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建立過程，始於1948年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在此之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曾經在給史達林的電報中提出：「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時，將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之先例，除中共外，所有其他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這樣將大大加強中國革命。"1948年4月20日，史達林在回電中提出：「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我們想，中國的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反對國民黨集團，他們將長期生存。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爭取他們，與之合作，共同反對中國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列強，從而保持自己的領導權，即領導地位。也可能，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人物將被吸收參加人民民主政府，使政府本身成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這個政府在民眾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至少在勝利後的一段時期里，中國政府就其政策來看，將是一個革命民主的國民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政府，至於這個時期將持續多久，現在還很難說。」由於相關歷史資料尚未全部公布，毛澤東發出這封電報的前因後果目前仍不十分清楚。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十分重視擴大統一戰線並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他為何在給史達林的電報中提出這樣的主張，確實值得研究，或許他是為了緩解史達林對中共獨立性和成為南斯拉夫第二的擔心。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始終強調中共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和領導權的問題，始終警惕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侵蝕革命隊伍、占有領導權的可能性。1947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各中央局的指示中這樣寫道：「在政治鬥爭上，我們必須區別今天與明天的打擊方向」，「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未被推翻以前，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的反對派及中產階級（即自由資產階級）的右翼孤立」，「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在經濟上，則將在長時間內容許他們存在，並使他們的經濟在政府法令許可之下有一個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利經濟之恢復與發展。」或許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或多或少理解毛澤東的思路與做法。

  中共建立由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是既定的方針。1948年4月27日，毛澤東首次提出，中共準備邀請「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問題」。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通過「慶祝五一節」口號，中心內容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領導人沈鈞儒，提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為「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毛澤東就此向李濟深和沈鈞儒徵求意見。中共中央還在同日致電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他們向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章乃器、施復亮、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等29位民主人士徵求召開政協的時機以及他們是否參加的意見，並特別強調要徵求李濟深和沈鈞儒的意見。因為民革是反蔣的國民黨人所組織，並因其老關係而在國民黨人中有一定的號召力；民盟是成立最早也最有影響的民主黨派，在知識階層有很大的影響力，中共因此特別重視這兩個黨派的意見。5月5日，李濟深、沈鈞儒等領銜發出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主張的通電，但是因為交通聯絡的原因，此電直至8月1日才為毛澤東見到。因此，毛澤東又在5月7日致電香港分局和上海局，要求他們「用非正式交換意見的態度（不是用正式決定和邀請的態度），和各真誠反美反蔣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交換意見」，並及時將「各方反映電告」。

  

  1948年5月1日，香港《華商報》將中共「五一節」口號提出的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公之於眾，其後中共香港分局又與在港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就此相商。中共的主張很快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響應。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譚平山等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為中共的主張「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其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也表示響應中共的主張。

  8月1日，毛澤東在收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通電後，復電錶示對他們的態度「極為欽佩」，提出「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會議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者範圍、應討論問題等項，希望「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在此前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就召開新政協的各項問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見解，公開表明了他們的立場，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民盟和民革的意見。民盟提出：「政治協商和聯合政府的主張，決非任何一黨一派獨有的主張，而是全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新政協應代表人民的意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既不同於英、美的政治制度，也不同於蘇聯的國家制度，並應由中共來召集。民革（包括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提出：新政協「不但要覆滅今日的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尤要使今後永無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產生」，「將來擬定出來的共同綱領，應是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相符合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新政協必須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各階層人民利益互相協調為前提，而不以黨派立場利益為前提」。他們提出的意見，在迅速推翻國民黨統治、召開新政協、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和建立獨立、統一、和平、民主的新國家等主要方面與中共的主張基本一致，但在未來國家實行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政策等方面，也有與中共的主張不盡一致之處，如提出未來的國家政權不同於英、美，也不同於蘇聯，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為建國綱領等。中共其後又與各民主黨派反覆商討，接受他們合理的意見，批評他們錯誤的意見，最終各方面達成共識，以中共為領導，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準備在1949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新的中央政府。隨後，中共中央出面邀請各民主黨派的代表前往東北和河北平山縣李家莊（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共同商討召開新政協的若干具體問題並籌備召開新政協。中共中央以及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為此作出了周密部署，責成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負責接送在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

  1948年9月12日，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第一批離港北上，於29日到達哈爾濱；10月底，馬敘倫、許廣平等離港北上，於11月中旬到達瀋陽；12月26日，李濟深、朱蘊山、章乃器、施復亮等離港北上，於1949年1月7日到達大連；3月14日，黃炎培等離港北上，25日到達北平；周建人、胡愈之等此前到達李家莊。194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前往瀋陽，代表中共中央迎接各位民主人士到平。25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陪同下乘專車抵達北平。至此，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與無黨派民主人士齊集北平，參加召開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將《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發至東北局，要他們向正在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人徵求意見。10月30日，周恩來又將經過討論修改的上述文件發給中共香港分局及上海局，要求他們向還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馬敘倫、章乃器等徵求意見，並表示「中共所提的名單只是中共的希望，他們完全可以增減和改動」。各民主黨派就中共的方案提出了他們自己的意見，如：提議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新政協發起單位，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單列，建議「國民黨反動集團內，特別是國民黨地方派系人員中，如有贊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並見諸於行動者，似應准其參加新政協」，參加新政協的黨派代表名額應以其發展歷史、工作成績、現有力量、政治影響、代表性大小等決定。這些意見都得到了中共的考慮並接受。11月3日，中共中央電示東北局：「應多邀請一些尚能與我們合作的中間人士。甚至個別中間偏右者，乃至本來與反動統治階級有瓜葛，而現在仍能擁護聯合政府的人，以擴大統一戰線。「11月25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同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達成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的協議。主要內容為：新政協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五一」主張的23個單位組成，籌備會的任務是邀請代表，起草文件，召開正式會議；同時達成召開新政協的協議，主要內容為新政協將排除南京政府人員及反動分子參加，任務為討論共同綱領和建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

  在籌備召開新政協的過程中，中共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對他們釋疑解惑，打通思想，並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安排適當的政治地位。各民主黨派最為擔心的是他們在革命勝利之後的地位問題，會不會因為中共的執政而失去作用。中共領導人就此向他們作了大量的解釋工作。周恩來向他們表示：今後「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需要各黨派真誠合作」，「新政協為長期組織，也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工作是長期的，中共將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同時周恩來也向他們表示，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不是在朝黨和在野黨、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的相互鬥爭與交替，而是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各民主黨派各自聯繫不同方面的人士，要求各民主黨派作中共堅定的合作者，而不是做「反對派」或中間派。中共對各民主黨派的工作，既為解除他們的疑慮，也為他們認識自身的定位，以確保中共對國家的領導以及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順利進行。

  經過大半年的籌備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團體等23個單位的代表134人。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籌備會的任務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此次會後，召開新政協的各項籌備工作在中共領導下有計劃地加快進行。

  8月2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通知將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區域、人民解放軍各單位及特別邀請代表，於9月10日前抵達北平。9月20日，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個人代表名單最後決定，計為黨派代表14個單位、區域代表9個單位、軍隊代表6個單位、團體代表16個單位以及特邀代表，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共計662人。「這次會議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從階級的成分來說，它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來說，它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1925年大革命以來的參加人物和領導人物；從代表的年齡來說，它有92歲的老翁，也有21歲的青年；從信仰來說，它有唯物主義的哲學家、科學家、文藝家、政治家，也有篤信宗教的基督教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從居住的地域來說，它有遠在天涯，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也有僻處內地的苗、彝、黎、藏同胞！」

  為了確定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與會各方經過了反覆認真的商討，尤其是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各方更是極為慎重。因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歷史較為複雜，能否參加新政協又意味著今後政治上的地位高低和參政權的大小，因此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內部往往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協調不無困難。與會各方決定，各單位的代表由其自行提名，無單位的代表由各單位共同提名，然後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經過反覆相商後再定，以使各方面都能接受。隨著國民黨的失敗無可挽回，中共即將獲得全國性勝利，中國政治舞台上各式各樣的其他黨派也紛紛向中共靠攏，提出參加新政協的要求，希望在未來的國家政權中占有一席之地。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對於中共「五一」主張發出後成立的黨派「一律不予承認」，並令其自行解散，向各地軍管會如實呈報一切。但是在籌備召開新政協期間，仍有不少黨派要求參加，其中包括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等。中共認為這些黨派中「許多都是來歷不明，很成問題的」。有的雖有反蔣民主活動，但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也有的並無反蔣民主活動，甚至還有反共行為；還有的是出於投機目的，臨時拼湊成黨。籌委會因此決定：對於「組織嚴重不純，或是在民主運動中並無實際表現，甚至有過反動行為的，以及投機分子臨時拼湊起來的派別和團體，不邀請參加。但對這些黨派和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歷史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則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這些以個人身份參加者有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的許聞天、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中國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等。

  新政協將要討論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確定基本的大政方針，因此是新政協籌備過程中起草的最重要文件，也是籌備工作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由中共負責起草，周恩來親自執筆寫出，再經過與會各方的反覆討論和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交由新政協討論。周恩來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實質解釋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完全不同於舊民主的議會制度，而是屬於以社會主義蘇聯為代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範疇之內的。但是也不完全同於蘇聯制度，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而我們則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第二次籌備會還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討論，定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9月21日，籌備建國大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出席代表634人，特邀來賓300人。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對國內外宣告：「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之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毛澤東以豪邁而激情洋溢的語言說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是深諳中國歷史與民眾的毛澤東，對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適切的歷史定位。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歷經外國列強的侵略，國際地位跌落，國人深受屈辱，此時此刻毛澤東如此自信的表示，確實激動了無數中國人的心。兩相對照，則中共之興與國民黨之敗可謂勢所必然。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聽取了林伯渠所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經過的報告》、譚平山所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起草經過的報告》、周恩來所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經過的報告》和董必武所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的報告》。與會代表對各個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對於報告和對於建國的諸多建設性意見。

  9月27日，政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規定政協為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旨在經過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團結，去團結全中國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共同努力，實行新民主主義，建立及鞏固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基於民主集中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領導國家政權；政務院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國家軍事的最高統轄機關。決定：（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2）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年採用公元年號；（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紅底五星旗，象徵著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團結。

  9月29日，政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分為序言和七章，規定了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治機關、軍事制度和經濟、外交、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綱領的序言聲明：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綱領的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關於政權機關，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用普選方式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其職權；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關於軍事制度，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

  關於經濟政策，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耕者有其田；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

  關於文化教育政策，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國民公德。

  關於民族政策，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關於外交政策，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或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國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

  會議決議由中央人民政府致電聯合國大會，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政府，否認廣州國民黨殘餘政府所派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的資格。

  在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前，政協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實際上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從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及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確立提供了法律依據，並成為在實踐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公民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法。

  9月30日，政協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共180人；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在隨後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陳云為副總理，決定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為了體現各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亦表現為由中共主導、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參加的聯合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4名委員中，有中共黨外人士27人，6位副主席中有中共黨外人士3人；在政務院的15名政務委員中，有中共黨外人士9人，4位副總理中有中共黨外人士2人，34個部級單位中，有中共黨外人士14人。這些中共黨外人士包括了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領導人、無黨派人士、國民黨起義人士，以及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為參加政協的各方面所基本滿意，也在國內外得到廣泛的好評。

  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通過宣言後閉幕。由毛澤東起草的政協會議宣言向國內外宣示：「這次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國人民的空前的大團結。」「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實現了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終身的理想，即實現中國的完全獨立和統一，終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全方位的現代化進程開闢廣闊的前景與現實的可能。正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所聲明：「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先進分子，其中傑出者有如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的壓迫，領導廣大的人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百折不撓，再接再厲，到現在，終於達到了目的。當著我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立起來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