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史書的編纂

  20世紀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來說，是開端的世紀，是轉型的世紀，是創新的世紀，也是收穫的世紀。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中國近代史研究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20世紀中國歷史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從傳統中國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30-40年代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服務的、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傾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占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產生，新中國建立以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逐漸占了主導地位。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首先是學術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半個世紀以前，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是不被看重的，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為顯學，不僅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在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譬如，近代政治史、近代經濟史、近代軍事史、近代外交史、近代思想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會史、近代報刊史，以及現代化進程等各方面，都作了廣泛而且深入地研究和討論，取得了豐碩的成績。僅就最近20年來的研究看，據粗略估計，平均每年都有千篇以上論文發表、約百種專著問世。這些浩繁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繁榮昌盛的情形。從宏觀研究來說，中國近代史的分期、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中國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中國近代史的指導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許多討論和研究進展。總結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趨勢，研究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意義，闡述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總體把握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指導的成敗得失和分歧，對於整合和提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水平，對於指導新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有積極意義。中國近代史是一門與現實政治、社會關係密切的學科，對中國近代史抱有何種看法，會影響到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看法。全面回顧總結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於發揮中國近代史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指導和歷史借鑑作用有著重要的意義。

  中國近代史研究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出現，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產物，也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的產物，受到國外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其他種種資產階級史學觀的重大影響。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經歷了萌生（20世紀初至30年代）、興起（20世紀30年代至新中國成立）、發展（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停滯（「文化大革命」期間）、繁榮（改革開放以來）幾個階段。在興起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開始出現並挑戰那時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近代史研究。在發展時期，國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專門機構，各大學歷史系設置近現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學界結合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習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為主流，中國近代史學科成為學術研究中的顯學。在繁榮階段，近代史研究中撥亂反正，糾正了學習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傾向；同時又出現了淡化意識形態、輕視唯物史觀、輕視階級分析方法的傾向，出現了用現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張和研究實踐，研究領域大大拓寬，研究專題大大加深。所有這些，都需要認真加以總結。

  帶有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書的編纂，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進行了。初步搜集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的各種早期版本，大致如下：

  一、陳光憲：《中國近世史》，北京，漢英圖書館，1909年印本。

  二、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上海，華昌印刷局，1914年再版。

  三、李泰棻：《中國最近世史講義》，北京，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印本，不全，出版年代不詳。

  四、李泰棻：《中國最近世史》，全二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原版不明。

  五、李泰棻：《中國近百年史》，全三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六、孟世傑：《中國最近世史》，全四冊，天津，天成印字館印製，1926年。

  七、顏昌嶢：《中國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

  八、王藹棠：《中國近百年史問題研究》，北平，華美印刷公司，1929年。九、高博彥：《中國近百年史綱要》，兩冊，北平，文化學社，1930年。

  十、魏野疇:《中國近世史》，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

  十一、陳懷：《中國近百年史要》，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

  十二、邢鵬舉：《中國近百年史》，上海，世界書局，1932年。

  十三、孟世傑：《中國近世史綱·分析表解》，北平，百城書局，1932年。

  十四、李鼎聲:《中國近代史》，上海，光明書局，1933年。

  十五、朱其華：《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

  十六、羅元鯤：《中國近百年史》，兩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十七、杜冰波：《中國最近八十年來的革命與外交》，兩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

  十八、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兩卷，大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十九、陳恭祿：《中國近百年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二十、何干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

  二十一、韓啟農：《中國近代史講話》，上海，新知書店，1937年；新華書店，1942年。

  二十二、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長沙，藝文研究會，1938年。

  二十三、現代歷史社：《中國近百年史》，1939年。

  二十四、曹伯韓：《中國現代史常識》，桂林，石火出版社，1939年。二十五、中國現代史研究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大眾日報社翻印，1940年；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

  二十六、張健甫：《中國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1940年。

  二十七、平心：《中國現代史初編》，香港，國泰出版公司，1940年。

  二十八、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全二卷，雞鳴書店，1940年；第一卷增訂本，三聯書店，1951年。其第一卷刪除《自序》、《第一章緒論》後半部分及《第七章五四運動》，編為《中國近代史》上冊，於1949年由新華書店出版。

  二十九、郭廷以：《中國近代史》，重慶，1941年。

  三十、盧豫冬：《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一般書店，1941年。

  三十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藍天啟明書局，1942年；商務印書館，1947年。

  三十二、陳安仁：《中國近代民族復興史》，重慶，青年出版社，1943年。

  三十三、鄭鶴聲：《中國近世史》的前編第一分冊及第二分冊，重慶，南方印書館，1944-1945年；又《中國近世史》，上下冊，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印本，1944年；上海書店翻印民國叢書第四編，75-76輯。

  三十四、曹伯韓：《中國近百年史十講》，實驗書店，1946年。

  三十五、陶官云：《中國近百年史話》，渤海新華書店，1946年；大連大眾書店，1948年。

  三十六、劉熊祥：《現代中國建設史》，重慶，史學書局，1946年。

  三十七、金兆梓：《近世中國史》，上海，中華書局，1947年。

  三十八、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三聯書店，1949年。1947年，作者曾化名武波在重慶讀書出版社出版《中國近代史》。

  三十九、曹伯韓：《中國現代史讀本》，香港，文化供應社，1947年。

  四十、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香港，生活出版社，1948年。

  四十一、宋雲彬：《中國近百年史》，上海，新知書店，1948年。

  四十二、中國歷史研究會：《中國近代史研究綱要》，光華書店出版；哈爾濱再版，1948年。

  四十三、李絜非：《中國近世史》，大學叢書，貴陽，文通書局，1948年。

  四十四、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中國近代史》的上編《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初中二年級歷史暫用課本，新華書店版，1949年。

  1949年以前編纂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的各種版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共找到約79種，雖儘可能搜集，但難免遺漏；此處列出較具代表性的44種。

  考察這44種中國近代史書，我們可以看到其編纂有如下情形：

  第一，這些公開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讀物，大多是學校教材，部分是針對不同讀者對象的通俗讀物。不管是大中學校教材，還是針對不同層次讀者的通俗讀物，作者都有對讀者進行中國近代史教育的明顯的目的性，都指出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由來及其過程，希望讀者了解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去向，希望對讀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孟世傑在1926年出版的《中國最近世史·緒論》中，首先指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必要性：「人民之於國，猶子弟之於家。子弟不知其家，不能保家！人民不知其國，不能報國！東西洋各邦，莫不以國史教民，即所以使知其國。然，遠史事遠代湮，不如近史關係深切，故最近史尤為各國所重。吾國民不欲知其國積弱頹敗之根源，與夫振衰起廢之術則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國最近世史。」沈味之在《近百年本國史》開卷引言中指出：「最近的一百年中，各國的勢力，漸漸侵入，無法抵禦，竟至受盡了外人的欺侮，這是很可痛的！依此說來，不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嗎？我們既生在這中國生死存亡的緊要時代，怎麼可以不去注意那國中的大事呢？」顏昌嶢在1929年出版的《中國最近百年史·自序》中開宗明義就說：「我國近百年來，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蒙清室官僚民國軍閥之抑制，國權喪盡，利源外握，使吾四萬萬民族生機淪於將燼，吾五千年光榮之歷史，暗淡無色。幸近民族自決風起雲湧，我國民運應時而興，兩三年間，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之標幟，風靡全國。」這個序言，說明了本書寫作的時代背景，提示了讀者閱讀本書的宗旨。羅家倫給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作的「引論」說：「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它近代的歷史不可。這不是說遠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研究，尤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必須研究中國近代史。」李絜非說：「吾人慾明了已往的事跡，現時所處的地位，和今後建設的途徑，非有信實的歷史敘述近世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嬗變之經過，則幾為不可或能。」魏野疇說明他做中國近世史的目的是：「為解釋過去，明白現在，指揮將來，不是死記過去的。」

  由於中國近代史讀物的強烈的現實性，站在不同階級立場、代表不同黨派、運用不同史觀的著作，對一些史實的記述和評價，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做法和觀點。例如，代表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蔣廷黻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貫穿了蔑視民意、民心的基本傾向，對於林則徐在廣東禁菸中貫徹「民心可用」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對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主張給予了高度頌揚，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國人和政黨（蔣廷黻稱為「反動分子」）要求抗日的呼聲給予了抨擊。與此相反，持唯物主義歷史觀或者進步歷史觀的作者，則相當重視人民群眾特別是底層群眾的歷史作用，正面肯定太平天國、義和團等群眾運動的歷史進步作用，肯定林則徐的「民心可用」。平心在所著《中國現代史初編·自序》中明確標舉：「中國現代史應當以爭求進步的人民大眾為主角，這是不可爭辯的真理。」陳安仁指出：「往古的歷史，每載帝王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譜系，而於人民參與社會和政治的行動，則忽略而不詳。這樣的政治史，是不具生命的，是沒有生動的。」針對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對曾國藩等人的高度頌揚，有些作者則對曾國藩展開了無情的批判。最早指出曾國藩是屠夫、國賊的，是《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一書的作者朱其華。這位作者評價曾國藩說，他是「聖賢道統的繼承人，宗法社會的擁護者，屠殺民眾的劊子手，對外妥協的賣國賊」，說李鴻章「是封建統治的重臣，是帝國主義暴力屈服下的順奴」。范文瀾在1944年發表了論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對曾國藩以組織湘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一生政治活動，展開了無情的批判，並且作為附錄刊載於他的《中國近代史》，對1949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有著重大影響。

  李鼎聲在《中國近代史·序論》中，公開聲明他遵循的是一種新的歷史觀。他認為歷史學不再單純的是一種記載的科學，「它不僅要記述人類在與自然鬥爭及創造自己的歷史過程中的種種活動，而且要說明此活動歷史的條件與原因，解釋歷史上各種重大事變的因果關係以及指出在何種情況之下一種舊的社會為新的社會所代替」；歷史學任務的改變，決定了傳統的「那種以帝王、聖賢、英雄為中心，專門記載朝代興亡治亂的歷史體系和那種偏重於人類文化生活的記載，而不能說明文化興衰遞嬗的全過程的歷史編制，不能合理的存在了」；「中國歷史是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任務，「乃是要考察中國社會在全人類歷史之一般的進程中，特有的發展路線，同時要解釋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變，如民族的分合鬥爭、社會形態的轉變、交替，各階級的分化戰鬥，各種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遞嬗變化等等發生的原因與其成果，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影響。只有這樣，中國史才能成為人類一般歷史的一個支流，才能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民族的內在變化與外在關係，而變成我們一種有用的智識的工具」。

  第二，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絕大多數作者都主張以鴉片戰爭為起點，這是考慮到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變，理由是很充足的。李鼎聲認為中國近代史指的是「自鴉片戰爭直到今日的中國歷史」，明末清初不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才是中國近代史的發端。因為明末清初不過是兩個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鴉片戰爭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鴉片戰爭後，中國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及思想文化上都表現出巨大的歷史轉變。華崗更詳細說明了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理由：

  本書從鴉片戰爭開始，因為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此後中國民族與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動亂和變遷，都以鴉片戰爭為出發點。鴉片戰爭不僅是中國開始被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衝擊，而且從此引起了中國民族內部的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不僅開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即由閉關的封建國家，開始向半封建社會推移，由獨立國開始向半殖民地國家推移；這樣，就使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至文化思想上，都變現了空前巨大的變化。從此，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就陷入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與任意奴役的悲慘命運，但也因此促進了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覺醒，喚起了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解放鬥爭。

  范文瀾、宋雲彬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也都是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以上，李鼎聲、華崗、范文瀾等人都是共產黨人，也許人們會誤會，以為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是共產黨人的看法。其實不然。許多不是共產黨人的作者，對這個問題也具有相同的意見。例如：1926年出版的孟世傑著《中國最近世史》，也是以鴉片戰爭作為起點的，他在敘論里說：「鴉片一役，開對外戰爭之端，創門戶開放之局，藩籬盡撤，外力交侵，實為近百年憂患之種原。故論中國最近世史，要起於鴉片戰爭。」又如1935年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1938年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1940年張健甫著《中國近百年史教程》、1947年金兆梓著《近世中國史》、1948年李絜非著《中國近世史》，都是這樣的主張。

  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放在明末，認為新航線的開闢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如鄭鶴聲認為：「自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係，較之中古時代，顯有不同之處，是即中古史與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變，有『經往開來』之趨勢，其一切表現，皆在根據往古事跡而發揚光大之。且推陳出新，由此而孕育未來之局勢。每一民族思想為其演變之原動力。故近世史之範疇，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之歷史，無論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放在16世紀初的葡人東來。這種把中國近代史開端比肩歐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藉此說明中國近代種種巨大變化的由來，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歐洲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影響到中國，其間經歷了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就中國歷史來說，從明末到鴉片戰爭前夕，有著300年之久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固然不能說歐洲的近代歷史對中國毫無影響，但是要指出，這種影響對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國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歷史全要講到，我們還是不能進入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這從著作的技術性要求來說，也是不無困難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長編兩卷只寫到了鴉片戰爭前夕，鄭鶴聲的《中國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學校的講義，其南方印書館的版本從明末寫到清朝康雍乾年間，中央政治學校的印本，上冊與南方印書館版本基本相同，下冊從鴉片戰爭講到辛亥革命。本來要敘述中國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敘述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卻敘述簡略。這些作者在抗戰期間從事撰述，勞碌奔波，困苦莫名，難竟全功，是可惜的；但這與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定的不合適，不無關係。

  第三，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下限。考察1949年以前出版的帶有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不管其書名叫做《中國近代史》，或者《中國近世史》、《中國最近世史》，或者《中國近百年史》、《中國現代史》，絕大多數都沒有明確「中國近代史」這個概念的定義，沒有明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絕大多數都是從鴉片戰爭講起，終止於該書出版前。如果就此下定義，可以說中國近代史，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所以相當多數的中國近代史書，都名為「中國近百年史」。稍晚出版的，如金兆梓編著的《近世中國史》，敘述到抗日戰爭的爆發；宋雲彬編著的《中國近百年史》，敘述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破裂。也有個別作者撰述中國近代史，從「滿清」入關寫起，終止於民國建立，主張「自民國成立後，則屬於現代的範圍」。那時候撰寫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們，對於中國近代史，或者中國現代史，並沒有明確的概念區分。典型的例子是李鼎聲的書，1933年出版的名為《中國近代史》，1940年出版的名為《中國現代史初編》;曹伯韓的書，1939年出版的名為《中國現代史常識》，1946年出版的名為《中國近代史十講》，1947年出版的名為《中國現代史讀本》，以上這幾本書的開端，都是從鴉片戰爭寫起。可見，他們並不認為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出現了關於中國近代史時限的完整定義，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造性貢獻，是中國近代史學科開始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范文瀾把184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定義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把1840-1919年的中國歷史劃為中國近代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把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雖然是從革命史的角度定義中國近代史，卻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給出了科學的、符合學術規範的規定。范文瀾的書是1945年完成寫作，1947年出版的，那時他還不可能預計新民主主義革命到1949年獲得最後勝利。但是他在該書的「說明」中劈頭就說：「《中國近代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一分冊，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本書是上編的第一分冊。」該書目錄明確標明：「上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他的志願未遂，上編第一冊只寫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以後便沒有可能再寫下去。半部中國近代史，雖然留下了遺憾，但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大框架，卻基本上奠定下來了。

  根據范文瀾的設計，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榮孟源、劉桂五等學者在1948年編寫了初中歷史課本《中國近代史》上編，明確標舉「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這本課本的編輯說明指出：「本書為初級中學中國近代史課本。全書分二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840-1919）；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919-1945）。」這本課本是一個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上編，它不僅為新中國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歷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對1949年以前中國近代史書編纂體系的一個良好的總結，也為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第四，這些中國近代史讀物一開始就表現出創新史學的趨勢，努力擺脫或者基本上擺脫了中國正統史學（紀傳體）的舊有格局，普遍採用了自西方傳入的章節體，當然也有一些還留下了紀事本末體的痕跡；20年代起的出版物，均放棄了文言，採用了語體文來進行表達。但是這些著述體裁各異，體例不同，觀點分歧，引文、注釋均缺乏學術規範，很少或者基本不能引用檔案史料，說明中國近代史史書編纂還處在起步階段、創始時期。也有個別作者，無論史觀或者體裁，仍是傳統的，是以歌頌當今為主的正統史學。如宣統元年十二月北京漢英圖書館出版的陳光憲著《中國近世史》，就是這樣一本書。全書不過31頁，作者完全站在清朝統治者立場上看待中國的近世史。作者在簡短的緒言中明確表明了這一點：「我朝建國逾三百年，內政殷繁，不可枚舉，而武功者，立國之基礎；文學者，保國之元氣；百務咸理，有大政以為之綱維；各國通商，有外交以為之聯絡。茲編所載，曰武功，曰文學，曰大政，曰外交。文辭之繁簡，不必從同；大事之源流，但期盡舉；其餘典章制度，概不暇及雲。」本書篇目，共列出武功一到五，文學一，大政一，外交一到四。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標明《中國近世史》的歷史書，寫作在清朝統治即將結束的前夜，它是新史學開始之前舊史學的尾聲。

  由於中國近代史這個歷史時期尚在發展過程之中，著述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們，包括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們，看不到這段歷史的完整過程，難以把握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使得他們在史實的選取上，在歷史過程的分期上，在歷史前進方向的判斷上，在研究方法上，在今天看來，都有許多幼稚之處。

  在史實的選取方面，最大的問題，是大多數作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對於國共關係的歷史，採取了公然漠視的態度。30年代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作，除了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和現代歷史社編印的書簡略地提到共產黨的活動外，其他的書或者稍有涉及，或者完全迴避。其中現代歷史社編印、未署作者的《中國近百年史》，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近百年史的看法，第一次提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經過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提到國共合作和大革命，以及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敘述武漢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時，大量引用了共產國際的文件。1940年出版的張健甫的《中國近百年史教程》，基本觀點是不錯的，對近百年中國社會的認識表現了作者的進步傾向，但是作者也完全沒有提到共產黨的活動。該書第八講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與北伐、第九講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全面抗戰，應該有共產黨出現的地方，均無一字涉及；只在第十講一百年中國歷史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九一八事變後，「因為中國內部統一團結尚未完成，所以初期的中日交涉，中國隱忍退讓，迨至日本進逼不已，中國內部的統一團結完成了，才有七七全面地爭取民族獨立生存的神聖的抗戰，中國全面抗戰的勝利，無疑的要結束近代一百年的恥辱，另寫歷史的新頁。」這裡所謂「中國內部的統一團結完成了」，顯然是指國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但是作者迴避了。40年代末出版的金兆梓的書，主要敘述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史，也辟出篇幅敘述文化藝術、社會經濟和教育。安排較全，敘事較平穩。但是，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基本不涉及，或者盡力迴避。個別地方不得已偶一提及，也採取了不客觀、不公正的態度。檢讀起來，該書只有下面四處提到：（1）在敘述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到1922年蘇聯代表越飛派人來滬接洽，謂中國革命，需要三民主義，當時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革命工作；（2）在敘述1926年春準備北伐時，提到是時黨內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忽發生裂痕，旋由蔣中正先生本著兩不偏袒的態度，以非常迅速的手段解決了，總算沒有阻礙北伐的大計；（3）敘述1927年3月南京事件時，根據當時的歪曲報導，提到有共產黨人煽動少數軍隊，對於在南京英美日等國領館，及英、美、日、法、意等國僑民，加以侵害；（4）敘述中蘇關係時，提到1927年12月廣州事變發生，實由於廣州的蘇聯領事館及其國營商業機關指揮中國共產黨人在廣州暴動。此外有關中共歷史和國共關係，完全迴避。書中設對日抗戰一章，且有「中國之團結」一目，居然完全不提共產黨，不提國共合作導致了「中國之團結」。本書發行於1947年10月，這時候，國民黨政府發動的全面內戰已經一年，反映在出版物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以及國共關係，當然是十分敏感的話題。作者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處理，是那個時代反共思潮在中國近代史書編纂中的反映。李絜非的《中國近世史》出版於1948年，無一字涉及中共歷史。遺漏重大歷史事實，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是這類中國近代史書的重大缺陷。宋雲彬在《中國近百年史·序言》中說：「現在坊間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大都是抗戰前編寫的，沒有把轟轟烈烈的抗戰史寫進去；並且為了避免觸犯當道，對於大革命前後的史實的敘述，往往轉彎抹角，很少能秉筆直書。」這的確是事實，雖然這個批評是很隱諱的。李絜非試圖解釋這一點，他在論述中國近世史研讀的重要性及其限制時說道：「研讀者身在所研讀的對象之中，既不易識廬山真面目，更非比對於古史上然。人云遙則恩怨悉捐，世統遠則是非易定。反之，身丁其世者，落筆則有所忌諱，傳述亦不免偏私，使躬親其役者，眩惑而無主，古人所謂『恩怨盡時方論定』,即是說，近世史的寫讀，以史跡關切自身，自不免近視而有所體認不清，更以聯繫而興起感情於其中，自不免有愛憎好惡之私，乃不能得史實之真相，做公平真確之論述。」平心在《中國現代史初編·自序》中也表示了這種無奈：「我自己認為最不痛快的，就是在寫作時，因為顧慮環境，許多意思不能不用轉彎抹角的方法來表達，許多通用術語也不能不用別的同義術語來代替。同時承發行者的好意，刪去了一些較為觸目的字句。這些都是在目前出版環境中不得已採取的變通辦法。」很明顯，政治因素，書報檢查，是作者必須面對的難題。只有共產黨人如華崗、宋雲彬等的著作，才涉及中共的歷史。他們的書在當時出版，未必不是冒風險的事。至於以現代歷史社和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名義編印的《中國近百年史》《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等著作，是闡明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近代史看法的書，書上既未標明出版社，也未標明出版地和作者，在當時顯然是非法出版物。這幾本書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運動歷史的敘述，有關國共合作推進大革命，有關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分析，有關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介紹，都是其他一般近代史著作所迴避的。這說明，由於時代、階級、政治立場的不同，1949年前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其內容之差異是非常大的。

  在歷史過程的分期方面，胡繩在1954年曾對早期的中國近代史著作給予了詳盡的批評。我們現在翻閱1949年前的中國近代史書，發現胡繩的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中肯的。李泰棻的近代史，不論是大學講義，還是正式出版物，在晚清是按皇朝來分期，在民國，是按不同的統治者分期，在這方面，大抵固守著紀傳體史書中「本紀」的做法。孟世傑的《中國最近世史》，按照「積弱時期」、「變政時期」、「共和時期」來分期，表面上擺脫了「本紀」的形式，實際上是按最高統治者來劃分時期的，仍然沒有擺脫「本紀」的作史思路。其他的中國近代史史書，大多選擇若干重大歷史事件逐一敘述，或合併敘述，鮮有變化。胡繩批評這種體例大致類似於「紀事本末體」，並且認為這種敘述方法「往往會錯亂了各個歷史事件的先後次序，拆散了許多本來是互相關聯的歷史現象，並使歷史發展中的基本線索模糊不清。」這樣的批評是客觀的。

  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作者表現了相當的開明和前瞻。譬如，主張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近代史寫作的魏野疇，他在《中國近世史》導言中指出，生成新歷史——理想中的歷史，需要採取科學的原理、材料和方法，要與19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比較宗教學、考古學等姊妹科學（Sister Science）連接起來，應用到人類活動的事實上，寫出新歷史。他說：「古人把歷史看做記載過去事實的帳簿本，好像歷史是為古人做的，使古人『青史留名』、『傳諸不朽』就算了。我們才知道歷史並不是要記載過去的事實怎麼樣，是要記載過去的事實怎麼樣到現在，過去已經過去了，我們做歷史，並不是為古人留名聲，傳不朽，是要把人類過去的陰影投到現在，要人類知道他們的現在是怎麼樣來的。既知道現在是怎麼樣來的，便可預料將來了。簡單說，你不是記載過去的帳簿，是要正確記載過去，並解釋過去的科學。」

  在近代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判斷上，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一般存在著比較朦朧的去向。顏昌嶢在《中國近百年史·自敘》中譴責五口通商以後，強鄰勢力愈逼而愈亟，政府冥頑怯懦，婉轉服從，苟偷權位，不惜舉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寶，敝屣棄捐，財盡能索，乃復大舉外債，專事內爭以後，慨嘆「吾數千年酋長世襲轉制之國家，人民自視若馬牛犬豕禽獸然。……以如是之民，欲與世界平等自由博愛之民族，相偶相角，以共立於天演兢存之宇宙，不其難哉？」顯然，作者在講述中國近百年史時，對歷史發展的前景甚為無奈。陳安仁在《中國近代政治史·自序》中說：「中國近代史，是暗澹晦暝之時期，有如歐洲黑暗時代然；惟歐洲經黑暗時代，能促進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又由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蔚為現代全盛時期。中國能否由近代暗澹晦暝之時期，促進於二十世紀光明之域，是在中國民族復興運動成功與否以為斷也。」作者在該書結論中又說：入民國以來，由於清朝政治上的餘毒未能掃清，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未能擺脫，「遂使政治現象未有清寧的一日，而今危亡之禍，迫在目前，中國的政權，能否始終為中華民族所統有，使偌大的國家，不成為歷史上的廢墟，除卻在政治上努力於新建設以抗拒帝國主義的支配勢力以外，尚有何途？」雖然作者正確地指出了中國民族復興運動成功與否對於促進二十世紀中國進於光明之域的重要性，但是對於中國歷史的這種前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作者並不是很樂觀的。

  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陳恭祿，作為一名教會大學的教授，受西方影響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為楷模。他的《中國近代史》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英雄人物為核心，這種學術方法使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評價和對具體的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與當時中國社會主流知識分子觀點非常接近。在涉及現實時，他在某些問題上認同於國民黨政權，但在內心，對中國社會的出路，既不寄希望於國民黨，也不將理想寄託於共產黨，他希望走一種兩黨之外道路。作為一個無黨無派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他從自己的學術立場得出了中國社會走向的結論，表徵著中國社會中間勢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這是時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結果。

  有兩種書的作者對近代歷史的前景表現了明確的意見。代表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的書，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在這方面提出了明確的主張。他在總論中指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籠統來說，這個主張是說出了近代中國出路的關鍵所在的。但是在抗日戰爭的高潮中，不傾心組織全民族的抗戰，口頭空談中國的近代化，是另外一種唱高調的表現。況且，他著書的結論，是號召讀者追隨蔣介石，謹守所謂中山遺教，就能找到光明的出路。顯然他的結論是服從於主張片面抗戰的國民黨政府當局的基本觀念的。

  與此相反，那些對於中華民族前途抱有明確希望的作者，那些相信人民力量的作者，在撰寫中國近代史書時，總是以積極前進的樂觀姿態評價歷史發展的前景。魏野疇在他的書的結論中說：「在西方先來的殺聲之中也夾帶著不少的自由的聲調。東方文化腐敗了的弦子已經崩壞了。近幾年來文字上的改革給我們一種很便利的工具，科學方法又是一種降妖伏魔的法寶。戰前的準備已經完竣了，造時勢的大將軍把大家都送上思想革命的戰場。槍聲作了，炮彈炸了，前線上打倒了不少的死屍。思想革命的偉業必要在我們的手中完成的！」李鼎聲表明他撰寫《中國近代史》的目的：「暴露國際資本的群魔，怎樣從中國吮吸膏血來膨脹他們自身，怎樣驅使他們的鷹犬，來榨取中國廣大的勤勞人口以及中國的被壓榨的奴隸大眾，怎樣用自己的戰鬥力量反抗此種殘酷的吸血與狡榨」。從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判斷出發，他認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就是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整個的國民經濟屈服於國際資本的鐵蹄之下，而且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創痕，結果使國內的社會關係因此起了分化，受著帝國主義驅策並維護舊的生產關係的階級，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剝削制度的階級，站在另一條戰線上，這樣就激起了巨大的社會鬥爭，由對立發展所引起的突變——革命結局是要否定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舊生產關係，這便是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變化」。

  李鼎聲（平心）在另一本書里說：「中國近一世紀的歷史，是人民進步勢力和內外奴役制度決鬥的歷史。百年來的苦難把中國人民逐漸鍛鍊成為世界最富於奮鬥精神的民族，他們忍受著辛酸創痛，沐浴於腥風血雨，為的是要把老大的衰朽的中國改造成為少壯的進步的中國。任憑那些頑固的人種偏見者對中國不肯收斂輕蔑的眼光，但是，善於創造和勇於變革的中國人民，憑著光明的自信與挺進的魄力，沖向人類歷史的最前線，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攔的。歷史將為奮勇前進的中華民族作證！」我們今天讀到這樣充滿自信的話，仍然感受到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而撰寫中國近代歷史著作的力量。

  有的作者，在政治傾向上可能是國民黨左派，對近代中國的未來發展也表現了積極前進的姿態。張健甫在展望中國的未來時指出：「根據中國社會的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性質——無疑的，我們革命的性質，是國民革命。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也就是完成國民革命及建設自由平等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任務。國民革命的目標，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們的侵略，對內要肅清殘餘的封建勢力，特別漢奸賣國的陰謀，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天羅地網，建設領土主權絕對完整的獨立共和國。」對於近代中國前途的這種預測，大體上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

  時代的發展特點，賦予作者寫作的影響是明顯的。譬如，撰寫於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時期）的著作，明顯地帶有那個時期的時代特點。沈味之在全書最後一節「進行廢約的努力」中寫道：

  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處處受帝國主義者武力的壓迫，慘酷的屠殺，國民卻仍再接再厲，抱了大無畏精神，繼續革命，深知帝國主義的唯一工具，是在不平等條約。……所以舉國群眾，知道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民族革命運動的根本要著，因此近年以來，政府和民眾，一致努力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民族革命，繼續不已，帝國主義，總有打倒之一日，那麼在將來的中華民族史上，一定可以增加無尚光榮呢！

  這位作者在其行文之間，充滿了大革命時期反對帝國主義的豪情壯志，相信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戰勝帝國主義。另一位國民黨人，自稱是「國民革命隊伍里的一員健將」的印維廉，在其所著書的例言中，明確舉出其編書的三個要點：

  第一，要使全國國民，明白認識中國國民革命，已有七十八年的光榮革命史。

  第二，要使全國國民，明白認識中國國民革命的對方，就是國際帝國主義，和種種不平等條約。目的在不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求達到我民族自由解放不止。

  第三，要使全國國民，明白認識中國國民革命，要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可不先打倒國內國際帝國主義的工具，如專制君主、封建軍閥，以及貪官污吏、洋奴買辦、土豪劣紳等為虎作倀的反革命派。

  這位作者的話，至今仍使我們感受到激情和鼓舞！

  前文所列44本書的作者，現在可以明確判明其政治身份為中共黨員的有11人，占全部作者的1/4.他們是：李鼎聲、魏野疇、朱其華、何干之、平心、華崗、曹伯韓、范文瀾、胡繩、宋雲彬；署名現代歷史社編的《中國近百年史》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作者實際上是張聞天；署名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編的《中國近代史》，作者主要是榮孟源。其中，李鼎聲和平心是同一人。朱其華、曹伯韓、宋雲彬後來脫離共產黨。還有幾位，如韓啟農、陶官雲，從他們的著作的政治傾向來看，似乎傾向於當時共產黨人的立場。但是現在還沒有材料證明他們也是共產黨人。這些共產黨人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大體上本著新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為指導，比較全面地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革命性質（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有著大體相似的看法；往往能夠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觀察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能夠從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鬥爭；能夠從社會基層民眾的角度分析勞苦大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對近代中國的歷史前景抱有強烈的期望，雖然很粗糙，但大體上形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框架。他們在寫作中富於激情，富於論戰性、批判性和針對性，往往使對於社會現象不滿的青年讀者受到很大的啟發。當然，在這些作者寫作的當時，不可能考慮到如何建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科學的學科體系問題，這些問題只有留待後來的研究者們去完成。但是，這些作者們研究、觀察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和角度，曾經長期影響了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則是無可諱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