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編纂《中國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

  據前所述，編寫《中國近代通史》，在宏觀思路和總的架構上需要有新的面貌，在具體論述上需要儘可能吸收學術界已有的積極成果。在著作性質上，首先它不是專史，不是僅僅面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其次，它不是一般的通俗著作，不能僅僅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它是由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研究者寫作的通史類著作，它能夠在體系上以及具體論述上滿足專業研究者的一般需要，它能夠滿足縣處級以上幹部對中國近代史讀物的基本需要，它能夠滿足大學生、研究生對尋獲一本中國近代史基本參考書的需要。在目前，這樣的基本參考書，還是難以尋覓的。郭沫若、范文瀾、胡繩、劉大年等前輩學者，他們當年編寫中國近代史的初衷都是如此，可惜未能實現；即使當年實現了，也還需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加以修訂。

  撰寫這樣一本《中國近代通史》，在基本思路上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一、明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中國近代史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起，分為中國近代史（1840-1919）和中國現代史（1919-1949）兩個時期，直到現在，大學裡還是這樣分別設置教研室，分別講授課程的（已經有一些大學，如武漢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歷史系基本上取消了這樣的研究室設置，還有的大學歷史系正醞釀取消）。實際上，這樣的分法，對歷史認識和學科建設，都沒有好處。新中國建立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對於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國歷史，我們現在是看得更清楚了，我們應該有更好的認識和解說。總起來說，應該將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打通來研究，這不論對中國近代史還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現代史，不論對於中國革命史還是中共黨史的研究，都會有好處。在大學課堂里也應該打通來講授。不要再人為地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分界。《中國近代通史》要打破以1919年為分界的老框框，要寫出1840-1949年的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來。

  中國近代史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分支學科，要回答下列問題：中國如何在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較之封建中國有什麼不同，外國侵略給中國社會怎樣的打擊，又給中國社會什麼新的東西；近代中國社會怎樣形成了區別於封建中國的社會階級力量，這些新的社會階級力量又如何決定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影響這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思想演變，推動這個社會逐步向新的發展階段轉型；在社會的深刻轉型過程中，在新的社會物質力量主導下，改良，尤其是革命如何成為社會深刻轉型的動力，以及這些新的社會階級力量怎樣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去爭取中國的民族解放，去準備中國現代化的起步條件的，等等。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110年歷史來考察，近代中國歷史到了20世紀初（大約在1901-1920年），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沉淪到谷底的時期。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開始呈現上升趨勢。此後，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無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長，並終於先後取代舊勢力，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力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係、思想文化、民族關係、邊疆狀況以及社會問題都有了自己獨特的面貌。中國近代史不停止在1919年，而是打通來看，1840-1949年的歷史發展，自成一個歷史段落，既區別於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會，又區別於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更加清晰可見了。

  二、準確把握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近代中國歷史，是自1840年起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最終贏得民族解放的歷史；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是世界主動走向中國、中國被迫走向世界的歷史，或者說，中國是在這個過程中，痛苦地、艱難地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這110年歷史變化的深度、廣度、劇烈程度及其給中國未來發展所帶來的推動力，恐怕為中國五千年歷史變化所僅見。研究這種變化的歷史，研究這種歷史變化過程中形成的多種矛盾和鬥爭、曲折和反覆，研究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間的關係，研究中國和周邊國家間的關係，不僅對於學科建設有好處，而且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國情、認識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有好處，對於我們處理當代複雜的現實關係有參考、借鑑意義。當然這也是《中國近代通史》所要處理的主要內容。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50年代有過討論，最近20年又有熱烈討論。新的一輪討論中，基本上有三種觀點。一種意見大體上堅持50年代討論的積極成果，認為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線索應制約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中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是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個過程就構成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重視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歷史上發生發展的意義，他們以資本主義運動（包括經濟和政治兩方面）作為主要線索來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認為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政治覺悟的迅速發展，標誌著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他們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要爭取民族獨立和謀求社會進步，就必須向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狀況，實現中國的近代化。第三種意見試圖從民族運動的角度來闡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認為1840-1919年間經歷的民族運動的三次高漲，是近代中國歷史客觀存在的發展態勢，體現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和發展規律；同時也認為，毛澤東說的「兩個過程」可以作為我們據以探究近代中國歷史基本線索的基點。說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是一種民族運動，並不意味著以另一套線索取代「兩個過程」而作為基本線索。「兩個過程」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是中國近代史全過程的主幹，因而也就理所當然地被人們理解為貫穿始終的基本線索。由此看來，這第三種意見雖然對前兩種意見都有所批評，其主張的實質與第一種意見是較為接近的。

  近些年來，有學者指出，中國近代史為自己提出了兩大任務：一是爭取國家的獨立，一是爭取國家的富強。換言之，用反帝反封建爭取國家的獨立，用現代化爭取國家的富強。近20年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宏觀審視，大體上沿著這樣兩種方向進行。但是，這兩種方式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各居於什麼地位，其相互關係如何，討論得很不夠。有一種傾向，試圖完全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觀察和揭示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

  爭取國家的獨立與富強（現代化）是歷史向近代中國提出的兩大任務。所謂獨立與富強（現代化），是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言的。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中國半獨立的地位；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朽，造成了中國的落後。有人批評從前我們只講反帝反封建，顯得有些片面。如果我們不講反帝反封建，則更片面。事實上，近代中國要完成上述兩大任務，不是平行進行的。這正像我們說近代中國的「沉淪」和「上升」不是平行進行的一樣。簡單地用近代化或現代化的思路來概括近代中國的歷史，雖然從歷史認識或者歷史敘述的過程來說可能有新意，但不一定能全面、準確反映近代中國的歷史事實。在近代中國，主題還是謀求中國的獨立和平等。正是這一主題，制約著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人謀求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努力，是在獨立主題之下進行的。如果脫離這樣的主題來描述近代中國歷史，就可能輕視近代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進行的改革、革命和解放戰爭，這就與基本的歷史事實不符合，就可能脫離中國近代史的本來面貌，這是我們需要加以注意的。在這樣的主題定位下，在敘述近代中國謀求獨立的歷史任務時，我們當然應當充分關注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發生、發展的歷程，關注在資本-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壓迫下謀求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種種努力，或者說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說明、分析這種努力。兩大歷史任務是相輔相存的，不是替代關係。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謀求現代化的努力應該成為闡述中國現代史的主要線索，而階級鬥爭和革命則應該是次要線索。50年代面臨鞏固政權所採取的行動是必要的，但後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則是錯誤的。

  有的學者提出現代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題。有的學者在考察近代中國歷史時，主張用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所謂中國近代史主題，與我們在前面論述過的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大體是同一個意思。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中國近代史，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基本線索的，是以追求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為基本任務的。現在我們結合現代化理論，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究竟怎樣看待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呢？

  胡繩說過：「近代中國並不是近代化的中國，不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教育發達，工業化、民主化的國家。在近代中國面前擺著兩個問題：即一、如何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如何使中國近代化。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落後，所以挨打；因為不斷地挨打，所以更落後。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來解除這種惡性循環，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切工業救國、教育救國，以合法的途徑實現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張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興工業、振興教育的好心人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並不能達到中國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國獨立富強。不動搖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謀求實現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無作用。這些善良的願望之所以不能實現，就是因為有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嚴重的阻力。」胡繩晚年也在考慮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甚至在考慮寫以現代化貫穿的近代史到底怎麼寫法。他認為還是要有階級鬥爭的。他說現代化必須和民族獨立的問題連在一起。「要真正現代化，順利發展，首先必須解決民族獨立問題，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去發展現代化。」

  劉大年說過：「中國近代110年的歷史基本問題是兩個：一是民族不獨立，要求在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二是社會生產落後，要求工業化、近代化。兩個問題內容不一樣，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民族獨立與近代化，是兩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獨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獨立。它們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後，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以上這兩位剛剛故去的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著名學者關於民族獨立和現代化關係的話，已經把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概括得很精彩了。同時表明，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這兩位權威學者不僅堅持了中國近代史學界已往討論取得的積極成果，而且敏銳地吸取了關於現代化討論中取得的積極成果。這也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考察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考察整個中國近代史，首先要看到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急迫性，同時也要注意到現代化過程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視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獨立這一面，忽視現代化過程，也不能只看到現代化過程而忽視民族獨立這一面。這兩者在歷史實際發展過程中不能相互取代，在研究過程中也不能相互取代。胡繩還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講對外開放，就要區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同樣，講現代化，也不能不區別帝國主義所允許範圍內的現代化和獨立自主的現代化。要說清楚這兩種傾向的區別和其他種種有關現代化問題，在我看來都不可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只有首先取得了民族獨立，才為現代化的展開和實現奠定基礎、提供前提。這就是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發展主題的準確把握。

  有的學者主張，按照現代化理論的完整意義，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應該包含在現代化進程之中。這是對現代化的一種理解。本書不認為這種理解能夠貫穿到近代中國的全部歷史中。從歐洲首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看，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工業化的逐步實現，會導致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以及社會心理一系列變化。我們怎麼可以把1640年開始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775年開始的北美獨立戰爭、1789年開始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看做是歐美現代化的開始呢？還是應該看到：是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獨立戰爭為此後的工業革命開闢了道路，也就是為現代化開闢了道路。同樣的道理，中國近代的民族獨立問題，反帝反封建問題，都是為中國的現代化開闢道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近代中國要實現作為獨立國家的真正現代化，而不是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下的現代化，爭取民族獨立的改革和革命，是最現實的需要。

  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的政治、社會生活緊密相連，對於今天來說，它是我們的昨天。因此，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科學性，同時也要考慮現實性一面。要處理好科學性與現實性的結合。如果不注意這種結合，孤立地看待某一歷史事件，就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近代中國特有的現象，如果只看到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給中國帶來的多少個「第一」，就可能誇張資本主義列強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作用，進一步就可能讚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如果只從表面上看晚清政府或國民黨政府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也可能得出那是一個「很好的政府」的結論。如果只看到近代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若干次革命所留下的消極影響，就可能大聲疾呼「告別革命」。如果收集中共歷史上犯左傾錯誤時所產生的某些陰暗面，也可能把中共形容得一無是處。假設以上幾個方面的看法都能成立，那中國近代史就完全不是人們所知道的那個樣子了。在這些方面，如果我們頭腦不清醒，我們的研究工作就可能遠離歷史真實，不僅對於學科建設毫無建樹，而且可能在政治上留下不好的影響。當然，注意現實性，不是要處處迎合現實需要，不是為現實去編寫歷史。我們在《中國近代通史》的寫作中要注意這兩種傾向，總之要全面地看待歷史過程，減少片面性。

  這樣說不是要否定百家爭鳴。事實證明，百家爭鳴是發展學術研究行之有效的好辦法，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發展和繁榮歷史科學行之有效的方針。以上各種學術問題，都可以通過爭鳴，用事實和道理闡述各家的看法。以前有一種說法，說百家爭鳴實質上是兩家，即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這樣說容易犯簡單化的毛病，不利於學術的發展。但是，《中國近代通史》作為一部書，應當有自己統一的設計和體系，在宏觀上，應當有前後一致的觀點。參加本書撰寫的各位作者，或許對本書的體系和基本看法會有不同意見，盡可以在各種學術刊物上提出爭鳴，在這本書里，總的學術傾向應該是基本一致的。當然，具體歷史問題的表述，除了吸收學術界的積極成果外，個人的研究心得應該寫進去；如果可能，要努力推進某些問題的研究。

  三、拓寬研究領域。5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所擴大，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規律所決定的。現在如果再用三個高潮、八大事件，就很難概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範圍了。近些年，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後的歷史轉移。但是，涉及1919年前的政治史、經濟史、中外關係史等傳統學科的研究仍需要加強。一個社會是由諸多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組成的。經濟發展程度是社會前進的尺度，政治表現在社會前進中起著指標的作用。文化的發展既受制於同一個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條件，也要反作用於一個社會的政治與經濟。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會產生某些特有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又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的制約因素。現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對思想文化史、社會史研究有興趣，對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熱情。加強與加深思想文化史、社會史研究是與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緊密聯繫的，因而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忽視政治史研究卻沒有必要的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如何，對其他的研究領域起著制約的作用。經濟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如何，對解釋社會的發展方向有著深刻的含義。文化思想史、社會史的研究同樣重要，不可偏廢。紅花需要綠葉扶持才顯出自然的美；沒有血肉的軀幹只是骨架，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全面反映近代中國歷史內容，需要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生活（包括人口狀況）的、民族關係的、邊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研究的配合，缺一不可。尤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對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有全面、深入、豐富的了解，單線條的認識是不能反映複雜多變的社會的。中國近代歷史內容豐富多彩，革命是那個時期的時代主調，本書的寫作，實際上貫穿著政治史的基本線索，限於篇幅，對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社會史等領域，雖有涉及，仍然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四、關於「革命高潮」問題的處理。1954年胡繩提出「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的概念，為近代史學界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是習慣上，大家多習稱為「三次革命運動高潮」。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提出了反對的意見。現在的情況是，反對者有之，贊成者有之。

  1984年章開沅在《歷史研究》第3期發表文章，主張放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認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運動高漲，實際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運動高漲的標誌與胡繩所說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的標誌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歷史研究》發表文章，反對「兩個過程」的提法，認為「只有推動社會變革的國內階級鬥爭才能體現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他提出：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國、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才能體現基本線索，洋務運動和義和團運動不能列入基本線索的標誌之內。他雖然迴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實際上並無反對之意。李時岳是一派意見的主要代表人，他1980年、1984年在《歷史研究》相繼發表文章，表示贊成基本上用階級鬥爭的表現作為基本線索的標誌，認為要重視近代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意義，給予資產階級政治運動以應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四個階梯的論點。他在中國近代史的宏觀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對胡繩的觀點有不少商榷，但在實質上並沒有反對「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務運動」列入，稱為「四個階梯」或稱為「中國近代史的進步潮流」而已。1988年陳旭麓著文（發表在《歷史研究》第3期），明確主張支持三次革命高潮，但認為應從革命的本來意義來定義革命高潮，應把11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整體來觀察革命高潮。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軍閥政府；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奪取全國勝利。他強調，中國近代史上只有這三次革命高潮，沒有這三次高潮，就趕不走帝國主義，也打不垮封建勢力。1989年夏東元在《歷史研究》第4期上所發表的文章，也認為應把11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全體，主張「『一條主線』（即資本主義醞釀、發生和發展為線索）『兩個過程』（即『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相結合，闡明中國近代110年的歷史規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說，也不認為『四個階梯』說是妥當的。」著者在1984年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載《歷史研究》第4期），沒有對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見；但在1998年發表的文章《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載《近代史研究》第2期）中認為，胡繩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國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從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反映歷史實際的。固然，從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從近代化史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史，可以從各相關專業的需要出發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關專業歷史實際的某些概念。但是，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慮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統率、制衡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開不用，恐怕是難以反映歷史真實的。但是，胡繩當初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所處理的對象是中國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間。把中國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則胡繩所提中國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實際，是很明顯的。從這個角度對三次革命高潮論所做的批評，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考慮，有必要重新考慮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問題。著者在文章里曾提出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

  考慮到以上原因，在《中國近代通史》的分卷原則里，實際上參考了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但是在分卷分章的標題里不準備出現「革命高潮」的字樣。在有關卷、章里，應該對那七次革命高潮作有重點的論述，但不出現「革命高潮」字樣，這樣處理，意在避免無謂的概念之爭。

  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是我國歷史上一段極為重要的時期，屈辱與苦難，奮鬥與犧牲，構成了豐富與斑斕的歷史畫面。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任務，是要釐清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探索其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重現近代中國豐富與斑斕的歷史畫面。這樣的研究與重現並不斷加深認識的過程，就能夠為我國人民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有說服力的歷史根據，為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素質及其愛國主義教育的水準，加強其對國家、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發揮積極的作用。

  根據以上論述，《中國近代通史》應該向下述方向作出努力：

  第一，科學性。本書作者要站在歷史和時代相結合的高度，依據今天所能夠掌握的歷史資料，有根據地、嚴肅地描述、論證歷史過程，使之符合歷史學的科學原則。第二，系統性。本書不是片面地、零碎地講述歷史，而是根據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的演變順序，全面地、系統地講述歷史。儘可能做到形神兼具、骨肉兼具、點面兼具。第三，綜合性。新的時代和新的條件，必然會帶來對過去歷史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新看法。改革開放所推動的思想解放，以及國內外檔案資料的大量披露和開放，都不斷地在提出各種需要解答的重要歷史問題，因而不可避免地會促進我們對近代歷史作出更加科學和全面的考察，得出較過去更加清晰和符合歷史真相的看法。本書要在上述指導思想下，對50年來，特別是最近2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取得的進展，作出綜合性的概括。第四，準確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作為國家所設立的專業研究部門，必須考慮到國家、社會的現實需要，針對來自國內外各方面對中國近代史提出的各種新問題和新挑戰，運用集體的研究力量，在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出能夠代表國家水平的比較科學和系統的正面回應。近代史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的專業研究人員，具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綜合優勢、整體優勢。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國家隊」，我們應該擔負這樣的責任。

  這是我們的目標。能否達到這樣的目標，要看我們的努力程度，要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評論。對目標的設定，任何的自我吹噓，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