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經濟恢復重建之困難

  從1945年抗戰勝利，到1949年國民黨失敗退居台灣，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國內局勢急劇變化，中國經濟也因此走過了一段十分艱難的歷程。雖然國民黨在戰後提出了經濟恢復與重建計劃，但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使這樣的計劃難以付諸實施，實成一紙空文。在近代中國長期戰亂的特定條件下，穩定的環境對經濟發展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沒有把握國內人民望治心切的歷史契機，沒能以求實的態度實現國內和平，內戰重起之後，大量資財被耗於戰爭，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以至於基本上依靠發行鈔票維持開支，通貨膨脹惡性發展，維持正常的生產活動非常困難。而日漸殘破的經濟也無法支持國民黨的戰爭，隨著國民黨軍事由盛而衰，其統治區日漸縮小，不僅經濟恢復與重建成為泡影，而且國民黨統治的經濟基礎也已瀕臨崩潰邊緣。

  由於多年的戰爭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經濟體系被割裂，生產力水平低下，資金短缺，發展停滯，抗戰勝利後亟待恢復與重建。戰後經濟恢復與重建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接收日資產業和物資價值頗巨，加以美援和進口物資，有利於政府對經濟之調節；其次是多年戰爭之後的旺盛市場需求，有利於刺激經濟之恢復；再次是外資對華資的壓迫有所減輕，有利於華資的發展。但不利因素亦非常之多，首先是政局不穩，社會不安，內戰重起，交通受阻，不利於經濟之恢復；其次是東北和華北工礦業集中地區本已因戰爭影響而損失嚴重，復又為內戰戰地而不利於基礎工礦業之恢復；再次是通貨惡性膨脹，幣值變動劇烈，不利於投資意願之培養。比較而言，經濟恢復與重建的不利因素勝過有利因素，經濟恢復與重建面臨諸多困難，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國民政府主管經濟的部門為經濟部，抗戰勝利後，1945年11月又設立最高經濟委員會，統管全國經濟工作，並由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兼任該會委員長，以示政府對經濟的重視。宋子文與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有長期的淵源，本人又自詡為財經專家，他在行政院院長任內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經濟恢復與重建。在宋子文的主導下，國民政府的戰後經濟政策綱領為：（1）扶助民間事業，協調國營民營關係，使它們的配置輕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協調各部門利益；（3）與友邦進行經濟合作，坦白互惠。然而實施過程則全不似宋之預期，民營事業未得扶助，而是國營事業獨大；政府收支非但未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幾至無法維持；友邦經濟合作偏於美國，互惠其名，美國單惠其實。宋子文也深知在當時環境下實現經濟恢復與重建的困難，他在國民參政會答覆質詢時，一方面為自己的經濟政策辯解，認為「今後如能照目前所施方針，力行下去，二三個月後，比現在決可緩和」；另一方面，他對未來經濟恢復與重建之前景並無把握，所以坦白地告訴參政員：「我沒有離奇巧妙的辦法，不過無論任何辦法，必須切合國內外情勢環境，如國內的團結，交通復員，國外物資能源輸入。」事實驗證了宋子文的擔心，他的經濟政策在現實面前不斷碰壁，不過一年多的時間，他就在黃金風潮引發的經濟危機中下台。

  戰後工商業經濟的恢復與重建，集中在部分輕工業部門和沿海大城市。輕工業第一大產業，也是中國經濟支柱產業的棉紡織業恢復較快，並有一定發展，成為戰後華資工業表現最好的部門。曾在棉紡織業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日資紡織廠因戰敗被接收，低價美棉大量進口，復員、軍需和投機囤購等因素，均刺激了華資棉紡織業的復甦和發展，「是以凡能開工的紗廠，無不利潤累累」。1947年，華資紡織業擁有紗錠438萬錠，布機5.4萬台，分別為戰前的1.59倍和2.1倍；生產棉紗170萬件，棉布4763萬匹，分別為戰前的1.17倍和4.3倍，達到了民國年間的最高峰（棉紗總產量仍低於戰前華資和外資企業的總產量）。同一時期，外資在棉紡織業中所占比例已下降至不過1%,影響已微不足道，棉紡織業成為華資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產業。華資集中的另一主要產業是與棉紡織業同為中國經濟支柱產業的麵粉業，雖華資廠數及其生產能力均超過戰前，但由於戰亂導致的原料缺乏，加上大量廉價美國麵粉的進口，產量反逐年下降，1947年生產5565萬包，不過為戰前的1/3左右。重工業的恢復情況則遠不如輕工業，主要因為採礦、冶金工業地處東北與華北戰地，不僅未有預期之恢復，還受到內戰的影響，產量急速下降，生產指數不及戰前的一半，尤其是本就不高的鋼鐵產量，更低落至戰前的1/10左右。惟有以供應城市為主的電力工業，因輕工業之恢復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復較快，產量超過戰前的最高水平。略有積極意義的是，一向極為薄弱的華資重工業戰後有了一定的發展，產量全面超過戰前（雖然絕對數字仍不高），尤其是華資電廠的發電量已超過戰前的3.8倍，這主要得益於沒收日資產業和外資因戰亂原因之退出。總體而言，戰後輕工業尚未完全恢復到戰前水平，而重工業距戰前水平的距離更大。就地區而言，由於復員對消費的刺激和資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經濟基礎較好，沿海大城市的經濟恢復較快。上海、天津、廣州、青島的華資工廠與工人數占全國總數之比例，由戰前的41%增至戰後的70%,1947年上海新登記的工廠數更創下民國年間之歷史記錄，達到9285家。經濟活動進一步集中至沿海大城市，地域經濟發展之不平衡較戰前尤為明顯。抗戰時期曾有較大發展的後方工業，則因不少廠商復員清貨，資金緊缺，發展狀況一落千丈。在經濟大幅度萎縮的同時，金融業卻有畸形發展，全國商業銀行的數量從1936年的132家增加至1947年的1210家，猛增到8倍以上，還有超出此數兩倍以上的銀號和錢莊，說明金融交易在不事生產的投機刺激下之活躍。在中外經濟關係方面，美國取代英國和日本，成為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國家。價廉物美的美貨傾銷導致中國外貿的嚴重入超，1946年入超額高達47430萬美元，除了棉紡織業得益於廉價美棉外，其他工業多受不利之影響。

  戰後農業經濟的恢復與重建也受到內戰的強烈影響。大規模戰爭對生產環境的破壞、徵兵拉伕對勞力的占用、田賦徵實對農民生產物的低價以至無償占有等等，均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不利，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量均徘徊不前。1947年，水稻、小麥、高粱、小米、玉米、大豆等主要糧食作物總產量為22.5億市擔，與1936年的產量大體持平，但最重要的經濟作物棉花的產量下降為不到1936年的一半，只有743萬擔。廉價美棉之大量進口（美棉居戰後進口物品數額之首，超過進口總值的1/5）壓抑了自產棉花之種植，同時自產棉花產量之大幅度下降，又進一步刺激了美棉之大量進口，更壓抑了自產棉花之種植，使得戰後的棉花種植業始終未能真正復甦。農業生產的低水平，使戰後的糧食問題愈加嚴重。由於戰爭的影響，糧食產量在下降，而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則擴大了糧食的消費，加以交通受阻，調配困難，各地糧價均因此而不斷上漲。1946年，全國糧食消費虧空高達446萬噸，同時期國外援助及進口糧食只及虧空數的1/10.民以食為天，而各地糧情紊亂，糧價暴漲，使得城市民心不穩、社會動盪，更不利於國民黨後方之穩定。為了保證軍糧和都市的供應，國民黨在戰後農村仍然採用徵實、征借、徵購政策，但因為全盤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以及其統治區面積的減少，實行此種政策的阻力在增加，實征數也在不斷下降。1945至1947年度實征7210萬石，1948年度則劇降為2000萬石，說明在法幣崩潰之後，實物徵收制度也難以為繼。

  由於經濟恢復與重建之困難，更由於重工業部門生產的大幅度下降，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戰前的21.81%下降至戰後的19.7%。降幅雖不大，不過兩個百分點，但對原本就不夠發達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而言，仍表現為現代化進程之後退。較有積極意義的是，由於戰爭的因素，日資被沒收，外資在退出，戰後在華外資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有較為明顯的下降。1948年，在華外資總額只有戰前1936年的81%,其中直接投資下降更多，只有戰前的48%。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亦隨之而明顯下降，只占中國全部資本總值的8%（戰前為36%），其中占產業資本的11%（戰前為57%），商業資本的4%（戰前為25%），金融資本的6%（戰前為19%）。因此，外資對華資發展之擠壓已不明顯，華資發展之主要困難在於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之惡化。戰後時期，國民黨視中共為頭號敵人，注意力全在如何對付共產黨，根本無力顧及經濟。由於內戰重起，軍費劇增，政府經費幾乎全部被戰爭所吞噬，用於經濟的經費少得可憐，還不到軍費支出的1%,根本無法支持經濟的恢復與重建。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極大地阻礙著經濟的正常運行，急劇貶值的法幣，使得投資者無法得到正常的回報，企業虛盈實虧，導致投資停滯，投機盛行，尚存的經濟活力亦被銷蝕盡淨。

  對於經濟恢復與重建，國民黨曾對美國寄予很大的期望，宋子文以知美和親美著稱，戰時曾在美國從事爭取援助的工作，戰後自然也希望在經濟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他向美國提出貸款20億美元的要求，美國進出口銀行也曾有貸款5億美元給中國的計劃。國民黨要求美國貸款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經濟恢復與重建，還為了顯示美國的支持，安定國內人心。蔣介石曾告宋子文：「此款於我完全為對內政一時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則政局當可比較穩定，關於國民大會與改組政府，皆可如計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國協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然而，美國的貸款並非國民黨預期之易得，對於數億以至數十億美元的龐大貸款數目，美國不可能讓其有去無回，所以「特別注意於適合當地政治環境」，並附有指定用途之條件。中國國內形勢發展的不穩定，沒有合理可行的貸款償還擔保，都使美國貸款給中國的意願不高，態度也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不斷失利而變得「不如以前積極」，最終沒有下文。戰後美國以租借、捐助、轉讓等名義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支持數額雖高達近16億美元，但以實物形式為主，而且多被國民黨用於內戰，可以自由支配的金融貸款數額不多，對經濟重建的作用也不大。

  戰後國民黨經濟政策最受詬病的方面是國家資本的急速膨脹。由於接收日偽產業中的大部分以自營、轉讓、標售等方式處理並轉入國營單位之手，戰後國家資本數量已超過中國資本總數量的一半（54%,戰前為32%），其中產業資本占64%的優勢（戰前為22%），金融資本占89%的壓倒優勢（戰前為59%），發展到民國時期的最高峰。除了原有以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等為代表的國營金融企業，以資源委員會統管的國營重工業企業之外，戰後國家資本的勢力還伸入一向以民營資本為主的輕工業企業，新建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鹽業公司等，均為在本行業中具有壟斷性的國營企業。以1945年12月成立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為例，其下有85家企業，囊括了紡織業的幾乎所有部門，擁有紗錠176萬錠，線錠35萬錠，布機3.6萬台，占全國總數的一半，棉紗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40%,棉布占70%。在政府的特許之下，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享有獲取低息貸款、官價外匯、低價美棉、免於政府限額收購等特權，具有民營紡織企業無可企及的特殊優勢地位。資源委員會則基本上壟斷了中國的重工業。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由原隸屬於經濟部改為直屬行政院，以創辦開發及管理經營國營基本重工業，辦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國營工礦事業為其經營方針；下屬96個單位291個廠礦，有員工22.3萬人，控制了國內全部的石油生產，絕大部分的鋼鐵和有色金屬生產，一半的電力生產和1/3的煤炭生產。除此之外，還有以國民黨黨營名義經營的文化企業，如中央通訊社、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等。歷經掌握政權後20餘年之經營，國民黨已經建立起由其掌控並集中在黨政官僚經營下的遍及各個行業的經濟體系。

  戰後國家資本的發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觀上，接收的日偽產業轉由國家控制，增強了國家資本的實力；主觀上，國民黨以「節制」私人資本作為發展國家資本之口實，並受到國際上以計劃經濟追求現代化之理念的影響；現實中，國營企業可以為政府提供稅收與實物支持，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1947年上繳國庫利潤4000多億元，無償供應軍用布匹300餘萬匹。但是從經濟角度而言，國家資本企業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管理混亂，生產效率遠不如民營企業。1947年，國家資本占全部產業資本的64%,而產值只占全國總產值的42%。因此，「國家壟斷資本雖然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產業和美國的援助而高度膨脹，但並沒有發揮生產力的作用，而是處於癱瘓狀態。它像一個充氣的巨人，貌似強大，內部卻是孱弱的。」

  

  毋庸諱言，國家資本企業名為國家所有，但因為國民黨長期實行一黨「訓政」，壟斷了全國政權，而且缺乏有效的監督，國家所有的企業便因此而成為官僚豪門可以任意處置的產業，名為國有，實為私營，以國家的資源謀個人之私利，成為遭致當時輿論廣泛批評的官僚資本。正如時論所批評：「官僚資本往往假借發達國家資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論為掩護，欺騙社會。社會雖加攻擊，彼等似亦有恃無恐。蓋官與資本家已結成既得利益集團，聲勢浩大，肆無忌憚也。」

  自抗戰中後期起，社會輿論對官僚資本的批評聲浪日漸升高，戰後官僚資本更成為眾矢之的。主管戰後國民黨經濟政策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本人就是多家公司的股東，與官僚資本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戰後壟斷了接收產業和物資的處理權，並以此扶植國營經濟，被認為是偏向官僚資本，並為自己謀利，不僅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而且由於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滿，國民黨黨內發起了對官僚資本和宋子文及其經濟政策的批評。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以CC系中委為主，一些與會中央委員指名道姓批評宋子文和官僚資本，認為戰後生產低落，經濟凋敝，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可說民窮財盡，水深火熱，主要原因就是官僚資本作祟。他們提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運用公家資金及其他力量，操縱物價，阻礙農工建設與商業發展，把持國營事業，破壞國家信用的，就是官僚資本；要求實行官商分開，實行官吏財產登記，絕對不許官吏經商。更有人認為，宋子文本人就是官僚資本的代表，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要求他辭職下台。由於CC系控制了國民黨文宣系統，所以他們還將對官僚資本的批評公之於傳媒，在其控制的國民黨中央黨報《中央日報》上頻發言論，抨擊「官僚資本操縱整個的經濟命脈，且官僚資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權力，壟斷一切，以妨礙新興企業的進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資本，如果不從此清算，非僅人民的利益，備受損害，抑且工業化的前途，也將受嚴重的影響」，要求「實行一次大掃蕩的運動，從黨里逐出官僚資本的渠魁，並沒收其全部的財產，正式宣告官僚資本的死刑」。CC系頭面人物陳立夫還曾當面指責宋子文經濟政策之不當，以至驚動了蔣介石的關注，特意告陳「以後對外不可再發表對於經濟財政有關之言論，須知此時無論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擔任財政與經濟必無良效，只有增加黨團之艱危，尤其是社會紛亂，敵黨環攻之時，更不能自相攻訐，以加張敵方之力量也」。國民黨內對官僚資本之批評有出於利益分配不均之矛盾，CC系對宋子文的批評，也不能說明他們沒有自己的官僚產業，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央合作金庫等金融產業即為CC系所控制。但對於官僚資本的批評可以公開見之於傳媒，並引起社會各界之廣泛共鳴，誠為官僚資本引發社會矛盾之事實。但是，各級大小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難從根本上予以觸動，因為他們畢竟是國民黨統治的重要基礎。因此，從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到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每次全會雖都不乏對官僚資本的聲討，並提出封閉官僚資本公司，沒收其財產的主張，但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從未見此類言辭化為實際行動，所謂「事實如此，無可誰何」，「徒增加人民失望的感觀」。官僚資本可謂與國民黨統治始終如影隨形，成為招致社會不滿並導致國民黨最後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與經濟恢復重建之困難相伴隨的，是戰後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不安和動盪，已成為影響國民黨統治穩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從根本上說，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的結果，即紙幣發行超過市場吸納的限度，又沒有相應的硬通貨或物資作後盾，必然造成物價之上漲。而通貨膨脹則源於政府收入來源之匱乏，不得不靠發行貨幣填補財政赤字。這樣，貨幣發行越多，物價上漲幅度越大，而物價上漲幅度越大，又迫使貨幣發行越多，致使物價更進一步上漲，形成惡性循環。戰後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較抗戰時期更為劇烈，尤其是政治形勢不穩定，內戰導致軍費大漲，使政府財政愈加依靠發行貨幣維持。如何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動盪是國民黨政府面臨的嚴峻考驗。但是，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擁有的數億美元黃金外匯儲備和價值巨大的接收及援助物資，也為穩定物價、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關鍵是如何以此為基礎，採取適當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避免內戰重起，以對通貨膨脹釜底抽薪。

  宋子文素以金融專家自詡，並曾對國民黨的金融政策多有貢獻。他出任行政院院長後，手握黃金外匯儲備和接收物資之籌碼，一度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頗具信心，其經濟政策也更偏重於金融方面。宋子文以實行金融開放為中心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作為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最重要之舉措；通過開放金融市場，釘住法幣與美元比價，穩定法幣幣值；通過開放黃金市場，出售黃金，回收泛濫於市的法幣，減少市場通貨之流通；通過大量進口和出售接收物資，緩解市場物資供應的不足，壓抑物價。他認為這樣「對外貿易便可暢通，各項物資尤可隨人民的需要而增加；遊資之流入投機市場，以助長物價之波動者，亦可納入商業正軌；國外原料及機械，也可因對外貿易之恢復，源源進口，來配合國內工業之發展；足以使增加生產，並收平定物價的效果」。在他多管齊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勢頭趨緩。然而作為金融專家，宋子文深知上述種種不過是治表之策，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關鍵是解決政府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只有做到政府預算收支的大體平衡，才能少發通貨，對物價釜底抽薪。他承認：「勝利以後，健全財政，實為首要，而必須求收支趨於平衡之途徑，則通貨膨脹，自可逐漸遏止，一切金融經濟等問題，始可獲得解決。」因此，他將「安定物價，平衡國家預算」作為其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宋子文當政後，大幅度增加了貨物稅稅率，並提高了進口貨稅率，以增加政府財政預算收入，但因為法幣幣值的劇烈變動，預算收入與軍費開支相比較，不過是杯水車薪。以往用於填補財政虧空的重要手段——公債，由於法幣信用的低落難以發行。政府實際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出售黃金外匯和接收物資的非稅收入，一旦此項收入枯竭，則填補財政赤字的惟一辦法就只有印鈔票，法幣信用的完全崩潰即在預期之中。宋子文因此提出，在戰爭結束以後應積極減少軍費，但是他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卻無力改變現實，拿不出合理可行的解決辦法。因為國民黨堅持以戰爭解決中共問題，軍費便不可能減少，龐大的軍費開支只能靠中央銀行的墊款，也就是靠無限量發行紙幣來解決。宋子文也承認：「預算外之支出，為數過巨，且多系臨時支出，事前難以預計，收支相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賴於中央銀行之墊借。此種超額之支出，則以軍費為最巨。」由於軍費開支之龐大，軍費和以特別支出名義支付的軍費已占到政府財政支出的60%以上，實際支出則更多。軍費事實上成為一個無底洞，消耗了政府幾乎所有可用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宋子文力求實現政府財政預算平衡的打算只能是不具現實意義的空想而已。根據政府編列的預算，1946年收入19791億元，支出55672億元，為收入的2.81倍；1947年收入138300億元，支出409100億元，為收入的2.96倍。實際上，因為通貨膨脹的因素，政府預算也失去了控制與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真實意義，實際收入雖因通貨膨脹而增加，但實際開支增加的數額更大，政府財政已成為完全依靠發行鈔票應付開支的赤字財政，所謂管制物價、平衡預算，結果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如時論所言，「根本上講，物價的病根在於通貨，通貨的病根在於內戰。內戰不停，生產不能進展，通貨不能停發，物價便無法收拾。」

  因為有限的收入無法應付龐大的支出需要，政府只能動用發行手段，增加法幣的發行量。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法幣發行額為5569億元，為戰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已達到48378億元，為戰前的3430倍；每月的增發額也從1946年的1000億元達到了1947年4月的10000億元。在這樣巨量的貨幣發行刺激下，物價的上漲幅度增加更快，1946年法幣每月發行數增加11.3%,而同期物價指數每月增加16.9%,1946年的物價上漲倍數已經是法幣發行倍數的1.1倍，而且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擴大，說明發行的增加和物價的上漲交相刺激，螺旋上升，通貨膨脹已進入惡性化階段。儘管法幣發行已達天文數字，但其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漸萎縮，幾成廢紙。普通民眾尤其是城市市民階層的生活水準因此而不斷下降，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為了緩解法幣幣值的急劇下降對工薪階層生活的影響，維持城市的安定，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按生活費指數發放薪金的辦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生活費指數的增加遠遠追不上物價指數的上漲幅度。勝利初期上海的物價指數為戰前的346倍，生活費指數為299倍，此後物價指數與生活費指數互有漲落，但自1947年5月到1949年5月，物價指數始終高於生活費指數，說明工薪階層收入在絕對下降。即使在物價指數低於生活費指數的情況下，因為指數編制的滯後效應（按季或按月進行）以及編制時的人為操作（如按較低價格而不按基準價格編制），由名義薪金可得之實物仍在減少。另據統計，上海的生活費指數與物價指數之比，如以1937年為1，則1947年12月降至0.49，表明以指數計算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之大，是工薪階層難以承受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民黨政府從1947年3月開始對部分城市的公教人員實行以低價配售實物的供應方法，但是這一措施不過在部分城市實行，供應對象與數量均有限，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通貨膨脹對於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實際的程度不同，意義也不同。基本上靠工薪生活的公教人員，即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員和大中學校教師受影響最大。據統計，1945年下半年，昆明大學教授的月工資水平為戰前的300倍，但同期生活費指數為戰前的6000多倍，因此實際收入只及戰前的1/20.大學教授在戰前本為高收入階層，然而他們在戰後的生活卻下降至一般水準甚至不及一般水準，難怪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蔣介石召見時，將一些知識分子反政府態度的激進化歸結為他們「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於是愁悶積於胸中，一旦發泄，火氣更大」。戰時生活水平的下降，尚可因顧全抗戰之大局而為多數人所理解；戰後生活水平的下降，則是多數人不能理解以至不能忍受的。所謂公教人員，是維持政府工作正常運轉的重要環節，本應是政府最主要的支持者，但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必然使他們心懷怨氣，從而在感情上和事實上對自己服務的政權發生態度變化，並因此威脅到這個政權統治基礎之穩定。何況公教人員「以此可憐之薄薪，維持五口之家之生活，其清苦情形，可以想見。欲其工作情緒之提高，與為官操守之清廉，當非易事。」因此，戰後貪污腐敗盛行，政風日下，吏治敗壞，不完全是官吏個人品質和嚴刑峻法所能解決的問題，也與經濟狀況尤其是惡性通貨膨脹有密切的關係，並在國民黨統治由盛而衰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宋子文曾經試圖通過開放金融市場，通過自由買賣黃金與外匯，回收泛濫於市的法幣，減少市場通貨之流通，最終達到穩定法幣幣值，恢復經濟活力，重建經濟之目的。但這一政策實行的結果，在耗費了巨額黃金外匯儲備之後，非但沒有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反而使其進一步發展，最後引發了震動全國的黃金風潮，造成經濟的更大危機，宋子文也因此而被迫下台。

  抗戰時期，國民黨實行金融管制政策，將法幣與美元的兌換比例定為20比1.由於通貨的膨脹，法幣幣值的跌落，這一長期不變的兌換比例已完全脫離了市場實際，黑市兌換價超出其幾近百倍，不僅失去了調節經濟、平衡外貿之作用，而且也為權勢者倒買倒賣、大發國難財提供了條件。宋子文認為，只有開放金融，鼓勵流通，才能刺激貿易與市場，有利於戰後經濟的恢復和重建。因此，他在戰後提出金融開放政策，將法幣匯率由固定不變，改為隨市場供給自由浮動，同時開放黃金市場，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的買賣，回收過量發行的法幣，穩定通貨，平抑物價，以最終達到經濟恢復與重建的目的。戰後國庫擁有的8億多美元的黃金外匯儲備和價值上萬億法幣的接收物資，為宋子文實行金融開放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物質基礎。在發行一時難以控制的情況下，以此作為回收通貨的手段，也不失為可行的途徑，加以國內當時出現的和平氣氛，使宋子文對實施金融開放政策一度頗具信心。國民黨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國，戰後急欲以其經濟實力在世界範圍內推行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政策，以利美國的資本擴張和貨物輸出。國民政府經濟顧問、美國人楊格由此極力鼓動宋子文實行金融開放政策。素來親美並奉行西方經濟理念的宋子文，因此而與美國的要求一拍即合，加以美國可能提供的貸款，更增加了宋子文實行金融開放的底氣。

  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案》，規定將進口物品分為三類，一類為工業及民生需要物品，可以自由進口，二類為菸草、汽油、汽車、紡織品等，可以經許可進口，三類為奢侈品，禁止進口；廢止官價外匯匯率，由中央銀行根據供求情形，指定若干銀行買賣外匯，隨時調節；對於外幣現鈔及黃金買賣，依同樣原則辦理。3月4日，中央銀行開放外匯市場，將法幣與美元的比價定為2020比1；同時，公布《黃金買賣細則》，規定上海各金號銀樓每天可向央行申購黃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託上海的幾家指定金號，隨時拋售黃金，即暗售。中央銀行即以這樣的方式控制市場黃金買賣的平衡。3月8日，中央銀行開始以每條（10兩）165萬元的價格對外賣出黃金。

  黃金外匯市場開放之初，黃金外匯即為賣出多於買進。4月份，黃金淨賣出674條，美元淨賣出837萬元，數量尚不大。但至6月份，黃金淨賣出19580條，美元淨賣出2492萬美元，買賣已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場對未來預期之悲觀及對法幣之不信任。不過因為中央銀行通過大量拋售調節市場，黃金外匯價格上漲幅度不過20%左右，金價升至每條190餘萬元，法幣兌美元升為2500比1，指數分別為戰前的756倍和1663倍，遠低於同期上海物價4072倍的漲幅。正因為如此，黃金外匯買賣實際是低進高出，獲利頗豐，這導致大量資金湧入黃金外匯市場，使市場面臨巨大的壓力，並為官吏貪瀆創造了條件。

  實行金融開放政策，需要市場心理的穩定，才不至於引發過多的投機行為；而市場心理的穩定，又需要政治經濟大環境的穩定作為保證。可是，戰後國共內戰重起，政治形勢不穩，經濟環境更是江河日下，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市場對未來之預期頗為悲觀。在這樣的環境下，黃金外匯買賣不再為正常的支付需要，卻成為保值或投機的手段。人們希望將手中不值錢的紙幣換成硬通貨，從而刺激了對黃金外匯的需求，導致其價格的上漲；黃金外匯價格的上漲，又造成市場的恐慌心理，使更多的人捲入其買賣之中，刺激其價格的進一步上漲。央行本試圖通過買賣黃金外匯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實行的結果，不僅不能平抑物價，反而成為物價上漲的示範；貨幣雖在不斷回籠，但也因發行的不斷增加而再度出籠，黃金外匯買賣也因此而失去其本來意義。加上軍政官員和投機商人藉機興風作浪，上下其手，更使黃金外匯買賣成為貪污腐敗、投機謀利之淵藪。

  宋子文之所以能夠實行金融開放政策，是因為有大量黃金外匯儲備的支撐，但在市場的投機搶購之下，黃金外匯儲備的消耗速度十分驚人，中央銀行因此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外匯市場首先因為進口大增、出口不暢、入超嚴重、購匯壓力過大而動搖。8月，美元淨賣出已達3262萬元，迫使央行於8月19日將法幣與美元的比價調高為3350比1，法幣官價驟然貶值66%。央行實行此舉的理由，明為減少進口，鼓勵出口，激導僑匯，扶助生產，實際則為減低售匯壓力，以維持法幣的官價體系。央行的決定公布後，市場對未來的預期更為悲觀，不僅導致美元十分搶手，黑市捲土重來，而且金價亦隨之大漲，首度越過每條200萬元關口，金融形勢日趨惡化。為了打擊外匯黑市，10月4日中央銀行與上海市政府決定，美鈔買賣價格不得超過官價的5%,如有巨額買戶高價收買，可由上海市錢兌商業同業公會向市府密告，以憑究辦。但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是無情的，央行既無法以官價供應充足外匯，則黑市的出現即無可遏止，而且黑市美元兌換價已超過官價的1/3.即便如此，央行售匯壓力仍未解除，至11月中旬已淨賣出3.8億美元，外匯儲備下降至警戒線，迫使政府不得不動用行政手段解決外匯供應問題。11月17日，政府通過修正進出口貿易辦法，實行輸入許可與出口補貼制度，大幅度放寬出口限制，同時嚴格限制進口，除禁止進口的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的進口亦需申領許可證，以此緩解外匯供應壓力。這一措施實行後，外匯需求確實大幅度下降，此後三個月央行淨賣出的美元銳減為2000萬，但是這也表明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受到重大打擊，實際已難以為繼。何況這一措施實行後，在外匯買賣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大量資金更蜂擁而入黃金市場，刺激黃金價格的暴漲，黃金市場亦繼外匯市場而動搖。

  在外匯買賣受到嚴格限制後，巨量資金麇集於黃金市場，尤其是權勢機關、權勢人物和大投機者對市場走向更有惡劣之影響。一些軍政機關收到預算資金現鈔後投入黃金買賣，甚至有機關部隊以緊急支付命令或以種種威脅方法脅迫提款，用以炒買黃金。在幣值變動劇烈、生產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工商企業也以大量資金投入炒買黃金。加以上海金價低於外地，遊資因此向上海集中，搶購黃金保值。在數量多至數千億元資金的瘋狂炒買之下，中央銀行有限的黃金儲備無論如何也難以抵擋，黃金價格每日都在飛漲。12月12日，上海金價突破每條300萬元關口，24日又突破400萬元大關。進入1947年，由於政府實行棉紗棉布管制，並發行大額關金券，進一步刺激了物價上漲，黃金更成為搶購對象，價格已難以控制。2月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對進口貨物徵收50%的附加稅，導致物價上漲更為猛烈。6日，上海金價達到每條550萬元的高位，法幣兌美元的黑市比價突破1萬大關。由於上海金價因央行拋售仍相對較低，招致「全國各地遊資麇集上海，群以黃金為投機對象，央行如不大量拋售，則金價日高，刺激物價。如擬以全力與投機者相搏，則犧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潤。於是政府運用黃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2月8日，中央銀行決定停止黃金暗售，10日停止黃金明配。當日，上海金價和法幣兌美元的黑市價均漲至最高峰，黃金每條720萬元，法幣兌美元比價為16000元，分別為一年前的4.36倍和7.92倍。此時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匯儲備，也由一年前高峰時的83359萬美元（其中黃金568萬盎司）下降為37987萬美元（其中黃金237萬盎司），分別為一年前的46%和42%。

  黃金外匯市場開放之初，價格上漲較為平穩，有助於增強市場信心，平抑物價的上揚。而黃金外匯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將使市場信心動搖，反而刺激了物價的上漲。1946年年中之後，黃金外匯價格和市場物價兩者之間，就陷入了互相刺激、互為影響、螺旋式循環上漲的惡性循環。1946年3月至12月，上海的物價指數在10個月中上漲了123%,而1947年1月至2月，央行拋出黃金近8萬條，相當於黃金售出總數的1/4，但物價指數仍大幅度上漲了86%。及至央行停售黃金，除了消耗大量黃金外匯儲備由官方所有轉為「民間」所有之外，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完全未如當初之設想，反致市場一片混亂，所有物價均大幅度上漲，並因此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空前的經濟危機和對國民黨政權的信任危機。

  金融開放政策實行後，中央銀行指定同豐余等5家金號銀樓作為市場代理人，每日以明配和暗售方式進行黃金買賣。黃金買賣的決策由宋子文作出，再由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下令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和副局長楊安仁執行，但決策與執行過程為高度機密，外人不得與聞，不僅是財政部長俞鴻鈞，即便蔣介石也對實際情況不明底里。1947年1月，因為市場形勢之急劇惡化，央行才開始向蔣介石和財政部呈送黃金外匯買賣情況報告。央行停售黃金後，蔣介石得知情況嚴重，從2月11日起連續召見宋子文並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討論經濟形勢。宋子文雖然意識到形勢之嚴重，但仍不甘心，力圖作最後一搏，要求蔣介石核減預算，節約開支，以對物價釜底抽薪，挽救危局。他還搬出美國顧問楊格一同會見蔣介石，提出改變外匯匯率，繼續拋售黃金的方案。但蔣介石認為宋子文的做法「決難持久」，「期期以為不可」。他決定實行經濟緊急措施，對經濟嚴加管制。

  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決定自即日起禁止黃金買賣及國外幣券在境內流通，將法幣與美元比價調整為12000比1，廢除出口補助進口附加稅辦法，嚴格管制物價，日用必需品按評議物價實施辦法嚴格議定價格，職工薪金以1月為最高指數，糧、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價定量配給於職工，禁止罷工怠工、投機壟斷、囤積居奇。《取締黃金投機買賣辦法》《禁止外幣流通辦法》《加強金融業務管制辦法》《評議物價實施辦法》等同時公布，規定持有黃金外幣者必須按公布價在指定行局兌換為法幣，違者處5年以下徒刑；各行局應嚴控放款，5000萬元以上放款必須經四聯總處核定，多餘款項一律存放中央銀行，機關單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一律不准新設銀行錢莊；在全國重要地點設立物價評議會，評議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價，協助檢舉違反議價行為。國民黨當局企圖以此嚴厲之規定，遏制投機風潮，穩定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

  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實行不到一年即告慘敗，引發黃金風潮、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以至輿論譁然，他也因此而成為眾矢之的。傅斯年連續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兩文，以尖銳犀利的文辭痛責宋子文的經濟政策「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呼籲國民黨「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因為「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要求「徹底肅清孔宋兩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台」。傅文發表後轟動朝野，黃金風潮不僅引發經濟危機，而且已經越出經濟領域。在國民黨內複雜的派系矛盾作用下，由此激化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早就對宋子文的經濟政策頗為不滿的國民黨CC系和其他派系藉此發起倒宋潮。傅文的公開發表，宋子文以行政院長的身份而成為輿論公開攻擊的對象，預示著他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

  2月13日，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主持院會，決定派何漢文等四位監察委員前往上海徹查黃金風潮案。次日的立法院會議更對宋子文發起猛烈攻擊，要求他「辭職以謝國人」。宋子文與蔣介石雖為姻親，並與孔祥熙同為蔣手下主管財政經濟之大員，有長期的密切關係。但在經濟政策方面，宋較具西方理念，主張政策的規範化，不能如蔣所願任意動支。在他擔任行政院院長期間，多次拒絕了蔣介石派陳誠催索軍費的要求，使蔣甚為不滿。黃金風潮爆發後，蔣介石痛心於黃金外匯儲備之大量消耗，其賴以維持統治的經濟本錢大受損失，于震怒之下決定換馬。2月29日下午，蔣介石召見宋子文，以次日的立法院會議將對其大加攻擊為由，對他表示關心，並要求他考慮是否不必出席立法院會，實際即暗示其提出辭職。宋答如不出席，必須辭職，但並未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當晚，蔣再見宋，告他以不必出席為宜，宋謂如此則只好辭職，蔣允之。這表明宋尚有戀棧之意，他的辭職實為蔣逼迫的結果。

  1947年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議決，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辭職照准，由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長，張群任副院長；同時免去貝祖詒職務，任命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一年以前，宋子文提出金融開放政策，企圖振興衰頹殘破之經濟；如今經濟狀況未見絲毫改善，反而日漸惡化，直至發生黃金風潮和經濟危機，他之黯然下台亦為必然。但輿論和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對其在黃金潮中應負之責任仍不依不饒。3月間，監察院派往調查黃金風潮案的四位立委對宋子文提出彈劾案，認為宋「接任行政院長以來，其誤國失職多端，尤以此次黃金風潮，使社會騷動，影響國計民生至深且巨」；因「依法提出彈劾，即請提付懲戒，以正綱紀」。蔣介石雖對宋子文的經濟政策不滿，但也不願因此過於影響國民黨的公眾形象，在他的授意下，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主持提出監察院對彈劾案的審查意見為：「本案所舉彈劾宋子文之事實，均屬政策運用問題，尚未舉出有何犯罪情事。該宋子文於金鈔風潮發生後，既經自請去職，應毋庸再付懲戒。」但久已對宋子文不滿的CC系仍不甘罷手，在3月份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谷正綱要求徹查此案，認為金鈔案不僅造成少數人的發財機會，而且影響全國民心，動搖國本，無論前方後方軍心民心均為之沮喪，本黨的威信為之喪失，如果不辦，影響民心很大。黃宇人在發言中矛頭直指宋子文和孔祥熙，認為不能含含糊糊地過去，不是馬馬虎虎表決了就完事，要求中央常會負責辦理，對全黨負責，對全國四萬萬同胞負責，不要弄得三年五年辦不了。會上有100多名中央委員臨時動議，提出《請懲治金鈔風潮負責大員及徹查官辦商行帳目沒收貪官污吏之財產以肅官方而平民憤案》，要求對宋子文及貝祖詒等負責大員，「自不能即以辭職或免職為了事。……亟應一面催促政府，依法提付懲戒，一面轉咨中央監察委員會，從速查明議處，以肅黨紀而彰國法。」還有一些委員提出成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財產。宋子文也因此而未能繼續當選為中央常委。為了化解黨內矛盾，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面，表示宋「依法執行任務，不知何故加以譴責」；辯稱「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內，並不貪污，如謂余見貪污而不知，則由余負責」。查辦宋子文的聲浪就此停息。

  黃金風潮案發後，中央銀行前總裁貝祖詒亦被監察院提出彈劾，後經央行新任總裁張嘉璈通過行政院秘書長甘乃光找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疏通，對貝祖詒只予申誡處分。與黃金風潮案直接有關的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副局長楊安仁和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兼同豐余金號經理詹蓮生三人則被逮捕，因為央行對出售黃金行號「任意決定，漫無標準，已屬不當，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蓮生一人介紹，則顯然央行出售黃金事宜在市場方面故任詹蓮生一人把持操縱，謂為官商勾結，實非過分」。在上海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配售黃金「舞弊嫌疑」案時，林鳳苞和楊安仁均稱「一切都是奉命辦理」，詹蓮生亦稱所有買賣黃金的決定都由局長和總裁作出，「我絲毫不能參加意見」。7月12日，法院以「對於主管事務直接圖利」，判處楊安仁有期徒刑7年，詹蓮生有期徒刑4年，林鳳苞則無罪釋放。至此，震動全國的黃金風潮案以對各方均有所交代的結局而落幕。

  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國民黨企圖以經濟手段解決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的最後一次嘗試。黃金風潮的爆發，標誌著這一政策的徹底失敗，其中雖有諸多因素的作用，但根本上是通貨惡性膨脹、政治形勢不穩、內戰烽煙四起、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經濟信用大大下降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如時論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財政病症，任何專家設計，任何醫生開藥方，其前提只有一個，就是停止內戰，實現和平。」著名金融家陳光甫認為，除非政府改變對中共的政策，否則經濟註定無法長期維持，黃金政策的失敗不在於中央銀行的錯誤，而是錯誤的政治政策的結果。但國民黨無意結束對中共的戰爭，因此繼宋子文之後的歷任閣揆，經濟更無確切政策可循，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拆東牆補西牆，以維持經濟的基本運行。繼任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上任後，將能否平衡預算、獲得外援及軍事勝利作為穩定財政經濟的三個必要條件，但外援遲遲不來，軍事勝利遙不可期，平衡預算又因「法幣增發，物資日趨缺乏，距離緊急措施之平衡預算與穩定物價兩目標，相去日遠」，因此「思之幾於寢食不安」。他向蔣介石要求，中央銀行的墊款應有限度，緊急支付命令應經過審核後再付，但財政部長俞鴻鈞認為：「軍費支出，無法拒絕，何能規定中央銀行墊款限度。主席（蔣介石）亦以俞部長所言為然。」在此情況下，因經濟緊急措施的行政手段所致之市場穩定，不過維持了兩個月，從4月中旬開始，各地物價再度急劇上漲，新一輪經濟危機又在醞釀之中，而國民黨對解決經濟危機已經束手無策，只能聽任其發展，直至不得不以國家政權的強力推行金圓券幣制改革，從而徹底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