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民黨統治之衰頹

  「戡亂動員」令發布之時，正值國民黨當政20周年。在20年執政期間，國民黨統治走過了一條由上升而下降的曲線。抗戰以前，國民黨基本上收服了各地方的反對勢力，奠定了統治的基礎，確定了政治、經濟各項基本政策，在治國方面有一定的進展，處於上升態勢。抗戰爆發後，日本侵略從根本上危及到中國的獨立與生存，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加入國際反法西斯陣營，最終獲得了抗戰的勝利，並因此在國內外得到讚譽。但也正是在抗戰期間，中共迅速崛起，成為國民黨的有力挑戰者，而國民黨則因退居西南後方，不思進取，對抗戰軍事漸趨消極，原有的奮鬥理想與信念受到持續戰爭的磨蝕，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效率低下、組織渙散、派系矛盾等等不利其統治的負面因素日漸增長，統治力和影響力與中共恰成此消彼長之勢。國民黨在社會上的形象甚至已經「低落到使每一個黨員不敢在群眾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會上一般潔身自愛的人，聽到黨這個名詞便生厭倦」的地步，令其黨內有識之士頗為擔憂。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雖因接收而獲廣大物質資源，因勝利而頗得人心，並以民主憲政為社會整合之號召，但旋又因腐敗而盡失人心，因戰爭而無謂地耗盡資源，因不願放棄壟斷權力和經濟危機而致社會紛歧動盪，其統治勢力急速衰頹已成為黨內外共認之事實。「戡亂動員」令的發布，表明國民黨統治已處於非高壓不足以維持的「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面對國民黨的衰頹，其最高領袖蔣介石確是「憂心如焚」，因為他深知「軍事成敗，全繫於後方之能否妥定與政府黨員之主張是否紛歧與一致，一致則勝，紛歧則敗而亡」。為此，蔣介石於奔走各地、籌劃戰爭的同時，幾乎是不厭其煩，甚或有些喋喋不休地對黨內各級官員耳提面命，告誡他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共同奮鬥。但令蔣介石深感無奈的是，面對危急的形勢，國民黨內不僅沒有形成上下一致、力挽危局之信念與共識，相反卻是人心渙散，各自為己，瀰漫著對未來前途濃重的消極悲觀氣氛，而且黨內派系矛盾依舊，「不顧大局」之糾紛屢伏屢起，與中共全黨團結一致、奮發向上之作為恰成鮮明對照，以至蔣介石也不能不在黨內演講中多次要求大家向其對手和「死敵」中共學習。他提醒國民黨各級幹部：中共「鬥爭的方法和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反觀我們自己，無論組織、訓練、宣傳或調查，則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有了退步。」「我們今天如果還是蒙著眼睛，不看他真實的內容，而武斷的說他們沒有力量，並不可怕，以為打倒他們是很容易的事，實在是最大的錯誤。」

  還在抗戰後期，國民黨內敏感於其統治危機的一批中青年幹部即有改革的呼聲。戰後，這批中青年幹部以CC係為中堅，聯合黃埔系和三青團系，發起「黨政革新運動」，一時形成了頗為引人注目的國民黨「革新派」。他們認為，由「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官僚奸商種種反革命的橫行無忌，官僚主義、派系主義、財閥主義幾乎隱晦了三民主義」的現狀，可以說「國民黨的本身，已經腐化墮落」，因此大聲疾呼：「非大刀闊斧，不能挽救。」他們批評國民黨執政20年，工人、農民沒有得到一點利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不僅未能實行，反而一個號稱要實行民生主義的政權，實際上連資本主義都不如。這是國民黨執政最對不起人民的地方，也是最失民心和最不讓人原諒的地方。「革新派」的認識和主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共鳴。在194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不少中央委員均指陳國民黨已暴露出嚴重病態，如黨的本質惡化，黨的工作空虛，黨員意志紛歧錯雜，黨與黨員脫節，黨與政治及社會隔離等等。長期負責國民黨黨務工作的組織部長陳立夫和秘書長吳鐵城，在他們擬訂的《黨務革新方案》中提出：國民黨在建國最基本之經濟問題上，思想混亂紛歧，政策彷徨曖昧，事實既未能以減租或土地利益與農民，未能以社會立法保障與工人，亦未能以經濟保護與中產以上之階級，遂使政府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政府，黨即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失去各階層之廣大同情與擁護。黨無社會基礎，既不代表農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體官吏，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但是，「革新派」批評國民黨的目的是繼續維持並大力加強和鞏固國民黨統治，他們堅決要求國民黨實行徹底的以黨治國，堅決反對政協決議關於實行多黨民主制度的主張，名為「革新」，實為「保守」；他們的聚合仍不無派系特色，並以黨內民主為由，力圖通過選舉方式躋身於國民黨中央領導層，表現出追求權力的私心。他們以票選代替指定中央領導人的要求，直接觸犯到蔣介石的個人權力，為蔣介石所不容。因此，「革新運動」持續的時間甚為短暫，也未能解決國民黨的任何實際問題，最後只能無疾而終。

  

  派系紛爭是國民黨長期以來一直無法解決的頑症，其黨內派系林立，互相爭執，黨同伐異，有時甚至不惜犧牲黨的整體利益以滿足派系利益，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國民黨的執政能力。此種派系矛盾與衝突在戰後仍然繼續存在，主要表現為代表黨務系統利益的CC系和代表行政官僚利益的政學系之間的矛盾。此外，出於對形勢的不同考慮，CC系又和代表軍方利益的黃埔系聯手，主張對中共持強硬態度，反對主張對共緩和的政學系和在蔣介石身邊有一定影響的部分高級官員；出於對官僚資本把持國營企事業獲取巨額經濟利益之憤懣，國民黨內多數派別均反對官僚資本之代表人物宋子文、孔祥熙等。派系間之縱橫捭闔，往往隨形勢的變化和利益的轉換而重新分化組合，更加劇了派系紛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蔣介石本人對派系矛盾紛爭的態度常常曖昧不定。他惟一需要保持的是自己在所有派系之上的獨尊地位，為此他需要保持派系之間的平衡，運用派系，而非完全消滅派系。他的以我劃線、任人唯親的舉措，對國民黨派系之形成和凝聚力之渙散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戰前表現十分明顯的中央與地方派系的矛盾，隨著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對西南、西北的經營，戰後一時未得表現，而以隱性化面目存在；但隨著國民黨統治能力的急劇衰頹和蔣介石個人聲望的持續下降，至蔣介石下野前後，又得以凸顯，並以桂系和中央系的矛盾為焦點。就戰後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而言，因為多發生在高層，外人不得其詳，影響多涉及國民黨的決策，而對基層活動的影響尚未十分彰顯。真正從上而下廣泛影響到國民黨各級組織及其活動的是所謂黨團之爭。

  抗戰初期成立的三青團，本為蔣介石因應戰時需要，並有感於國民黨漸失活力，企圖以此刺激國民黨「新生」的舉措。三青團自始即對國民黨的官僚政治、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等等有所批評，至戰後此種批評更趨擴大，甚而有了「棄黨造黨」的主張，即放棄老朽之國民黨，另以三青團為主體創造新黨。其實三青團成立後，在樹立清新形象、支持抗戰方面並無特別表現，而其幹部多為缺乏政治資源和實際權力的年輕一代，他們急欲進入國民黨的權力系統，獲取一己之利。所謂「棄黨造黨」主張，即為利用社會各界和黨內對國民黨老朽腐敗之不滿，為三青團幹部擴張權力、獲取個人晉身之階的張本。而且由於三青團與國民黨的同質性，三青團擴大組織和權力的行動，只能以蠶食國民黨的地盤為代價，影響到黨方的利益。三青團此種咄咄逼人的主張和舉動，當然引起國民黨幹部的強烈不滿。結果，同以三民主義為信奉之理論、以蔣介石為擁戴之最高領袖的國民黨和三青團之間卻發生了越演越烈的矛盾和衝突，三青團不僅與國民黨發生「工作矛盾，甚至群以黨部為對象，從事種種鬥爭，同室操戈」，黨團之間在湖南甚至發生了流血衝突。如時人所論，「在同一主義與領袖下之黨團員，其相互仇視鬥爭情狀，且遠較對他黨尤激烈，實創古今萬國政黨政治之惡例」。由於三青團自國民黨派生而出，有從中央到地方與國民黨平行的一套組織系統，有大量合法性資源可以利用，其幹部與國民黨幹部間有交叉任職，使得雙方的矛盾衝突更為複雜難解，黨團之爭已成為令國民黨上下頗為頭疼的一大問題。

  對於黨團之爭，國民黨內多數人從黨的利益出發，均主張取消三青團，將其合併於國民黨，或使其完全脫離國民黨而成為單純社會性組織，以消弭日趨激烈的黨團矛盾。1946年3月，白崇禧致函蔣介石，認為「青年團與本黨之關係未能明確劃分，而工作亦多重複，必須立即加以調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蔣介石將白之意見交給國民黨中央常會討論，惟因意見分歧，未得結果。在1947年3月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有多位中央委員提出重新確定團的地位並澄清黨團關係，否則黨團關係若即若離、含混不清，省級以下的黨團摩擦日益顯著，長此以往實為自殺。全會決議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長和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共同擬議具體辦法。全會結束後，國民黨中常會推朱家驊、谷正綱、康澤等會同吳鐵城、陳立夫、陳誠等共同研議辦法，但因為黨團兩方面都有各自的利益考慮，都希望未來的改組於己有利，因此他們一直拿不出令雙方都滿意的方案。

  根據國民黨的「行憲」日程，將於1947年底舉行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隨著選戰的升溫，黨團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並且互以對方為對手，彼此競爭，消耗著國民黨原本有限的資源；同時，「戡亂動員」令實施後，黨團之間仍然紛爭不已，勢將影響「戡亂動員」之成效。如何解決黨團之爭已不容久拖不決。由於國民黨的決策體制，最終解決黨團之爭，仍然只能由蔣介石進行決策。1947年6月27日，蔣介石召見黨方陳立夫和團方陳誠，決定實行黨團合併。30日，蔣介石發出手令，指示成立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以兩個月為限實行黨團合併統一，以將三青團融入國民黨的方式解決黨團之爭。蔣介石的決定在7月9日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認可。同一天，蔣介石在三青團團慶日致辭，解釋了他的黨團合併決策。他認為：「我們黨和團沒有基層組織，沒有新生的細胞，黨員和團員在群眾間發生不了作用，整個黨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這是我們真正的危機。」他批評三青團提出今年的中心工作是參加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並主張與國民黨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是兩大錯誤，因為「黨與團如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其結果只有相互摩擦，相互牽制，力量相互對消。今天黨團的關係，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現在如再不合併統一，則革命必然失敗。"7月23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成立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以代表國民黨的吳鐵城、陳立夫和代表三青團的陳誠、劉健群為召集人，並將統一原則定為：現任各級三青團部幹事、監察，一律改任為各級國民黨部執、監委員。此後，黨團統一進入實際操作進程。

  9月9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在南京開幕。12日，全會通過《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決定三青團中央幹事和候補幹事改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和候補監察改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監察委員；擴大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和常務監察委員名額，以容納三青團幹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增設青年部。13日，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中常委55人、中監委常委19人，屬於三青團系統的賀衷寒、賴璉、劉健群、蕭錚、鄧文儀、康澤、蔣經國、程思遠等成為新科常委。於全民抗戰聲中成立、首尾歷10年的三青團終因形勢變化而結束其歷史使命。當年因滿懷抗戰熱情與建國理想而參加三青團的熱血青年，或因屢屢碰壁而失望，或因久弊成習而麻木，至此均被融入國民黨官僚體制之中，少數人因緣時務而在政治上嶄露頭角，成為國民黨體制內的新貴，但在國民黨高層複雜的派系與人際關係中，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國民黨和三青團的統一，總算在形式上解決了黨團紛爭的弊端，但對解決國民黨面臨的重大危機並無多少實際作用，而且由於三青團方面多對團合併於黨不滿意，使他們在國民黨內仍屢屢有反對黨方主張的作為。

  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當前組織綱領》，決定整飭黨內紀律，改進黨員作風，並實行黨員重新登記。但如同國民黨此前和此後所實行的多次黨員總清查、黨員總宣誓和黨員財產總登記相似，所謂黨員重新登記不過是以轟轟烈烈、上下鼓吹開場，再以人人過關、無疾而終收場，何況在國民黨統治風雨飄搖之際，不少黨員對登記與否也不再有興趣。據統計，1947年9月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總數為669萬人，重新登記工作應在自10月15日起的1個半月內完成。但到1948年11月，登記工作仍未完成，登記者只有132萬人。國民黨這部龐大的官僚機器，到了內戰的後期，由於惰性與慣性，任何革新動議提出後都如石沉大海，難以付諸實施。蔣介石認為：「權利是個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於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範，甚至對同志的鬥爭比對共產黨的鬥爭還要激烈。」他不禁感嘆：「我們為什麼會弄到這種地步，為什麼會弄到人人束手無策，人人失去信心。」「本來在很好的環境，具有很好的條件，一到我們的手裡，就毫無辦法，這真是最恥辱最可痛的問題。」蔣介石對國民黨員提出的一些具體要求也屢屢碰壁。當時政府的財政非常困難，發行公債因信用低落和通貨膨脹而乏人問津，蔣介石號召國民黨員多買公債，提出：我們有錢為什麼不捐給黨，為什麼不募集公債，以取信於一般民眾。我覺得有錢最好是買公債，既有補於國家，又於個人有利，這樣的事我們為什麼不做？然而蔣介石的號召無人理會，國民黨員有了錢不是投機發財，就是存在國外，因為他們知道買公債並不「於個人有利」。國民黨當政後，黨員一直不需交黨費，黨的經費全由國庫開銷，連蔣介石也認為這是國民黨最糟糕的一件事。如果連黨員交黨費這樣具體而微的事都解決不了，一葉知秋，何談其他。面對國民黨「生死存亡」的危機，國民黨從上到下毫無團結奮鬥、力挽狂瀾的決心與信念，一般黨員麻木不仁，得過且過，有權有勢者更是只圖個人利益，以致雖拔一毛利其「黨天下」而不為。難怪非國民黨員的傅斯年這樣說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

  衰頹的國民黨無法振作，只能將挽救危局的希望寄託於美國的支持。馬歇爾調停結束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仍維持在有條件支持國民黨而不直接大規模捲入中國內戰的基礎上。馬歇爾回國後出任國務卿，負責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在華期間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歷，使他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有較多的負面看法，從而對援助國民黨政權並不十分積極；而且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中國和亞洲地位的重要性畢竟不如歐洲。因此，雖然馬歇爾提出了大規模援助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但是並未相應提出加強對國民黨政權援助的計劃。不僅國民黨在1947年5月提出的10億美元貸款要求沒有得到美方回應，而且就連先前已經批准的5億美元信用貸款也始終未予撥付。在美國國會內外，反共親蔣議員和院外活動集團的態度則較行政當局為積極，他們要求大規模援助國民黨，並通過各種途徑向行政當局施加了一定的壓力。為了對抗蘇聯，穩定東亞形勢，美國在中國仍然有著重要的戰略利益，國民黨軍事的不斷失利及其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引起了美國當局的關注。1947年7月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派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前往中國，「就中國之政治、經濟、心理及軍事各方面情形，作一估量」，並在此基礎上，考慮美國的援助計劃。魏德邁對國民黨的態度較馬歇爾積極，因此蔣介石對他來華表示歡迎，希望由此獲得美國的大規模援助。

  7月22日，魏德邁抵達南京，8月24日離開中國。他的足跡遍及國民黨統治區主要地域，訪問了東北、華北、華東、華南各大都市以及台灣，與各方人士廣泛接觸，並注意聽取中間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意見。魏德邁的考察結論與馬歇爾的看法並無重大區別，他認為國民黨面對的情勢已較前更為惡化，黨內普遍失去信心，僅僅依靠軍事力量並不能消滅共產黨，希望國民黨立即實施全面徹底的政治經濟改革。美國對國民黨的政策並未因魏德邁的考察而發生國民黨所期待的變化。不僅如此，魏德邁在考察期間還對國民黨多有批評，並在國民黨高級官員雲集的場合，嚴厲指責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使國民黨頗為不滿。行政院長張群對記者表示，政府將不因魏氏意見而改變政策，許多事情必須等待，必須逐步實行。9月14日，外交部發表的聲明認為：「批評中國之人士，往往忽視中國幅員之廣袤、政治經濟及社會組織基礎之薄弱及其內在各種問題之複雜，其觀察及判斷每根據某一時期之特殊情勢，而未適當顧及其背景。」

  國民黨視美國為其主要支持者，依賴美國的援助，但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與美式民主格格不入，其腐敗無能與效率低下也令美國人每每不滿意。司徒雷登常常「痛責」國民黨「不長進」，美國也一直在要求國民黨為其支持提供所謂「道義上充分之理由」，也就是「民主進步之證據」，從而使國民黨認識到，「美國實有憎於共黨，但亦無愛於我國，彼等以我國情形不佳，故取旁觀態度」。在國民黨最需要美國援助的時候，美國並未如國民黨所期待的那樣慷慨。蔣介石曾經感嘆：「凡我政府所有措施，彼等皆認為系迎合美國意向，所以訛詐美國援助，因謂我毫無誠意與自主自立之精神。尤可痛者，美國輿論不僅以中國與韓國並論，而且其對待中國之態度，尚遠不如對待其仇敵之日本。」但是，無論國民黨自覺在美國方面受到什麼「羞辱」，也不能不依賴美國；而美國無論對國民黨有什麼不滿，但出於其自身利益的需要，仍不能不給予必要的支持。

  1948年初，國民政府派前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率領技術代表團訪美，遊說美國援助。為了說動美國人，他們特別強調反共「關係到美國的切身利益，如何及早與順利地實現這個利益就需要美國的大力協助」，「為了有效地抵抗共產黨，中國需要美國的軍事援助」，提出一項為期3年、總額為15億美元的信用貸款計劃。但是美國最後提出的援助計劃遠未達到這個規模。2月6日，美國國務院宣布，請求國會通過57000萬美元援華法案，以期達到中國經濟穩定和復興的目標，並在美國斷定援助使用不當時保留停止援助之權力。在美國國會討論援華問題時，美國行政當局的態度並不積極。國務院認為，中國的情形頗為悲觀，援助不僅無裨於中國，反將有損於美國；陸軍部認為，中國內部擾攘不息，欲求援助收效非撥巨款不可，而美財力有限，宜集中援助歐洲；魏德邁在作證時認為，中國大局已難挽回，此時援助等於浪費，不能收到實效，反必牽涉美國有損國際威信（他以發言關係機密為由，要求不作記錄）。在美國國會親蔣議員和院外活動集團的大力推動下，援華法案仍於4月1日被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通過。此項援助總額定為46300萬美元，其中12500萬美元為軍事援助，其餘作為購買食品、原料及復興建設用途。美方還要求「必須確定若干辦法，監督此項基金的使用，以確保其有效」，具體做法是由中方提出購買物品的清單，說明用途，經美國審查同意後予以撥付，以免無謂消耗或貪污中飽，並在採購物品時有利於美國商品的對華輸出。5月15日，行政院成立美援運用委員會，由院長兼主任委員。7月3日，中美在南京簽訂雙邊協定，規定美國援華資金的使用目的與範圍等事宜。此項「大半為贈與性質」的美國援助，對於正處在全面危機之中的國民黨政權不失為有力的支持，但是此項援助的金額未及使用完畢，國民黨政權就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