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編纂《中國近代通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面貌與建國以前根本不同。20世紀70年代末起，和整個國家一樣，中國近代史研究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總體來說，新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開拓了思路，拓寬了領域，而且引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國近代史認識的深度上和客觀性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學術爭鳴中，由於正確區分了政治活動與學術研究的關係，減少了現實政治對學術活動的壓力，學術觀點異彩紛呈。通過學術爭鳴，推進了人們對中國近代史的思考。總起來說，新時期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外關係史、經濟史、文化思想史、社會史、邊疆史的研究中，都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尤其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開展，近代社會史研究的開拓，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國民黨歷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些大大充實了人們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實際情況的了解，加深了人們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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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與此前20多年比較，有了很大的前進。從發表的著作和論文來看，質量勝於以往，數量大大超過以往20多年的總和。建國以後至1976年，出版的各種近代史著作不過200多種、論文約5000篇。1978-1988年的10年間，根據我所做的粗略統計，出版的各種近代史著作超過1000種，平均每年超過百種；發表論文約12000篇，平均每年超過千篇。1989年以後的10年，無論論文、著作還是各種資料書，其出版數量都比前一個10年多。這些論文和著作，固然有低水平重複研究的情況，但是也應該說確有大量高質量的研究著作。

  對於中國近代史這樣一個年輕的學科來說，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培養造就新的研究人才，加強研究者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提倡紮實功夫和創新精神，認真開展百家爭鳴；在完善中國近代史的科學體系、提高近代史研究水平的時候，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寫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學著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貢獻，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撰寫一部反映新的時代精神，反映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國近代史的新架構的通史著作，就是我們面臨的工作任務之一。

  我們今天的出版界還沒有一部綜合反映如此全面內容的中國近代史的讀物。現在是提出這一任務的時候了。近代史研究所從創立伊始，就立志要寫出一部比較權威的中國近代通史。但是，范文瀾只有一部《中國近代史》上冊，只寫到義和團，而且只有政治史；劉大年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稿》，出了三冊，也只寫到義和團，雖然力圖加入經濟、文化思想、邊疆與少數民族方面的內容，但畢竟比較單薄，而且社會史方面的內容沒有注意到。80年代以來國內出版過的通俗近代史讀物有幾百種，大多陳陳相因，缺少新意。而且幾乎所有這些讀物，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都是按照1840-1919年的模式來處理的，遠遠落後於學術界已經取得的認識。

  近年來，一些大學教師編寫了近代史教材，有幾本已經公開出版。有的雖然打破了中國近代史的舊的分期，但也只寫到20世紀20年代，所確立的分期標準難以成立。1997年出版了戴逸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通鑑（1840-1949）》10卷，每卷平均1200頁，卷帙浩繁，按照專題分類，大量編入原始資料，實際上是一部資料書。1997年還出版了秦德占主編的《近代中國曆程（1840-1949）》4卷，每卷平均1200頁，按照詞條分類編輯，詞條下附錄原始資料，也是一部資料書。200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遼寧大學董守義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史教程（1840-1949）》上下冊，70萬字，作為大學教材公開出版。該書突破了以往的分期法，把中國近代史下限定在1949年，是一個進步，但按照專題分章，在體現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上顯得不夠。在此書以前，1999年群眾出版社出版了著者主編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35萬字。這是應公安部要求，為全國公安幹警編寫的幹部讀物。此書第一次按照新的分期法，按照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邏輯安排章節。有學者評論，認為該書提出了對中國近代史新的理論構架，是對中國近代史撰寫上的一次突破。但因篇幅小，只能涉及政治史，在內容上很不完善。撰寫此書，是為了撰寫《中國近代通史》做的一次實驗。

  我們考慮到以下原因，決定擔起編寫《中國近代通史》的重任：第一，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在整體上已經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各個專門領域取得了許多進展。第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瀾所長領導下就確立了寫一部《中國近代通史》的任務，並且幾次組織力量，布置任務，几上幾下，終究由於時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畢其功；劉大年所長也曾努力並主持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三冊，但也只寫到《辛丑條約》的簽訂，留下了半部《中國近代史》未完成的遺憾。經過改革開放20餘年，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研究蓬勃發展，尤其是最近10年，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一代的研究力量已經成長起來，年齡在35-50歲的研究者約有60人，其中大多數都是研究員、副研究員，他們已成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力量的主體，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可以分工承擔撰寫任務。第三，此前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基本上停留在1840-1919年的模式上，現在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目前缺少一部按照1840-1949年分期、全面反映這一歷史時期內容的中國近代史。第四，中國社會科學院前任院長李鐵映在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撰寫《中國近代通史》的任務，工作會議精神在所內傳達以後，所內不少研究人員向所里提出應貫徹院工作會議精神，開展《中國近代通史》的寫作，反映了所里部分研究者要求參加這一工作的熱情。因此，在現在的條件下，撰寫一部《中國近代通史》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了。也許有人認為，現在還需要加深專史研究，寫通史的條件還不夠。這樣的認識不是沒有道理。專史研究當然是需要加深的，這樣的研究永遠沒有止境。我們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說專史研究不需要加深呢？同時，通史的寫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大體上每過十年修訂一次。一般來說，通史性的著作，要求綜合反映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是對已有學術成果的一次積澱，而專史研究則要求推進某個問題研究的深入。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進研究的深入是不大現實的。如果要求等專史研究做充分了再來寫通史，如果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動研究的深入，那等於取消了通史類著作的撰寫。

  按照這種理解，一部通史著作，只要在宏觀思路上、在總的架構上有了前進，在具體問題的論述上基本上吸收了學術界已有的成果，這部著作大體上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