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紀下半葉中國近代史史書的編纂

  1949年以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中國的獨立和解放奮鬥了近30年的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新中國的歷史學研究中，中國近代史研究分外受到重視，國家級的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機構最早建立，大學歷史系裡普遍設立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中國近代史知識的普及成為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手段。

  20世紀50年代以後出版的中國近代史書甚多，不下百多種。我們列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一、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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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繩：《中國近代史提綱》，中央黨校1955年印本，1960年修訂印本。

  三、戴逸：《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58年。

  四、林增平：《中國近代史》，兩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五、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64年再版。

  六、李侃、李時岳、李德征、楊策、龔書鐸：《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版，1994年第四版。

  七、劉大年主編《中國近代史稿》，全三冊，人民出版社，1978-1984年。

  八、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

  九、苑書義等：《中國近代史新編》，全三冊，人民出版社，1981-1988年。

  十、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群眾出版社，1999年。

  十一、董守義等：《中國近代史教程》，上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新中國建立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書的編纂，較之1949年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概括起來有如下特點：

  第一，新編的中國近代史，大多明確標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編書的指導思想，以階級分析方法作為觀察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基本方法，在歷史事實的敘述過程中，體現了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曲折奮鬥的途程中，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與論定，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前途等，從而進行一系列論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對中國近代史的描述，是建立在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這種分析基礎上的。這樣的分析和敘述，對於讀者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本質特點、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了解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有莫大好處的。這個進步是1949年前大多數中國近代史書難以比擬的。

  第二，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時限。中國近代史開端於鴉片戰爭，這個問題在1949年以前編纂的中國近代史書中已經基本解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何在，1949年前編纂的史書中並無定論，大體上是終止於史書停筆前，也有的書明確終止於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覆亡。范文瀾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以及由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據此編寫的初中歷史課本《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明確了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為：1840-1919年是中國近代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以後是中國近代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如果考慮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誌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則中國近代史的完整時限應為1840-1949年。這就是說，中國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歷史。這本來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科學的定義。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學術討論中，似乎形成了一個沒有正式結論的共同認識：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劃在1919年，1919年以後至1949年稱為中國現代史。在這樣的認識下，范文瀾在1955年《中國近代史》的「九版說明」中特別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冊，是1945年我在延安時寫的，當時原想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一氣寫下來，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劃歸上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劃歸下編，本書則是上編的第一分冊。現在因為近代史與現代史已有明確的分期，故將此書改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冊。」這一改動，對以後中國近代史書的編纂影響甚大，中國近代史的時限概念幾乎就定在1840-1919年。儘管這個概念在學科建設上是不準確的，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可以說是對1947年范著《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時限概念的一次倒退。儘管中國近代史學界的主流認識如此，但實際上許多研究者並不贊成。

  舉幾個例子。中國人民大學教員林敦奎1956年6月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第六次科學討論會上提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應延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接著，榮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學通報》發表《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文章，開宗明義說：「有人說，中國近代史的斷限應從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贊成這個意見。」他分析道：「從鴉片戰爭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社會性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百一十年的歷史應該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叫做中國近代史。假如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起到目前止作為中國現代史，那麼所謂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的一半，而現代史卻包括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兩個不同性質社會的歷史。這樣就其科學性來說是不妥當的。……1949年以前，我們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現代史，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近代史，那時中國社會性質沒有改變，按兩段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同來區分歷史是應該的。但在今天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中國社會性質已經改變，中國革命性質已經改變了，再保守著舊日的樣子劃分歷史階段就不妥當了。」再接著，李新在為《中國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下）教學大綱》（初稿）所寫的前言中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止，這個社會的性質是基本上沒有改變的。因此沒有理由把它劃分為近代史（1840-1919）和現代史（1919-1949），而應該把它寫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的通史。……為了方便起見，把它稱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顯然，李新也是同意中國近代史實際應該包括1840-1949年的歷史的。此後，在《歷史研究》編輯部組織的討論中，李榮華、趙德馨也同意上述主張。劉大年1959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國歷史學者介紹新中國的歷史科學時，也持這種觀點。劉大年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史前進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十幾年前的『現代』,已經很快為今天的『現代』所代替。時至今日，我們再用『近代』去概括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歷史，用『現代』概括五四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歷史，顯然是非常不合理了。」范文瀾在1956年7月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國近代史講座所作的報告，在討論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時說：「中國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裡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進行侵略和壓迫、國內各階級在不同的時間上和不同的程度上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也就是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他這裡用的年限是1840-1949年。第三，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舊中國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沒有進行分期。胡繩有感於此，於1954年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學者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1957年，《歷史研究》編輯部匯集了三年來學者討論的文章予以出版。這是中國近代史學界學習唯物史觀、尋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寶貴記錄。中國近代史如何劃分時期，看起來是編寫近代史教科書的一個具體問題，但是依據什麼標準分期，卻涉及到歷史觀問題，涉及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理論與方法問題，涉及到對敘述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要任務的認識，以及用什麼來做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歷史發展過程進行正確的分期，對讀者認識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進行歷史主義的教育是有很大意義的。胡繩批評了那種拿帝國主義侵略形態作劃分時期標準的看法，認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視對侵略的反應這一面，正是歷來資產階級觀點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點之一」；同時也批評了單純用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來做劃分時期標準的做法，認為那樣會走到經濟唯物論的立場上去，對中國近代史分期，必須全面考察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的變化並不是亦步亦趨地隨著基礎的變化。胡繩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依據毛澤東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說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階級鬥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準」的重要意見，並且把中國近代史劃分為七個時期。范文瀾根據近代中國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以及兩個主要矛盾相互轉換的矛盾論原理，把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四個大的階段，他同時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在中國近代史上當然有頭等重要的進步意義，必須予以詳盡的敘述，不過，中國資本主義到底是弱小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歷史上的貢獻到底是有限的，它和中國封建主義作鬥爭，始終沒有力量從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到主要的一面，更不用說對帝國主義有什麼大的鬥爭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曾因為有了中國資本主義而變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中國近代史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決不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把近代史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僅僅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來劃分中國近代史的階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其他學者還提出了其他的分期法。

  經過20世紀5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近代史學界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問題、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問題，大體取得了共識。從60年代到80年代出版的幾種中國近代史讀本，體現了這次討論的結果。其中兩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編、劉大年組織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編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一本是翦伯贊主編、邵循正和陳慶華編寫的《中國史綱要》第四冊。以後陸續有李侃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史》、劉大年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稿》、胡繩編著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以及苑書義等編著的《中國近代史新編》。這幾本書雖然出版較晚，反映的仍是那次討論的結果。

  第四，關於政治史或革命史體例問題。中國近代史書的撰寫，即使在1949年以前，不管是持有何種史觀的作者，都具有時代的緊迫感和使命感。除了個別例外，中國近代史往往寫成近代政治史。1949年以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衝動一直在繼續，反映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不管是寫舊民主主義革命史，還是寫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往往強調了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那一面。後來有學者批評這是「革命史觀」。這種批評不一定準確，但是一部近代史寫成了政治史或者革命史，這是大家都有感受的。

  包括擁有眾多讀者的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內容也是偏重於政治史。這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重要時期，在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期，在需要用中國近代史的知識體系為中國的革命和前途呼喊的時期，顯然是有道理的，反映了時代的需要。但是，在那場革命勝利以後，在講究科學體系的時候，從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建設看，這卻是需要改進的。長期保守那種狀況，學術界不會滿意，讀者不會滿意。20世紀60年代初，參加撰寫《中國史稿》第四冊的作者們，看到了這一點，努力作出改變。依照《中國史稿》第四冊主持人劉大年的看法，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國80年的歷史，明顯地表現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的三個不同時期。在那幾個時期里，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係、他們的矛盾鬥爭各有特點。其中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結合在一起的，統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只講政治事件，也要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不只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要講出國內各民族在鬥爭中與全國的聯繫和相互關係。《中國史稿》第四冊這種寫法，就是總結了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理論建樹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華，給中國近代史搭起了一個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該書是作為幹部讀物撰寫的，出版後成為指定的高等學校教材，印數很多。1982年全國近代史專家在承德舉行學術討論會，會上有的研究者評論說：60年代最有影響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編、實際上是劉大年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這個評論指出了那本書在一段時間裡流行的情形。可惜這本書不到18萬字，雖然有一個較好的框架，但正如評論家所說是「有骨頭無肉」，不能算是一部豐滿的近代史書。「文化大革命」結束，劉大年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稿》，就是用這本書作為提綱。它的缺點是沒有從110年的全程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沒有照顧到中國近代史領域迄今為止的新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近代史的專題研究有了很大進展，對中國近代史的體系又有了新的認識和思考。這部計劃寫成五冊的書最後沒有完成，成為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又一部半本《中國近代史》。胡繩的著作，規模較大，條分縷析，議論恢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對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及對廣大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以上幾本書，儘管在某些具體問題的論述上學者們可能有不同意見，但是它基本上確定了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編寫體例和框架，確認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國近代史的歷史進程，確認了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確認了近代中國的基本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具體編寫上大體接受了三個革命高潮的概念。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團橫行，他們鼓吹「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影響到將來」的奇談謬論，要「大批資產階級」，濫用、歪曲階級鬥爭理論。「四人幫」的「儒法鬥爭」是他們從事篡黨奪權的政治手段，由於打著學術的旗號，使中國的學術文化事業，包括中國近代史研究，遭到空前破壞。20世紀70年代末，劉大年曾經指出：「新近出版的近代史讀物，重複勞動多，新增加的東西少，說來說去，總是一個簡單公式：『兩個過程，三個高潮，八大事件』,陳陳相因，了無新制，缺少專題研究的艱苦功夫。」這個批評，對於往後重複產生的中國近代史書，無疑也是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