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會基本矛盾與各階級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社會基本矛盾是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所規定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迫使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的「條約體系」，中國主權與獨立遭受極大損害，所以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近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對此，毛澤東有一段經典的論述，他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鬥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基本矛盾決定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根本任務和基本走向。

  近代中國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段時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最終贏得民族獨立的歷史。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是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被迫走向世界的歷史，也是中國艱難地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民族獨立與現代化，是近代中國的兩大歷史任務。實現民族獨立以推動現代化進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走向。這是由近代中國的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的關係，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一方面，兩者在邏輯上互相關聯。爭取民族獨立可以為實現現代化創造前提條件；實現現代化可以鞏固民族獨立的成果，保證真正的民族獨立。另一方面，兩者在事實上又無法同時並舉，而有輕重緩急之分、先後主次之別。近代中國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使中國喪失了民族的獨立，同時帝國主義又與封建主義相勾結，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失去獨立地位，社會缺乏民主保障，人民不能自由發展，國家難以富強。因此，首先必須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只有取得民族獨立，才能實現民主自由，才能走上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近代中國歷史就是沿著從民族獨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走過來的，而不是相反。歷史證明，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就是通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爭取民族獨立，為實現現代化開闢道路。這是近代中國人的神聖歷史使命。是否有利於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即是促進、推動還是阻礙、延誤民族獨立與現代化問題的解決，是我們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基點，也是評判社會各階級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根本標準。

  封建地主階級，往後還有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晚清政府，尤其是北洋軍閥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的階級基礎。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以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為經濟支柱，與帶買辦性質的大資產階級相勾結，以帝國主義為政治靠山，對內無力從根本上完成制度變革，對外不能堅決抵抗侵略以化解民族危機，因而便無法主導近代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相反，還處處逆進步潮流而動，對內鎮壓改革與革命，對外妥協投降，業已成為歷史前進的障礙。歷史昭示我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要想使多災多難的國家走出困境，實現民族獨立與復興，首先就要解除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這就是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革命是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的，因而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近代中國的農民階級、資產階級（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曾經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充當過歷史前進的動力，都曾經為這個革命奮鬥過。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曾經先後領導過這個革命，農民階級則始終是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

  農民問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毛澤東在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過程中，給了農民問題以極大的關注。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還指出：「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部分，推翻封建地主階級，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條件，這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

  實事求是地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要充分評價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歷史作用。遵循「兩個過程」這一基本線索，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的作用就能得到合理的說明。前一時期，一些學者對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提出新見解，即以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為主線。這雖然重視了資產階級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卻不能體現農民的歷史作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存在「拔高」農民的作用、貶低資產階級的傾向，是不妥的。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糾正這種傾向，是理所應當的。同樣，實事求是地重視資產階級在近代歷史上的作用，是歷史主義的態度，但不應出現「拔高」資產階級（如說「公車上書」與五四運動類似)而貶低農民（如以「時代中心」為由，從中國近代史前80年中把農民的地位幾乎排擠掉了)的傾向。

  從戊戌維新運動開始，特別是在20世紀初以後，中國成長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確代表了中國社會新的生產力，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取得了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資格，但是他們卻沒有成功地把這個革命領導到勝利。戊戌維新運動多麼轟轟烈烈，但很快被最高封建統治者鎮壓下去。立憲運動也曾經轟轟烈烈，但他們始終不能擺脫皇帝的神聖光環。辛亥革命更是彪炳史冊，不僅推翻了皇帝的專制統治，還建立了以民主共和為標誌的中華民國，但是革命的共和國建立不久，統治權就從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失去。「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為什麼？這與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人缺乏強大的資產者的階級支持有關，也與他們不懂得、不重視去領導或者發動農民的革命力量有關。維新運動的發動者仇恨，或者說恐懼農民革命的力量；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雖然注重從下層群眾中去尋找支持力量，但不懂得把農民作為階級的力量發動起來。他們領導的改良的和革命的運動雖然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卻始終未能完成應當由他們承擔的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從反面證明了農民的革命主力軍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從正面來說，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是中國近代史上單純由農民發動的運動。在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等人發動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群眾在全國範圍內同封建地主階級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如火如荼的鬥爭。在《北京條約》簽訂、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外國侵略者積極謀求支持清政府鎮壓農民革命的時候，太平天國又勇敢地走上了反抗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戰場。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又是農民以義和團的形式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阻止了帝國主義迅速使中國殖民地化的企圖。是的，農民不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他們提不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明確主張，這是他們的階級局限所在。但是他們打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統治勢力，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要求。這本來是要由資產階級做的，它沒有做，農民替它做了。總之，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所表現出來的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是歷史的客觀存在，輕視或貶低都是沒有理由的。因此，應當切實估價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包括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兩個時期）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農民始終是近代史上革命的主力軍，但是只有在先進階級領導下，才能充分發揮革命主力軍的作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基本上是領導農民的問題。資產階級放棄了對農民的領導，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村帶來一個大的變動，這個革命要失敗是必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和發動，幫助農民實現對土地的要求，激發了農民作為階級的革命能動性，中國社會才從底層發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才能順利實現。

  不能因為農民不是新生產力的代表，就輕視或無視農民，特別是近代中國農民的歷史作用。近代無產階級只占人口中的少數，資產階級的數量相對來說更少一些。在無產階級登上近代政治舞台以前，站在反對封建統治的戰鬥行列中的首先是農民，然後才是民族資產階級。在太平軍中浴血奮戰的自然主要是農民。就是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同盟會等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做了有成效的工作，那些參加革命黨的新軍士兵主要還是農民。會黨曾經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個時期里依靠的反清力量，那也主要是由農民或從農民中游離出來的分子組成的。在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以後，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列主義的指導，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認清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動力：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之一。可以說，農民的鮮血一直灑在近代反封建鬥爭的戰場上。

  就反對帝國主義來說，近代中國人民經歷了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發展階段，走過曲折的道路。太平天國、戊戌維新、義和團、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是這兩個發展階段的主要標誌。太平天國時期的農民和義和團時期的農民對資本-帝國主義的認識雖然是很初步的，但面對外國侵略者，他們都敢於以血肉之軀去同洋槍洋炮拼搏，以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這是令一切侵略者瞠目的。義和團失敗後，資產階級批判了義和團的「野蠻排外」，主張「文明排外」。提出「文明排外」，帶有對義和團排外活動中野蠻落後一面的否定，是有積極意義的，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覺悟水平的某種提高。但在資產階級的宣傳和實際活動中，他們往往把義和團的反帝鬥爭精神也給否定了。因此，所謂「文明排外」，實際上是不「排外」。這裡所謂「排外」，用準確的語言說，是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對推翻封建王朝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關係並不是沒有認識。他們認為推翻「洋人的朝廷」就可以避免瓜分、挽救危亡，這是看出了反清革命和反帝鬥爭的一致性。但在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綱領上卻看不到明確的反帝主張，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同盟會提出的基本對外政策卻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外國侵略者在中國享有的特權。資產階級革命派企圖通過不同帝國主義發生正面衝突來實現民族獨立，完成反清革命。這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震懾於八國聯軍侵略以及因義和團失敗的教訓而表現出來的反帝幼稚病。從這裡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的反帝積極性，較之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來說是後退了。

  

  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生的反帝積極性得到發揚，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人民認識到了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到了帝國主義之間以及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認識到了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也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的敵人，因而響亮地喊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完成了對帝國主義認識上從感性階段到理性階段的飛躍。農民只有「滅洋」一類的籠統說法，沒有階級內容，「打倒帝國主義」則明確了它的階級性，兩者不同。但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無疑是太平天國、義和團農民群眾的反帝精神和鬥爭傳統的繼承，是前者事業的繼續。周恩來指出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50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當是指此而言。農民是被壓迫者，處在社會的底層，文化程度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後的歷史包袱。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比較了解國內外大勢，又從西方學到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等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們組織了政黨，提出了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因而反封建鬥爭的水平比農民階級前進了一大步。但由於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在經濟上同帝國主義存在著又矛盾又依賴的情況，他們在反帝鬥爭中存在軟弱性。在這方面，近代農民的反帝積極性和堅定性是不容低估的。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這種劃分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之一。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起，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民族資產階級則要複雜一些。它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有參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動力之一。由於它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存在著又依賴又矛盾的情況，就規定了這個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

  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何時形成，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認識。但至少在洋務新政時期已出現其雛形，而在北洋軍閥時期發展起來，到四大家族產生，才形成了後來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是一脈相承的。其共同點，都是通過國家政治權力集聚起雄厚資本。有人說洋務派和北洋軍閥控制的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改變說法並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洋務派所代表的國家和北洋軍閥所代表的國家是什麼國家呢？不是人民大眾的國家，而是地主階級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依然是國家官僚資本主義。這樣的國家官僚資本主義，當它凌駕於人民之上時，它是人民的對立物，是壓榨人民的物質力量；當它為人民所有時（人民取得國家政權對它進行剝奪時），它就轉變成為人民的生產力，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說這種國家官僚資本主義是民族資本主義，這隻具有人種學上的含義，不具有階級社會的特點。而分析任何國家資本主義，只有找出它的階級特點，才是抓住了國家的本質的東西。李鴻章等洋務派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政治派別。洋務新政只能是19世紀60年代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步步深入的產物。李鴻章所謂「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變法」，不僅只是肢體之變，而且從根本上要受制於帝國主義。要「和戎」，就是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維護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掌握政權的洋務派通過國家政治權力發動的洋務活動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從根本上要依帝國主義容許到什麼程度而定。帝國主義並不希望它在中國的代理人永遠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代，自然樂於給它披上一層資本主義的色彩；但帝國主義也不容許洋務派包打天下，為所欲為。它在侵略中國時取得的一系列特權，包括通商、通航、稅收等特殊權益，不僅阻抑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也不利於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洋務新政之前，外國資本主義為了侵略的需要，已經在中國開辦了一些資本主義企業，在洋務新政期間開辦得更多，而在《馬關條約》後形成高潮。帝國主義在中國搞的這些資本主義活動，或者更確切些說是殖民主義活動，是要在中國榨取高額利潤，從經濟上控制中國。這與它在政治上控制中國的活動，大體上是相一致的。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可以稱之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運動在發動中。民族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夾縫中艱難地生長起來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個別企業在洋務運動之前就出現了。在洋務運動中，一部分地主、官僚、買辦商人又投資於近代企業而轉化為民族資本家。民族資本主義是一定要衝破封建勢力的壓制而產生出來，它之所以與洋務派的資本主義企業大體同時產生，是半殖民地的時代條件造成的。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客觀上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條件和可能。太平天國給地主階級的沉重打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中國資本主義已經站在時代的大門口，呼之欲出了。

  這樣看來，近代中國存在著幾種不同性質的資本主義運動。只有民族資本主義才是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進步的。官僚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則是造成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因素，是反動的。中國不是多了民族資本主義，而是多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比較起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華開辦的企業，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資本主義運動作為主要線索來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籠統地說洋務運動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政治覺悟的迅速發展，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這是與歷史實際不相符合的。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問題，20世紀80年代就有關於「時代中心」問題的討論。有的意見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為了說明近代中國前80年（1840-1919）只有民族資產階級是「時代中心」，還特別強調指出：「從嚴格意義上說，農民階級無法完成反侵略反壓迫、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不可能真正擔起時代中心的角色。」按照這種意見，農民階級雖是「反侵略反壓迫鬥爭的主力軍」，「演出過悲壯的場面」，也不過是「一度充當了不自覺的歷史工具」。農民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就這樣被不恰當地貶低了。

  列寧在1915年寫的一篇有戰鬥性的論文《打著別人的旗幟》中，提出了「時代中心」問題。所謂「時代」，列寧指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範圍的大時代，而不是指某一國歷史發展中的具體時代，這裡是指當時馬克思主義文獻里經常引用的歐洲資產階級歷史發展的幾個不同階段。列寧在這篇文章里還告誡說：「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裡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以便首先了解，在這個具體環境裡，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列寧這段話，應當成為我們分析近代中國歷史過程的理論依據。

  運用列寧所指明的方法來分析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民族資產階級當做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何時形成？學術界已經作出了許多研究。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在19世紀60-70年代開始萌生，數量極微；甲午戰後稍有發展，力量也不大。帝國主義的瓜分危機和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實際上（而不是形式上）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激起了各階層人士的民族自尊心，激發了少數先進分子的革命熱情。從那時起，中國近代民族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開始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以嶄新的面貌叱吒雲天，提出了推倒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方案。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出現及其政治上的趨向成熟，反映了民族資本主義的長成，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從這時起正式形成了。因此，從20世紀初到五四運動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里，說民族資產階級是時代的中心，說這個階級的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應當是符合這個時期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的。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太軟弱（包括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缺乏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堅定性和徹底性，雖然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卻並未觸動封建統治的根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沒有結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就不能左右中國的時局，不得不從中國近代史的時代中心位置上悄然隱去，失去了繼續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資格。

  在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以前的60年裡，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又是由哪個階級來承當呢？如果像有的研究者「從嚴格意義上」說的那樣，農民階級「不可能真正擔起時代中心的角色」。按照這樣的邏輯，在同樣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民族資產階級也無法完成反侵略反壓迫、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不是連民族資產階級也不能真正擔起時代中心的角色麼！按照列寧的說法，所謂「時代中心」，是指決定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的階級，是指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依此而論，在近代中國，情況又是如何呢？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雖早已個別地在社會機體上產生出來，但直到19世紀80-90年代才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少量生長。面對封建統治的層層壓力和帝國主義的瓜分危機，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不得不在軟弱的階級基礎上和淺薄的理論準備後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論證自己初步的政治主張：要求變法，要求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生存權利。這雖然是民族資產階級在19世紀末邁出的重要的一步，卻又是很脆弱的一步。「百日維新」好像歷史長劇中一幕短暫的過場戲，一反掌間就被封建頑固派打到幕後去了。爭取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生存權利雖然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他們卻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好皇帝甚至帝國主義的身上。這些提出初步政治主張的人們不認識，正是封建專制制度和帝國主義勢力不給予民族資產階級以生存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們還沒有形成為決定時代主要內容的階級。所以，緊跟著維新運動的失敗，就有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猛烈爆發。這說明，直到19世紀末，直到民族資產階級正式形成以前的這個歷史階段里，農民階級仍然是活躍在時代舞台上的強大力量，依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的農民不是純粹封建社會裡的農民。他們發動的以反對封建統治和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為目標的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不單純是中世紀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階級戰爭，而是那個時代里（世界範圍內）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平均分配土地，不僅在否定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上具有進步意義，如果真正實行起來（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並未真正實行），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在外國資本主義已在中國植根，而中國民族的資本主義即將萌生的情況下，必定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道路。《資政新篇》的提出，不能把它看做是毫無根據的偶然現象。它得到洪秀全的基本同意，表明了太平天國領導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農民起義前途的新探索。據太平天國的朋友呤唎及其他西方旅行者的記錄，太平天國的不少骨幹人物都有尋求反映西方資本主義的知識的願望。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據一些學者說只能算是民族戰爭，但它是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的民族戰爭，屬於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範疇。它的「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口號，雖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排外的消極意義，但它要求驅逐外國侵略者、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卻是這一次反帝愛國運動的主流，符合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要求。列寧在1908年評價俄國農民運動的時候說：「沒有農民群眾這種革命精神，沒有他們頑強無情的鬥爭，那沒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國也好，實行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的選舉權也好，都是沒有希望實現的『空想』。」在近代中國，沒有農民群眾的這種革命精神，沒有他們頑強無情的鬥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能夠向前推進嗎？沒有他們的鬥爭，中國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不是陷得更深嗎？這樣說並不排除其他種種因素的作用，只是說，在19世紀內，只有農民的鬥爭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我們也可以說，維新運動和義和團聯翩出現並各具弱點表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正處在交接「時代中心」接力棒的重要關口。進入20世紀後，民族資產階級就在歷史的新起跑點上前進了。主張民族資產階級始終是近代中國時代中心的學者認為，從19世紀70年代以後，中國就存在民族資產階級了。其實，從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國只有洋務派創辦的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有合法存在的權利，那顯然都是早期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雛形。少量的民族資本企業只能非法存在，處境艱難。民族資產階級尚未形成。因此，這些學者是把執行洋務新政政策的地主階級當權派之一的洋務派當做民族資產階級來看待了。有的文章還論證了洋務企業就是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這樣，「時代中心」的桂冠就從民族資產階級的頭上移到了洋務派身上。說民族資產階級是「時代中心」，那是振振有詞的。說洋務派也是「時代中心」，反映了時代前進的方向，是推動時代前進的主要動力，就未免相差太遠，風馬牛不相及了。如果說這個時期多少還有一些近代工業的話，那麼在40-60年代，資本主義工業尚未出現，誰是「時代中心」呢？有人認為，在鴉片戰爭以後一段時間裡，可以說有一個「潛在」的資產階級在起「時代中心」的作用。這就太令人費解了。資產階級的存在是一種客觀事實。沒有資產階級，何來一個「潛在」的「時代中心」？用砍掉農民階級的辦法，來構築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時代中心」體系，這是歷史研究中一種削足適履現象。這樣的體系，是很難經受得住客觀歷史事實的檢驗的。

  提出「時代中心」來說明近代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簡單地以民族資產階級為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來輕視農民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則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有悖列寧的原意的。重要的是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實事求是地評價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其他。

  順著「時代中心」論的思路，我們可以說，五四運動以後，當民族資產階級從近代中國時代中心的位置上悄然隱退，不能繼續擔當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的時候，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個覺悟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自覺地承擔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責任，從而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新的時代中心力量。

  中國無產階級其實是早於資產階級產生的。早在19世紀40-50年代，隨著西方列強殖民勢力的入侵，在外國資本家來華創辦的船塢、工廠里，產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批產業工人，近代中國早期無產階級的新生命屈辱而尷尬地降生了。長時期內，由於中國無產階級人數極少，力量微弱，只能處於自在的狀態，而不能變成自為的階級力量。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是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沒有作為一個覺悟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只是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成長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支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時，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已經不是屬於民族資產階級，而是屬於無產階級了。毛澤東在分析其階級特性與地位時說：「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歷史事實表明，正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擔當起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制定了徹底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實行了土地革命，並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舊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

  總之，在風雨如磐的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榨下，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在內外敵人面前不斷抗爭，由於農民階級發動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領導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運動，更由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苦卓絕的奮鬥，中華民族沒有倒下去，近代中國終於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谷底走了出來，走進了一個嶄新的光明的歷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