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邊打邊談

  國共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的簽訂，雖使大規模內戰暫時未能公開爆發，但並不意味著國共軍事衝突的停止。因為國共雙方均企圖在軍事上占據更多的實地，得到更有利的戰略位置，從而在政治上為未來的鬥爭作出對自己更有利的布局，這導致雙方的軍事衝突不但無法停止，反有擴大之勢。一時間，中國大地呈現出一幅不相協調的畫面：一方面，抗戰勝利，外戰已經遠去，各方面忙於對日偽財產的接收、社會經濟的復員與國家的重建；另一方面，內戰烽煙瀰漫各地，槍炮聲不絕於耳，和平似乎仍遙不可期。

  因為日偽占領區多在沿海、沿江、主要交通線及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其地盤和資源對國共兩黨爭奪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本剛剛投降，蔣介石即考慮到未來的國共爭奪，首先以接收為名義，以恢復交通為主旨，命令在大後方的國民黨軍隊迅速向全國推進，占領各要點要地，構成有利態勢，尤其是必須占領及完全控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長沙、南昌、徐州、濟南、鄭州、石家莊、太原、歸綏、張家口、山海關等戰略要點。1945年9月2日，負責接收的何應欽秉承蔣介石的命令發出指示，要求各部隊「急向所規定之受降地點挺進，並儘先以一部接收日軍撤離之地區，主力迅速進駐日軍投降集中地區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準備」，「受降地點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據點，應迅速以有力部隊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動地域，應集中優勢兵力擇要封鎖之」。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國民黨軍對長江以南的接收與推進基本順利，但在華北，因為中共部隊「深入陷區，易制先機，控制交通，接近敵區，便於受降收械」，占據著一定的優勢，國民黨軍的推進遇到相當的阻力。為此，一方面，國民黨利用等待投降的日偽軍保持其占據的地區，維持地方治安。何應欽命令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交出任何物資」；「絕對不得將行政機關移交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員」。另一方面，在美國的海、空運輸支持下，國民黨軍運送大量軍隊到華北，先後接收了北平、天津、太原、鄭州、石家莊、濟南等城市，並控制了平綏路歸綏至大同、津浦路濟南至徐州的部分路段。但是，華北察哈爾和熱河兩省的幾乎全部地方，河北、山西、綏遠、山東等省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豫北、皖北、蘇北等地區，均在中共控制之下。國民黨軍不少高級將領認為，應動用武力「剿共」，肅清中共武裝，接收華北，進而接收東北，統一全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還布置下屬擬出「防剿」共黨部署，呈報蔣介石，商討如何進行「剿共」戰爭。10月13日，蔣介石向各戰區長官發去密電，進行「剿共」動員，要求「務本以往抗戰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功於國家者必得膺賜，其遲滯貽誤者當必執法以罪」。為達成此目的，國民黨軍除在美國幫助下繼續向華北進行空運和海運外，主要是沿進入華北的各主要交通要道——平漢路、平綏路、津浦路、膠濟路向華北推進，從而在上述諸路及其周邊地區與正著力經營華北，並確保在東北發展的中共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

  中共將戰後戰略發展的重心放在華北和東北，尤其是東北（東北問題詳見後述）。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本擬在南京、上海、武漢、北平、天津等城市發動武裝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並儘可能將國民黨軍隊隔離在平漢路以西。但因形勢的變化及自身力量的限制，中共無法達成這樣宏大的目標，中共迅即改變方針，將工作重心置於廣大鄉村及小城鎮，尤其是北方地區，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為此，8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們占優勢。東北我們也要占優勢。」劉少奇也認為：蘇聯至少不會阻攔我們進入東北，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東北贏得戰略上的勝利，即北面沒有敵人，西面蒙古、東面朝鮮都是友鄰，我們可以集中力量對付一個方面的敵人。有了這樣一個有利的戰略地位，就有了取得勝利的基礎。與此種看法相適應，中共部署華北的太行區奪取上黨，太岳區出擊同蒲路，冀魯豫區出擊豫北，晉察冀區出擊晉北與正太路，晉綏區協助晉察冀區出擊大同、歸綏，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國民黨軍北上必經的交通要道。此後，中共華北部隊率先進入東北，並不斷傳回有關信息。9月14日，首先進入東北的中共部隊負責人曾克林和東北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的代表貝魯羅索夫一同飛抵延安，使中共最高領導層得以了解東北的實地情況。蘇軍代表在轉告馬林諾夫斯基的口信時，並沒有提及將東北根據中蘇條約交給國民黨，而其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說法，實際默認了中共軍隊可以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進入東北。與此同時，新四軍第3師師長黃克誠、中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華中局領導均有著重向東北發展的建議。向北發展已成為中共上下之共識。

  

  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代主席，留守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9月中旬，劉少奇連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形勢發展，認為須立即確定中共的戰略方針。15日，劉少奇向在重慶的毛澤東等通報東北現狀，認為這是中共發展的「千載一時之機」。17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否則我之主力分散，地區太大，處處陷於被動。因此，我們意見，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並調華東新四軍主力十萬人到冀東，或調新四軍主力到山東，再從山東冀魯豫抽調十萬人至十五萬人到冀東熱河一帶。而華東根據地則以剩餘力量加以擴大去堅持。「19日，毛澤東等回電「完全同意」。同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時提出：我們今天的方針，是力求控制熱、察兩省，控制東北。要下決心，堅決行動，捨得把其他地方丟掉。要趕快動作，利用時機。我們要當做全黨、全軍的任務提出，完成這樣的計劃。我們應向北發展，南面可採取防禦。會後，中共中央即向各地發出指示，提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指示要求，晉察冀與晉綏兩區確保以張家口為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山東主力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華東新四軍主力一部向山東移動，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晉冀魯豫部隊阻滯頑軍北上，並準備以一部調東北。至此，「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成為中共戰後總的戰略方針，並成為對中共戰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戰略方針。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給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開始的六個月左右期間，是為抗日階段轉變至和平建設階段的過渡期間。」中共在國統區應「擴大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並與政府當局繼續談判尚待解決的問題」；在解放區「集中一切力量反對頑軍的進攻及儘量擴大解放區」，「必須堅持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到團結之目的這一方針，毫不動搖地爭取目前鬥爭的勝利，以便有利地轉到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還在重慶談判的進行過程中，國共即在山西東南部的上黨地區發生了戰後首次武裝衝突。上黨地區位於中共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與太岳兩區之間，8月11日，日本剛有投降的表示不久，閻錫山即電令其部下史澤波搶占上黨，對中共晉冀魯豫根據地構成較大威脅。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共晉冀魯豫部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圍攻上黨，戰至10月5日，閻部增援之第7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戰死；12日，困守的第19軍軍長史澤波於突圍後被俘。閻錫山損失兵力10個師，幾近其總兵力的一半。中共晉冀魯豫根據地從此連為一體，位據華北核心位置，東對平漢路，西對同蒲路，南對隴海路，北對正太路，均可構成有力威脅，有利於中共在華北地位的穩固與發展。

  國共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主要發生於平漢、平綏和津浦鐵路沿線。中共為了確保「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的實施，必須阻止國民黨軍隊北上，因此要求各地「用糾纏扭打的戰法」，對於經平漢、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綏等路前進的國民黨軍隊堅決加以打擊和阻止。10月中旬，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命令第40、30軍和新8軍，自河南新鄉集結北進，企圖與已占據石家莊的第34集團軍李文部會合，打通平漢路北段，分割中共華北根據地，控制華北，繼而北進東北。中共認為此役關係華北全局，要求晉冀魯豫區領導人劉伯承和鄧小平將主力適當集中，尋求機動，殲滅國民黨軍。劉、鄧遂集中3個縱隊的主力，在邯鄲以南漳河以北地區預設陣地，伏擊國民黨軍。北進之國民黨3個軍臨時組合為兵團，在沒有友鄰支持與策應的情況下冒進，25日到達邯鄲南之馬頭鎮時，被中共部隊包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8軍軍長高樹勛，與中共已有秘密聯繫，於30日率部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40軍軍長馬法五，率部苦戰多日而不支，只能冒險突圍，11月2日大部被殲，馬法五被俘。此役中共「獲得完滿勝利」，而國民黨「終戡亂全役，該兩地之交通要衝，均未規復。東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極大障礙，行動之自由盡失。」

  平綏路的衝突主要在國民黨傅作義部和中共晉察冀部隊之間展開。抗戰勝利後，傅作義對藉此時機自其根據地綏遠向華北擴張勢力較為積極，下令「綏西部隊積極向東挺進」。在傅作義的命令下，傅部迅速出動，沿平綏路兩側向東推進，進展甚快。9月初，傅部已占據平綏路的歸綏至大同段，進至距中共剛剛奪得之察哈爾省府、晉察冀區之中心城市張家口不過百里之遙，如此勢必影響中共在華北北部的戰略布局，進而分割華北與東北中共之聯繫。因此，中共認為平綏路作戰「關係我黨在北方的地位及爭取全國和平局面極為重大」，要求晉察冀聶榮臻和晉綏賀龍兩部通力合作，解決平綏路之傅作義部。晉察冀和晉綏兩區遂集中了5萬多人的部隊，10月中旬起向平綏路出擊，先後占集寧、卓資山等地，迫使傅部放棄平綏路沿線各點，向歸綏收縮。由於傅部多系主動撤退，實力並未受太大損失，而中共對傅部力量估計較低，對己方實力則估計過高，遂要求前線部隊殲滅傅部主力，奪占歸綏、包頭、五原、大同諸點。但這些城市多系深溝高壘，中共部隊長途奔襲，且攻擊力有限，多次攻擊未果，形成僵局，不得不於12月上旬結束平綏戰役，未達成原定戰役目標。

  津浦路為聯絡國民黨統治中心的京滬地區和華北平津地區的南北交通大動脈，沿途又經過中共華中、華北根據地，為國共雙方所必爭之路。中共確定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後，原以蘇北為中心根據地的新四軍北移山東，由陳毅任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另以江南北撤部隊組建華中野戰軍，由粟裕任司令員，中心任務是截斷津浦路，阻止國民黨軍北上。國共雙方的武裝衝突以津浦路濟南至徐州段為中心，旁及隴海路徐州至海州段和膠濟路。中共部隊先後攻占津浦路之鄒縣、滕縣、曲阜等地，圍困臨城、棗莊、兗州、泰安等地，並封鎖了三條鐵路的交通，致使國民黨軍不僅無法經此北上，而且在山東一度只能保有濟南、青島等孤立據點，並有「魯省恐將不保」之擔憂。

  國共兩黨一方面在戰場上力爭己方之軍事優勢，另一方面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兩者互為影響，互相補充。戰場相爭是為加強談判桌上之地位，而談判之討價還價，除須戰場之支持外，亦必須爭取社會輿論及人心，此為戰場所不能替代。「雙十協定」簽訂後，國共雙方代表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和周恩來、王若飛，在重慶繼續就各項未決問題進行了多輪談判。雙方首先就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有關問題達成協議，同意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之前，由國民政府召集有各黨派代表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和國民大會及相關問題，還就會議代表名額的分配與各方達成妥協。以「黨治」立國、實行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本拒絕政協這樣有各黨參加的協商機構，而企圖以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為其統治確立合法性基礎。但戰後形勢造成國內民主呼聲高漲，加上美國的壓力，迫使國民黨不得不同意以召開政協為緩衝，以暫時緩和國內矛盾，同時以政協促成國民大會及早召開，仍以國民黨為主導實行制憲。11月2日，國民黨中央黨政軍聯席會議最高小組舉行會議，檢討局勢，認為應「一面與中共繼續商談，一面就政治及宣傳方面作若干措施，以擊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圖割據之陰謀」。他們提出發動宣傳攻勢，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召開政協，以此爭取社會輿論，得到蔣介石之首肯。

  中共深知國民黨促開政協會議的用意，為了不使國民黨以此獲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表示中共現對政治會議無甚興趣。周恩來隨即在談判中提出將未決之軍事和解放區地位問題商得眉目後再開政協會議，實際是以此作為召開政協會議的先決條件。但國共在這些實質問題上的分歧遠非如召開政協會議那樣的程序問題容易解決。中共提出，在軍事上國共軍隊各守原防，政治上或維持現狀，或進行選舉，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選，並特別要求國民黨停止向華北進兵；國民黨則提出迅速恢復交通，速開軍事小組會議，解決中共軍隊整編等問題，不同意承認解放區政權。雙方連續舉行多次會談，提出各自的方案。中共著重於國民黨軍隊停止前進，以利自己在東北和華北的戰略部署；國民黨則提出其軍隊通過中共控制地區時，不應受到阻礙，目的是迅速運兵至各戰略要地，控制全國局勢，遏制中共的發展。中共在談判中警告國民黨：現在前方交通線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軍如一定要前進，當然要起衝突，而且中央軍運兵華北數額若無限制，將使中共感到威脅；還提出恢復交通的前提條件是：停止進兵，停止利用敵偽，在華北主要鐵路線上雙方均不駐兵，國民黨如向北平、天津、青島運兵須經過協商。國民黨則強調中共部隊應撤至離鐵路線10公里以外，一個月內對中共軍隊駐地及整編商定辦法，按計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雙方立場始終沒能有所接近，談判因此而停頓。

  為了迫使中共讓步，國民黨利用社會各界對於復員、建設之期待，對中共發動宣傳戰，指責中共破壞交通與復員，聲稱「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再對這交通建設作有計劃有組織的破壞，不能讓國庫負擔的交通建設費成為無代價的犧牲，更不能坐視社會經濟生命的斷絕」。而中共亦發起宣傳反擊。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應公開承認破毀鐵路是為受降、滅偽、制止內戰絕對必要，毫無不好」，應「採取強硬態度」，「強調必須立即制止內戰，必須先解決受降、偽軍、自治三大問題，才能恢復交通」。隨後，中共在談判中向國民黨提出四項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區進攻，從進占區全部撤退，從八條鐵路線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11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強調：「蔣軍來勢很兇，對我們壓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別無辦法。我們不打肯定是被消滅，打頂多也是被消滅，為什麼不打呢？我們打而勝之的可能性很大。」為此，在國共於華北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情況下，11月25日周恩來飛返延安，國共交涉暫時中斷，國共兩黨幾乎處於政治、軍事的全面對抗之中，戰後的國內政局一時出現了嚴重危機。

  國共武裝衝突激烈，國共兩黨劍拔弩張，使得剛剛經歷了八年抗戰之艱辛、亟待休養生息的各界民眾頗為擔憂。社會各界一致反對內戰，要求以政治與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在談話中表示：「在抗戰八年以後，在全面勝利以後，假定大規模的內戰終於無法避免，這不僅要為一切中國的友邦所齒冷，要為新遭慘敗的敵人所竊笑，這簡直是在對著整個國家的生命當心一槍，簡直是對著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瞄準掃射。國家絕對無負於任何黨派，任何黨派不應該這樣毀滅國家。老百姓也絕對無負於任何政團，任何政團不應該這樣的殘殺老百姓。」民主同盟是戰後活躍一時的中間勢力的主要代表，他們的言論反映了社會各界對內戰之憂慮與反對。中共則成功地動員了社會輿論，將反戰矛頭指向國民黨。12月1日，國民黨人員在破壞昆明西南聯大的反戰活動時與學生發生衝突，致四人身亡，數十人受傷，引起全國輿論的強烈抗議，鋒芒直指國民黨，因為「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乃是證明沒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假如無武力即無發言權，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來責備共產黨的擁軍自衛呢？」這就使在指責中共「破壞交通」、「阻礙復員」時有所得的國民黨此時又有所失而處於被動地位。

  戰後中國國內局勢的發展與國際關係和大國關係是不可分離的。美國一向是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支持者，並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使雙方關係有所強化；蘇聯則在維持與國民黨政府官方往來的同時，與中共有較為密切的關係。但是美蘇兩強於雅爾達會議事實上達成了劃分勢力範圍的妥協而形成了界定雙方關係的雅爾達體系；在中國，雅爾達體系暫時著重於維持現狀，而且剛剛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蘇兩強也不願意戰後中國馬上發生內戰，從而使他們面臨因支持各自的盟友而發生直接衝突的危險。他們希望在雅爾達體系之下，以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為前提，容納各黨派的政治參與，保持中國的穩定發展，並維持遠東國際關係的平衡。而中國國內局勢的發展，出現了偏離這一方向的嚴重可能，從而引起了美蘇兩國的公開反應。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強調一個強盛、團結和民主的中國，對於世界和平是極端重要的；而一個紊亂、分裂的中國，在現在和將來都將危及世界的穩定與和平。聲明要求國共軍隊停止衝突，召開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參加的全國會議，籌商解決內爭的辦法；表示美國將繼續支持國民政府，但不會進行軍事干涉。杜魯門提出，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應擴大基礎，容納國內其他政治力量。當中國走向和平與團結後，美國準備用各種合理的辦法協助國民政府復興中國，並提供各種貸款。12月26日，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發表公報，重申在國民政府之下，統一與民主之中國、國民政府中民主黨派之廣泛參與以及內部衝突之停止均屬必要，並表示三國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之政策。

  對戰後中國的內部局勢，美國更為關注。這不僅因為美國在中國有著較英蘇兩國更為廣泛的切身利益，而且因為美國為穩定遠東局勢，並著眼於與蘇聯的長遠爭奪，在戰後需要將中國作為其在遠東的戰略夥伴，而國民黨政府的現實處境，距離美國的考慮相差甚遠。為此，美國不能不更多地捲入中國內部事務，既支持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親美的中國，保持美國在中國的戰略利益，同時又盡力避免中國內戰而引發美蘇兩國的對抗。戰後，美國通過承認國民黨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為國民黨向華北和東北大規模運兵，並提供軍事援助，使國民黨獲得了不少實際利益。為了進一步達成美國的戰略目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為其特使，前往中國調處國共衝突。

  12月17日，馬歇爾來華。由於美國此時的政策著重於要求國民黨實現民主化改革，因此為國民黨所不滿，而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共所歡迎。但由於美國的重要地位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力，國共兩黨對馬歇爾的使命都有所期待，都期待其立場於己有利。蔣介石告誡馬歇爾：「中國所以不能統一，乃由中共擁兵割據，仰承蘇聯鼻息，其同意和談乃在爭取時間，政府必須迅速收復華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周恩來則對馬歇爾表示：「我們的政策是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國內的一切問題。杜魯門總統的聲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相一致的。我們對其中的主要論點是同意的。」

  由於國內外強烈的反戰呼籲，美蘇兩國（特別是美國）的介入，使戰後中國的國內外環境發生重要變化；而國共雙方在戰場的較量互有得失，使雙方也都有緩和的需要，以重整部署，準備未來的角力。國民黨內主張對共緩和的人士，對於國共緊張局勢本有不同意見。張治中在給蔣介石的上書中認為：「盱衡當前局勢，似仍宜儘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問題能適時解決，固所願望，否則亦不妨暫為等待，以俟時間之轉移，不宜遽行變更方針，採取其他解決方針。」「決不能輕率從事，作孤注之一擲。」王世傑和張群也認為：「內戰一發，勢將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機會，借蘇聯為暗援，奪占熱察綏甚或東北三省，而自成一國。」他們的意見自不能不為蔣介石所考慮。馬歇爾來華恰為國共雙方的緩和提供了外部推動力，停戰的條件趨於成熟。經過國民黨高層的討論，蔣介石決定：「對共方針，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權，不如准其參加中央政府。只要共軍受編與恢復交通，則其政治上之要求，決儘量容納也。」而中共的目的亦為促和，因為「問題的解決繫於美蘇的關係和力量的對比」；「反內戰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號」。國共談判由此再度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