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此起彼伏的學潮

  自抗戰後期起，由於國民黨政府在政治、軍事方面的種種失誤，後方各界已有對國民黨強烈的批評聲浪。社會各界對國民黨的批評起初雖因勝利而有所節制，但很快即因國民黨的種種作為而又趨激烈。由於勝利後國民黨一度迫於輿論壓力而放鬆了言論管制，此種批評的廣度和深度均在擴大，並因此而使社會矛盾有發展和激化之趨勢，其突出表現就是戰後遍及各大城市的學潮。

  抗戰勝利之初，戰時遷往後方的各大學均面臨復員回遷的繁重任務，青年學子滿懷「青春作伴好還鄉」的熱情，紛紛準備復員，後方各學校的學生運動一時較為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收復區學生對國民黨「甄審」政策的不滿與抗議。1945年9月，教育部公布《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甄審辦法》，規定凡敵偽所辦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一律需經過甄審合格後，才能承認其學歷，敵偽政治性學校學生及赴敵國留學者不予登記。此令一出，立即引來收復區各學校學生的強烈不滿，以北平的原北京大學和南京的原中央大學學生為中心，發起了「反甄審」運動。留平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向社會發出公開呼籲：「固然淪陷區的行政機構是偽組織，有政治性的訓練班或學校應予以解散，然而在學術機關的學校讀書的學生，因為無力赴內地求學，又無力入私立學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這種只以求知識為目的的學生，是不能指其為偽的。」清除日偽漢奸教育的影響固為正當，但將「漢奸」的概念擴大化，比附為不能不求學謀生的學生，確為過分；何況國民黨在對漢奸的處理方面尚多有寬容之處，而獨苛求於學生，亦為不妥，難免引起社會各界的非議。

  

  收復區學生「反甄審」運動遍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青島等原淪陷區各大城市，並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抗戰勝利後，面對後方學生運動的暫時沉寂，中共地下黨正在尋找新的機遇，而國民黨的「甄審」恰為素有組織與發動學生運動經驗的中共地下黨提供了一個突破口。當時以「解放區學校聯合會」名義發布的傳單，號召說：「我們要反對這些不合理的措置，我們要聯合全國公正人士來打倒這些摧殘教育、摧殘青年的敗類。同時我們還告訴青年同胞們，不要悲觀，不要徘徊，現在解放區的大學中學都向你們寄予無限同情，歡迎你們到這裡來讀書。」甚至連國民黨的情報系統也對「甄審」做法的合理性表示質疑，因為「奸偽及民主同盟則針對學生隱痛，以謙虛、和藹、忍苦、耐勞之態度，在學生群內爭取領導地位，收穫頗大」。鑑於各方的強烈反對，1946年1月，教育部先後公布了修訂後的《收復區專科以上畢業生甄審辦法》和《收復區中等學校員生甄審辦法》，取消了甄審集中考試，但仍須研讀「國父遺教」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並寫出心得報告，連同所修專業論文送甄審委員會審核，合格者發給證明，不合格者准予投考相當學校。所謂「偽校」學生，最終或升入各大學繼續求學，或拿到畢業證書後就職。由「甄審」問題在收復區學校和學生中引起的動盪至此告一段落，但已經給國民黨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各級學校，尤其是各大學，其學生一向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點對象。抗戰期間，國民黨在後方各大學逐漸強化「黨化」教育，並以訓導處和三青團為主幹力量，和中共爭奪學生。中共則以嚴密的地下組織為主幹，加強學生工作，提出一整套切中學生思想脈絡的政策方針，尤其注重以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專制獨裁為事例，開展對學生的宣傳，頗具成效。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為爭奪未來中國的主導權，對學生運動均較為重視。但在戰後學運進程中，國民黨除了以蘇聯在東北延不撤軍為藉口，以「愛國」為口號，在1946年2月下旬操縱重慶和全國各校學生舉行反蘇反共遊行方面占了上風外，其餘大部分時間裡的學生運動，都是在中共領導下，以國民黨為反對對象，而且學運規模越來越大，波及面越來越廣，對國民黨統治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嚴重，最後成為國民黨不得不實行「戡亂動員」的起因之一。

  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武裝衝突接踵而至，引起社會各界的不安。誰是內戰的責任者，成為國共雙方宣傳戰的重點之一，也是國共兩黨爭取學生支持的重要方面，而中共因其組織和宣傳的有效配合，在這方面占據著明顯的優勢。1945年11月底，在中共雲南地下黨的策動下，昆明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多次時事演講會，反對內戰，並對國民黨有所批評，結果招致雲南軍政當局派出軍警干擾。如此一來，更引起學生的不滿，各校相繼罷課，要求查辦責任人。雲南軍政當局認為罷課學生背後有「共黨煽動」，態度強硬，在各校策動組織反罷課委員會，與罷課學生發生正面衝突。12月1日上午，國民黨雲南省黨部主委李宗黃召手下集議，決定「以宣傳對宣傳，以流血對流血，進行還擊」。當日中午，即有身穿軍服、佩有「軍官總隊」徽號的人員闖入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對在校學生大打出手，甚或投擲手榴彈，致使西南聯大學生等四人身亡，數十人受傷，引起舉國震動，並招致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強烈抗議。

  昆明「一二·一」慘案引發的學潮，是戰後首次政治性學潮。它既是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又給了中共在學運相對沉寂的情況下發動學生之機會。中共以收復區學生「反甄審」運動和後方學生反內戰運動相配合，基本恢復了其領導的學生運動之勢頭，而國民黨則以內戰責任者的負面形象廣受社會各界的批評。國民黨內一些身處學校第一線的官員過後對軍政人員之魯莽行事不無抱怨。西南聯大常委傅斯年認為，「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此等慘案有政治作用者豈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歷其事的西南聯大國民黨黨團負責人、三青團中央幹事姚從吾認為，雲南軍政當局「熱心有餘，見識太差」，「指揮既不統一，見識又甚卑陋，實在沒有政黨的組織，也沒有政治鬥爭的能力，就這次的學潮而說，C.P.（中共）可能完全勝利了！」無論如何，青年學生死傷於光天化日下的慘劇，國民黨當局總難辭其咎。為了緩和社會各界的壓力，12月10日，國民黨當局以雲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徵「負地方治安職責，究屬防範欠周慮，以致學生竟有死傷」為由，將其停職議處，由霍揆彰代理其職務，後又將雲南省黨部主委李宗黃調離雲南。

  1946年年初，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議，並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召開國大、制定憲法、改組政府等問題達成協議，國內一度出現多年少有的和平民主氣氛。但國民黨內的反共強硬派對國民黨在政協作出的讓步極為不滿，企圖修改政協決議，維持一黨訓政體制。此時正值中蘇關於東北問題的交涉僵持不下，中國民眾和輿論對蘇聯利用占領東北之機拆毀機器設備、拖延撤軍、要求經濟合作、軍紀廢弛等種種作為頗為不滿。1946年2月11日，上年2月由美、英、蘇三國秘密訂立的《雅爾達密約》（一作《雅爾達協定》）正式公布。此等犧牲中國利益，滿足大國私利的秘密外交，引起中國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強烈批評，譴責蘇聯的作為「完全違反對侵略的法西斯國家共同作戰的目的，違反列寧先生與中山先生共同建設的中蘇友愛的新基礎，違反蘇聯多次的對外宣言，尤其是對華放棄帝俄時代不平等條約的宣言」，要求「政府披露中蘇簽訂條約以來，一切有關東北問題的談判經過，並拒絕再作妨害主權的任何協商；政府與蘇聯均應忠實履行中蘇協定，蘇聯應儘速撤退在我東北駐軍，歸還一切工廠設備與資源，不得有超出中蘇條約範圍以外之任何行動或措施」。中國人民對《雅爾達密約》，尤其是對蘇聯在戰後東北所作所為的不滿與抗議實為正當，因為中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付出重大的民族犧牲，支持同盟國作戰，結果其自身利益卻被同盟一方的少數大國所出賣，中國人民當然應該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但是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共強硬派也正是利用此種情緒，挑起反蘇運動，並企圖將運動引向反共方面，實現其改變國民黨對共政策和政協決議的企圖。

  知識界和學生對政治一向較為敏感，自《雅爾達密約》公布後，重慶學生就在醞釀舉行抗議密約、要求蘇軍儘早撤出東北的示威遊行活動。國民黨得到相關情報後，由CC控制的黨務系統決定利用學生運動達到其反共目的，因此一反過去警惕、約束、反對學生運動的常態，而是派出人員到各學校頻繁活動，誘導學生發動遊行，並導向其預定軌道。重慶學生遊行的前夕，陳立夫和吳鐵城在2月20日和21日分別主持國民黨黨政小組臨時談話會，要求各學校當局和教職員工也參加遊行，並由黨部負責人坐鎮中央黨部，「以便應付一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還致電各省市政府與黨部，稱對學生行動「制止恐不可能，但本黨只宜善為引導」，而「引導」方向為「避免正面攻擊蘇聯」，同時提出「東北問題乃是共黨阻撓國軍接收問題」，「應痛加指責」，「予以駁斥」，並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為運用，並將該省市情況隨時電報為要」。陳立夫和吳鐵城還電告正在杭州的蔣介石，說明學生遊行「為青年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之自動自發，學校中反共空氣之濃厚，出於自然」，興高采烈之情溢於言表。

  2月22日，重慶各大中學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兩萬多人舉行「重慶市各校學生愛國運動遊行大會」，並發表《告全世界人士書》《告全國同胞書》《對蘇聯抗議書》《質中共書》等，要求蘇軍立即撤出東北，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條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並進而提出反對東北「特殊化」，反對「割據東北」，質問「中共對東北所抱的見解及政策，無疑的是個莫大的錯誤」，提出「中共應徹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東北之協議」、「中共應該愛護祖國」、「擁護政府接收東北」等矛頭指向中共的口號。當遊行隊伍經過民生路中共所辦的《新華日報》營業部時，一些參加遊行的國民黨派出人員煽動搗毀了該營業部，並打傷職員數人。自此日直至2月底，重慶和全國各地持續進行類似的遊行示威活動，並曾提出要求「中共勿再假借東北人民名義，組織軍隊及政府」，譴責中共「阻撓國軍開赴東北」，並提出「共產黨是蘇聯的傀儡」、「肅清間諜，打倒赤色漢奸」等反共口號。

  此次學生遊行，一方面表現了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之心態與情緒，應予肯定。中共亦將學生的愛國熱情與國民黨的反共煽動分開處理，認為「學生遊行，表示愛國熱忱，吾人極感佩」，學生「這種自發的愛國心是純潔的，可貴的」；同時對國民黨借遊行而反共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與抗議。另一方面，國民黨對此次學生遊行之利用亦為事實，而且這也是多年來國民黨少有的對學生運動較為成功的運用。為了將此次學生遊行的目的導向反共方面，除了派人參加鼓動提出反共口號外，國民黨的宣傳工具在此前後推波助瀾，說東北問題「只是共黨割據東北問題，只是內政問題，與雅爾達秘密協定無關，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無關」；解決東北問題，就是「要以解決內政問題的方法來解決」。雖然如此，國民黨的宣傳並未能發揮長久的效力。一方面，隨著蘇軍逐漸撤出東北，對於蘇聯在東北所作所為的抗議逐漸沉寂，國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更為緊迫的如何解決內戰的問題上來；另一方面，中共在各大中學校有相當完整的地下組織，可以組織動員學生運動轉向反內戰方面，並以國民黨發動內戰得到美國支持為理由，提出反美口號。而在這兩方面，國民黨顯然居於不利地位。因此，1946年2月受國民黨利用的學生運動就成曇花一現。此後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由中共主導的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並成為中共在與國民黨武裝鬥爭之外開闢的城市鬥爭的第二條戰線。

  1946年年中，國共內戰烽煙再起，國內局勢更加動盪。當年底至次年初，因抗議美軍士兵侮辱北京大學女生而發生的全國性反美學潮，是戰後學生運動的大爆發，也是戰後波及面最廣的學潮之一。美軍在戰後大規模登陸中國沿海地區，尤其是在華北地區，多達數萬美軍，據守若干重要戰略地點，支持並協助國民黨接收。不少美軍士兵以勝利者的姿態自居，在離開軍營後缺乏自律，行為不檢，經常惹是生非，恃強凌弱，對中國民眾時有不當舉動，使輿論嘖有煩言。隨著蘇軍完全撤離中國，社會各界和輿論對外國在華駐軍不當行為的關注點轉向美軍，要求美軍儘早撤出中國的呼聲時有出現。正值此時，北平「沈崇案」發生，使民眾和輿論對美軍士兵的不滿情緒爆發出來。

  1946年聖誕節前夜，12月24日晚，美軍士兵皮爾遜酗酒惹事，在北平市中心長安街東單廣場附近，侮辱並強姦了北京大學先修班文法組女生沈崇。此事發生在素稱文化古都的北平，受辱女生又出身於中國最著名的北京大學，從而使事件有了非常的象徵意義，成為美國強權凌辱弱勢中國的表徵。案發後，北京大學學生立即發動全校規模的抗議行動，並在抗議美軍暴行大會上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稱「我們中國的國民在自己的國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軍們一直逍遙法外，受迫害者卻無從申訴，這表明了不但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已被糟蹋無餘，而且連生殺大權也完全操在外國人的手裡了」。學生們提出嚴懲兇手，並由美軍當局公開道歉等要求，同時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北平「沈崇案」和北大學生的抗議行動，很快即通過傳媒報導而為全國所知，由此引發了全國規模的抗議美軍暴行的學潮，學生運動迅速由北平而蔓延到全國各地。12月30日，以北平最著名的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為主導的各大學學生萬餘人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接著，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重慶、廣州等20多個城市的大學生也都舉行了支持北平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學生的抗議行動還得到了各校教授和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要求美軍撤出中國成為社會各界的一致呼聲。北平各校主管當局亦對學潮表示同情，處理方針均較為溫和。北大秘書長鄭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貫作風，向無干涉學生運動之成例」；清華校長梅貽琦和燕京代校長陸志韋均對學潮表示同情，梅貽琦還主持召開北大、清華、燕京三校聯席會議，決定對學生遊行不加阻止，並聯絡有關當局請求保護。在南京參加了制憲國大剛剛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長胡適也認為：對此案「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社會輿論亦多對學潮表示同情與支持，各傳媒所發消息及評論，有不少是對學潮的正面報導，不僅推動了學潮的擴散，而且形成了對國民黨如何妥善因應學潮的壓力，使國民黨當局處於頗為尷尬為難之境地。

  反美學潮的爆發，是國民黨當局不願見到而又不得不處理的難事。國民黨在戰後面臨著中共越來越大的挑戰，執政地位受到強烈衝擊，而美國則是國民黨最主要的支持者，駐華美軍又在國民黨順利接收收復區各大城市，尤其是華北平津地區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國民黨對反美學潮可能對其與美國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敏感。而且反美學潮發生後，參與者不僅僅就事論事，而是進一步批評國民黨對美外交軟弱，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進而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從而呼應了中共的政治主張，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訴求，使得國民黨更不能容忍。但是，反美學潮因美軍士兵的不法行為而起，其理由出之正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而且學生在遊行抗議活動中並無過激舉動，其有理、有利、有節的態度與立場和高度的組織性，又使國民黨無法下手予以公開鎮壓。反美學潮爆發時，正值制憲國大剛剛通過憲法，國民黨亟須向世界表現其民主形象，也可抵禦美國要求其實行民主政治、結束一黨訓政的壓力。因此，對於反美學潮，國民黨當局既不能聽任其無限擴大以致影響其對美關係，尤其不能容忍其向反政府的政治方向發展，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反對的立場，以避免給社會各界留下批評的口實。對此，國民黨的對策是，儘量控制反美學潮的規模，將其約束在就美兵個人行為而抗議的層面，防止提出其他反美的政治訴求。

  對於此次反美學潮，蔣介石提出其處理原則為：（1）對共黨擾亂我後方社會，應指明其叛國害民之罪惡；（2）中美國交與關係，不能以美兵個人罪行，而妨礙破壞；（3）統一我內部之言論行動。這幾項處理原則表明，蔣極為看重國民黨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此次學潮的政治性，企圖約束學潮的政治方向，極力避免其擴大化和政治化，並對中共與學潮的關係和國民黨內部對學潮可能出現的不同看法極為敏感。根據蔣指示的原則精神，12月28日，北平市政府就「沈崇案」向美方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道歉賠償，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但是為了避免刺激美方，又強調「此案系一純法律問題，酒後失檢，各國均所難免」。1947年1月4日，行政院對各地軍政機關發出指示稱：「此事為該犯事美兵之私人行為，犯事者自應受法律制裁。至中美兩國間之友誼，自不應因此而受損害，任何人亦不應以此種私人行為為藉口，而有損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動。」這是國民黨處理此次反美學潮的基本方針，即將美軍暴行歸於其個人行為，而避免與其他方面聯繫，尤其避免「影響中美友誼」。但是面對學生、民眾和社會輿論對美軍暴行的激憤情緒，國民黨官員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化解應對，而是出語生硬，傷及民心。負責國民黨青年工作的高官陳雪屏荒唐地訓斥學生說，「該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學生，同學何必如此鋪張」；後來又說什麼「該女生亦有不是處，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還是一個人」。陳雪屏的言論完全無視美軍違法的基本事實和學生反美的正當情緒，當即引起學生與社會輿論的憤慨，反而使他們的反美情緒轉向反政府方面，實為國民黨當局不能妥為因應學潮的例證。雖然反美學潮隨著學生放寒假離校和美軍士兵被處理而漸趨沉寂，但學生中涌動的反美反政府情緒實不容忽視。《大公報》認為：「政府首先不要把學生的行動認為是異黨煽動。假使異黨果真有此能力煽動這大群學生，那麼這作為煽動藉口的題目，其本身就必然是個問題了。」離任前夕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曾告誡國民黨官員，反美示威實際是間接反對國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國民黨情緒的信號，在不久的將來，這種情緒將轉到直接反政府一面。不出幾個月，馬歇爾的告誡就為反政府學潮的全面興起所證實。

  根據1943年6月9日中美雙方達成的《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美國軍人在中國犯罪後，由美軍軍事法庭及軍事當局審判。「沈崇案」發生時，該條例尚未失效。因此，沈案案犯皮爾遜於1947年1月17日由駐華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法庭開庭審判，並於22日被判犯強姦罪；3月3日被開除軍籍，處以15年勞役。但同年8月11日，美國海軍部在皮爾遜被押送回國服刑後宣布，原判證據不足，應予撤銷，皮爾遜宣告無罪並恢復職務，再次激起了中國民眾對美國當局以強權凌駕於正義的非公正性的抗議。

  與國民黨對反美學潮處理的左右為難相比較，中共對反美學潮則是全面支持，並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其地下組織發起和領導學潮，成為戰後中共領導學運的一次成功經驗，並為中共進一步發動全國性反國民黨的政治性學運準備了基礎和條件。抗戰勝利，各大學陸續復員開學後，中共就在北平各校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地下組織，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宣傳中共的主張，批評國民黨的政策，掌握了學運的領導權。「沈崇案」發生後，北平各大學的中共地下黨認為，這是發動學運的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具有完全合理、合法的動員基礎，應當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學生運動，通過學運打擊美蔣，並進一步組織動員學生，為下一步行動打下基礎。他們派出地下工作人員，在各大學進行廣泛、深入和細緻的動員工作，發動學生並將其情緒引向要求美軍撤離中國、反對美國支持國民黨內戰的方向。中共中央指示國統區地下組織，要求組織各地學生的反美示威、請願及組織後援會等等，擴大運動的聲勢和影響；同時，「依據情況聯繫到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出賣軍火，進行借款，助長內戰，及廢除中美商約，抵制美貨等口號」，「造成最廣泛的陣容，並利用國民黨所宣布的元旦起實行憲法人權條文，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國民黨不敢壓迫，並達到暴露國民黨之媚外賣國及其國大制憲全系欺騙之目的」。對中共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全面內戰爆發以及制憲國大召開之後，中共亟須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公開的群眾運動，擾亂國民黨的後方陣線，打破國民黨政權合法與正統的外部形象，動搖其在城市的統治基礎，而反美學潮之合理和正義及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與呼應，則為中共發動國統區的群眾運動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突破口。中共中央認為，此次學潮表明「民主愛國運動的基礎正日益擴大，與解放區自衛戰爭的勝利已漸能起著配合作用」，「標誌著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已經接近。對於這一事變的重大意義必須充分估計」。中共中央指示：「我黨在各地的領導同志，必須注意糾正對群眾運動與民主來潮估計不足的右傾觀點，方能有足夠勇氣與正確方針，領導這一運動的高漲。」此後，中共加強了在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學校的地下組織和宣傳工作，以推動學運的繼續高漲。正是在中共的直接領導和運作下，1947年5月，各大城市爆發了鋒芒直指國民黨當局的大規模的反飢餓反內戰學潮。

  1947年5月學潮的動因源於經濟危機。1947年2月，上海爆發黃金風潮，導致物價急劇上漲，隨後國民黨實行強力經濟管制政策，物價稍有穩定。但由於總體經濟狀況惡化，自4月下旬開始，物價再度急速上漲。尤其是關係民生的重要物品——大米的價格上漲更為驚人，5月份上海的米價較4月翻了一番還多，一些城市甚至出現了米店關門、無米可購的現象，並因米價狂漲而引發搶米風潮，使得全社會表現出不安與動盪之勢。正如《大公報》社評所言：「因物價騰昂，生活不定，人心浮動，幾乎處處都在鬧事，事事都有風波，一種陰霾恐慌的氣象遍布各地。」

  因物價高漲而引發的社會危機首先表現為學潮的再度風起雲湧。自抗戰時期實行公費制度後，大學生的生活來源由政府經費提供，基本生活得以保證，在社會各階層日受通貨膨脹之苦、生活水平日漸下降之時，大學生卻在某種程度上因生活較有保證、不必為生計操心而成為社會上較為特殊的一個群體。但是，由於戰後經濟形勢日趨惡化，通貨膨脹已進入惡性發展階段，政府對大學生支出的定額公費遠遠追不上物價的急速上漲，從而嚴重影響到大學生的生活，使得本來不擔心溫飽的大學生們也受到飢餓的威脅，連每天兩干一稀的伙食標準都很難維持。因為生活水平下降，大學生也開始感受到社會上一般人早就感受到的通貨膨脹之影響，而且這種感受對他們的刺激較之對其他階層更為敏感與強烈，使得原本應該是平靜的校園裡開始涌動著對政府的強烈不滿情緒；同時，因為公費制度的存在，學生的生活水平同升同降，無論是哪個階層出身的學生，對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是大體相同的，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因而有了共同點，使得最大多數的學生可以為了同一訴求而走上街頭；加之學生集中生活於校園中，一呼百應，較易產生群體效應與社會影響。所有這些因素，均為1947年5月學潮準備了基礎條件。

  與反美學潮的突發性不同，1947年5月學潮的發生與擴大，與中共有計劃的、強有力的組織、發動和領導工作是分不開的。自內戰爆發後，中共即加強了在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以「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為總的工作方針，並以有理、有利、有節作為一般行動策略。反美學潮發生後，為了在組織上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中共要求各地地下組織「依據實況在學生組織多的學校，加強其政治領導與聯繫，在學生組織少的學校，發展與鞏固其組織，在沒有學生組織的學校，設法建立適應當地當時環境的組織」，為下一步鬥爭準備條件。在反美學潮逐漸平息後，中共確定其今後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是：「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為生存而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同時在鬥爭中要聯繫到、有時要轉移到經濟鬥爭上去，才能動員更廣大群眾參加，而且易於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經濟鬥爭的廣大基礎，也易於聯繫到反特務反內戰的鬥爭上去。」學潮因學生生活困難問題而起，正體現了中共以經濟鬥爭發動學生，並以大多數民眾都可以接受的「反飢餓、求生存」口號為訴求，進而將學潮推向社會，提出「反內戰」的政治性口號，將其引向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目的是利用國民黨各項政策的不得人心，發動民眾運動，造成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動盪，擾亂國民黨的後方陣線，從而配合戰場上的軍事鬥爭。在中共的強力宣傳和組織運作下，身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在大學裡卻無法動員學生支持政府，甚至在中央大學和湖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的選舉中，國民黨黨團「盡了最大努力」，「集中力量競爭」，仍然未能選出中意的人選。國民黨官員承認：「北方學生對我們的觀感，已經像民國十三年時學生看北洋軍閥一樣。」

  進入1947年5月，各大學校園便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學生們醞釀以請願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請求。5月13日，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學學生派代表集體向政府請願，要求增加副食費，解決吃不飽肚子的問題。雖然學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當時全國享受公費待遇的大學生有數十萬人，公費開支已經是政府財政支出中一筆不大不小的負擔，如果按照學生的要求將副食費增加一倍，則每月又要多支出數百億元。對於捉襟見肘的政府財政而言，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如果由此引起公教人員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連鎖反應，則更使脆弱的政府財政無法承受。但是，面對青年學子要求吃飽飯的合理要求，出面接待的各級國民黨官員不是溫語勸慰、解惑釋疑、緩和學生的情緒，而是態度生硬，一派官腔，一味搪塞敷衍。行政院秘書長甘乃光對學生說：你們吃不飽，是實在的情形，可是全國人民都吃不飽，我也吃不飽，我的兒女也吃不飽。言外之意，學生吃不飽也是應該的。這一番官僚言詞使本來對政府還抱有一些希望的學生頗為失望，中央大學學生遂決定聯合其他大學的學生一起走上街頭，向社會呼籲，解決溫飽問題。自5月15日起，南京各大學學生連續到政府有關部會門前舉行飢餓請願遊行，但國民黨政府官員對情勢的發展及其嚴重性缺乏認識，對學生的要求仍是敷衍其事。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表示，提高公費「為絕對辦不到的事」。學生追問「錢哪裡去了」，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表示，「頭可斷亦無力答覆」。這樣的答覆不僅使學生極不滿意，而且難免使學生將政府財政無錢可支的狀況歸於其他方面，尤其是歸於國民黨的內戰政策，結果反而將學生的情緒從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引向反內戰的政治化、激進化方向。

  中央大學的學生因為請願未達預期目的，遂決定舉行無限期罷課，直到政府同意學生的要求為止。他們的行動很快得到各地學生的支持。上海的復旦、同濟、交通大學和杭州的浙江大學等學校都派出學生代表前往南京，參加向政府的聯合請願行動。北平各校學生則從17日起先後開始罷課，18日北平學生走上街頭，向市民宣傳反內戰，因為受到國民黨組織的人員圍攻，學生有多人受傷，從而進一步刺激了學生的情緒。其他城市的學潮也開始興起，學潮日漸擴大化。

  此次學潮之起，本來已有明顯徵兆，但其發展之速、波及之廣、勢頭之猛，多少出乎國民黨的意料。國民黨各級官僚機構對此次學潮事先既無防範，事起後則反應遲鈍，遲遲拿不出正確有效的對策，有關部門多次開會，但「對處置辦法及處置程度均未有明確決定，致執行極感困難」。他們一方面極力企圖控制學潮的發生和擴大，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滿足學生的要求，其官僚式的處理方式使學生極為不滿，更刺激了學潮的擴大和激烈化。面對學潮的迅猛發展，5月16日行政院開會討論因應方案，教育部長朱家驊「主張采嚴厲辦法」，但外交部長王世傑認為，學潮「一因經濟的壓迫遍及各校員生，一因內戰之結束無期，人心苦悶」，「學潮之解決，究非警察所能為力也」。可是王世傑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國民黨對學潮仍只能沿用其一貫的高壓政策。18日，國民政府委員會匆忙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規定了對於遊行示威請願的若干管制措施：不得越級請願；請願代表以十人為限；如有學生罷課、民眾罷業、罷工及遊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規定者，當地政府應採取緊急處置，作有效之制止。隨後，教育部即通令各大學，要求「已罷課者，即日複課，並查明滋事分子，分別主從，從嚴懲處，為首者一律開除學籍」。

  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並未能有效地壓制學生運動，反而激化了矛盾，使學潮越發擴大和激烈。5月20日，以南京中央大學學生為主體，聯合了南京各高校和上海、蘇州、杭州地區高校派出的學生代表，在南京舉行大規模「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遊行，並提出「反對內戰」、「遵循政協路線」、「反對徵兵征糧」等政治性口號。是日，國民黨派出大批軍警憲特上街，以水龍和棍棒阻止學生遊行，並與學生發生衝突，致數十名學生受傷，釀成「五二〇」流血慘案。同一天，在全國一些大城市均發生了學生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遊行，北平的大學生在遊行宣言中聲明：「目前中國社會一切混亂不安的局面，都是因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內戰的關係，所以我們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內戰，恢復政協路線，實行民主政治。」這些口號和要求，使此次學潮越出了當初為解決生活困難問題而起的經濟層面，而定位於反內戰求和平的政治層面，並將國民黨置於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被告地位，從而使此次學潮發展成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運動。

  在學潮由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的發展和轉變過程中，中共地下組織的工作居功至大。學潮興起後，中共認為「蔣管區要飯吃、要和平、反對借外債打內戰的任何一種鬥爭，不管其主觀想法如何，其客觀意義都在搞垮蔣介石統治……所以我們儘管放手動員群眾進行反飢餓、反內戰、反借款的鬥爭，向蔣政權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在各大中城市的地下組織對學潮進行了強有力的領導、組織和動員工作，並針對學生的動向、學潮的特點和國民黨的政策，隨時提出各種對策，最終促成了學潮由經濟要求向政治要求的轉向，加劇了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動盪，使國民黨政府陷於內外夾攻之困難處境，因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5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親筆撰寫的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提出：「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由於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地下工作的不斷深入與成熟，使得國民黨苦於應付其統治區各大中城市此伏彼起的學潮、工潮與市民鬥爭，社會生活的動盪使國民黨缺乏穩固的後方陣線，不能不影響其前方作戰的情報、供應、軍心與士氣，第二條戰線已真正成為中共與國民黨鬥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1947年5月學潮的發生，因經濟問題而起，而追根尋源，經濟問題實源於內戰耗費了大量的資財，因此，「反內戰，反飢餓，是人民一致要求，無論何人，登高一呼，自會萬眾響應，群起支援」。學潮首先得到了各大學教職員工的支持。大學教師戰前本為社會高收入階層，過著相對優裕的生活。由於戰時通貨膨脹的發展，大學教師的實際收入不斷下降，戰後通貨膨脹的惡性化，更使大學教師的生活淪為與一般民眾無二致的境地。他們也有提高生活待遇的強烈要求，因此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學潮起後，平、津各大學教員在宣言中聲明：「默察當前情勢，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俱已臨於崩潰之邊緣，危機迫於眉睫。政府如仍長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辦法，最後勢必同歸於盡而後已！繼續戰爭，決不能解決困難，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難。黨政軍各方面欲圖自救救民，惟有立即停止內戰，以誠意談判並實現和平，迅速依照政協路線，成立聯合政府，辦理善後，此外別無他途。」戰時曾猛烈抨擊官僚資本和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的著名學者馬寅初，在中央大學演講時將一切問題歸之於「內戰造成的惡果」，認為「內戰不停不得了，內戰一天不停，風潮一天不息」。即使是一向站在擁護國民黨政府立場、避免公開批評政府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對學潮雖未公開表態支持，而是呼籲學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衝動」，但同時也希望當局能夠「保護青年安全」。他認為：「所謂學生受共黨煽惑，此說不甚公平，應當說是青年在困難無路中的煩悶較為合適，一個國家政治未上軌道，政治不滿人意……學生必然要干涉政治。」這樣的言談表示了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透露出對學生的同情。

  1947年5月的學潮，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因為經濟問題關係著千家萬戶，一般民眾深受通貨膨脹、生活不安之苦，學生的要求實際代表並傳達了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呼聲。學潮發生後，各地學生多次走上街頭，向市民表達自己的訴求，尋求他們的支持，而國民黨軍警在大批市民圍觀的情況下，對學生濫用武力，大打出手，尤使市民對政府不滿。更令人關注的是輿論動向。傳媒在現代社會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並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政府的形象和公眾的判斷。學潮發生後，各傳媒均予以大幅報導，其中不少傳媒的立場站在同情學生的方面，他們發出的新聞、特寫和通訊報導，將學潮的情況傳播給社會大眾，並以自己的傾向性影響著市民大眾對學潮和政府的看法。學潮期間，上海《文匯報》因其報導「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與新聞」，5月25日被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停刊。《文匯報》立場一向左傾，對學潮的支持不出意外，而素有中國民間輿論喉舌之美譽、政治立場一向較為中立的《大公報》，此次一反常態，在報導中態度鮮明地站在同情學生的立場上。5月中旬，《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正在北平、天津公幹，他要求《大公報》天津版對學潮站在「居中而偏左」的立場，並在平、津各大學演講，提出與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要求相一致的主張。《大公報》在學潮前後發表的多篇社評中，強調「爭取和平，務求迅速實現」。就在一年以前，《大公報》對東北內戰的報導傾向於國民黨，其發表的《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批評中共軍隊攻占長春，從而遭到中共輿論的尖銳批評。而此時此刻的《大公報》卻站在同情學潮的立場，對國民黨提出批評，反映出社會輿論及其代表的中間勢力和市民階層對國民黨政府的離心傾向，確實值得國民黨的反省與關注。但國民黨對此缺乏應有的認識，反而認為「對於大公報應該想辦法，應該給以無情的批評，無情的打擊，用以判裁他的錯誤，採取辦法來制裁他」。對《大公報》的言論一向較為注意並予以適度包容的蔣介石，有感於《大公報》之轉向，亦責備「《大公報》言論，幾全為共黨宣傳，已喪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場，至為惋惜」。其實，應該「惋惜」的恰恰是蔣介石本人，他沒能反省《大公報》立場的轉變正反映了民心之所向。負責國民黨學生與青年工作的青年部部長陳雪屏承認：五月的學潮弄到全國騷然。我們分析學潮為什麼容易發生，學生不滿現狀是根本原因之一。我們派幾個人到各學校偵察，或者逮捕幾個異黨分子都沒有用，黨團多吸收一些分子也沒有用。再進一步說，拿著手槍在那裡工作，也沒有法子把一般人的思想改變。

  1947年5月，學潮從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發端，波及上海、北平等諸多城市，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呼應和支持，使國民黨統治的穩定性受到很大影響。此時又正值國民黨軍隊在山東和東北遭遇連續的失利，加上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使國民黨政權切實感受到了自身統治的危機。為了維持其統治，蔣介石對學潮態度強硬，指責學潮是受「共產黨直接間接之策動」，「以達成其奪取政權，推翻中華民國之企圖」，因此「決非政府所能許可，亦決不能有所姑息」，表示對學潮「將不能不採取斷然之處置」。然而高壓政策的結果卻使學潮更為激烈，以至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對學潮處理方式的不同意見，尤其是處於應付學潮第一線的國民黨官員，感同身受，對於形勢的認識與國民黨中央有一定的差別。5月24日，蔣介石致電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稱：「共匪搗亂我後方各都市，期以其軍事相配合，先由罷學而後暴動與占據之陰謀已經顯著。各地軍政當局應從速準備，肅清其市內外所有之反動共產分子，方可防制禍亂之蔓延。望召集平津兩市黨團軍政負責人員，嚴密準備，待命行動。」次日，李宗仁在復電中稱：「目前仍擬先責成校院當局負責約束學生，避免施用軍警力量。因如遽行逮捕，不但難於肅清，且恐惹起非左傾學生及教授方面之反感，益使擴大為全國學校之聯合運動，增加政府困難。如校院當局無力約束，而學生越出常軌，擾害社會秩序者，政府自可再予制裁。尤以平津環境特殊，必須先求多數學生之安定，暫時不宜持之過急。」在李宗仁的影響下，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對學潮也持較為溫和的態度。北平市政府在致蔣介石的電文中承認：「綜觀此次學潮，社會人士明知學生系受奸匪煽動，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觀情勢如此，強制消弭，似難奏效。」軍統局負責人鄭介民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認為：「政府對學潮之處置，似應避免以整個學生群眾為對象，而應以少數奸偽學生為對象。」這些建議對蔣介石決定處理學潮的方針有著一定的影響，國民黨對學潮的政策也從一味高壓轉為軟硬兼施、分化瓦解，以期儘快平息學潮，並防止其進一步向社會擴散。

  5月23日，國民政府通過《追加公費學生膳費》和《調整文武職人員待遇》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學生和公教人員提高生活待遇的要求，同時下令對各地學潮嚴加防範與鎮壓，嚴厲禁止學生的示威遊行活動。在國民黨政府軟硬兼施的措施之下，兼之學潮發動已有若干時日，本身也不能無限期繼續，進入6月後學潮漸趨低落。總而言之，此次學潮之興起及其得到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廣泛支持，表明國民黨在城市的統治基礎已大為動搖。當時即有論者謂：國民黨「一黨孤行，發動內戰，加之官吏貪污，特務橫行，禍機四伏，險象環生……革命政黨，一變而為革命對象。此足賈生所謂『可為長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