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中共建國的實際準備

  對於中共接管和建立全國及地方政權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幹部隊伍的建設。中共的幹部隊伍主要是在戰爭年代並為了因應戰爭需要而形成的，幹部多出身於農村，主要的工作任務是打仗。對於管理城市、領導現代生產與文化教育工作，不僅幹部隊伍的數量遠遠不夠，而且懂行的專業幹部更為缺乏，再加上戰爭的進程大大超出了原先的估計，建設一支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幹部隊伍成為當務之急。過去中共接管新區的幹部基本上來自於老區，但隨著接管地方的迅速增加，尤其是接管的大城市越來越多，依靠老區現有的幹部已不足以應付形勢發展的要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認為：中共「隨著軍事局勢的發展，其地盤日益擴張，但問題也將會增多、複雜。解決問題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足夠的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這些人多在非共產黨地區，他們或者是國民黨黨員或者是國民政府的職員。」

  中共對解決幹部隊伍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會議決定在戰爭第三年準備3萬至4萬幹部，以便隨軍前進，有秩序地管理新區。10月28日，中共中央將準備未來兩年需要的各級幹部53000人的指標分配到各大區，同時要求這些幹部應包括軍事、黨務、政府、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的人員，並配備成套班子，便於按系統全面接管。為使接管幹部適應在新形勢下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通過黨校、軍校以及其他教育方式，對幹部予以培訓，使「幹部易於提高，上下級幹部易於熟悉。將來派遣出去，以利工作的開展」，「在可能開設大學的地區，應即開辦正規大學，以培養將來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較高級的人才」。為了緩解懂行的專業幹部嚴重缺乏的狀況，中共中央還指示：「在解放了的城市中，放手地大量地使用及訓練改造除了反動分子以外的原來的企業人員及公教職員，以補我城市工作幹部之不足。經過一個時期之後，並可從此類人員中抽出一批加以訓練派往新解放地區去工作。」由於國民黨軍隊基本被打敗，最激烈的戰鬥已經過去，毛澤東還提出：「軍隊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過去軍隊幹部和戰士們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今後均應全部負擔在自己的身上。」「占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幹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

  經過中共各級領導機構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接管幹部的緊缺狀況。據統計，從1948年至1949年，隨軍南下的各級幹部約有53000人，大約占當時中共幹部總數的1/6左右。儘管如此，在中共接管全國政權的過程中，仍然時時面臨著幹部隊伍缺乏的困難。一方面，不少出身農村的幹部對城市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夠，在接管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另一方面，出於傳統的鄉土觀念及革命成功時的享受心理，一些鄉村幹部對於長途跋涉、遠離故土並不十分積極，各區都有不願外出的幹部，其中晉冀魯豫北嶽區抽調的南下幹部中，離隊不歸的比例約為8%,還包括縣委書記這樣級別的幹部。因為接管工作的複雜和幹部的缺乏，在渡江戰役之後，中共多次放慢了人民解放軍的進軍步伐，如對於上海和武漢這樣的重要城市，就是因為需要充分地準備接管工作，而沒有立即發起攻勢。可以說，中共在全國接管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幹部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速度。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指示，要求各地再抽調38000名幹部，準備接管華南、西南和西北各省，同時提出，應儘可能抽調原籍為接管省份而又熟悉情況的幹部，著重從城市幹部中抽調，而不從縣區幹部中抽調，並由進軍部隊本身擔負抽調部分接管幹部。準備、培養與調派接管幹部的問題是在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的。

  與中共準備接管幹部隊伍相關的問題是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與實踐。中國不多的現代工業與文化機構幾乎全部集中在少數大城市，這裡不僅有中共管理國家和建設國家不可或缺的資源，而且集中了中共建政的主要階級基礎之一——產業工人階級。順利有序地接管城市，不僅對中共工作中心的轉移和革命的成功具有現實的意義，而且對此後中共領導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更有長遠的影響。對長期在農村根據地執政、對農村工作已是駕輕就熟的中共而言，有序地接收並有效地管理城市可謂相當艱巨的任務。在中共接管城市之初，發生過不少因為不懂得如何管理城市以及「左」傾偏嚮導致的有礙城市社會秩序穩定及不利於恢復生產的行為，從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從1947年11月占領石家莊到1948年4月再占洛陽，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基本成形，其重點在於嚴格紀律，「寧緩勿急，寧慢勿亂」，穩重漸進，首先保證城市社會秩序的基本穩定，在此基礎上逐步恢復生產，進行社會改革。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中共接管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越來越多，城市管理越加複雜與重要，對於若干如瀋陽、北平、天津、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而言，僅僅是維持數百萬市民的糧食與燃料的正常供應，就是對中共接管工作的嚴峻考驗，中共因此更注意城市接管的穩定有序。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陳雲上報的《接收瀋陽的經驗》，認為瀋陽接管解決了兩大難點問題，即接收完整並迅速恢復秩序，具體辦法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同時，抓緊解決有助於穩定人心的關鍵問題，如迅速恢復電力供應，解決金融物價問題，收繳警察槍枝，利用報紙宣傳政策穩定人心，妥善處理工資問題等。毛澤東總結了瀋陽接管和其他城市接管的經驗，提出「原封原樣接收」的思想，成為此後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導方針。

  對於較瀋陽人口更多、影響更大的北平與天津接管，毛澤東指示接管負責人之一薄一波：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先恢復生產，以後再慢慢來；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階級，還要團結好民族資產階級，跟他們保持長期的統一戰線。平津接管貫徹了「原封原樣」的方針，「接管人員進入平、津後，有區別地對待不同性質的舊機構、舊人員、舊辦法、舊制度，把革命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壞限制在最小的範圍，能夠保存的儘量保存，可以利用的儘量利用，哪怕是暫時的也好。這是馬克思關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對資本主義管理進行兩重性分析的思想在中國具體條件下的靈活應用。」由於指導思想明確，準備充分，平津接管較為順利，社會秩序很快即恢復正常。

  雖然中共對城市接管的過程基本上是有序的，但在接管後的城市政策方面仍然出現過「左」傾偏向，主要表現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方面。1949年4月10日到5月7日，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到天津進行了近一個月的視察，對這方面的問題作了有重點的調查研究，發表了不少有針對性的意見。他認為，對資產階級應有鬥爭，但重點在團結，如果把它當做鬥爭對象，那就犯路線的錯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個重點還不會變；如果把民族資產階級看成敵人，要打倒資本家，那是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今天中國不是資本家太多，太發展了，而是太少，太不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他在與天津工商資本家的座談中，鼓勵他們擴大生產，辦好廠，多辦廠，提出現在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必須充分發揮；今天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年輕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積極作用和建立功勞的時候。5月31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北局的指示，指出有些幹部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不給資本家的生產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係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資本家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未幫助克服；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好處；在黨內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在目前和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只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產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和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我們認為這一個問題上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上批示，要求各地「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強調「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由於中共中央的重視與及時指示，使得這種「左」傾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矯正。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對於中共的城市接管而言，最重要的城市是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城市人口多達500餘萬，生產總值接近全國的一半，文化教育事業較為發達。這裡既有中國人數最多的產業工人階級，又有歷史久遠的幫會流氓組織，還有眾多的外國僑民，城市生活與階級關係均極為複雜。能否順利接管上海，是對中共城市接管工作的重要考驗。在接管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指示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特別謹慎的政策，因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於孤立」。負責領導接管上海的渡江戰役總前委因此指示下屬，進軍上海「必須要有謹慎小心『臨事而懼』的態度，這樣才能多考慮問題，否則是低級的幼稚的，就一定會栽筋斗。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為此，總前委以「穩步前進，量力而行，實事求是」作為接管方針，組織5000餘名接管幹部，進行集中培訓，學習接管政策，準備以自上而下、原封不動的方式進行接管，以使接管穩妥可靠，安定民眾心理，迅速恢復城市秩序。在準備接管期間，總前委特別強調防止「左」傾偏向，強調農村工作和秘密工作方法不適合公開的城市工作，提出「不能以全國最高的生產水平降低到我們的農村式的水平，要人家來就範。而應以我們的水平結合人家的辦法，向他們學習」；要求遵守接管政策與紀律，尤其是外事紀律，保障上海數萬外僑的居住與行動自由；強調嚴格要求，「工作上要求得比平津高一點，至少要維持原例。接管尺度要比平津更寬不可更嚴。平津不做的，我們就不做。平津做過的，我們還要放寬些。」結果上海的接管波瀾不驚，國民黨上海市政府9個局10個處、經濟單位411個、新聞出版單位47個、文藝單位18個、教育單位及公立學校540個被完整接管，涉及人員20萬。上海的社會秩序迅速恢復，為中共在社會各界贏得了良好的影響和口碑。

  對於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處理是中共接管城市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中共幹部和一般民眾對這些人多無好感，但如果聽任這部分數量龐大的人員流落社會，勢將造成社會的動盪，也將為中共建政留下不穩定因素。1949年9月3日，毛澤東在給華東局的指示中提出：有些人「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局來說，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2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舊人員處理問題的指示》，提出「對舊人員的處理應十分慎重，這些人員，除少數戰犯、特務及劣跡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將其希望寄託於我們，其基本要求是吃飯」；「舊人員一般的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決，必須給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這個政策被形象地表述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通過這種方式，穩定了這個群體在新舊政權轉移時期的不安心理，有助於中共建政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共在建國準備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與蘇聯進行政策協調，以得到蘇聯的政治經濟支持。毛澤東深信，「公開為蔣介石撐腰的美國政府是決不能聽任他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共產黨要想順利地取得勝利和鞏固政權，就非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去不可。」因此他要求蘇聯方面，「就有關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其他重要問題進行指導」，表示「我們必須保證我們的政策與蘇聯的政策完全一致」，並曾多次表示有意訪問蘇聯。1949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示了中共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方針。

  當中共即將獲得全國勝利、國民黨已經面臨全面失敗之時，蘇聯的對華政策維持了某種雙重性態勢，即既支持中共的革命，又與國民黨政府維持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以獲取最大的利益。1949年1月，蘇聯駐華使館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4月，國民黨軍隊自南京敗退，蘇聯大使羅申隨後離開廣州，同時繼續留下部分人員留守。蘇聯駐北平和南京總領事館則與中共保持接觸。在這些公開的活動之外，中共和蘇聯之間主要是通過秘密的黨與黨交涉，就中共建國進行有效的協調。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蘇共（當時的簡稱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同中共領導人會見，這是蘇共高級領導人首次造訪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澤東在與米高揚的談話中告訴他，估計過江後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建立新政權，這個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雖然政府的組織形式與蘇聯、東歐國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質與宗旨仍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將來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前的任務是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對外政策是打掃好房子再請客，將對蘇關係置於對外政策的中心位置。當時，蘇共及史達林對中共和毛澤東還有一定的疑慮，因為中共有著很強的獨立性，他們擔心中共建國後成為又一個南斯拉夫，毛澤東成為又一個狄托。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也不無就此考察中共之意。毛澤東對米高揚的談話，很大程度上是說給史達林聽的，以此緩解史達林的擔心。其後毛澤東又提出「一邊倒」方針，既為中共在實踐中所遵行，也是為了使蘇聯可以放心地支持中共建國。

  1949年6月21日至8月21日，中共派出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劉少奇、政治局委員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率領的高級代表團訪問蘇聯。6月27日，蘇共領導人史達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會見了中共代表團。史達林首先祝賀中國革命的勝利，同時表示，蘇聯將以機器設備、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形式提供為期5年的3億美元貸款，並派出專家援助中共的建設。其後，中蘇兩黨簽訂了若干具體協議。7月4日，劉少奇致函蘇共中央和史達林，向蘇方通報中國革命的形勢、新政協和中央政府的組成、中共的對外政策，以及建國後的中蘇關係等問題。

  1.關於中國革命的形勢：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目前已基本勝利，不久將取得徹底勝利；除軍事勝利外，我們還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已徹底孤立，所有民主黨派都站到了我們一邊；我們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現在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2.關於新政協和中央政府的組成：決定今年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少數民族代表、華僑代表共同籌備，產生中央政府；新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

  3.關於建國後的對外政策：所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不論是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均要徹底加以摧毀；今後的外交活動，應根據以下原則進行。（1）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以實現中國人民的徹底獨立；（2）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站在一道，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3）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這些國家內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發展中國與外國的通商貿易，特別是發展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的貿易。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後，如果帝國主義國家承認新政府，我們準備與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我們希望蘇聯能率先承認我們。我們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

  4.關於蘇中國家關係：希望儘快建立與蘇聯的郵電通信、鐵路和航空聯繫，也希望合辦蘇中聯營航空公司；希望蘇共在管理國家、經濟建設和外交上給予幫助與指教。

  信函強調指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蘇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一個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中共服從蘇共的決定。如果中共和蘇共出現分歧，中共在說明自己的觀點後，將服從並堅決執行蘇共的決議。

  通過中共代表團對蘇聯的訪問，中共與蘇共之間就未來中蘇關係的基本方面達成了若干共識，蘇聯願意向中共建國提供實際的幫助，有助於中共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之時恢復與發展經濟和文化，而中共對蘇共領導地位的認可及「一邊倒」政策，也有利於蘇聯獲得在亞洲以至世界範圍內的戰略利益，特別是在蘇、美競爭方面，有中國這樣的大國加盟蘇聯陣營，無疑對蘇聯是個重要的砝碼。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3日與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成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第一個國家。

  對於建國後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中共採取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時代舊的外交關係，準備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對於國民黨政權最主要的支持者，也是中共建國後最主要的對手——美國，中共採取的態度是明確的，即堅決反對美國支持國民黨、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但在具體問題上，則視美國態度而留有餘地。中共建國前夕，美國曾經企圖尋求與中共接觸的途徑，表示對中共建國的某種溫和態度，以分化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不使蘇聯陣營因中國的加入而壯大。1949年3月下旬，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與陳銘樞的談話中，希望陳向中共解釋，只要中共真正實現民主，成立一個真正和平、獨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改變對美態度，制止反美運動，美國願與中共實現友好並援助新政府復興與建設新中國。美國的態度為中共所知後，4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渡江戰役總前委，「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已破產，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人民解放軍進占南京之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一反常態，沒有跟隨國民黨政府撤往廣州，而是留在南京，似乎傳達出某種信息。4月25日，第35軍士兵擅入司徒雷登住宅，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要求總前委「必須立即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出大亂子」。當司徒雷登表示願與中共方面接觸後，5月10日，毛澤東指示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可以和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多聽他講話，少說自己意見，並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政策干涉中國內政，必須停止；如果美國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的聯繫；談話是非正式的，態度可以適當的友善，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對於司徒雷登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事，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5月13日，黃華在和司徒雷登見面時提出了上述要求。司徒雷登認為，按照國際法，美國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係，等以後產生了新政府，並願意承擔國際義務，則問題自然解決。他表示希望新政府吸收民主開明人士，但黃華認為這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干涉。司徒雷登還希望北上訪問燕京大學，中共表示同意。但是，司徒雷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個人意向（他甚至請羅隆基向中共傳話，說只要中共不成為蘇聯的附庸，美國有意貸款20億美元，以幫助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並未得到美國政府的充分授權，當他向美國政府報告準備北上的計劃後，被美國政府否決。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美國採取了從中國抽身而退、「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考慮，美國都沒有與中共領導的中國新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係的現實可能性。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布「一邊倒」的方針，美國僅存的分化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幻想已告破滅，司徒雷登再留在南京已沒有意義。8月2日，他從上海登輪迴國，預示著美國曾經在中國所有的全方位的影響力也將逐漸銷聲匿跡。8月18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別了，司徒雷登》，用酣暢辛辣的文字，淋漓盡致地諷刺與批判了美國對華政策及其支持國民黨政策的失敗。毛澤東在文中寫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