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向與社會主義的前途

  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由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國歷史到了近代的時候，沒有順理成章地從封建社會邁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發生了嚴重變形，拐進了變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歷史上就沒有資本主義；恰恰相反，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形成及其階級力量的壯大，為反帝反封建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和階級基礎，也因此而充分地預示其光明的社會主義前途到來的歷史必然性。

  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證明，早在明代中後期，蘇州、杭州等江南地區的手工業經濟領域，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這種萌芽一經在封建社會的母體裡形成，便有逐漸孳生蔓延之勢，如果沒有外力的摧折，便會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的特點引導中國社會進入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種觀點高度概括了20世紀30-40年代以後密切觀察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歷程的人們，尤其是用唯物史觀觀察近代中國歷史的人們的看法。由於鴉片戰爭打斷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使近代中國歷史偏離了本應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軌道，而逐漸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異途。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在摧殘中國社會內部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又加速了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分解。「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正是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解體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夾縫中，產生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

  

  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1894年，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主要是洋務運動時期，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興起階段。1840年是近代史學界基本上公認的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並不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確切年代。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最早在中國建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民族資本，而是外國資本，如英國人1843年在香港創辦的墨海書館和1845年在廣州建立的柯拜船塢，是最早在中國建立的近代印刷機構和近代船舶修造工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則與洋務活動密不可分。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內部一批洋務派官僚如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求強」、「求富」的口號下，開始了洋務活動。他們先後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企業。這些企業雖然在資金來源、產品銷售以及經營管理等方面都還難免濃厚的封建性，但由於採用了現代機器及與之相聯繫的產業工人進行生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有一定的資本主義性質，從其與國家政權的關係方面來看，可謂國家官僚資本主義的初始形態。隨著一批與外國資本主義有關係並且積聚了一定資本的買辦的出現，以及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資近代企業的出現，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制和排擠，因而發展極其艱難、緩慢，力量相當弱小。據統計，到1894年，中國產業資本的總額約8952.6萬元，其中外國資本5433.5萬元，占60.7%,本國官僚資本2796.6萬元，占31.2%,民族資本722.5萬元，占8.1%。

  第二階段：1895-1911年，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尤其是清末新政時期，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階段。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了清政府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活動的破產，但是這並不是說所有洋務企業一夜之間便都銷聲匿跡了，事實上也並沒有阻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由於外國資本取得在內地投資辦廠的條約特權對民族工業的刺激，更由於清政府實業政策的調整，尤其是清末新政時期政府對發展民族工商業實行鼓勵政策，因而掀起了一個民族資本投資持續發展的高潮。據統計，1858-1911年，中國產業資本共設立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953家，創辦資本總額20380.5萬元，其中1895-1911年有804家，占總數84.4%,創辦資本額16757.1萬元，占總數82.2%,分別是1858-1894年的5.4倍和4.6倍。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提供了物資條件和階級基礎。

  第三階段：1912-1927年，北洋政府時期，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階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其「黃金時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振興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法令，燃起了民族資本家振興實業的熱情，為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歷史契機。雖然從政治上來說，剛剛誕生的革命政權很快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連年軍閥混戰，兵連禍結，政治黑暗腐朽，近代中國歷史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谷底，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卻出現了一個「經濟奇蹟」。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暫時緩解了西方列強侵略的壓力，進口貿易大為衰落，出口貿易急劇增長，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另一方面，中國民族資本投資潛力與國內市場的擴大，以及生產技術、設備與經營管理方式的改進，加上民族資本家在反對軍閥內戰和抵制外貨運動中激發的民族熱情高漲等因素，這些都有利於促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據統計，在1912-1927年的16年中，中國曆年所設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共有1984家，創辦資本總額約45895.5萬元，無論創辦企業家數還是創辦資本總額，均為1858-1911年53年的1倍以上。這一時期，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因此，儘管軍閥政治混亂不堪，卻發生了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從而使近代中國歷史開始從黑暗的谷底上升，並漸漸透露出一縷光明。

  第四階段：1927-1949年，國民黨政府時期，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抗日戰爭及戰後達到最高峰。北伐戰爭以後，國民黨政府實現了政治上的基本統一，便開始對全國經濟進行控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策，其壟斷勢力從金融業開始，逐漸滲透到重工業、輕工業各產業部門。抗日戰爭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利用戰爭的機會，緊緊控制了全國的金融、交通、能源、製造、礦冶及其他產業部門等經濟命脈。據統計，在全國近代產業資本（包括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含外資）結構中，官僚資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為39.14%,1911年為26.76%,1920年為25.96%,1936年為35.87%,1947-1948年為64.13%;在全國金融業資本（含外資）結構中，官僚資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為0,1911年為6.32%,1920年為16.04%,1936年為58.89%,1947-1948年為88.85%。顯然，抗戰以後，國民黨政權對全國經濟命脈的壟斷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桎梏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改變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以至於中國社會再也不能繼續沿著資本主義方向前進，因而轉向社會主義道路便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毛澤東在1947年分析當前的形勢時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正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起步的。正如列寧所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資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歷史充分證明了列寧的這個論斷。

  社會主義是近代中國幾代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如果說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所構建的「天國」世界秩序尚只是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藍圖而已，那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則是當時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流派中最接近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種空想社會主義政治理想。

  1903年，孫中山在致友人書中提出了「民生主義」思想，他是用「社會主義」一詞來表述「民生主義」思想的。這是自1894年興中會成立以來，孫中山第一次提出有關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框架設計。此後20多年中，孫中山反覆說明並完善他的民生主義思想。學者們認為，民生主義一直到1924年孫中山正式公開講演三民主義時才定型。在許多場合里，他都用「社會主義」的概念來表述他的民生主義。但是，正式的表述，或者說，孫中山樂於使用的詞彙還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歸宿，是三民主義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孫中山看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經過反覆斟酌，認為還是把由日本傳來的西方詞彙socialism「社會主義」譯為「民生主義」更為允當。孫中山鍾情於民生主義，並為在中國實現民生主義而奮鬥終生。

  關於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雖然孫中山經常強調它源於中國古代乃至近代的思想資料，但實際上是受19世紀末以來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以後歐美各國廣泛掀起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孫中山在闡發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時候，經常回顧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引用並分析西方社會主義思想流派的著作。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幾乎貫穿了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全過程。孫中山是在19世紀末期開始觀察並研究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模式的。這時的歐美社會正處在通常所說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時期。工業革命以後，實業的迅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流弊日甚一日。由此引起勞資關係緊張，工人罷工頻仍，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面對歐美社會現實，孫中山不能不對中國如何實施資本主義的發展戰略作出認真的思索。孫中山認識到，在那時的時代潮流之下，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近世資本主義之天然演進，對於勞動者常與以不平之待遇」，這是歐美社會已經發生的事實。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發展，中國在10年以後，必致有十萬人以上之資本家，那時中國必然重蹈歐美社會的老路。中國又要發展資本主義，又要避免資本家壟斷社會財富、壓制人民群眾，辦法在哪裡？鑑於中國實業發展未久，大資本家還未出現，也還沒有資本家壟斷社會經濟的現象，這就為孫中山設計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戰略提供了合適的客觀環境。孫中山認為，只要實行以土地國有和節制資本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民生主義政策，就能夠避免出現大資本家，就能防止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就能防止資本家專制。可見，民生主義的出發點，是防止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反對大資本家壟斷社會財富。當然，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對大資本家不是不要資本家。孫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而是不要大資本家、不要壟斷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孫中山看來，實行土地國有、節制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民生主義政策，就能防止大資本家為禍社會，也能刺激中等資本家——中產階級的活力。於是，他呼籲、企盼中國社會產生中產階級，認為這是實施民生主義、避免社會弊病的階級基礎。可以說，民生主義所要代表的是正在發展中的、受到嚴重壓抑的、政治經濟勢力都很軟弱的、渴望同官僚壟斷勢力和外國資產階級爭取平等地位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民生主義的歸結點，是社會和平、協調發展，永遠消弭勞資間的階級鬥爭，永遠防止無產階級為向資產階級爭取政治、經濟平等權益而發動的「社會革命」，或曰「第二次革命」。在他看來，做到「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甚至使民族、民權、民生革命一次完成，一勞永逸，就可保證中國社會永臻大同之域。

  孫中山認為，只要實行民生主義，經濟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證中國永遠不再革命。從早年到晚年，孫中山都十分關心工人、農民的生活。因此，他贊成「得社會主義真髓」的亨氏土地公有、麥氏資本公有辦法，就是希望造成「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又「和資本家不相衝突」那樣的社會局面。這就是他理想中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模式。陳義高尚，理想聖潔，無可批評。當然，孫中山追求的社會主義，是他常加稱讚的德國卑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不能夠馬上推翻」資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是勞資和平、協調發展而不致引起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學者認為，這種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結合孫中山的學說精神，可以姑且稱之為「民生社會主義」。

  這種民生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孫中山設計的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是以國家資本為社會的主要經濟構成，不允許大資本壟斷社會經濟現象的存在；二是以中產階級為社會發展的階級基礎，社會發展目標由代表中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政治代表所掌握；三是融入了社會主義的分配辦法，力求全社會和平、協調發展，使全民富裕，防患社會革命於未然；四是在政治方向和社會發展目標上，公開聲稱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不相衝突，而且是好朋友。

  民生社會主義的上述特點，反映了孫中山的個人特色，且其主要方面，已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接受。如果國家統一，政治穩定，政策得力，官吏清廉，在國家發展中取得一定成效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孫中山在確立自己的社會理想時，對國情的估計尚有若干不足。

  其一，自鴉片戰爭以來，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勢力控制了中國，中國幾乎「國將不國」，它們不能容許孫中山在這塊土地上試驗自己的理想。這方面，自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已經有了許多切身體會，並且已經認識到：「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國家、民族不能獨立，一切仁人志士要想實踐自己的理想都是不會成功的。要建國必須先救國。只有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建國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中國的局面不改變的情況下，建國藍圖越具體，就越具有空想性。1924年9月18日，孫中山代表中國國民黨發表北伐宣言，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以後之國內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宣布「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只有如此，中國才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才具有實現三民主義的條件。到這時，孫中山的認識才得到了校正。

  其二，孫中山強調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意在模糊中國社會的階級差異。他沒有深刻認識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沒有體察到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存在。他雖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卻沒有認識到太平天國起義正是19世紀50年代農民和地主階級鬥爭激化的表現。尤其是19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正在成長，民族資產階級（孫中山所企望的中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在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生活中有相當影響，官辦企業也有了可觀的發展，外國資本主義的獨資企業已經控制了中國經濟的走向。這些資本主義的生產、金融、交通企業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衝擊力是很大的。現代工業企業中的勞資關係已經存在。對這些估計不足而設計民生社會主義的美麗圖景，頗有些單向度思考的意味。試想，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土地公有、資本公有能否實現？實現以後能否防止壟斷性的大資本家產生？如何保證社會全體成員公平分配、人人幸福？是否能避免勞資間階級鬥爭的產生？怎麼能做到工人和資本家不發生衝突、農民得益而地主又不受損失？這些都是未可肯定答覆的問題。孫中山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病態，是可以人為地加以醫治的。殊不知階級鬥爭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階級利益差異之驅使必然產生的客觀存在，人們不可憑主觀想像去消滅它。階級鬥爭有時激化，有時緩和，在根本的階級利益差異消失前是不可消滅的。有遠見的政治家、政黨可以引導社會階級鬥爭的發展方向，卻不可能像外科醫生一樣，把階級鬥爭這個「毒瘤」從社會病體上割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不可避免。設想避免階級鬥爭，避免社會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作一勞永逸之計，是主觀的、空想的、幼稚的。雖然，對於孫中山的畢生奮鬥來說，這是一種很崇高的理想；但是，作為觀察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研究者來說，對孫中山設計民生主義藍圖的不足之處，不能不指出來。

  孫中山去世後，對如何執行他的三民主義學說，尤其是他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幾乎成為全部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議題。國民黨人、共產黨人都聲稱自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的繼承人。國民黨內胡漢民、戴季陶、周佛海、蔣中正等人，都撰寫過論述三民主義的著作，反映了國民黨內各派系的觀點，就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而言，其要義不外儘量闡發孫中山思想中符合資產階級需要的方面，闡發不利於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消極、保守方面，說什麼「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民生主義包含共產主義」，「只要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就行了」，「馬克思主義是民生主義的仇敵」，等等。共產黨與此不同。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高度評價了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精闢地解說了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聯繫和區別。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很明顯，在這裡毛澤東極其準確地概括了孫中山在民生主義演說中的基本思想。說到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的聯繫，那是極其明顯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並不是要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在中國硬造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開始就要在中國實施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說：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要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為民主主義的社會。走這一步，共產主義者的綱領和政策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理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孫中山一再強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區別在於，中國革命還必須走第二步，即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孫中山以為他的民生主義就是一個最美好的社會，不需要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社會最終要進入共產主義，在這一點上，孫中山又是與共產主義者相同的。

  在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途程中，孫中山是先知先覺者。他的高倡社會主義，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共產黨人的先生。共產黨人把孫中山稱作「革命的先行者」，是有充足理由的。孫中山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論者，但他是一位真心實意要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的理想家、革命家，他的思想為中國人開啟了一條既要發展大工業實現國家工業化，又要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思維方式，預示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必將在中國代之而起，必將在中國主觀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破產的基礎上開闢勝利的道路。

  近代中國人尋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艱難的探索歷程。早在清末民初，馬克思主義學說已被零星地譯介進來。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背景下西學東漸的產物。無論是外國傳教士，還是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般留日學生，甚至一批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譯介近代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學說的行文著述中提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某些觀點，一般都是就近代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流派混雜而言，明顯地缺乏理性與科學的認知。當然，這是由當時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任何人的思想認識水平都不可能超越其所處的時代。

  「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在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中脫穎而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給鄰近的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一些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人，開始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領袖人物。這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與實用主義者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與研究系梁啓超、張東蓀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以及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過程中，進一步明確了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中國應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是要基爾特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是非，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進一步宣傳了科學社會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進而在社會上、在思想界和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開始中國化——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形成與發展。1921年，中共一大明確地提出了要走俄國式的蘇維埃革命道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用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1922年，中共二大進一步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黨的最終奮鬥目標，就是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黨的近期奮鬥目標，就是要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完全獨立、統一的真正民主的共和國。其實，這是要將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要「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第二步是要「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正如中共二大宣言所稱：「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夠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這個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初步認識到中國革命需要經歷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這樣重要的理論問題。

  中共二大以後，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通過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艱苦鬥爭，以及黨內多次路線鬥爭，中國共產黨在困境與挫折中逐漸走向成熟，其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也進一步完善和系統化。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澤東先後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光輝篇章，對新民主主義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

  毛澤東充分論證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在此基礎上，他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和動力，繼而詳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基本規律。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不同性質的革命階段，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他說：「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第一階段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個革命，既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第一階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導致第二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前途絕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這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的歷史使命，又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近代中國社會必將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奮鬥目標。這個社會發展方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是清楚的。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國民黨反對這樣的主張，雖然中國國民黨的創始者孫中山提出過非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主張，但是實際上，孫中山所希望建立的是不要大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他的後繼者卻背離三民主義的真義，雖然也打出「節制資本」的口號，但始終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強調「資本國家化」，實際上是在中國發展國家官僚壟斷資本主義。一些中間派的知識分子，或者主張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採用美國的民主政治。究竟中國社會的航船駛向哪裡，許多人是不清楚的。在社會實踐中，決定性的東西還是這種社會和政治主張背後的物質力量。

  這種物質力量正在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革命奮鬥中被創造出來。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已經取得根本性的勝利，中國抗戰局面雖然還很嚴峻，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已經可以預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對日寇作戰中空前地成長壯大起來。1945年春，全國已經有18個解放區，總面積已達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餘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發展到91萬人，民兵220萬人。正是在這樣的物質基礎上，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第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林伯渠代表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建議。1945年4月，抗戰勝利在即，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明確地提出了要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他說：「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建立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標誌著中共開始將爭取怎樣一個抗戰結果的問題提上議程，「是中共在經歷了十餘年的武裝割據之後，第一次向國民黨提出中央政府權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政，不願意與各種民主勢力建立聯合政府，並悍然撕毀雙十協定、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發動反共內戰，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三年內戰的結果，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獨裁勢力在中國大陸被消滅，加快了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1949年10月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一個排除了國民黨，而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各民主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排除了國民黨，就是排除了在中國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就變成確定無疑的社會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