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

  腦袋在肩上，

  文章靠自己。

  ——阿城《孩子王》

  讀了阿城的小說，我覺得：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寫不出來。這樣就很好。這樣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說，給小說這個概念帶進了一點新的東西。否則，多寫一篇，少寫一篇，寫，或不寫，差不多。

  提筆想寫一點讀了阿城小說之後的感想，煞費躊躇。因為我不認識他。我很少寫評論。我評論過的極少的作家都是我很熟的人。這樣我說起話來心裡才比較有底。我認為寫評論最好聯繫到所評的作家這個人，不能只是就作品談作品。就作品談作品，只論文，不論人，我認為這是目前文學評論的一個缺點。我不認識阿城，沒有見過。他的父親我是見過的。那是他倒了楣的時候，似乎還在生著病。我無端地覺得阿城像他的父親。這很好。

  阿城曾是「知青」。現有的辭書里還沒有「知青」這個詞條。這一條很難寫。絕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有知識的青年」。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一個很特殊的社會現象，一個經歷坎坷、別具風貌的階層。

  知青並不都是一樣。正如阿城在《一些話》中所說：「知青上山下鄉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扭曲現象，它使有的人狂妄，有的人消沉，有的人投機，有的人安靜。」這樣的知青我大都見過。但是大多數知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如阿城所說：「老老實實地面對人生，在中國誠實地生活。」大多數知青看問題比我們這一代現實得多。他們是很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大多數知青是從溫情脈脈的紗幕中被放逐到中國的干硬的土地上去的。我小的時候唱過一支帶有感傷主義色彩的歌：「離開父，離開母，離開兄弟姊妹們，獨自行千里……」知青正是這樣。他們不再是老師的學生，父母的兒女，姊妹的兄弟，赤條條地被擲到「廣闊天地」之中去了。他們要用自己的雙手謀食。於是，他們開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棋呆子王一生說：「你們這些人好日子過慣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兒多著呢！」多數知青從「好日子」里被甩出來了，於是他們明白許多他們原來不明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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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知青和我們年輕時不同。他們不軟弱，較少不著邊際的幻想，幾乎沒有感傷主義。他們的心不是水蜜桃，不是香白杏。他們的心是堅果，是山核桃。

  知青和老一代的最大的不同，是他們較少教條主義。我們這一代，多多少少都帶有教條主義色彩。

  我很慶幸地看到（也從阿城的小說里）這一代沒有被生活打倒。知青里自殺的極少、極少。他們大都不怨天尤人。彷徨、幻滅，都已經過去了。他們懷疑過，但是通過懷疑得到了信念。他們沒有流於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們是看透了許多東西，但是也看到了一些東西。這就是中國和人。中國人。他們的眼睛從自己的腳下移向遠方的地平線。他們是一些悲壯的樂觀主義者。有了他們，地球就可修理得較為整齊，歷史就可以源源不絕地默默地延伸。

  他們是有希望的一代，有作為的一代。阿城的小說給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可喜的信息。我想，這是阿城的小說贏得廣大的讀者，在青年的心靈中產生共鳴的原因。

  《棋王》寫的是什麼？我以為寫的就是關於吃和下棋的故事。先說吃，再說下棋。

  文學作品描寫吃的很少（維吉尼亞·伍爾芙曾提出過為什么小說里寫宴會，很少描寫那些食物的）。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有點清高，認為吃是很俗的事。其實吃是人生第一需要。阿城是一個認識吃的意義、並且把吃當作小說的重要情節的作家（陸文夫的《美食家》寫的是一個饞人的故事，不是關於吃的）。他對吃的態度是虔誠的。《棋王》有兩處寫吃，都很精彩。一處是王一生在火車上吃飯，一處是吃蛇。一處寫對吃的需求，一處寫吃的快樂——一種神聖的快樂。寫得那樣精細深刻，不厭其煩，以至讀了之後，會引起讀者腸胃的生理感覺。正面寫吃，我以為是阿城對生活的極其現實的態度。對於吃的這樣的刻畫，非經身受，不能道出。這使阿城的小說顯得非常真實，不假。《棋王》的情節按說是很奇，但是奇而不假。

  我不會下棋，不解棋道，但我相信有像王一生那樣的棋呆子。我欣賞王一生對下棋的看法：「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麼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人總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實證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王一生一個人和幾個人賽棋，連環大戰，在勝利後，嗚嗚地哭著說：「媽，兒今天明白事兒了。人還要有點兒東西，才叫活著。」是的，人總要有點東西，活著才有意義。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里，這，才叫活著。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勝乎己。」弈雖小道，可以喻大。「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今成事業者都需要有這麼一點精神。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精神。

  我這樣說，阿城也許不高興。作者的立意，不宜說破。說破便煞風景。說得太實，尤其令人掃興。

  阿城的小說的結尾都是勝利。人的勝利。《棋王》的結尾，王一生勝了。《孩子王》的結尾，「我」被解除了職務，重回生產隊勞動去了。但是他勝利了。他教的學生王福寫出了這樣的好文章：「……早上出的白太陽，父親在山上走，走進白太陽里去。我想，父親有力氣啦。」教的學生寫出這樣的好文章，這是勝利，是對一切陳規的勝利。

  《樹王》的結尾，蕭疙瘩死了，但是他死得很悲壯。

  因此，我說阿城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有人告訴我，阿城把道家思想糅進了小說。《棋王》里的確有一些道家的話。但那是揀爛紙的老頭的思想。甚至也可以說是王一生的思想，不一定就是阿城的思想。阿城大概是看過一些道家的書。他的思想難免受到一些影響。《樹王》好像就涉及一點「天」和「人」的關係（這篇東西我還沒太看懂，捉不准他究竟想說什麼，容我再看看，再想想）。但是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糾在一起。他最近的小說《孩子王》，我就看不出有什麼道家的痕跡。我不希望阿城一頭扎進道家裡出不來。

  阿城是有師承的。他看過不少古今中外的書。外國的，我覺得他大概受過海明威的影響，還有陀思妥也夫斯基。中國的，他受魯迅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他似乎還受過廢名的影響。他有些造句光禿禿的，不求規整，有點像《莫須有先生傳》。但這都是瞎猜。他的敘述方法和語言是他自己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云：「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說得很好。阿城的文體的可貴處正在：「不取諸鄰」。「腦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

  阿城是敏感的。他對生活的觀察很精細，能夠從平常的生活現象中看出別人視若無睹的特殊的情趣。他的觀察是伴隨了思索的。否則他就不會在生活中看到生活的底蘊。這樣，他才能積蓄了各樣的生活的印象，可以俯拾，形成作品。

  然而在攝取到生活印象的當時，即在十年動亂期間，在他下放勞動的時候，沒有寫出小說。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

  只有在今天，現在，阿城才能更清晰地回顧那一段極不正常時期的生活，那個時期的人，寫下來。因為他有了成熟的、冷靜的、理直氣壯的、不必左顧右盼的思想。一下筆，就都對了。

  他的信心和筆力來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生活的現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救了中國，救了一代青年人，也救了現實主義。

  阿城業已成為有自己獨特風格的青年作家，循此而進，精益求精，如王一生之於棋藝，必將成為中國小說的大家。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