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共建國的理論準備

  1948年12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明確提出：「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毛澤東於此向世人公開昭告了中共建國的基本目標。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決議，認為「不但就軍事上來說，而且就政治上和經濟上來說，國民黨政權是被我們基本地打倒了」，「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範圍內戰勝國民黨」；提出中共1949年的主要任務是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組成新的中央政府。經過20多年的艱苦奮鬥，中共終於迎來了勝利的曙光，開始了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新國家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其中既有理論上的準備，也有實際上的準備。

  中共準備建立的新國家是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經過對中共革命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發表了一系列理論性著述，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提出了如何進行中國革命的系統主張，形成了具有獨創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他認為，中國革命的進程應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本應由資產階級領導，但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發達以及由此造成的資產階級的不發達，由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以及共產黨的成立，由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歷史性地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肩頭，從而結束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他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徵：政治上，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經濟上，建立以新民主主義國家控制的國營經濟為主導的，包括各種私營經濟形式的經濟體制；文化上，建立以無產階級思想主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在1947年12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總路線，即政治上，在中共領導下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經濟上，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次年4月，毛澤東將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明確表述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這個革命所要推翻的敵人，只是和必須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些敵人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共以其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作為動員全黨領導革命以及動員全國人民投身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建國的理論準備中，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在文中回顧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認為這段歷史表明，「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他在文中闡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提出「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敵人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保證人民言論、集會、結社、選舉等項自由權，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但是，「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對於中國未來將要遵循的政治路線，毛澤東提出了「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從而將中共領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明確定位於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方面。毛澤東將中共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成功經驗總結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毛澤東在文中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未來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毛澤東此文成為中共建國準備過程中帶有綱領性意義的文獻，從理論上指導了建國準備工作，並用以統一各階級、各黨派、各團體參加建國準備工作的思想認識。

  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打消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及知識分子中尚存的走第三條道路或中間道路的幻想。由於國民黨在戰爭中已經失去了民心，認為國民黨還會在未來中國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觀點並不多見，但是在部分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代表民主黨派中，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或稱中間道路的看法不在少數。他們主張實行國會制、內閣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並在美蘇兩強中保持中立立場。在這部分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建國模式是召開1946年式的政協，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作為和平建國的基礎，建立新的國家政權。這樣的理念與中共建立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主張未盡一致。

  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代表，各民主黨派因為不滿於國民黨的一黨訓政，進而要求政治參與權，並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他們因此成為中共反對國民黨的政治盟友，成為中共建立反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所要爭取的重要對象。但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與中共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中間的部分人士對社會主義、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等有著諸多疑慮。當國民黨已經失去民眾支持之後，他們走第三條道路的言論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也為仍企圖在中國保持影響力的美國所看重。正因為如此，中共對他們採取了既團結聯合，又適度批評的政策，政治上堅決反對任何第三條道路的主張，打消他們在這方面任何可能的幻想，強調「這個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充當領導者」，同時在實際準備建國的過程中，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給予他們適當的安排，爭取他們的理解與合作。

  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在給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要求「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采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同時，「要在報紙上刊物上對於對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與此同時，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糾正「左」傾偏向的文件，提出：「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以公開批評導引中間派的政治傾向，而以實際利益吸引中間派的政治支持，這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採取的策略方針。

  對於有美國支持的、企圖保持國民黨政治作用的「和平運動」和企圖分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鼓動中國實行美式民主以保持美國對中國影響力的「中間運動」，中共更是保持著高度警惕，認為這「實際上是為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取得喘息時間，以便休整兵力，捲土重來，消滅人民力量」。1948年8月1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指示他們「與李濟深、馮玉祥、章伯鈞、譚平山及其他中間派反蔣分子保持密切聯繫，尊重他們，多對他們作誠懇的解釋工作，爭取他們，不使他們跑入美帝圈套里去」；同時，「應在人民中隨時揭破美帝和反動派的陰謀，以免上當」。1949年1月，蔣介石暫告引退，國民黨提出和談主張，企圖獲得暫時的喘息之機。中共中央提出，對美國「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陣營組織所謂反對派從內部來破壞革命」，「必須提高警惕性，並堅決地將其擊破」；針鋒相對地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並以此作為民主黨派是否站在人民一邊的標誌，希望民主黨派「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麼『反對派』,也不是走什麼『中間路線』」。

  

  雖然在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中，一直有人對中國的前途和國共兩黨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如張東蓀提出「新型民主」主張，陳銘樞認為，「任何一個參加革命的階級，仍舊應該保持他們本身的利益和立場，這些自由權利及政治地位，在友黨方面，必須真誠地尊重與承認」。但是經過中共的告誡與爭取，更由於推翻國民黨政權主要依靠的是中共的政治軍事實力，作為一個整體，民主黨派及其領導人表示接受中共的領導，以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獲得自己應有的政治地位。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民主人士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個聲明表明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並接受中共在新的多黨合作政治體制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參加國家管理，而非作為反對黨處在執政黨的對立面。

  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從8月12日到9月16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系列評論，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史觀的破產》等，批駁白皮書對中國革命的看法，用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毛澤東的意圖並不在於就白皮書而論白皮書，而是以此為契機，著重對持有中間立場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予以警示，打消他們的親美、崇美、恐美心理，也打消他們還持有的某種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以確立中共對未來國家發展道路的主導地位。

  關於中共即將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與政體，毛澤東明確提出，其國體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體「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在中國採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產生的政府來代表它的」。在政府名稱方面，提出「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

  中共領導人在全國勝利前夕，也很重視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劉少奇系統地從經濟角度闡釋了中國走向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建立社會主義的客觀物質條件還不具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需要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落後的中國經濟。他提出：未來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應以國營經濟為主導，對於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中共領導人的認識是明確的。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重點討論了革命勝利之後的經濟政策。毛澤東提出：「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全國勝利後一定時期內都是要沒收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則。」劉少奇也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將「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資產階級要來跟我們爭領導權，要把國家引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中共領導人同時強調，由於中國現代經濟的不發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保留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有益的，不必「過早地、過多地、沒有準備地去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毛澤東提出：「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劉少奇認為：過早的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關鍵就是要有清醒的頭腦，「有了清醒的頭腦，就不會犯大的錯誤，加以十幾年的準備，那就一定能夠保證勝利。」劉少奇強調：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決定的東西是小生產者的向背，所以對小生產者必須採取最謹慎的政策」，「如果糊塗盲目，犯重大錯誤，未能成功地爭取小生產者，那就要失敗。」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過程中實行的照顧各方利益的穩健的經濟政策，促進了經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並使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表現出蓬勃的活力。

  中共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完整理論體系，具有豐富的內涵，富於中國特色，合乎國情，切合實際，而且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人民」概念基本上包容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有利於調動與發揮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也有利於歷經戰火創傷和破壞的中國在戰爭結束後迅速恢復元氣，開始新的建設。

  對中共建國準備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3月5日，毛澤東在全會作主題報告，著重提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這是在中共即將獲得全國勝利的前夕提出的最重要任務。自1927年國共分裂之後，毛澤東開創了一條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獨創性革命道路。在20多年的革命實踐中，中共對農村工作和軍事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對城市工作和經濟工作則相對較為陌生。城市是現代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所在，有著比農村工作更為豐富的內容，如何將中共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如何正確處理城市工作，事關中共建政的成敗，從而也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特別關注。隨著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占領了越來越多的城市，並在城市接管中暴露出一系列問題。自1948年初開始，中共已就城市工作發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在城市接管中注意城市工作的特性，反對和防止「左」傾偏向，克服小農經濟的保守落後習氣，保持城市社會秩序的基本正常，儘快恢復生產。這些指示對城市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起到了應有的成效。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人民解放軍正準備向全國進軍，中共獲得全國的勝利已經確定無疑，毛澤東適時提出工作重點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就具有了現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提出「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

  由於中國現代經濟的落後與不發達，又由於中共幹部還不怎麼熟悉現代經濟，不懂得怎麼管理現代大生產，毛澤東將恢復與發展生產作為今後工作的中心內容，強調：「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有鑑於此，毛澤東提出了建國後應採取充分調動與發揮各方面積極性的政治經濟政策，認為：「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他強調中共「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當然，毛澤東並不因此而忽視他一貫重視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這個看法，認為在革命勝利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因此他強調，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只能而且必須強化。在這方面，他沒有也不允許黨內有任何的動搖與猶豫。

  對於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及其在勝利之後面臨的艱巨任務，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和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針對中共黨內在勝利面前已經出現的驕傲自大，以及可能出現的貪污腐敗現象，毛澤東警告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在報告的結尾，毛澤東豪情滿懷地總結說：「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總結講話，提出應該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而不要把毛澤東與他們並列；認為中國革命是繼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人類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強調將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歷程，使毛澤東有充分的自信作這樣的報告和總結，並且使之成為中共全黨信奉的工作指南。面對中共領導的革命即將獲得全國性勝利，毛澤東既自信又謹慎。他自信中共可以領導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創一條新路；他謹慎於勝利之後較前萬般複雜的國家管理與經濟文化建設事務，尤為警惕中共在勝利之後不思進取、蛻化變質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了進城後不以人名命名城市及道路、黨內領導人不祝壽等建議，以示由中共中央帶頭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與作風。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與總結，明確了中共的工作中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提出了中共在全國勝利前後的各項工作方針以及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並認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決定由中共發起，於年內在北平召開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以取代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離開了中共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向北平進發。行前，毛澤東將進城掌握全國政權當做對中共的大考，但他自信中共將考出好成績，表示我們絕不當李自成。25日，毛澤東一行到達北平，進駐西郊香山，開始進一步的建國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