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的探索

  這裡討論的不是各個歷史時期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具體問題的進展——這種進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這種進展推動了我們對中國近代歷史認識的深化，推動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國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動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巨大進步，——這裡討論的是建設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方面的演化和趨勢。一門學問的學科體系是什麼面貌，關係到我們對這門學科基本面貌、總體面貌的認識，關係到這門學科的學術性、科學性問題。通過這種研究與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傾向的學者是如何建設中國近代史的學科體系的，看到中國近代史的學科體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今後還可能發展到哪裡去。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包括哪些內容呢？我想主要是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對象、研究對象所涵括的時間範圍、怎樣看待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建立這樣的學科體系所必須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導思想，等等。

  第一，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

  歷史學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來自歐洲的史家。在歐洲史家看來，modern times大致是指從公元1500年左右以後一直到現今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也就是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清末民初翻譯西方著作時，人們把modern times譯為「近世史」。在20世紀上半葉，不少學者用「近代史」這個概念時，往往指的是離他們不遠，仍在發展中的歷史。如梁啓超將「乾隆末年至今」稱為「近世史」。20世紀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國最近世史》中將「近世史」的開端定為從道光時開始。

  事實上，絕大多數作者都主張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放在明末，認為新航線的開闢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如鄭鶴聲、郭廷以。呂思勉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也認為中國近世史始於明代中葉、歐人東來。20世紀30-40年代，由於民族救亡、反思百年國恥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因為這場戰爭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危亡的開端。自1933年李鼎聲出版《中國近代史》以後，陸續有陳恭祿、蔣廷黻、范文瀾的著作用了「中國近代史」作為書名。可見，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這一概念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教材或專著的中國近代史類著作多達數十種。

  馬克思主義史學傳入中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接受蘇聯史學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標誌。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稱為「近代」，從世界範圍來說，那是資本主義形成、發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和前封建主義的時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稱為「現代」，指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時代。因此「近代」與「現代」就成為具有不同含義的兩個時間尺度，被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屬性，成為兩個前後相接的歷史時期。其中「近代」作為一個概念，指的是已經結束了的歷史時期；「現代」指的是最近的，現今仍在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以此觀點，觀照中國歷史，認為中國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有一個屬於資本主義的體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就是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因此，歷來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主張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起點，因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從此開端的。」

  對於這部分學者來說，中國近代史的上限起於1840年。這也是大多數史家的共識。當然也有個別史家有不同主張。侯外廬將中國近代史看做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啟蒙思潮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他主張將明清之際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尚鉞在20世紀50年代討論明清社會經濟形態時提出以明朝中葉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中，有這樣的看法的人是極個別的。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絕大部分作者都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與學者生活的當前時代聯繫起來。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出現了關於中國近代史時限的完整定義。范文瀾把184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定義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把1840-1919年的中國歷史劃為中國近代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把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雖然是從革命史的角度定義中國近代史，卻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給出了科學的、符合學術規範的規定。

  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多數學者主張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下限，並且以1840-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時間範圍，而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本來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李鼎聲著《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初編》（後者署名「平心」）所處理的內容和時間範圍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期明確了。王廷科論證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劃分，他根據列寧關於區分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是哪一個階級為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斷，提出「所謂『近代史』,就是指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所謂『現代史』就是指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他認為應以191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為此提出五個理由：

  一、從社會形態而論，「五四運動以後，儘管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封建社會了」，「這時的中國，出現了兩種政治、兩種經濟和兩種文化的長期並存。這種局面，是五四以前所不曾有過，也是世界歷史所僅見的。這種複雜的特殊的情況與五四運動以前的情況，顯然是不同的。」

  二、從時代中心的變化看，「自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不是別的，正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的主要方向；不是別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這時，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已經代替了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因此，中國歷史就由『近代』進入到了『現代』。」

  三、從革命的觀點看，「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而不同點是更為重要的。特別是由於領導權的轉移，由於革命所屬的陣線不同，決定了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我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屬於同一的歷史範疇，而是屬於不同的歷史範疇。因此，不能將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不加區別地一併劃入中國現代史範圍。」

  四、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看，「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都是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這兩大革命同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範疇，在中國現代當然屬於中國現代史歷史的範疇。因此，應當如實地把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聯繫起來，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現代史。」

  五、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地位看，如果將其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並列起來，一起劃入中國近代史範疇，「那麼在客觀上就貶低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地位」；如果割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分別劃入不同的時代——近代和現代，「也就不能完整地準確地反映中國進入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全部歷史」。

  在20世紀50-6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剛剛建立，學者們的興趣和研究方向還在晚清時期；1919年以後的歷史，主要是中共黨史的研究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對學術界具有支配作用；就是晚清政府的歷史，也只能作為革命史的陪襯，而且1919年前的中國近代史也是以革命史為中心的。事實上，國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尋新中國成立的由來，他們的研究視線，也仍舊停留在晚清時期的社會歷史變化上。再者，新中國剛成立，革命時期的熱情還在繼續，人們迫切希望知道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由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舊民主主義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轉變，以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所以對五四運動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給予高度重視。從政治上說，1949年以前的歷史剛過去未久，許多歷史當事人還在，加之海峽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對1919年後的歷史作自由的學術研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礙難之處。

  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討論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時，就有學者主張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因為1840-1949年，中國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性質也還是反帝反封建（以後加上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

  同時，「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劃分，不應該是一個社會內部的分期，而應是標識這一種革命到另一種革命的交替，這一社會形態到另一個社會形態的轉變。」「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勝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束。」這個社會，「不是有完整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的變態社會」，「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不因五四運動把一個社會形態分割為兩截的近代、現代史，是更為科學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當時，李新、劉大年、榮孟源都持這種看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對歷史認識和學科建設都沒有好處，主張將1840-1949年的歷史打通來研究。胡繩早在1981年所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中就說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30周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後，中國近代史學界再次關注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問題，列舉出不以194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的種種弊端，主要是不利於了解和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不利於揭示和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主張把近代中國110年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所謂完整的歷史時期，就是說這個110年不同於秦漢以來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而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社會形態，即封建社會崩潰中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97年胡繩在祝賀《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時，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稱之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再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稱之為『中國近現代史』。」著者隨後在《光明日報》和《近代史研究》發表文章，繼續闡釋胡繩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意見，並且討論與中國近代史分期有關的問題。經過這一次討論，大體上統一了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

  這樣，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終於得以確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歷史作為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的時間範圍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約110年的歷史。這種認識，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得出的，是以對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的考察為出發點的。應該說，這個認識是符合近代中國真實的歷史進程的，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學科對象的確立，是在幾代學者長期探索、爭鳴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科學的學科體系。

  在作出這種結論性認識的時候，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出討論。

  一是蘇聯的歷史分期主張。蘇聯把十月革命以前的歷史看做是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看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時代，是世界的現代史。這種觀點打破了西方學者所固守的西歐中心論的傳統觀點，體現了歷史觀的進步，但是不能簡單地拿來套在中國歷史的分期上，正像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歐洲的歷史分期法套在中國歷史上一樣。中國的歷史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近代歷史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歐洲和蘇聯都未曾經歷過的。結合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主要考察近代以來發生的歷史巨變，把1840年至1949年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國歷史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的。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開始了獨立地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中國歷史越出了自己的近代，進入了自己的現代時期。

  另一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自己面臨的革命任務的時候所確立的基本理論綱領，也是自己的革命實踐綱領。提出這個革命理論的基本事實根據，是中國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里進行的。這個革命的任務，對外是爭取民族獨立，對內是推翻封建統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個革命任務是貫穿於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時期的，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及其以前，這個任務沒有變化。其區別在於革命的具體對象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革命的領導力量因有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和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而出現變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因為領導力量的不同而出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近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有系統論述。毛澤東在1935年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1927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的革命還是如此。」毛澤東在1939年說：「我們現在乾的是什麼革命呢？我們現在乾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這兩段話，已經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講清楚了。概括起來說，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理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幼弱，無力完成領導這個革命走向勝利的任務，不能不由無產階級通過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來承擔這個領導任務，所以稱之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無論從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說，還是從近代中國的革命性質說，在中國近代史的學科體系內，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完全納入近代中國的歷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符合歷史科學的要求的。這樣的劃分，不存在貶低或輕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問題。歷史進程像一條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們為了認識大河，把它分為發源處、上游、中游、下游。認識歷史分期，也是同樣的道理。歷史分期，是人們觀察和研究歷史過程時尋找的一種方法，一個大致反映不同發展階段的標誌，一個關鍵時期的節點，同時又不可以看得太絕對。這就是說，從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出發，把近代中國社會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且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範圍，從認識論來說，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

  近代中國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段時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最終贏得民族解放的歷史。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是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被迫走向世界的歷史，也是中國艱難地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近代中國歷史，是中國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歷史，無論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國內生活到國外關係，變化的廣度和深度，都是過去所有王朝無法比擬的。這段歷史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雖然短暫，卻是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是與以往歷史大大不同的時期，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以這段歷史為對象的學科，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學科。因此，雖然「近代」的內涵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仍然可以作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對象進行研究，這是其他斷代史無法取代的。因此，中國近代史學科不會因時間的改變而喪失其獨立的學科地位。經過了幾代人，將來的人們根據時間和條件的轉變，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重新加以概括，那將是那個時代歷史研究的任務。

  第二，「革命史範式」或者「現代化範式」問題。

  所謂「範式」，按照美國學者庫恩（Thomas Kuhn）的說法，一些科學史著作所以能夠決定和影響科學的發展，是因為它們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徵：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堅定的同行，二是其成就又給科學工作者留下了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具有這兩個特徵的科學著作就可以稱之為「範式」。近些年美國的學者們在反省他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時提出來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範式」問題。在一定意義上，這裡所謂「範式」與本文所說的學科體系在某種意義上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國近代史研究作為研究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歷史的歷史學科，從20世紀初一開始就是為了滿足當時中國的救亡需要而出現的，是作為當時經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一部分而存在的。在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與當時中國各種政治派別的政治主張有極大的關係。中國近代史研究是直接為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主題而產生的。

  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百年中國主題的回答，是現代化，還是革命，還是保持傳統政治的情況下進行社會改良，不僅決定於近代中國的客觀歷史進程，也與對近代中國的客觀進程的歷史思考相關。因此，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考察，不僅是認識歷史進程的過程，也是現實的社會改造實踐的過程。

  政治發展的狀況在20世紀中國長期占支配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20世紀下半葉，直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才取代政治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可以說，政治在20世紀始終是史家首先關注的話題，對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的影響，最大的是政治作為和政治方向。政治形勢的發展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命題，也決定著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需要的外部環境。不同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折射出那一時期社會的政治主題，並且滿足於那一時期社會的政治需要。在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史上，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近代史研究不是作為純學術而存在的，主要是為現實服務的，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為人們所從事的政治運動尋找歷史的依據。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們往往把理解昨天的社會和掌握今天的社會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出發點。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作者，為了服務眼前需要所寫出來的歷史，在敘述和解釋歷史事實的時候，免不了要聯繫甚或影射社會現實。總之，20世紀中國政治的演變，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方向和學科體系的構建。

  19世紀末起，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盛一日，封建統治者故步自封，不求進取，人民群眾的不滿日漸加劇，以救亡圖存為手段，革命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無論是在辛亥革命期間，還是國共合作時期開展的國民革命期間，還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不同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鼓吹革命，以歷史為借鑑論證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近代中國革命史的研究不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萌生時成為熱點，在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中，革命史研究或以革命史為主要切入點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長期占主導地位。這是我們今天做學術史回顧時能夠理解的自然過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學領域總體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學體系建立的標誌。20世紀30-40年代出版的中國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等。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體可歸結為兩種中國近代史體系：一種是將中國近代史視為在西方衝擊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可稱之為「近代化（現代化）體系」，或者「現代化範式」，以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一種是把中國近代史視為帝國主義入侵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和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過程，可稱之為「革命史體系」，或「革命史範式」，以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為代表。「革命史範式」是近些年來在學術界頗為瀰漫的一種說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這種學術體系的意味。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學術範式的轉換問題，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考慮到「革命史範式」這個提法雖然不是很準確，但是它反映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核心內容，且為許多學者所採用，因此在找到更為準確的提法以前，也不妨採用這個提法，當然不包含否定或輕視的意味。

  蔣廷黻認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首要問題就是現代化，抗戰建國的關鍵也取決於現代化，「為了加強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實行現代化，這是蔣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國民黨政府所獻身的事業」。在蔣廷黻看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是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的，而是從鴉片戰爭西方開始侵略中國之後就提出的問題，是由外侮所激發的救國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中國近代化就是在與外部世界交往中學習西方，擺脫中古的落後狀態，全面地走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變革之路，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以中西關係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建構了他的中國近代史分析框架，構成這一分析框架的關鍵詞是「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

  蔣廷黻認為，近代中國的悲劇，肇因於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還處於中古世界：一是科學不如人，當時西方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二是西方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中國的工農業還維持著中古時期模樣；三是西方民族觀念已發達，中國仍死守著家族和家鄉觀念。所以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也是他評價近代中國一切人和事的標準。

  蔣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實際上提出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範式問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現代化問題，不是沒有一點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國土，全國人民處在悲壯的抗戰熱潮中，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現代化範式問題的提出，幾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蔣著在保衛大武漢的時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觀點，比如對林則徐的「民心可用」的強烈批判，對抗戰低調的提倡，等等，無異於對抗戰熱潮潑冷水，引起一些愛國主義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人曾專門著述《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給予批駁。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實際上也是針對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的觀點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後的近代中國歷史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把1840-1919年的歷史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把1919年以後的歷史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范著《中國近代史》是完整地開闢「革命史範式」的典型著作。

  從整體上來說，20世紀中國政治的演變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演進影響最大。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向的變化，折射著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本身的變遷，尤其是折射著100年來中國社會政治思潮的起伏漲落。縱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每一時期占支配地位的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判斷，主要地不是來自學術本身，而是來源於對當時中國現狀與未來走向的判斷。每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思潮、政治意識形態和普遍的社會政治心理，往往構成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話語和基本概念。這種學術話語所形成的學術氛圍，規定和控制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式」的命運。

  范著所開創的「革命史範式」，在50年代以後得到規範和發展，成為很長時間裡中國近代史學者所遵循的基本學術範式。當然，范著的缺點也為此後的學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說是一部革命史，依據主要歷史事件作了紀事本末式的敘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據不足，由於服務現實鬥爭存在著簡單地影射現實的現象，科學性不足。劉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時，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只講政治事件，也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不只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講國內各民族在鬥爭中與全國的聯繫和相互關係。《中國史稿》第四冊注意到了政治狀況、經濟發展、思想文化、階級鬥爭，以及漢族地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就是總結了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理論建樹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華，給中國近代史的學科體系，或者說對革命史的學術範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進一步強調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學性，強調了經濟史研究對於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蔣廷黻在1938年提出現代化範式以來，經過了半個世紀，沒有得到響應。20世紀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類的著作，大體上還是按照「革命史範式」來寫的。70年代末起，由於國家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和方針，現代化事業成為國家和人民共同關注和進行的主要事業，這很自然影響到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視線，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以現代化為主題的主張被再次提了出來。1998年出版的《重新認識百年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是一本用新範式為指導撰寫的近代史著作。在這部著作的總序中，作者寫道：「這種新『範式』與舊『範式』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它更主要是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待、分析中國近代史，而不把中國近代史視為僅僅是一場『革命史』」；「『以農民起義』為主線的『舊範式』,是以『革命』『奪權』『反抗』『鬥爭』為『時代精神』的那一社會階段的必然且合理的產物」，「此時的『時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鬥爭』轉向現代化追求，儘管為時嫌晚，這就為從『現代化』的角度來重新認識百年中國的『新範式』的出現和影響的不斷擴大提供了先決條件」。這裡的概括，主要是對所謂舊範式的概括，是很不準確的，但是他所說社會的轉型、時代的變換是學術範式轉型的先決條件大體上是對的。這方面，下面還要分析。

  以現代化為主題研究中國近代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個話題很快進入了中國近代史前輩研究者的筆下。1990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紀念建所40周年，舉辦了以「近代中國與世界」為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名譽所長劉大年在開幕式上講話。他說，近代世界的基本特點不是別的，就是工業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近代化。適應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國社會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國沒有實現西方那樣的近代化，但它憑自己的力量打開了走進近代化世界的大門」。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也應邀在這次會議上作了演講。關於近代中國的近代化問題，他說了下面一大段話：

  近代中國並不是近代化的中國，不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教育發達，工業化、民主化的國家。在近代中國面前擺著兩個問題：即一、如何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如何使中國近代化。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落後，所以挨打；因為不斷地挨打，所以更落後。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來解除這種惡性循環，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切工業救國、教育救國，以合法的途徑實現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張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興工業、振興教育的好心人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並不能達到中國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國獨立富強。不動搖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謀求實現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無作用。這些善良的願望之所以不能實現，就是因為有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嚴重的阻力。

  首先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是很艱難的。要在十分落後的社會基礎上，戰勝已經在中國居於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勢力，當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歷史經驗證明，只有這樣做，才能改變中國所面臨的惡性循環的命運。就是說，只有先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才能談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

  劉大年、胡繩是力主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學者。這時候，他們都在思考近代中國的民族獨立與近代化的關係問題，他們有關近代中國的近代化問題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繩為《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寫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別提出三個問題：一個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其次是對外開放問題，第三是可否以現代化問題為主題來敘述和說明中國近代的歷史。對於第三個問題，胡繩的答覆是：「這種意見是可行的。」胡繩認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這些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是很有意義的。」1996、1997年，劉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話題。他說：「中國近代110年的歷史，基本問題是兩個：一是民族不獨立，要求在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二是社會生產落後，要求工業化、近代化。兩個問題內容不一樣，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麼，那就是解決近代化問題了。」他還說，民族獨立與近代化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它們各有各的特定內容。「民族獨立是要改變國家民族被壓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生產關係的問題。近代化則是要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地位，要發展以近代工業生產力為主幹的社會生產力。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生產力的問題。兩個問題的內容不同，解決的方法也就不一樣。人們無法來實現兩個任務同時並舉，或者畢其功於一役。」結論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獨立，打開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兩位去世未久的前輩學者的思考，大體是相近的。劉大年堅持了自己一貫的意見；胡繩則提出了以現代化為主題，敘述中國近代歷史的問題。

  有的學者明確提出現代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題。有的學者認為用現代化史觀考察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進程，不僅包納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而且涵蓋了像戊戌變法這樣的改革運動和其他眾多的社會變遷，這就比革命史觀廣泛得多，也較接近歷史的真實。顯然，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國歷史時，用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

  觀察用現代化範式編著的若干著作，對於現代化範式，大概有這麼幾種見解：

  一是主張用現代化範式取代革命史範式。前述《重新認識百年中國》體現了這種趨勢。該書主張「一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是一場現代化史」，試圖用這種觀點重新解釋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在這種範式下，洋務運動變成為「近代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戊戌維新運動是變法派人士政治激進主義的產物，義和團運動「貌似愛國，實屬誤國、禍國」，辛亥革命的前提條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革命志士鼓吹、爭取的結果」，等等。這些用現代化範式重新審視過的觀點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已經有學者提出了討論。這裡要指出：用現代化範式替代革命史範式，其結果，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釋，與人們通常熟知的中國近代史知識完全相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替代。一個主張研究中國近代的現代化進程的美國著名資產階級學者費正清在他的《觀察中國》一書中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蒙受了恥辱，正是這種恥辱喚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並激發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國的基調，美國人要想了解這一點，必須首先要懂得中國的歷史。」這是一個符合基本歷史事實的觀察，因而是一個正確的觀察。費正清是一個生活在最先提出現代化理論的國家的學者，而且並不反對採用現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他的結論何以與我們主張現代化範式的學者相差如此之遠？是現代化範式出了問題，還是我們主張此一範式的學者在運用中過於標新立異、不求甚解？

  提出替代主張的學者，對革命史範式的否定並不符合事實。說「舊範式」把中國近代史僅僅看做是一場革命史、「以農民戰爭為主線」，顯然是一種嚴重的歪曲。用「革命史範式」寫的中國近代史書，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寫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決不僅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農民戰爭為主線」。哪一本中國近代史書不寫戊戌維新的歷史呢？哪一本中國近代史書不寫辛亥革命的歷史呢？哪一本中國近代史書不寫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呢？難道這些都是「以農民戰爭為主線」嗎？哪一本中國近代史書不寫洋務運動開始的近代機器工業的發展，不寫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寫清末統治階級的內部狀況，不寫北洋軍閥的歷史，不寫近代改良主義思想的發展，不寫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難道僅僅寫了一場革命史嗎？

  二是以現代化為主題研究中國近代史，或者說研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史。這種研究主題，與「一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是一場現代化史」不盡相同，它並不追求以現代化範式替代革命史範式。它與胡繩所期望的似乎比較切近。這類著作我們已經看到了幾種，諸如《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中國現代化史綱》上下卷（陳勤、李剛、齊佩芳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國現代化歷程》三卷（虞和平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這些著作，大體上是用經過中國學者改造過的現代化研究理論和方法，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分析現代化事業在中國的遲滯、發展和曲折。這樣的觀察是有意義的，它使讀者通過另一個視角看到了近代中國的歷史。但是這樣的觀察和研究，也終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在這種範式下，出現了一種包含論。它不是用現代化範式替代革命史範式，而是認為現代化範式可以包含革命史範式。包含論認為：「如果就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應該包含在現代化進程之中。這是因為，反帝是為了爭取國家獨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關係，以便合理地利用國外資源；反封建是為了爭取民主、建立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係，更好地進行現代化的社會動員。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種重要動力，也為現代化建設解決制度、道路問題，並掃除障礙。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現代化意義。」如果可以把這種意見理解為包含論的話，那麼可以說，這種意見反映了中國學者對現代化理論的改造，反映了他們試圖用現代化理論調和革命化理論的努力。因為發源自美國的原初現代化理論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含義的。現代化理論的最初提出者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非共產黨宣言」，明顯是挑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不可能把革命包含在現代化進程之中。20世紀末的中國學者對西來的現代化理論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於近代中國的發展情況，作出這樣的努力是值得讚許的。這也許是現代化理論的中國化吧。但是，這種用現代化理論來解釋近代中國的反帝反封建、解釋近代中國的改良與革命的現代化範式，是否能夠代替革命史範式來撰寫中國近代史呢？胡繩曾經說過，至今尚未有以現代化為主題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看過了上述列出的幾部有關中國現代化史的著作後，我不能不說，胡繩的這句話至今仍未過時。這幾部書，在解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方面是做了有益的工作的，但是還不足以揭示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全部歷程。因為近代中國歷史的全部內容，不是現代化的進程所能夠包容的。

  現在是否可以說，關於現代化範式，大體上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另一種是研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研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可以從政治現代化的角度說明近代中國的改良與革命，但很難從歷史進程的方向敘述完整的近代中國的歷史。可以認為，撰寫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撰寫中國近代的歷史，是並行不悖的兩種寫作模式，其間並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問題。

  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也不失為一個新的思路。但是現代化的視角如果不與革命史的視角相結合，僅僅用現代化理論揭示近代歷史，也難以科學地復原歷史的真實面目。胡繩在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特別提到：「以現代化為中國近代史的主題並不妨礙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中國近代史中有關現代化的許多複雜的問題恐怕是很難以解釋和解決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至理名言。因為，要分析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就要分析「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題目。在近代中國這樣的階級社會中，現代化的進程也是十分複雜的，並不是一個單線的發展。在中國，有資本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有封建地主階級的現代化，有民族資產階級的現代化，有無產階級追求的現代化，我們如果放棄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這樣複雜的社會現象呢？

  在討論「現代化範式」和「革命史範式」的時候，有一個問題還要提出來，這就是「革命史範式」是否就過時了呢？我認為沒有過時。如果拿「革命史範式」來套五千年的中華歷史，或者套整個世界史，或可說有削足適履之病；如果拿來作為近代中國歷史的學術範式，正好足履相適，所用甚當。這是由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國情決定的，是由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進程所表現的，是由那時複雜的階級鬥爭形式所規定的。批評者說：「舊範式」，是以「『革命』『奪權』『反抗』『鬥爭』為『時代精神』的那一社會階段的必然且合理的產物」。從一定的意義說，這個批評是對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正確的肯定。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110年歷史，確是充滿了革命、奪權、反抗、鬥爭，這是它的基調。經濟的發展狀況、文化思想領域的方方面面，中國和世界關係的處理，都受制於這個基調；用現代化理論的話語來說，那個時代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現代化的醞釀和啟動，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現代化的社會動員，等等，無不受制於革命、改良、奪權、反抗與鬥爭的基調。是革命、改良、奪權、反抗與鬥爭的基調，制約了現代化的進程，而不是現代化的進程帶動了革命的進程。胡繩說：「只有先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才能談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劉大年說：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獨立，才能打開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也就是說，用革命的視角觀察那個時代，用「革命史範式」撰寫近代中國的歷史，比較符合近代中國的時代特徵。所有這一切，並不因為今天社會的發展主題是社會經濟而變化。時代變化了，今天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變化了，如果以今天變化了的社會發展的眼光觀察昨天的中國，以為昨天的中國也完全適應於現代化的研究方法，則是一種誤會。

  近代中國的時代基調是革命，從革命的視角審視，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變遷，以及中外關係的處理，區域發展，少數民族問題，階級鬥爭的狀況，無不或多或少與革命的進程、革命事業的成敗相聯繫。一部中國近代史，如果抓住了這個基本線索，就能夠順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當然用「革命史範式」撰寫中國近代史，局限於革命史的視角，可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注意不夠。如果在「革命史範式」主導下，兼采「現代化範式」的視角，注意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更多關注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多關注社會變遷及其對於革命進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範式」的某些不足。反過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範式」的主導，純粹從「現代化範式」的視角觀察中國近代史，很可能改鑄、改寫中國近代史，而使得中國近代史的基本面貌變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這樣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脫離了歷史真實的新意，將為智者所不取。

  當然，如前所述，如果這種「現代化範式」只是運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不求全面反映整個近代中國歷史，則是另一種情況。因為現代化進程只是全部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側面、一個重要部分，把這個側面、這個重要部分弄清楚，對於全面認識中國近代史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樣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