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與近代中國社會性質

  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根本觀點；或者說，正確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出發點。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是原因之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略任務的提出和實現，就是建立在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概念的提出與理論的形成過程，近年來有人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這些研究表明，「半封建」概念，在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經開始使用，而「半殖民地」概念則是列寧在闡述民族殖民地問題時的用語，且最早用「半殖民地」或者「半封建」概念指稱中國的也是列寧。早在1912年和1915年，列寧曾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與戰爭》等文章中，分別提到中國是半封建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他是從過渡階段的社會這樣的角度分別提到這兩個「半」的，但尚未進一步作詳細論證，也沒有把這兩「半」概念聯結起來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說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隨後，共產國際便以列寧的觀點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以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基本理論。這期間，史達林派與托洛茨基派發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鋒。他們雖然都認可中國為「半殖民地」，但對於其「半封建」性則爭議頗大：托洛茨基認為中國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壓倒一切，封建只是殘餘；史達林則強調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認為是封建關係占優勢。共產國際的這些爭論，不但涉及重大理論問題，而且首先涉及現實政治問題。它直接影響了中國的革命實踐，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思想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理論探索。可以說，20世紀20-30年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就直接導源於此。

  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思想交鋒，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列寧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觀點，深化了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大致劃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的基本輪廓，但並沒有最終完成關於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科學理論建構。完成這樣的理論建構，有待於中國人自己的理論探索。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觀點，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和《關於議會行動的決議案》，已經開始出現「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和《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等文章中，明確地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來說明中國社會的性質。在此前後，陳獨秀、蔡和森、鄧中夏、蕭楚女、李大釗、羅亦農等人均明確認識到中國是半殖民地。1926年，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最早將兩「半」概念聯結起來的完整表述。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農民運動的策略》中，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後。與此同時，中國的思想理論界爆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進行了嚴肅思考和理論創造。1936年，何干之明確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革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在此基礎上，由毛澤東總其成，最後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體系的建構。

  早在1926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已經使用了「半殖民地」概念，稱中國是「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隨後，他又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等文章中，多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稱中國「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但這期間毛澤東還沒有使用「半封建」概念。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開始將兩「半」概念聯結使用，認為：「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1938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一次演講中，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的角度，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系統的闡述。他說：「我們研究中國的結果，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條規律，是一個總的最本質的規律，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一切事物。」「知道中國社會性質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質，這是最本質的東西。……我們認識了中國是半封建性的社會，那麼，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對頭——民主來對抗。有些人說：『中國是封建的社會』,這是不對的，照他們的結論，目前革命任務只反封建，這種錯誤，顯然用不著證明。托洛茨基分子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種說法的結論就是：『我們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懂得中國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社會，於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質和任務。……我們懂得了中國社會還有半殖民地的性質，那麼就要反帝。」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澤東又連續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指導性論著，系統地、科學地、正確地解決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他說：「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這是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最經典的表述。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還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總之，認清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才能解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問題。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以及在中國革命成功的推動下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史學工作者，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上，都認同了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

  對這個關涉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便有人提出質疑和挑戰。有的文章認為，帝國主義「破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仍是封建社會，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是半封建或半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文章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後，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說法究竟是否恰當，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廣州《學術研究》1988年第6期開闢「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討論」專欄，發表該刊記者關於《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再認識》的報導，用的第一個標題就是「毛澤東『兩半』論的權威面臨挑戰」。報導指出，某研究員對「兩半論」提出了直接的質疑和駁難，認為「『兩半論』把中國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過程與半封建過程視為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是不當的」，是「失誤」，「延誤了我們反封建歷史任務的完成」。同期還發表該刊另一記者寫的《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答記者問》。其中有一段對話。記者問：「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應該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理論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現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構呢？」某答：「顯然有這樣的意圖，確切地說，重新檢討『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提法，是要為設計新的近代史構架尋找理論基點。」這裡已經把問題提到相當尖銳的程度了。

  質疑者說「要為設計新的近代史構架尋找理論基點」。我們不知道他要設計的新的近代史構架是什麼，支持這一構架的理論基點找到了沒有。但是，我們對論者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延誤了」「反封建歷史任務的完成」，卻難以理解。前已指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認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就認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任務和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其性質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本身所規定了的。所謂「推翻三座大山」云云，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理論概括，就等於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如果這樣走下去，歷史研究怎樣客觀地反映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呢？

  以上質疑，在研究者中不是沒有影響的。一篇題為《中國近代史需要理論的突破》的文章認為：「以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原原本本地指導通史性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推敲之後，作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從本質上說是一條中國式的，或大體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路」。作者在這裡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改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種社會性質的事實認定，改成為「中國式的、大體適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路」這樣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價值推定。這樣一來，這種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又是中國式的，又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又是符合發展資本主義要求的，這不是很好嗎？這裡還能夠引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嗎？

  事實上，我們不能否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的提出，不僅為認清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和解決近代中國的革命問題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而且對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毛澤東正是在認識到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基礎上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作出了「兩個過程」論的科學論斷。他在1939年12月概括到那時為止的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內容時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毛澤東還說，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的這種概括，不僅總結了歷史，而且指導了此後的革命鬥爭，是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總結中國歷史規律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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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經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都包括在這段歷史過程之內。這11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轉變時期之一，也是距離我們今天的時代最近的歷史時期。較之我國悠長久遠的歷史發展來說，這110年是短暫的，卻包容了比此前的歷史豐富得多、複雜得多、重要得多的內容。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專制國家。自明末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由於封建社會末期腐朽王朝的統治，沒有得到發展，沒有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孕育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帝國主義的侵略改變了這種狀況。鴉片戰爭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從四面八方向中國緊逼過來，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種手段侵略中國，迫使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社會；同時，帝國主義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它從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起越來越嚴重地從中國攫奪大量權益，清政府的獨立主權逐步喪失，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中國人民不甘心於國家民族的危亡，從未停止過對國內封建統治和國外侵略勢力的反抗，掀起了一次比一次高漲的人民革命浪潮，終於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推倒了封建統治階級，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趕出了中國。

  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發展過程，這就是中國近代史最主要的內容。客觀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個「兩個過程」論，是符合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是科學的理論概括。

  基於這個基本的歷史史實，我們可以說，毛澤東的「兩個過程」論是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

  有的近代史研究者認為「兩個過程」論沒有概括中國近代史的全部內容，片面地理解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階級鬥爭，只有「擺脫」它的「束縛」，才能開創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這種意見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兩個過程」論是近代中國歷史過程的理論概括。作出這種理論概括，當然首先要考察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方面、各種層次、可能影響歷史發展的各主要事件，考察時代條件、國內外形勢、社會性質、階級力量配備、經濟發展狀況、文化思想的作用等問題；不考察這些方面而作出理論概括，就可能作出不周密、不完備，因而也就是不科學的結論，必然帶有主觀隨意性。既經考察之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科學抽象，所得出的理論性的認識，只能反映歷史過程的本質的、基本的特點，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大量歷史現象包舉無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在對大量歷史現象經過科學的綜合抽象之後得出的「兩個過程」的認識，只是指出了中國近代社會兩個最基本的過程：第一，中國近代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也不是完全的殖民地社會，它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從矛盾、鬥爭到逐步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第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這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說它是兩個過程，只是為了理論概括的方便，實際上是同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兩個主要的方面。「兩個過程」是對近代歷史過程的本質的正確抽象，它既能反映近代史的本質和主流，又能將各種歷史現象包容在它所規定的歷史範圍之內。

  其次，「兩個過程」論反映了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人類社會按照生產方式的演進，從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發展為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所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大體上說，當然是指並不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要按照這種次序由低到高依次遞進，它是指人類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勢。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已經證明，中國歷史發展也大體遵循了這一歷史規律。但到封建社會末期，中國歷史並未自然地長入資本主義社會。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因素是侵略中國的資本主義列強帶進來的。怎樣認識中國的社會性質？直到20世紀初期，直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規模傳播以前，中國人都沒有正確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開始提上日程，但未得到完滿解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國民革命）運動的失敗，促使革命者思考：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為了正確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就需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到20世紀20-30年代，終於發生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經過激烈的爭辯，各種政治流派的理論家都曾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和改造中國的方案。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縝密的研究，總結並吸收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研究成果，到1939年底至1940年初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科學地論證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明確指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結論極其重要，它是中國共產黨認清中國國情和制定中國革命的總戰略、總策略的基本依據。

  所謂歷史規律，是重複出現的歷史現象的本質的反映。「兩個過程」所體現的近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近代中國諸多歷史現象的本質的反映，在整個近代史時期始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的民主革命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轉折點，以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兩個時期的區別僅在於革命的領導力量和革命的前途不同。其社會性質是一樣的，由此決定的革命對象、革命動力都是相同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掌握了「兩個過程」論就等於掌握了打開中國近代史寶庫的入門鑰匙。循此繼進，登堂入室，人們就更能看清近代中國豐富多彩的歷史容貌。顯然，把「兩個過程」論當做一種「束縛」是不妥的，是一種淺薄之見。如果真要「擺脫」它，近代史研究就可能誤入歧途。

  必須肯定，毛澤東的「兩個過程」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兩個過程」的理論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來的。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已為全部革命歷史所證實，似乎沒有人提出疑義。但它對中國近代史的前期，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何指導意義呢？對於這一點，近代史研究者的認識是不盡一致的。根據「兩個過程」論的規定，近代中國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這樣，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是這樣。有的論者提出了另外的解釋，認為在中國近代史前期，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是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由於提出這種解釋的學者在說明近代中國的根本道路時迴避了反帝反封建的提法，使人誤以為中國可以不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只需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就能實現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提出的「兩個過程」論對前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否具有指導意義的問題了。很清楚，毛澤東提出的「兩個過程」論對中國近代史的前期的研究同樣也具有指導意義。這是因為，毛澤東的理論是從中國近代史的實際發展過程中概括出來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客觀過程是：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經歷了從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變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到19世紀末完成了這個演變；而自從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開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起，中國人民就展開了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是幾個主要的標誌。這就是說，「兩個過程」作為近代中國的歷史規律，是在19世紀內形成的，不是在後來出現的，雖然認識到這一規律是後來的事情。其中有兩個基本問題需加以說明：

  第一，關於根本道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近代中國人民的根本任務。怎樣來實現這一任務呢？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了找到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摸索和奮鬥，付出了幾代人的努力，幾經失敗和痛苦，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了成功。歷史學家不應該主觀主義地為說明歷史而說明歷史，應當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去總結歷史經驗。事實是，只有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中國才能爭取到民族獨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中國人民才能取得民主解放，從而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進步。因此，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謀求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這是由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的。以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作為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無意抹煞或模糊了中國人民面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嚴重任務。歷史已經證明它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近代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提倡學習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努力，呼籲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他們的努力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但把它提升到歷史發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來認識，則顯然有違歷史事實。

  第二，關於發展資本主義。按照人類社會演進規律，中國應該進入資本主義，中國社會缺少的正是資本主義，近代中國的確需要發展資本主義。問題是如何才能發展資本主義。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不僅遇到了封建勢力的壓制，而且首先遇到了帝國主義勢力的反對。如前所述，帝國主義雖然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為帝國主義的利益需要服務的，不是從中國人民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出發的；更重要的卻是帝國主義為了他們壟斷的需要、利潤最大化的需要，壓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要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要把中國變成它的商品輸出市場，不是要把中國變成它的商品競爭對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帝國主義也要在中國開設工廠，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市場，在中國榨取超額利潤。在近代中國首先發展起來並占據統治地位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接著是封建統治者的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不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不推翻封建主義統治，資本主義要成為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不可能的，要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帝國主義侵略這個大前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土壤里發育成長，進而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國家，從歷史發展的正常規律來說，這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研究歷史不能憑空想像和推測。

  還要指出：毛澤東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科學論斷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之一。

  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革命的歷史舞台，是在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到失敗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指導下，反覆研究、探索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在20世紀30年代總結出了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路的基本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指出了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一般原理，沒有為中國無產階級如何進行革命指出具體途徑。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產生了在廣土眾民而又飽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並取得勝利的理論，無疑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重要貢獻。

  毛澤東的歷史知識非常淵博。他在考慮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時候，非常注意中國的歷史特點。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在他的歷史視野之內。他把研究理論、研究現狀、研究歷史放到重要的地位。從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來看，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歷史實際時，主要是結合了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實際。可以認為，毛澤東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分析，對近代民主革命經驗的總結，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他對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結論，是組成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之一。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規律時，不是坐在書齋里做學問。而首先是、主要是為了闡釋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指導現時的革命鬥爭。因此，他把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現實問題的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只能從這個大背景下來研究毛澤東提出的中國近代史理論。鑑於此，我們不能教條化地理解毛澤東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每一個具體論點，但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規律性認識，是不能輕率否定的。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的歷史認識基本上是解放前後在黨的民主革命理論指引下取得的」，「民主革命時期對歷史的某些未必正確的理解長期凝固不變，成為『框框』,障礙著人們的視線」。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我們的歷史認識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取得的，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的，實質在於這個理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理論雖然是在解放前創立的，但它不同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理論，它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取得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理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之一。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談到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時還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雖然是黨的最低綱領，但這個民主革命理論卻是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建立以後，歷史工作者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學習和運用毛澤東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結論，在近代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理解。把這些理解當做對人們的「障礙」，要求突破它，這種對近代史研究領域基本成績的評價，恐怕是有欠公允的。

  有的學者不滿意於現有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框架，要求重寫近代史。這種議論如果是針對以往的研究著作顯得膚淺、片面而發，則不失為一種好想法；如果是針對以往研究中貫穿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思路立言，把它作為一種框框要求突破，恐怕不是一種有利於學術發展的見解。我們只有通過近代史的研究努力論證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全面地總結民主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經驗，深入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諸多內容，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才是深刻的，我們的工作對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才會有借鑑意義。重寫近代史如果是要突破這些基本思路，恐怕不能不回到舊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主階級的史學著作的老路上去。那樣做，不是創新，而是復舊。這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