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地方與邊疆問題

  由於國共武力對峙和政治經濟環境的動盪，戰後中國不僅中央政治不能走上有序的軌道，地方政治也不時處於不穩定的發展狀態之中。中共治下的根據地，實行著與國民黨統治體制相異的政治、經濟體制，並且由於中共力量的成長和根據地地域範圍的不斷擴大，其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也在逐漸由邊緣而中央，成為對國民黨既成統治體制的最大挑戰。在國民黨治下的各省，由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央集權化以及戰後中央統一接收的作用，中央政府的支配力得以基本伸展到各省，地方與中央分裂的狀況有所改觀。國民黨除了在華北和東北存在與中共的對抗之外，它面對的地方問題主要來自於邊疆省份。

  雲南。還在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西南邊陲省份雲南便因其偏遠和閉塞而形成了對中央政府的半獨立局面。國民黨上台後，雲南名義上已統屬於南京政府，但實際上仍自行其是，它有自己的軍隊和一套政治、經濟體制，南京政府對雲南省政可謂鞭長莫及。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自1927年就任，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仍在省主席位置上，成為國民黨上台後任職時間最長的省主席。蔣介石對雲南的半獨立狀況久已不滿，早有更替龍雲之心。尤其是龍云為了長期保持自己和雲南獨立於中央的地位並抗衡國民黨的壓力，對於抗戰時期以昆明為中心的西南聯大和民盟發起的民主運動採取默認與放縱態度，更引起蔣介石忌恨，必欲去之而後快。自抗戰中後期開始，由於日軍對緬甸的進攻危及雲南安全，也由於其後編練新軍、滇緬戰役和對日反攻的需要，國民黨中央軍源源不斷地開入雲南，人數和裝備的實力遠遠超過雲南地方軍隊，為蔣介石徹底解決雲南問題準備了條件。為了順利解決問題，又不使龍雲公然以武力抗拒，蔣介石準備了軟硬兩手。軟的一手是調動龍雲的職務，使其脫離雲南，失去權力基礎，同時故示尊崇，委以高位虛職，棄置閒散；硬的一手則是以武力解決，而以中央軍在雲南的實力，做到這點並不難，只是由於抗戰尚未結束，不宜禍起蕭牆，需要顧及國內外觀瞻而選擇合適的理由與時機。1945年4月，蔣介石秘密召見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訴他已決定調龍雲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但考慮到龍雲可能不服從命令，故令杜聿明做好軍事解決的準備。接著，蔣介石又在7月召見國民黨中執委、雲南人李宗黃，告訴他已準備由他回滇接任龍雲的雲南省政府主席和省黨部主任委員職務。在雲南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和杜聿明都認為，如果能夠避免動武，說服龍雲自動讓位更好。但無論何、杜兩人如何暗示龍雲見好就收，龍雲則裝聾作啞只當不知，蔣介石只能因此在極端秘密中緊鑼密鼓地策劃倒龍。

  抗戰勝利為蔣介石解決雲南問題提供了最好的時機。因為越南北部被劃入中國受降地域，而雲南緊鄰越南，蔣介石便名正言順地下令由龍雲的頭號大將盧漢率第一方面軍入越接收，並帶走了龍雲的基本部隊第60軍和第93軍，使龍雲在雲南失去了武力依靠。國民黨此時認為：「苟不能適時處置，政府東遷，民主同盟與龍雲勾結，借雲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據，中央投鼠忌器處理惟艱。此事之解決，對於大局裨益匪淺。」為此，蔣再次召見杜聿明，令他從速部署，準備武力解決龍雲；並派何應欽去河內，就近安撫並監視盧漢所部。在一切準備妥當後，10月2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免去龍雲的雲南省政府主席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同時任命盧漢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在其未到職前由民政廳廳長李宗黃代理。同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下令撤銷委員長昆明行營，免去龍雲的行營主任兼陸軍副總司令職務。當天下午，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和李宗黃一行飛抵昆明，會同杜聿明秘密部署，準備以武力執行上項命令。因為杜聿明事前已對中央軍在昆明的部署作了周密計劃，因此3日凌晨行動開始後進展順利，龍雲的部隊小有抵抗，即因實力不濟而繳械。龍雲本人於事起後倉促避入五華山官邸，杜聿明因奉蔣保證其生命安全的指示，只能包圍五華山官邸，而龍雲則因杜部已控制了昆明所有交通和電信的對外聯繫通道，無法與外界聯繫，雙方形成僵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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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蔣介石決心撤去龍雲的職務，但格於內外環境，不能也不敢危及龍雲的人身安全，在龍雲避入五華山官邸後，因為不能使用武力強攻，蔣介石只能指示各方加大對龍雲的壓力，迫其早日聽命。10月3日，蔣介石指示杜聿明：對於往來越南之陸路交通應暫時停止，凡可通往越南之各路要點，皆應有嚴密防範；昆明附近各機場以及雲南全省機場皆應特別警戒；除美國盟軍官兵外，凡中國人非有本委員長親簽證書，一律不准起飛；對龍雲本人及其住地，只嚴密注意，不必有監視之形式，而應待之以禮貌。4日，蔣介石又指示杜聿明，只要龍雲遵命如期到渝就職，則一切皆無問題；否則中央當以違抗命令、別有企圖視之，不能不另行處理。5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令其「即約志舟（龍雲字）兄同機來渝，以正視聽，免除中央同志誤會。為志舟計，萬不可稍事遷延，其行營職務應即遵命移交杜總司令接管。」為了迫其速速離職，蔣介石還親筆致函、致電龍雲，又打又拉，既緩和龍雲的對立情緒，又加大對他的壓力。4日，李宗黃至五華山官邸，向龍雲遞交蔣的親筆函稱：「當茲建國開始，重在中樞，故特調兄入長軍事參議院，參贊戎機，輔導統一，甚望兄能樹立楷模，為黨國與共休戚也。」此為故示尊崇。但同日，蔣介石又通過杜聿明將其親筆電交龍雲，令其「速遵中央明令，即將省政交李代主席，軍事概交杜總司令接管，如期飛渝，宣誓就職，以正視聽，萬勿滯遲行期，致誤前途。中為公為私，皆不能不負責成全，務希勿稍遲延，致失中央國人之望也。」此為威脅施壓。然而，龍雲在如此壓力下仍遲遲不願交卸職務，或許他還寄希望於在越南受降的雲南部隊回師救主。當蔣介石逼迫龍雲離職的消息傳到越南後，確實引起了在越雲南部隊的震驚、不滿和激憤，對這支部隊的統帥盧漢也是考驗。他們「有的要求盧漢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連名發電，強求蔣收回成命，還有的說應忍辱負重，以待時機」。盧漢權衡利害之後，認為雲南部隊的裝備及戰鬥力遠不如中央軍，既無準備，又遠在千里之外，救援不及，而蔣令已發，木已成舟，很難改變此一既成事實，「故力排眾議，告誡部屬，千萬不可輕舉妄動」。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蔣介石決定任命其掌管雲南省政之拉攏和允諾所起的作用。

  經過數日僵持，龍雲被困於五華山官邸，眼見無法挽狂瀾於既倒，被迫同意交卸職務。10月6日，蔣介石特派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到昆明迎駕，使龍雲對外保住面子和有台階可下。當日，宋子文和何應欽陪同龍雲離開昆明飛抵重慶，蔣介石總算如願以償地解決了雲南問題。但蔣介石企圖由中央派人控制雲南的圖謀並未實現，為了後方的穩定，他不得不任命盧漢擔任雲南省政府主席，以盧漢為代表的雲南地方勢力仍然控制著雲南省政並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

  新疆。新疆是另外一個讓國民黨中央頗為頭疼的省份。盛世才統治新疆多年，實行高壓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種因。1944年，盛世才向國民黨輸誠，調離新疆，吳忠信繼之主新，新疆在表面的平靜下涌動著反抗的暗流。11月7日，新疆發生伊寧事變，其西北部的伊寧、塔城、阿山三區相繼起事，圍攻政府機關和國民黨軍隊。至抗戰勝利之時，伊犁、塔城、阿山三區已全部為起事者所占，三區軍隊一度兵臨省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城下，全疆震動。他們還成立政府，通過施政綱領，與省政府對抗。

  新疆與蘇聯毗鄰，新疆問題一向與蘇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三區起事也有明顯的蘇聯背景。因此，處理新疆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處理對蘇的關係問題。國民黨既不能容忍新疆動亂，威脅後方穩定，又不能輕易實行武力鎮壓，以免得罪蘇聯，影響大局。正所謂投鼠忌器，左右為難。權衡利弊之後，9月11日蔣介石決定對新疆的方針為「只可暫時忍受，不能立即作積極之抵抗」，「對新疆政治與宗族之改革，則作積極之準備」。9月13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銜命飛往新疆，了解當地情況，並與吳忠信等探討解決新疆問題的辦法。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張治中認為：新疆與內地路途遙遠，增兵不易，補給困難，不能動武；新疆與蘇聯有歷史淵源，關係密切，不能反蘇，因此只能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否則迪化一失，則局勢全非，今後即使能恢復，亦須費極大力量與極長時間。他的意見得到蔣介石的重視與認可，蔣授權他全權處理新疆問題。

  1945年10月，張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飛往迪化。經過蘇聯方面的調停，他與三區方面的代表阿合買提江、賴希木江等，就如何解決新疆問題進行了接觸和商談。張治中將其所擬《中央對新疆局部事變的提示案》交給三區方面，其中提出：扶助新疆人民政治、經濟、文化之平衡發展，尊重各族之宗教信仰及固有文化風俗習慣，保障各族人民身體、財產、行動、居住、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減輕賦稅並嚴禁攤派；3個月內進行鄉鎮保甲選舉，6個月內進行縣參議會選舉；縣參議會成立6個月後，可選出2人，由省府擇一為縣長；各區行政專員由省府保薦，中央任命，亦可任用地方人士。提示案同時要求三區應於1個月內恢復事變前狀態，取消不合法組織，參加人員資遣回籍或考核任用，免予追究。三區代表經過討論，認為中央提示案「未能滿足吾人之要求」，他們「要求真正的高度自治權」。11月間，三區提出對「中央提示案」的對案，要求各級行政官吏由選舉產生，並規定省府的組織形式，還要求組織民族軍隊。經過反覆談判，張治中同意縣級選舉時間可提前為3個月，三區部隊可以團為單位編為保安部隊；其後又在省府組成方面作出重大讓步，同意將省府委員名額擴大1倍，其中地方可保薦6/10（三區可占4/10），包括副主席1人及廳長2人（三區可保薦廳長1人）；最後又同意增加1名副主席，由三區方面代表擔任。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人民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在迪化簽字，主要內容為：事變解決後3個月內進行縣參議會選舉，縣長由縣參議會選舉，副縣長由縣長委用；區專員由當地保薦，省府核定；省參議員由縣參議會選舉；省府委員25人，其中中央直接派定10人，各區保薦15人。此條款的附文（一）規定，三區可保薦省府委員6人，包括副主席、副秘書長、廳長、副廳長各1人。關於成立民族軍隊問題，該條款規定三區部隊將進行改編，具體辦法由附文（二）決定[6月6日，雙方簽訂附文（二）《關於事變部隊改編與住地的補充條款》，規定三區部隊編為步、騎兵各3個團，人數以12000人為限，指揮官兼省保安副司令，住地以三區為限]。這些條款基本滿足了三區方面提出的自治要求，同時也基本保證了中央政府對新疆省政的控制權，是當時情況下解決新疆問題惟一可行的方案，也為談判雙方所認可。

  1946年3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張治中為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主持西北併兼新疆政務。7月1日，根據新疆和平條款改組的新疆省政府成立並宣誓就職，張治中任省主席，三區方面的阿合買提江和地方民族人士包爾漢任副主席。這是當時全國獨一無二的聯合省政府，組成成員既有中央派出的官員，也有地方民族人士；既有革命派，也有中間派，還有保守派。而張治中則以中央大員身份居於所有人之上，維持著中央和地方以及省府內部各派之間的大體平衡。

  新疆聯合政府成立之初，尚能保持大體合作局面。但不久之後，國民黨就與三區方面在三區地位、地方選舉等一系列問題上產生矛盾。此時，國共內戰已經爆發，三區方面已和中共建立了聯繫，實際呼應著中共領導的反國民黨鬥爭，而國民黨也對三區形同獨立的狀況很不滿意，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1947年2月，迪化連續三天發生三區方面策動的示威請願，向省府要求中央軍撤離新疆、重新舉行選舉、在南疆成立民族軍。其後，國民黨亦在迪化操縱舉行擁護中央、要求取消地方特殊化的遊行示威，並與支持三區的群眾發生衝突，互有死傷。省府隨即宣布迪化全市戒嚴，新疆的政治空氣趨於緊張。5月間，張治中去南疆巡視，受到民眾圍攻。張治中認為，這是出於三區方面的支持。這使原本在兩派衝突中態度較為超然中立的張治中也開始對三區不滿，聯合政府的處境岌岌可危。為了擺脫新疆的事務，也為了與三區方面的民族自治要求相抗衡，張治中提名與三區處於政治對立立場的國民黨籍維族人麥斯武德擔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結果引來三區方面的強烈反應。5月28日，麥斯武德宣誓就任省主席，但三區方面的省府成員拒絕出席麥氏的就職儀式，此後更進一步拒絕出席由麥氏主持的省府會議。由於在省政府主席應由何人擔任的問題上意見不一，民選產生的省參議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協商仍無法正常開會，結果只能宣告休會。7月中旬，迪化以東的吐魯番、鄯善、託克遜三縣發生武力襲擊軍警事件，得到三區的支持。國民黨不能容忍三區勢力向新疆內地蔓延，張治中命令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堅決鎮壓，徹底肅清」。吐、鄯、托暴動被平息後，三區方面有感於其自治地位受到威脅，8月12日，擔任省府副主席的阿合買提江離開迪化回伊寧，三區方面參加省政府的其他成員隨後亦陸續撤離，新疆省聯合政府宣告破裂。此後，三區方面無力出擊新疆內地，而國民黨亦不願和不能在新疆大動干戈，新疆局面處於不戰不和的僵持狀態中。

  台灣。台灣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利而被迫割讓給日本。1943年11月，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發展到有利於世界人民的轉折時刻，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聚會，決定有關戰後安排。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提出：「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侵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開羅宣言》關於滿洲、台灣、澎湖群島回歸中國的決定，正式確定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國際法原則。此後，這個原則又在1945年宣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加以重申。根據這個原則，中國政府籌劃了收回台灣的準備工作。

  1945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後又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9月4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公布，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隸屬於行政院，依據法令綜理台灣全省政務；行政長官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署令，並得制定台灣單行條例及規程；行政長官得受中央委託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台灣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10月25日，台灣日軍投降儀式在台北舉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接受了前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證書，並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台灣從此正式回歸祖國，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天，「台北四十餘萬市民，慶祝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之日，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於全市，途為之塞。」

  陳儀主政台灣，宣示治台政策為：修明政治，剷除貪污和弊政，三年內完成縣市自治；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以商業化為原則，實行統制貿易和專賣制度，繼續使用台幣。他要求台灣各界同胞通力合作，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建設美好的新台灣。但是，陳儀的治台政策在實踐中的成效並不如其預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組成人員以接收官員為主，各地方行政機關的重要職位亦為接收官員占據。據1946年底的統計，在台灣全省行政機關擔任薦任以上官職者，台灣本省人不到1/5.這就使台灣本地人士的參政機會，尤其是向上升遷的機會較少，從而壓抑了他們在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後要求自己當家做主的強烈參政熱情，不少接收官員「或行為不檢、能力薄弱，或貪污瀆職，尤以經建及公營事業更不乏借權漁利之不良現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更使台灣同胞反感的是陳儀的經濟政策。陳儀提出「以計劃經濟的方法建設新台灣」，在台灣實行以公營事業為主的經濟體制，將台灣絕大部分產業以公營名義控制在長官公署手中，並延續了日據時期的專賣貿易制度，由政府統一管理若干重要物品（如樟腦、酒、菸草、火柴等）的生產和銷售，由貿易局「專辦重要物資進出口及其配銷業務，併兼理有關行政」。公營事業和專賣制度成為台灣財政預算收入的支柱，占年度預算收入的2/3.但這樣的制度壓抑了民間投資置業的積極性，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發展，甚至影響到一般人民的生活，因為「以工商企業之統制，使台灣擁有巨資之工商企業家不能獲取發展餘地；因貿易局之統制，使台灣一般商人均受極端之約束；因專賣局之統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無法生存」。以至國民黨中央也承認：「日人統制素稱嚴密，尚且留台胞有經商餘地，俾得謀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顧及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台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淨盡，此使台胞感覺祖國之剝削有甚於日寇，而動搖其對祖國之信心，實得不償失。」光復後的台灣，物價上漲程度雖遠不及大陸，但也較戰前有較大幅度的上漲，尤其是米價的暴漲，大大影響了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在如此政策不當、人謀不臧、上下疏離、內外隔閡的情況下，國民黨接收台灣不過一年多，島內民眾當初對其之歡迎和熱情已有明顯下降，而社會矛盾也累積至相當程度，島內政情呈動盪不安之勢。但由於陳儀嚴峻固執的個性，或不能正視已經累積的社會矛盾，或因下情不能上達而有所不知，仍然自信地對記者表示：「一切新政的推行，在實施之初，必定有許多障礙……似此阻礙，乃意料中事，余並未驚悸，然余所欲言者，設余實驗民生主義之事業，可立足五年，余信一切事實，均可勝乎雄辯矣！」可是，他上任不過一年多，即發生了席捲台灣全島、造成慘重損失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灣省專賣局的查緝員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緝香菸私販時，與被查緝的小販發生衝突，引來圍觀市民的不滿與圍攻。查緝員為驅散群眾、擺脫被圍困境，貿然開槍示警，結果誤中市民陳文溪，致其傷重而亡，激起民眾更大義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懲辦兇手。此案本為一偶發的孤立事件，如果處理得當，對民眾情緒予以安撫，尚不至於蔓延擴大。但當局循平常做法，未予足夠的重視。民眾在未得滿意答覆的情況下，情緒愈加激憤，並且以群體行為而產生對外的強烈感染力，影響了更多原本置身事外的民眾。結果星星之火，終至燎原，事態迅速擴大，由孤立事件演變成全島風潮，由自發行動演變成有組織反抗，官民對立加劇，最終釀成一齣悲劇。

  由於對官方處理此案遲緩拖沓不滿，2月28日，台北全市罷工罷市，市民至長官公署請願，並在公署外與守衛士兵發生衝突，死傷多人，衝突因此而不斷擴大與激化。為了彈壓民眾的起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實行戒嚴，事態急劇惡化。台北事件的消息很快傳到全省各地。因為對當局一年多以來的統治有普遍的不滿，各地群起響應台北的行動，不少地方民眾起事的激烈程度更超過台北，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出現了民眾與國民黨軍隊的武裝對抗，造成較大傷亡。台中全市一度被起事民眾所控制。各地還先後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聲明「以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為宗旨」，成員主要由本省籍的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省市縣參議員、地方士紳、知識分子和人民團體及學校代表組成，儼然形成了自上而下與官府對立的一套行政系統。3月5日，台北處理委員會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要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及各處處長的半數以本省人充任，公營事業由本省人經營，即刻實施各縣市長民選，撤銷專賣制度，取消貿易局及宣傳委員會等。隨著形勢的發展，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斷增加，至7日已有42條，其中難免有一些過激內容，如對台灣自治地位的過分要求，以及事件當中對外省人的一些過激舉動等等。不過，此次事件並非少數人所為，以其波及面之廣、涉及人數之多、事起之迅速而言，說明事件之發生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主要還是出於對國民黨在台灣專制、腐敗統治的不滿，目的是追求台灣在祖國大家庭中的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處於運動領導核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3月6日發表的《告全省同胞書》中明確聲明：此次運動的目標是「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設新中華民國，確立民主政治，擁護中央政府，剷除貪官污吏，即刻實行省縣市長民選，反對內戰，反對專制」等要求。他們提出的這些政治主張，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為普遍的要求，也體現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

  台灣事件發生後，省府當局頗為緊張。陳儀認為，事件「完全由於少數亂徒希圖謀叛，決不是民眾要求改良政治與改變專賣貿易等經濟制度的運動」，將之歸因於「奸黨、日本御用紳士、海南島、南洋、東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熱中之野心家勾結流氓地痞及少數私立學校之學生合串之叛亂行為」。此時正值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國民黨軍在山東作戰中失利，國民黨統治區又因黃金風潮導致經濟危機，社會本已動盪不安，國民黨不能容忍因台灣事件的擴大而致其後方更為不穩的情況出現，並在省方報告的影響下，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暴民暴動」。由於事件發生時，台灣島內的正規軍數量很少，陳儀曾對起事者表示緩和態度，同意將查緝員交付司法審判，撫恤死傷者，並解除戒嚴；同時，表示將實行政治改革，向中央請示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成員儘量任用本省人，縣市長定期民選。但當蔣介石決策以「軍力平息叛亂」，並派來增援部隊第21師於3月9日在基隆登陸後，長官公署即重新宣布戒嚴，並於10日下令解散各地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組織」，在島內對起事者實行嚴厲的鎮壓，並傷及一定數量的無辜人士，造成慘重損失。在國民黨的鎮壓之下，台灣島內局勢得到控制，形勢漸趨平靜，但台灣社會因此而致之深重創傷卻久久不能平復，國民黨也將為此而付出相當的代價。

  台灣事件基本平息後，為了緩和島內的不滿與對立情緒，4月22日，行政院決定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並任命若干本省人士擔任省政府委員和廳、處長；同時，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任命彭孟緝任司令；專賣局改為菸酒公賣局，貿易局改為物資調節委員會。自信五年可見治台成效的陳儀，因此次事件而為台灣千夫所指，不得不承擔責任，黯然下台，回大陸蟄居。5月16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結束了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