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良與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與革命運動都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的產物，又隨著這種民族危機的加深而發展、成長。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了中國人民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救亡熱情。一部分人開始組織維新救亡運動，另一部分人開始考慮革命救亡。康有為和孫中山分別成為他們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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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起過進步作用、最具典型意義的改良運動。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維新運動有兩個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發展資本主義。但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這與時代條件有關，也與他們自身的認識有關。他們沒有把挽救民族危亡與反對帝國主義聯繫起來，以為自強了就可以抵禦帝國主義侵略，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怎麼能夠自強起來？他們希望用維新運動、發布新政諭令發展資本主義，不能認識封建制度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桎梏，以為靠一個皇帝自上而下地發布命令就可以實現資本主義改革，這也是一個幻想；又不認識發動廣大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為一再警告清朝統治者，如果不及時改革，則「金田之役，將復起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眾。」後來，當德國強占膠州灣的消息傳出（1897年11月），康有為立刻感到亡國瓜分如在眼前。他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冒死陳辭：如果不變法，「恐自爾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康有為的這次上書，皇帝雖然沒有看到，但抄件卻在北京的一些官員中間傳開，報紙也發表了。一是擔心金田之役再起，二是擔心列強侵略加劇。用什麼辦法預防？就是把皇帝捧出來，希望皇帝變法，以為這樣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繼續歌舞湖山。這樣，維新派就把自己的維新事業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完全對立起來。在這樣的思想認識下，維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業走向失敗，是肯定的。但是他擔心金田之役和列強侵略，卻朦朧地意識到了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兩項歷史任務，這是其聰明之處。他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在於，把預防的辦法寄託於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錯了。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之後，便是革命運動的蓬勃興起。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矛頭都是針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都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其中，由於領導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歷時14年，旨在反對清朝統治，但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看，單靠農民不可能建立一個區別於封建王朝的新政權，因此太平天國雖然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畢竟還是一次單純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為此後的民主革命準備了條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封建帝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共合作反對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簡稱「三民主義」）三大主義作為反清革命的指導思想，較為全面、系統地闡釋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關於中國革命的目標、綱領和鬥爭方式。這種鮮明的政治立場，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時也激起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對，一場關於革命與改良的理論上的爭辯勢不可免。為了反擊康有為、梁啓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為基地，與以梁啓超的《新民叢報》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進行了思想大論戰。思想論戰圍繞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國、是否要實行平均地權的社會革命等方面進行。論戰以革命派的勝利、改良派的失敗告終。革命派能夠取勝，並不一定因為他們的理論多麼完美無缺；相反，梁啓超們在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的認識和理解上，可能顯得比他們更高明一些。問題的關鍵在於，革命派是在為一種新生的力量、一種歷史的趨勢作辯護，而梁啓超等改良派是在為一種沒落的勢力、一種行將被推翻的舊的社會制度喝彩。誰正確地適應了歷史的潮流，歷史潮流就會選擇誰。

  在革命派與改良派進行思想理論論爭的同時，革命運動與改良運動也在實踐中互爭雄長。革命派發動了連續不斷的反清武裝起義，堅決地以革命的手段對付業已成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統治勢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給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擊。以立憲派面目出現的改良派則試圖以和平的方式促動清政府進行憲政改革，在清廷預備立憲的形勢下，立憲運動一時高漲起來。然而，清政府預備立憲的進展緩慢，立憲派很快就陷於失望之中。在立憲派看來，清廷的憲政改革方案實際上是欺騙人民的緩兵之計，它的目的不是實行憲政體制，而是以空頭支票的方式給人民以虛幻的希望。立憲派對清廷的「仿行立憲」明顯地表示失望，於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舉行立憲請願活動，企圖以此向清廷施加壓力，促使清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但清政府卻是一面敷衍應對，一面加緊中央集權，結果甚至弄出一個集權的滿洲皇族親貴的「皇族內閣」，舉國輿論譁然。立憲派在失望中終於棄清廷而去，在武昌起義後轉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歷史終究選擇了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但不能徹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務，而且缺乏堅決的反帝精神，無論是同盟會還是南京臨時政府，都不能明確地提出反帝的主張，甚至其對外政策都公然宣稱要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其勝利果實最終被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袁世凱攫取了，終不免失敗的命運。

  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頂峰，也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唱了輓歌。袁世凱攫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後，逐漸把辛亥革命的成果拋到腦後，形成了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局面。軍閥混戰，政治失序，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中國近代歷史自鴉片戰爭以來向下沉淪的局面，這時候到了谷底。直到五四運動發生，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才出現向上發展的轉機。五四運動的基本訴求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就模糊地提出了近代中國的主題：反帝反封建問題。可以說，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由於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爆發，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在中共二大會議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正面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張。從此，「打倒列強，除軍閥」便逐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稍後，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改組國民黨，並對他的三民主義重新作出解釋：民族主義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則突出了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突出了「節制資本」的原則。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大會講話中特別指出：「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眾為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時代了！」孫中山還提出了後來被概括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促成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作，以推進反對北洋軍閥的革命運動。國共合作動員了廣大工農群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可以說，從國共合作反對北洋軍閥開始，近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開始了。遺憾的是，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勢力抬頭。隨著蔣介石的反共和汪精衛的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了。

  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後，中國進入十年內戰時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通過戰爭，消滅了異己力量，形式上統一了中國，鞏固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在日本侵略日漸加深的情勢下，蔣介石本著「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把反對共產黨作為國內最大的政治，實行法西斯式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為了反擊國民黨背叛第一次國共合作、背叛大革命，領導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了持久戰的戰略指導方針，堅持在敵後戰場與敵偽長期作戰，與國民黨的消極、片面抗戰路線進行了鬥爭，促使國民黨不敢放下抗戰旗幟。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和她的領袖毛澤東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創造了毛澤東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必須先有新民主主義，然後才有社會主義。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如何建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作了詳盡的闡述。毛澤東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而以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為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應當把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國有，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經濟；允許不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高舉抗戰的旗幟，贏得了民心，壯大了黨，壯大了人民的軍隊和武裝，最終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抗戰勝利後，通過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聯合各黨派建立一個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是國民黨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政，不願意與各政黨聯合建國，不久便悍然撕毀了重慶談判的紀要和政協協議，發動了內戰，企圖迅速把共產黨和全國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與國民黨的主觀願望相反，人民大眾支持了共產黨，第三勢力轉向了共產黨。在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後不過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便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蔣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地位，率領國民黨軍隊的殘餘勢力退到台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標誌著近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標誌著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根本轉折，也標誌著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國人民爭取到了國家的獨立，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了。

  回顧歷史，我們看到，改良與革命只是近代中國人改造中國的不同道路的選擇，儘管它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不盡相同，但它對於推動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進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改良與革命可以等量齊觀。有一種見解說革命與改良是推動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雙輪。這個觀點需要加以討論。何謂雙輪？好比一輛車子，兩個車輪同時向前滾動，才能帶動車廂向前運動。革命與改良，是否是這樣的兩個輪子，同時推動著近代中國歷史的前進呢？這還需要根據事實和理論作出具體的分析。

  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到底如何？對於社會歷史的前進運動來說，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改良是常態，革命是非常態。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總是經常處在改良的狀態中，否則，那個社會就停滯了，不前進了。所以改良是經常存在的。而革命則不然，社會革命不能經常存在，一個社會不能經常處在革命的狀態中。如果是那樣，這個社會就會是病態的。

  誠然，革命並不是社會歷史前進的惟一推動力。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不是任意可以製造出來的。社會發展的經常形式是社會改良。當階級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決社會階級利益的衝突，往往要靠階級妥協與調和；解決社會政治利益的衝突，往往要靠社會改良的種種辦法。階級調和的辦法，社會改良的辦法，也能促進社會的發展，但它只能在同一個社會制度內運行。如果要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階級調和、社會改良，是無能為力的，它只能讓位於革命手段。革命發生，才能使社會發展產生質的變化。因此，革命雖不是社會發展的惟一推動力，卻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否定這一點，無原則地歌頌社會改良，顯然是一種反歷史主義的態度。

  正因為革命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它能推動歷史發展產生質的變化，而改良則不以推翻一個社會的制度為目的，改良是在社會制度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在體制內進行。因此，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並不拒絕改良，而一個改良主義者則往往拒絕革命。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改良進行不下去的時候，或者那個社會不允許改良的時候，往往就可能爆發革命。從這個角度說，改良為革命準備著條件，改良為革命積聚著能量。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改良的人和實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維新時期來說，康梁等維新派人士是這個時期推動歷史前進的主要力量。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雖然已經出現，並且在海外成立了興中會這樣的革命小團體，但是在國內不能立足，在國內外的影響都還不大。如果拿車輪打比方，這時候只有維新派一隻車輪子。儘管維新派極力推動這隻車輪前進，但是，維新派的努力卻是在體制內進行的，是依靠光緒皇帝「乾綱獨斷」，並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統治。而且，維新派的努力，在相當程度上是在防範革命派、防範「亂黨」的成功。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說，這個時期推動歷史前進的，是維新派的努力。同時也應該說，這個時期推動歷史前進的，不是雙輪，而是單輪。

  如果我們把眼光往後移，看看辛亥革命時期的情況，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力量都很強大。有些研究人員說，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憲派共同努力的結果。這裡似乎可以用得上雙輪的觀點了。其實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與立憲派的努力有關，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裝鬥爭或者說暴力革命的結果。無論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還是立憲派在國內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都限制在體制內。如果體制內的運作成功，無非是君主立憲，還能夠把封建專制制度推翻嗎？況且，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和立憲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過大辯論，克服了立憲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許革命的思想，才堅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條件成熟的時候，在沒有革命就不能推動歷史前進的時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憲派就不能推動革命的時候，難道能夠遷就改良派而放棄革命的努力嗎？可以說，在辛亥革命時期，起著推動歷史前進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這隻輪子。顯然，推動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雙輪說，在這個時期也是不存在的。

  從以上論證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這兩種形式，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分別起作用的。漸進的改良在既定的體制內運行，對推進社會進步會起到積極作用，當這個體制不允許它進行改良的時候，改良就要讓位於革命。如果改良不願意讓位於革命，還要保存舊的體制，還要繼續在舊體制內活動，從而反對推翻舊體制的革命，那麼，這時候的改良，就是反動的了。從另一個角度說，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應該通過調整、改良（調整也是改良）的形式鞏固革命成果，用漸進的改良方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發展生產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無休無止地繼續革命。大革命勝利後還要繼續革命，是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誤解。一般來說，當政者只歡迎改良，不歡迎革命。如果當政者自己發動革命，只會把自己的陣腳搞亂，把社會發展結構搞亂，達不到發動革命的初衷。可以說，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間的關係。

  有人認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應當推崇革命。對於革命和改良，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做抽象的價值評判。對於社會進步來說，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歷史的不同時期起過積極作用，在一般情況下並不衝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來時，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說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是要發生衝突的。前面舉過辛亥革命的例子。在歐洲，19世紀中葉以後，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高漲，19世紀末20世紀初，無產階級革命形勢到來時，那時的資產階級主張用社會改良來對付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改良主義成為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列寧說過：「歷史的真正動力是階級之間的革命鬥爭；改良是這種鬥爭的副產品。」這就是說，當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只是反對攻擊無產階級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並不反對在革命成功以前的社會改良，當然，更不會反對革命成功以後的社會改良措施。討論革命與改良的關係，也要指出這一點。

  近些年來，還有一種「告別革命」的所謂理論在海內外宣揚。這種「理論」宣布要告別一切革命，不僅要告別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也要告別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後的一切革命，包括1949年的革命。

  按照「告別革命」論者的說法，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爆發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顯然，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者觀察歷史運動的看法，它完全無視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尋的客觀歷史運動。

  事實上，革命作為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不是隨心所欲可以製造出來的，也不是隨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麼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紀以來，在歐洲、美洲、亞洲先後發生過的多次革命，都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於是革命爆發了。舊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舊的統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統治秩序形成了，舊的社會桎梏解除了，社會生產發展了，社會前進了。社會革命往往採用暴力的形式，不通過暴力革命，舊的統治者不能退出歷史舞台。不通過暴力革命，反抗新社會的舊勢力不能壓制下去。「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馬克思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歷史的真實。革命起來，如暴風驟雨，有人討厭它，卻不可以制止住它。社會生活在承平時期，社會階級矛盾沒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喚革命，有誰去響應呢？革命，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形式。不能說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說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發生，是有規律可尋的。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對革命和改良的歷史作用，要作出合乎事實的客觀分析。如對康梁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一般總是給予高度評價的。1956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誕辰9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講話說：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和進步，起了顯著的作用」。著名的老革命家和歷史學家吳玉章也說過："1898年戊戌變法以前，許多愛國的維新志士希望學習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維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潮。」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1958年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高度評價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他說：「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運動，即改良主義運動。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運動。」他還指出：戊戌「變法運動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賦有進步的意義」，「戊戌變法運動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著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在他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說：「維新運動是在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大眾試圖解決這個矛盾的鬥爭的反映。這次運動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初次走上政治舞台為特徵而成為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國近代史稿》第3冊（1984年版）里稱讚戊戌變法掀起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發動維新運動，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顯地具有愛國主義性質。又說，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使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變為富強先進的中國，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這些，能說我們不是肯定改良嗎？但是，當中國出現革命形勢的時候，當中國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運動的時候，改良派出來加以反對，堅持保皇立場，堅持認為只有改良是惟一正確的方法，就是錯誤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對歷史過程的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評價，這種分析的態度，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以社會發展規律為準繩，按照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來觀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改良和革命，離開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妄作評議，正如范文瀾所說，這是愛而欲其揚，惡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勞而無益。

  論者還說，「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還說什麼「虛君共和」就是英國式的，用暴力打倒皇帝就是法國式；把英國式改良與法國式革命相比較，說法國式革命如何殘酷，英國式改良如何文明。稍微知道一點世界近代史的人都會看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歷史比較。法國革命是革命，英國也同樣搞了革命，而且是歐洲近代史上第一場最重要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革命打倒皇帝，讓路易十六上了絞刑架，英國革命開始也打倒了皇帝，割掉了查理一世國王的頭。英國革命處死國王后，克倫威爾宣布英國是共和政治。只是此後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在共和國垮台後30年間形成了「虛君共和」的局面。此後英國政治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行進，但那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君主立憲」體制內的改良。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國情里發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英國革命發生在17世紀40年代，延續到80年代；法國革命爆發在18世紀80年代，而延續到19世紀初。當英國在「君主立憲」的體制內進行社會改良的時候，法國革命還沒有發生。因此，把所謂英國改良和法國革命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歷史比附，是歷史的錯位，是對讀者的誤導，是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沙灘上。

  「告別革命」論者經常強調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觀點，說什麼」20世紀中國的第一場暴力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現在看來，中國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樣，我就否定了孫中山最重要的革命業績。」這種論點在這裡顯出了思維邏輯的極度混亂。20世紀初的中國存在著兩種選擇，這是不錯的。但是歷史拋棄了康梁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選擇了孫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怎麼可以得出「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這樣的結論呢？這句話中，前一個結論是帶「如果」的虛擬語氣，後一個結論是不帶「如果」的肯定語氣。用一個虛擬的前提，來證明「辛亥革命」這個肯定的事實之不必要，顯然是不正確的。在愛康梁、愛改良者看來，如果那個「如果」實現，果然是好得多，但那個「如果」卻無情地被歷史發展拋棄了，那個「好得多」，也只是存在於虛無縹緲的烏有之鄉，只是證明它是不必要的；反過來，歷史對辛亥革命的選擇卻是必要的，而不是不必要的。

  說者又謂：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日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的「救亡」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又說：袁世凱稱帝等現象乃是革命的後遺症，是暴力革命這種方式本身帶來的問題。這都是些說不通的歪理。明知清朝已經腐朽，還要保留這個形式，還要逼它走上現代化，這無異於緣木求魚。說到形式，英國的「虛君」是個形式，但那是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形式，那個「虛君」至今差不多300年，沒有人不說英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清朝的皇帝，哪怕是由攝政王控制著的宣統小皇帝，也不是「虛君」，而是實實在在的封建君主專制。在這個專制下，即使是慈禧太后派出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議因涉及軍機處的存在，立即被慈禧所否定。袁世凱貴為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因其掌握北洋新軍，為攝政王所疑忌，一聲令下，也只落得到洹上去養「足疾」。直到1911年5月，軍機處才被撤銷，成立所謂責任內閣，閣員13人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是謂「皇族內閣」。換湯不換藥，朝廷面貌依舊。預備立憲，朝野沸騰，立憲派掀起三次全國性請願，甚至宮門喋血，也只不過換來個到宣統五年（1913年）實行立憲。如此預備，連立憲派也對朝廷失望了。以至於武昌起義爆發，立憲派大多不站到清廷頒布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一邊，而紛紛站到革命派一邊了。腐朽的清王朝這個形式怎麼能保留下去？保留它，還能夠逼它走上現代化嗎？這樣說，也太違背歷史的真實情況了吧？

  「告別革命」論者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這裡似乎把「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排除在外。難怪作者在否定法國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時候，對美國的獨立戰爭不置一詞。獨立戰爭恰恰是反對英國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這樣一來，作者自然又製造出一個悖論，製造了一個他們無法辯解的矛盾：怎樣把民族革命從他們所要反對的革命中分離出來呢？20世紀的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哪一場革命是脫離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質的？整個中國近代史，用簡明扼要的話說，都是反帝反封建嘛。

  按照這種定義，辛亥革命當然是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辛亥革命為什麼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經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華之國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是這個朝廷對外屈辱的寫照。革命派正是憤慨於這個「洋人的朝廷」，所以要發動民族革命；憤慨於這個朝廷的對內專制，所以要發動民權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試問，可以從這個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內容分離出來嗎？正是因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得不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承認，儘管孫中山是真誠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帝國主義不支持孫中山，卻要支持袁世凱，所以後來又有「二次革命」、「護法」、「護國」，乃至「大革命」。到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確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其性質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打內戰的，正是美帝國主義。國民黨政權垮台了，就是對其後台老板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根本打擊。談中國近代史，談近代中國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談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作用，如果不是出於對歷史真相的不了解，不是隔靴搔癢，就是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告別革命」論者談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革命、改良，歷史、現實，理論與實踐，哲學與文學，應有盡有，就是不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談中國社會各階級對列強侵略的態度和行動，其理論之錯誤，明眼人是不難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