有點兒不好理解。不過後來就沒問題了，辦假證是辦假證，進了門他是我們朋友，跟合租沒關係。再說，也不能因業廢人，莫泊桑小說里的「羊脂球」還是個偉大的妓女呢。所以大家相安無事，一起過日子挺好。就像現在這樣。

  給沙袖接風的那天晚上，邊紅旗不在，按他說的，泡妞去了。我打他電話讓他過來一起吃飯，他喘著粗氣說，正忙著哪，有事回去說，就掛了。他和沈丹在一起。沈丹是邊紅旗在北京的情人，超市收銀員，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老婆在蘇北的一個小鎮上，挺溫柔賢惠的一個女人，長得比沈丹好，來過一次北京，我和一明他們都罵邊紅旗貪得無厭，有這麼好的老婆還瞎搞。邊紅旗說，老婆哪有多的，何況又不在身邊，用不上啊。所以在北京，他馬不停蹄地和女人有染。我們就不再說什麼了。

  十一點多邊紅旗回來了，左邊的腮上還有沒擦淨的口紅印跡。他把一隻北京烤鴨扔到客廳的洗衣機上，把我們從房間裡喊出來，讓我們吃。

  「今天高興，賺了一千三，」邊紅旗說，「那個傻大個怕警察抓，沒講價就答應了。我和沈丹隆重地慶祝了一回。」他指著烤鴨說，「沈丹單位的福利，讓我帶給大家，同喜同喜。」

  他又做成了一樁好買賣。如果不違法，辦假證實在是條發財的捷徑。就站在路邊，或者天橋上，比較多的是待在大學門口，見著差不多的人就問：「辦證嗎？什麼證都有。」如果碰上了，就討價還價，根據證的種類、製作難度等指標收錢。最好是遇上一個冤大頭，對辦假證一無所知，就趁機提價，敲詐一番，一個證的成本加上各種費用大約兩百塊錢，但你可以要價一千五。就像今天邊紅旗一樣，逮到了一個傻大個，硬生生賺了他一千三。這工作就一條讓人恐懼—要時刻提防警察來抓。邊紅旗說，每天都提心弔膽，就怕那幫戴大檐帽的什麼時候突然抽風。

  邊紅旗問我：「你抽什麼風去請客？又拿到稿費了？」

  「靠，」我聞了聞那隻烤鴨，實在吃不下了，「我那點兒稿費哪兒拿得出手？主要是給沙袖接風。」

  「我們的大美女袖袖回來了？」邊紅旗對著一明做出色眯眯的鬼臉，「是不是又給你上了政治課？」

  一明說：「她又迷路了。」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應該提前去接站。」

  「趕著備課，明天就要上講台了。」

  「這就更不對了，還有什麼比女人更重要的嗎？穆魚你說，有嗎？」

  「有啊，」 我說，「老婆。」

  邊紅旗對我揮揮手：「別跟我提老婆，中午我還接到老婆電話，讓我回去。我回去幹嗎？一年掙的不如在北京一個月掙得多。」

  沙袖洗漱好從洗手間裡出來了，見邊紅旗指手畫腳地大談北京的好處，說：「你又在寫詩了？好像全北京地上的錢都讓你一人撿到了。」

  「那怎麼行？我總得剩下點兒給你們家一明撿，」邊紅旗說，頭歪了半天又說，「差點兒忘了，昨天碰到了一塔湖圖書店的葉老闆，讓我帶個話，如果你回來了，就去上班，那個姓楊的胖丫頭家裡出了點兒事，人手不夠了。」

  沙袖看看一明，說：「那我過去？反正待在家裡也沒事幹。應該會有加班費的吧。」

  一明說好，他明天就開始去給人家上課了，也沒時間陪她。我讓沙袖到了書店幫我看看，有什麼新進的好書，抽空我去買兩本。

  除了有意識地聚在一起，晚上的這個時候一般是我們的公共時間。大家都從外面回來了，在某一個時候，像演話劇一樣，從各自的房間裡走出來，三間屋，四個人，聊聊天，天南海北地瞎說，然後疲倦了，或者要干別的事，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房間裡安靜下來，真正的夜晚就來臨了，接著是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