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若干轉折

  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路徑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歷史可能循著某種路徑發展，歷史條件改變了，發展的路徑也可能改變，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轉折。近代中國歷史在多數情況下是暴風驟雨式的，是急劇變化著的，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多次歷史轉折。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對於我們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曲折性、艱巨性、歷史發展道路的可選擇性以及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是有幫助的。觀察中國近代史，應該注意這種轉折，應該研究這種轉折。

  我們已經研究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U字形進程，發現在近代中國歷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徵是「沉淪」，近代中國歷史的後期，其基本特徵是「上升」，在「沉淪」和「上升」中間有一個過渡期，就是「沉淪」的谷底時期，也就是「上升」的起始時期。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轉折。我們可以運用這種理論，來觀察近代中國歷史，還可以發現各個不同的歷史轉折。正是這些不同的歷史發展轉折，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從「沉淪」到「上升」的基本過程和特點。

  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晚清時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國的「沉淪」期。眾所周知，1840年抵抗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炮艦迫使中國接受了東方世界並不熟悉的帶有西方殖民色彩的條約體系。清王朝時期的中國，開始從獨立發展的封建的中國，逐漸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從此以後，清王朝在對外戰爭中，在對待強大的資本主義入侵者的過程中，捉襟見肘，步步退讓，逐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印記。由不平等條約為基礎所構成的條約體系，是中國歷史從來所未見的。鴉片戰爭形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形成了晚清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嚴重影響了此後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方向。這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發明，20世紀初以來大多數中國近代史書的作者都注意到了，已經是多數學者觀察中國近代史的共識。

  對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發起挑戰的，是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客觀上說，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一次嚴重挑戰。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中國農民起義歷史上的大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大事。從歷史時代的特點來觀察，它發生在中國因為鴉片戰爭後形成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初步建立、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候，它的矛頭所向，雖然主要是從清朝皇帝到各級地主官僚在內的「閻羅妖」，同時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而深入內地的西方殖民主義侵略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完全是像陳勝、吳廣以來的那樣單純的農民戰爭，當然它也不同於192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以太平天國為旗幟的這場農民戰爭迫使外國侵略者重新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統治者和農民之間的關係，調整對華政策，明確了支持清朝統治者的政策方向；這場戰爭又迫使清朝統治者認識到農民造反是「心腹之患」，外國侵略是「肢體之患」，從而調整了對待農民起義和外國侵略之間的政策，因為這種大政策的調整，就影響到國內政治結構的轉變，中央權力下移，漢人督撫當權，經制之兵無能而湘、淮軍興起。這些轉變不僅直接影響了此後政局的發展，影響了中外關係發展的格局，也影響了此後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形成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二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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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新政的興起客觀上標誌著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三次轉折。由于洋務新政的複雜性和自洋務新政發生以來評論家和歷史研究者對洋務新政認識的極大分歧，對這個轉折要多做些分析。洋務新政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地主階級當權派切實體驗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力，面對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的洶湧潮流而發起的，號稱「自強新政」，實質上是地主階級當權派的自救運動。洋務新政首先抓軍用工業，造槍造炮，主要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保證政權穩定，隨著農民起義的逐漸平復，當然也有保衛國防、對付外國侵略（所謂「勤遠略」）的動機。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原先設計的所謂「自強」，所謂「勤遠略」均化為泡影。評論家所謂洋務運動破產，主要是就這一點說的。有研究者指出，洋務運動雖然是從清政府辦軍用工業開始的，但辦軍用工業還不能說是追求現代化，只有在19世紀70年代開始創辦「求富」性質的民用工業後，才意味著清政府開始追求發展生產力，追求現代化。官督商辦的民用工業發展起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被引進中國，中國出現了工人階級，也逐漸成長起來資產階級（這裡主要指民族資產階級），這是中國原有的封建社會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階級；與此相適應，一批西方社會科學書籍被翻譯過來，一批洋務人才被培養出來。評論家或者認為這是中國工業化的開始，或者認為這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起點。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雖然並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卻是中國社會的新生事物，是推動此後改良派、革命派成長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這個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是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動力。戊戌維新運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動起來的。說洋務活動的興起客觀上標誌著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三次轉折，主要指此而言。

  但是，洋務新政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把洋務新政的開展與稍晚些時候日本進行的明治維新相比較，這種局限性就更明顯了。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不是由朝廷統一部署的在全國推行的運動，而是由部分中央的和地方的大臣經朝廷同意而推動的運動，守舊的、保守的、反對的勢力很大，很普遍，難以取得明治維新那樣的效果；官辦或者官督商辦的辦企業模式，在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方面也起過一定作用，但對民間企業家的發展卻起到了很大的約束作用，與日本明治政府主動提倡、推動民間企業的發展大不相同，因此成效差異很大；由地方督撫大員推動的官辦或者官督商辦企業，形成了相關地方權力的物質基礎，這種基礎與軍事權力相結合，為此後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埋下了伏筆。由於以上的原因，這場運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速度，延緩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喪失了許多發展的機會。甲午戰敗表明，中國由地方官員推動的洋務新政大大落後於日本明治政府推動的改革、維新運動。而且洋務新政所涉及的「御外侮」的目標完全未能達到。從這個角度說，甲午戰爭的結果標誌著洋務新政的失敗，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不能主動轉變觀念和提出措施，是甲午戰爭前後30年間喪失許多發展機會的基本原因，也是洋務新政與明治維新效果大相差異的基本原因，當然也是中國早期現代化遲滯的基本原因。

  洋務活動的局限性還表現在：發動洋務活動的奕、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都是清政府的廷臣疆吏，是統治階級的一個政治派別，他們同統治階級中的另一翼頑固派一起，共同決定、執行著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基本國策。位居政權頂端，實行折中控制的是掌握皇權的慈禧太后。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是必要的，這種引進在客觀上引起了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和思想意識形態的緩慢演變，對於動搖封建專制統治的基礎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引進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這個目的，頑固派是可以接受的。洋務派在辦洋務企業時雖也有「御外侮」、「收利權」等對外的動機和表態，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而且難免有掩飾之嫌。洋務派不可能發動全民族的力量來對付帝國主義侵略者。李鴻章只准自己辦洋務，卻限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的侵略，他們並不想真正抵抗，掌握在他們手中的近代先進武器，形成不了保衛祖國的干城。北洋艦隊在當時不是武器裝備落後，至少與日本海軍相比，在某些方面還是先進的，但是為了「避戰保船」，匍匐港內，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成了日本的戰利品。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精神狀態不如人。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步步加深，掌握國家權力的洋務派官僚們總是一次比一次更嚴重地把民族、國家的利益出賣給外國侵略者。所謂「御外侮」云云，就越來越失去其應有的積極意義。中外關係並不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相安無事」，中國正急速地面臨殖民地化的深淵。那種把洋務派的經濟活動和政治、外交活動分開來評價的意見是說不通的，事實上是分不開的。說洋務活動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三次轉折，是指其客觀效果而言。洋務活動發展的結果，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作用，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從思想傾向來說，洋務派比較務實，比較能夠接受西方先進的東西，在這一點上顯然比頑固派要開明，更能夠應對時局的發展。如果完全按照頑固派的那一套搞，中國社會還將繼續停滯下去。以往有的研究者把洋務活動的負面作用說得絕對了，也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歷史進程的。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是晚清歷史發展的第四次轉折。甲午戰爭以後，列強紛紛在中國搶占港口，瓜分勢力範圍，打算把這個「躺在死亡之榻」上的清帝國徹底瓜分。義和團的強烈反抗使帝國主義者看到了中國昂揚的民氣，不得不改變「瓜分」政策，實行「保全」清帝國的政策，同時也要求清帝國實行若干改革。1901年的新政於是發生。新政名義上放鬆了對政治、經濟和思想的控制，但社會上的階級矛盾一個也沒有減少。經濟政策的放鬆，鼓勵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加強了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派和革命派向清朝統治階級要求政治權利的物質基礎，造成了革命派和立憲派活動的空間；廢除科舉，鼓勵海外留學，造就了大批接受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從中形成了一批封建專制主義和皇權統治的掘墓者；新政舉措需要大量的資金，加上《辛丑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大大加重了人民群眾的負擔，加劇了本來就很緊張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民眾反抗此起彼伏；由於社會上產生了新型階級力量，從經濟上、政治上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收回利權的鬥爭逐年高漲；新式軍隊的編練和皇族內閣的組成，加劇了上層統治階級內部滿漢之間和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辛亥革命就在這些矛盾的基礎上發生了。

  把「沉淪」和「上升」的觀點運用到民國歷史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歷史時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國的上升期。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國「沉淪」到谷底的時期。這個谷底時期，是黑暗到黎明的轉折期，是「沉淪」到「上升」的轉折期。表明「沉淪」的階級力量還很頑強，「上升」的階級力量又不夠強大。這種頑強和不夠強大，體現為「沉淪」與「上升」的交替表演。其中，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導致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標誌著近代中國上升期的起點，它又是民國歷史的起點。它是「谷底」時期「沉淪」與「上升」交替表演的第一個回合。接著，袁世凱掌握北京政權，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失去政權，形成交替表演的又一個回合。1913年宋教仁被刺，孫中山、黃興發起「二次革命」，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宣布就任民國正式大總統，是這時期交替表演的第三個回合。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蔡鍔等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袁世凱從稱帝到氣急而亡不過5個月，這是交替表演的第四個回合。黎元洪任大總統後，發生張勳復辟和段祺瑞「再造共和」那樣的政治局面，這實際是專制與共和鬥爭的一個表現形式；接著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號召維護《臨時約法》;接著發生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和上海工人的六三運動，掀起了前所未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這是谷底時期交替表演的第五個回合。我們看到從辛亥革命表現出來的民國歷史的起點，也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升」時期的起點，到五四運動表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上升」時期的階級力量在明顯地成長、壯大中，「沉淪」的階級力量在逐漸消退。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那樣大的革命聲勢下，革命派為什麼不能執掌國家政權？我們現在可以回答，辛亥革命所處的那個時期，正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沉淪」到谷底的時期，是「沉淪」到「上升」的轉折期，也是專制向共和的轉折期。因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物質基礎還不夠強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就相對軟弱。這是「谷底」時期的表現。總之，這個時期出現了民國歷史的第一個轉折。這個轉折值得認真研究。應該說，這個轉折，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意義，至今的研究都還很不夠。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個合作導致了工農運動的高漲，導致了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高漲，最終導致了北洋軍閥的垮台。這是民國歷史的第二個轉折。對於這個轉折，當時的人們是沒有看得很清楚的。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於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發動的重大的改革，對於國共合作反對北洋軍閥的政治動向，在最初並沒有引起北方軍閥的注意和重視，也沒有引起當時北方社會輿論的深切關注，甚至也沒有引起列強的嚴重注意。換句話說，當時北方各軍閥並沒有把南方改組後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放在眼裡。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關注的重心，仍是北方政局的發展變化。對南方國民黨的革新，對於國共合作，認為它不過是跟著蘇聯「赤化」而已。甚至到南方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北方各軍閥仍未把北伐軍當成對自己的一個重大威脅，或者認為蔣介石也會像過去孫中山的幾次北伐一樣，不過虛張聲勢而已。盤踞北京政府的張作霖，以及號稱擁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的吳佩孚，與北伐軍在湖南戰場交鋒，雖然遭遇不利，但他仍然充滿自信，自以為扼守湖北咸寧汀泗橋這一天險，北伐軍莫可奈何。未料吳佩孚的部隊在數日之間，一敗於汀泗橋，再敗於賀勝橋，不僅出乎吳佩孚意外，社會輿論也一度大嘩。汀泗橋、賀勝橋一戰，使睥睨一世的吳佩孚威名掃地。從此以後，北伐軍的聲威震動全國。南方的革命軍和革命政府也從此成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這個轉折標誌著近代中國「上升」時期的政治力量的形成。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國歷史的第三個轉折。這個轉折埋下了國共兩黨長期不和、長期鬥爭的根苗，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影響了整個社會、文化、思想發展的走向，影響了社會制度選擇的方向。北洋軍閥的垮台，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標誌著社會發展的「上升」；而代表「上升」時期的政治力量的分裂，尤其是國共合作的破裂，又嚴重阻礙了社會「上升」的力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形成了民國歷史的第四次轉折。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經過十年內戰的損失和挫折，已經變得很弱小了。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步伐加快的形勢下，中華民族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劇增長，爆發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共產黨看到了西安事變並非張、楊的個人行為，看到了1931年以來的民族救亡的民眾運動在反蔣的政治力量中的反映，看到了日本侵華導致了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民族矛盾的驟然上升，於是緊緊抓住了抗日的旗幟，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人的民族心理和要求，以此為據，促成了國共的再次合作。這次合作，不僅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初步改變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廢除了列強在華治外法權以及由於簽訂1901年條約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沉重負擔。在國共合作進行抗日戰爭的八年中，國共之間有許多矛盾和摩擦，特別是皖南事變使這種矛盾和摩擦達到了高潮，都是因為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而化解了，沒有造成國共合作的再次破裂。由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空前調動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識、民主意識，正是這種意識，標誌著近代中國「上升」趨勢的形成。從這時候起，「沉淪」那樣一種社會發展趨勢，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不復嚴重影響中國的歷史進程了。

  抗戰勝利後國共重慶和談簽訂的協議和政協會議的決議不能履行，1946年6月內戰開始，是民國歷史的第五次轉折。這次轉折所用的時間不長，但完成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選擇模式，完成了自辛亥革命開始以來的「上升」趨勢，完成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轉變。從這時候起，「沉淪」趨勢就不復見於中國歷史。這個轉折，不僅完成了「沉淪」到「上升」的歷史性轉變，完成了舊中國到新中國的歷史轉變，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到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轉變，也原則上完成了從革命的中國到建設的中國的轉變，完成了以爭取獨立、民主為主要任務到以建設現代化的中國為主要任務的歷史性轉變。

  民國歷史經歷了38年，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最值得重視、最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歷史階段。

  歷史現象複雜紛紜，錯綜曲折，起伏跌宕，如果研究者陷入具體瑣碎的考證，缺乏宏觀的把握，就難以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抓住了上述五個轉折點，深入研究和思考，就等於抓住了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就可以順藤摸瓜，將複雜紛紜的歷史現象梳理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