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共重慶談判

  1945年8月，中國人民歷經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迎來了最後勝利。但是，勝利的狂歡過後，戰時中國積累的問題，如凋敝民生的救濟、殘破經濟的重建、文化教育的發展等亟待解決。尤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社會各階級、階層及各種政治力量對建設國家的不同意見，使中國得以繼續堅持抗戰時期的全民族團結，是戰後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中國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因抗戰而奠定，亦因勝利而變化，即從以抗戰、以民族生存求團結而轉向以民主、民生求團結。對於如何鞏固抗戰勝利成果，如何加速民主化進程並改善民生，以建設統一、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當時左右著中國政局動向的兩大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1945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對目前時局宣言》，號召「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宣言提出承認解放區民選政府和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六項具體要求，從而率先公開了自己的政治立場。9月3日，國民黨發布《告全國同胞書》，對中共的政治主張並未正面回應，而著重就戰後復員問題提出具體主張，如為軍人安排就業的機會，為難民取得必需的救濟，為城市鄉村策復興，為海外僑胞謀復業，為青年解決求學的困難，為工商各業開拓發展的道路。對於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民主憲政問題，《告全國同胞書》提出加緊造成地方自治，切實保障人民權利，從速成立民意機關。但蔣介石在同日發表的廣播演講中特別強調：國家統一是民主憲政的惟一基礎，而要完成國家的統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軍隊國家化，在我國家領土之內，不再有私人的軍隊，亦不再有任何一黨的軍隊。蔣介石的意圖所向顯然是針對中共。戰前和戰時積累的國共兩黨矛盾，非但未因抗戰勝利而得以緩和，相反，抗戰勝利更使原本潛伏的兩黨矛盾浮出水面，在一系列問題上國共兩黨的主張針鋒相對，國內政治局勢因兩黨對立而趨緊張。

  國共兩黨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立即以準備受降接收、確定自身戰略優勢為中心，作出各自的部署。日本決定投降的消息剛剛傳出，8月10日晚，蔣介石即電令各戰區：迅即展開接收部署，同時警告敵軍不得向我已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的任何人投降繳械，並確保聯絡和掌握，以待國軍到達。為不使中共因參與受降接收而得到好處，增加未來與國民黨討價還價的本錢，蔣介石完全排除了中共參與接收的權利與可能。11日，蔣介石致電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蔣介石還指示負責接收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對於非經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隊，如有擅自接受敵軍投降，企圖擾亂受降計劃者，得下令懲罰之。蔣介石的命令不考慮中共部隊在對日作戰中的重大貢獻，自然不為中共所理會。就在蔣介石致電朱德的當天，中共以延安總部名義命令：「我軍對任何敵偽所占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占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因為中共部隊多在敵後，靠近日偽占領區，中共力圖通過受降接收擴大占領地盤，尤其是將華北各主要通路與地區均劃為應占領的地區，從而與國民黨壟斷受降接收權並恢復其對全國統治的意圖產生尖銳的矛盾。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卻連發三電，邀請中共領袖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時轟動中外。蔣介石的邀請雖出人意表，但究其實質，無非和戰兩手之不同運用。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以陳果夫、陳立夫等為代表的CC系黨務系統，以鄒魯、居正等為代表的國民黨傳統右翼，以陳誠、白崇禧等為代表的軍事系統，憂懼中共力量的迅速成長，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並為此不惜破裂而一戰。8月20日，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開會討論中共問題，其中不少人主張對中共絕無妥協餘地，只有用武力對付。另一方面，國民黨內以張群為代表的政學系官僚和在蔣介石身邊任職的親信部屬宋子文、張治中等人則認為，單憑武力不足以壓服中共，主張與中共談和，在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的前提下，承認中共並將其約束至體制內，以求得國內和平。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決策者，蔣介石總是根據不同的考慮而決定和戰兩手的不同運用。抗戰甫勝之時的國內外形勢，顯然不利於國民黨貿然動武。不僅遠在後方的國民黨軍隊尚未部署到位，社會各界強烈主和，而且國民黨的主要支持者美國也因雅爾達體系的約束而支持國共和談。在此種形勢下，蔣介石適時運用和的一手，在部署軍隊向全國主要交通線和要點要地進軍、搶占有利戰略地位的同時，電邀毛澤東赴渝，意圖在政治上占據主動。蔣介石的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在其擬訂的對日本投降的處置意見中建議：邀請「中共領袖來渝共商進行。如毛澤東果來則可使其就範，如其不來，則中央可以昭示寬大於天下，而中共將負破壞統一之責。」此份建議雖出自蔣介石的幕僚之手，但顯然對蔣介石的意旨有深切體認，更毋寧說是蔣介石的真實想法。為此，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致電毛澤東，言辭謙恭地表示「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並表示「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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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和戰兩手的不同運用，中共同樣嫻熟於心。日本投降之初，中共本已考慮在新形勢下恢復國共談判，但是因為國民黨在受降等問題上不願妥協，使中共估計蔣介石邀毛澤東赴渝不過是欺騙手段，對此並不積極。但在蔣介石連續電邀毛澤東赴渝並得輿論好評後，中共的態度有了重要變化。同時，與美國支持國民黨談和相一致，蘇聯也在毛澤東決定赴渝之舉中起了重要作用。當中共對是否接受邀請有所猶豫時，史達林兩次致電毛澤東，敦促其接受邀請，赴渝談判。周恩來1960年7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說："8月22日，史達林用蘇聯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電報給毛主席，要求我們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不要進行自衛反擊，否則中國民族要毀滅。史達林還要毛主席到重慶去跟蔣介石談判，訂立停戰協定，成立聯合政府。當時中央在討論史達林的意見時，沒有一個人贊成毛主席去重慶。……後來史達林又來了一次電報，仍然強調上述意見，一定要我們去重慶。他認為如果我們要對國民党進行自衛反擊戰爭，美國就會用飛機、大炮、海軍幫助國民黨，蘇聯也得受中蘇友好條約的束縛，在道義上支持國民黨政府。他就是給我們這樣大的要挾，硬是要我們同意接受和平談判。中央反覆討論以後認為，蘇聯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慮到中國已經打了八年抗戰，人心向和，希望能夠有一個和平環境建設國家，醫治戰爭創傷，人心思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拒絕和平談判，很顯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別是毛主席，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可以去談判。」儘管中共領導層和毛澤東對史達林的看法未必認同，但史達林的態度對他們畢竟有重要影響。而且由於美國在華力量的增長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毛澤東認為美國的影響對國民黨能夠起決定作用，美國既已對和談表示支持，則中共自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8月23日，中共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國共關係及如何應對蔣介石之邀請等問題。毛澤東認為：因為國民黨本身的困難（如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實力不足），解放區的存在，共產黨不易被消滅，國內人民和國際上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的。他強調：「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所以採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上述各種條件的存在，他還需要醫好自己的創傷，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將來消滅我們。我們應當利用他這個暫時和平時期。」「以後我們的方針仍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鬥爭達到團結，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在數量上作些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讓步換取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養精蓄銳來迎接新形勢。對這種讓步我們要有準備。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準備在合法工作中去進攻，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要學會作合法鬥爭。」與會的中共領導人均支持他的意見，認為中共應爭取主動，迫使蔣介石妥協。8月25日，毛澤東將其準備赴渝的信息通過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轉達蔣介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正式決定毛澤東赴渝談判。毛澤東強調：只有去才能取得全部主動權，「談判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只有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達到妥協。」「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和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重慶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會議決定：中共在北方從隴海路到東北一定要占優勢，但在南方從廣東到河南、江南、江北地區，可視情形作出次第讓步。同日，中共發出黨內通知，認為「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但同時強調「在我黨採取上述步驟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至此，中共確定了力爭和平，但亦作好武力準備的方針。

  1945年8月28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飛抵重慶。在民國史和國共關係史上均具有重要意義的重慶談判由此拉開序幕。

  在重慶談判開始之前，國民黨為了應付談判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在8月25日由潘公展主持國民黨中央聯席會報秘書處會議，提出談判意見，基本策略為軍事拿緊，政治放鬆；態度上不予刺激，推誠相待；一切採取主動，應放開者先放開；將商談情形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讓之苦心，使中外對我同情；但隨時準備破裂，同時提防各黨派勾結，絕不讓其他黨派參與此次商談。關於談判的具體方案，他們提出：應以軍令、政令統一為商談之前提，軍事從嚴，政治從寬；在政治體制上，放棄訓政時期以黨統政的形式，採用控制從政黨員的方式，即以行政院為類似責任內閣之組織，立法、監察機關可容納中共及各黨派人員；但所謂解放區不能存在，中共之政治人員，在絕對遵照政府法令條件之下，可酌量委充地方官吏。29日，潘公展另函呈蔣介石，提出國民黨可以酌量容許的解決辦法為：整編後的中共軍隊不許特殊化，惟整編之數不妨量予提高；中共政權組織應一概取消，中共軍隊不聽命令等行為，應一律嚴令停止；國防最高委員會改設政治會議，此中自可容納中共分子；行政院設政務委員會，酌量容納他黨人士；國民政府委員會或軍事委員會委員，亦可酌選中共或他黨參加二三人。他認為：「鈞座對此頑梗之中共問題，苦心焦慮，非常人所能想像。今幸以德威之感召，毛澤東居然來渝，此誠解決本問題之最後良機。要宜持之以堅，容之以忍，終求大功之告成，懸案之終了。萬不可商談而後，初步解決其一部分問題，而更貽將來無窮之患。」在綜合黨內各方意見的基礎上，蔣介石指示國民黨代表在談判中採取的原則為：軍事絕對統一，政治盡可寬大，不妨次第讓步，以示一再容忍，務取寬大，達成妥協求全之任務。雖然蔣介石有所謂「政治寬大」之表示，但在此後的實際談判進程中，國民黨固然要求軍事之絕對統一，即使對「政治寬大」也未見實質讓步。

  重慶談判，名為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談判，兩人亦有多次會見，並為談判決定原則，但實際談判主要是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張群、張治中等之間進行的。9月3日，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中共的談判方案，表示中共願「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同時表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方案提出國民黨承認各黨派合法、承認解放區政權及部隊、嚴懲漢奸、重劃受降地區、停止武裝衝突、結束黨治、保障人民自由等要求。方案的核心內容為提出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必要辦法。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要求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討論建國大計、施政綱領、改組政府、重選國大等問題；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承認中共解放區政權的地位，在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委任由中共推選之省主席，在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浙江、廣東六省與北平、天津、青島、上海特別市委任由中共推選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長，中共參加東北行政組織。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中共部隊編為16個軍48個師，駐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北地區；中共參加軍委會及其各部工作；設立北平行營及北方政治委員會，委任中共人員為主任。

  在得知中共的方案後，9月4日，蔣介石指示國民黨談判代表：（1）軍隊問題，中共軍隊最多編12個師，駐地由雙方商討決定；（2）解放區問題，只要中共做到軍令、政令的統一，則對縣級行政人員酌予留任，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問題，擬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政治會議，由各黨各派人士參加，中央政府俟國大後再予改組；（4）國大問題，已選國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額。蔣介石企圖以此解決國共之間的全盤問題，但歸結於所謂政令、軍令的統一，仍是以對中共的軍事收編並交出解放區政權作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參與的條件，與中共強調政治民主化，同時保持對己方軍隊和解放區控制權的要求恰成對比。國共雙方的主張距離甚遠，預示著談判的艱難。

  自9月4日起，國共雙方就有關問題開始正式談判。國民黨先後參加的有張群、邵力子、張治中、葉楚傖和張厲生，中共則始終是周恩來和王若飛參加。對於中共所提方案，國民黨代表認為，軍隊問題與前此所談距離甚遠，而解放區問題如照中共意見，非導致國家於分崩離析之局不止。中共代表則認為，要解決國共兩黨問題，必須承認兩黨皆有軍隊和政權的現實，否則便無法再談。周恩來特別提出：我黨對於國民黨，已作重大讓步，軍權政權，中共皆承認國民黨為中國第一大黨，然國民黨亦不能抹殺共產黨，故國民黨亦必須為我黨打算，方能使我們兩黨各得其所。鑑於雙方在有關軍隊和政權的大原則上意見暫無法保持一致，張群遂建議，從討論具體問題入手，以期會談有所進步。此建議得到周恩來的贊成。在關於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雙方先在召開政治會議和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等問題上達成了初步妥協；次在軍隊問題上，中共軍隊保留20個師成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有達成協議的可能。惟一難以解決的是關於解放區的地位問題。國民黨堅持，中共只能推薦省級行政人員，由中央擇予任用；而中共則堅持國民黨對解放區現狀應予一定程度的認可。中共總結談判進程為：「蔣表面上對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會上造成政府力求團結的氣象。實際上對一切問題不放鬆削弱以致消滅我的方針，並利用全國人民害怕與反對內戰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與美國的支持與加強他（保障美國在遠東對蘇聯的有利地位），使用強大壓力，企圖迫我就範，特別抓緊軍隊國家化問題。因此在談話態度上只要求我們認識與承認他的法統及軍令政令的統一，而對我方則取一概否認的態度。」

  為了早日達成妥協，9月19日中共主動提出，其在南方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八個地區的軍隊第一步可以撤至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撤至魯、冀、察、熱、晉省之大部分、綏省之小部分與陝甘寧邊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而合一，即魯、冀、察、熱省主席和晉、綏省副主席及平、津、青市副市長由中共推薦，省區數量較之原提方案大幅度減少。然而國民黨仍拒作讓步，甚至連一向與中共關係友好的張治中也表示政府殊難考慮中共方案，指責中共此舉為割據地盤，引致雙方激烈爭辯，談判氣氛緊張，不得不暫時停頓。中共甚至還得到情報，稱國民黨中統要員私下透露，蔣介石將以常有國事諮詢為由，不讓毛澤東和周恩來返回延安，以動搖中共軍心，以利於國民黨的進攻。因此，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談判沒有結果，形勢可能逆轉，毛澤東再留重慶似無必要，建議毛澤東爭取儘快回延安。

  雖然如此，國共雙方都無法承擔談判破裂的政治責任。蔣介石盱衡國內外形勢：「俄是否因此藉口毀滅其盟約義務？促使蒙疆內侵與久踞東北？果爾，則國際形勢猶能容忍否？又美國輿論與政策，是否因之改變，棄絕我國不再予以接濟乎？」在對美、蘇動向尚無把握的情況下，他決定「不能不為國相忍」。而毛澤東審時度勢，亦決定仍留重慶，爭取社會輿論與中間派，以取得政治主動權。他特別告訴《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我們對國民黨，只是有所批評，留有餘地，並無另起爐灶之意。由於中共「調子低，讓步大（允逐步退出隴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9月27日談判恢復，雙方同意由軍政部、軍令部和中共另行討論軍隊數量與整編等問題，而對解放區政權問題仍無法達成妥協。中共提出的在省級行政區劃基礎上維持解放區政權的各種方案均為國民黨拒絕，國民黨只能同意在縣級，至多是地區級行政區劃基礎上承認中共政權的可能性。周恩來的看法是：「武裝固然重要，但武裝畢竟是保持根據地的工具，武裝脫離了根據地就無法生存。蔣看清了這點，他也特別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他無論如何不承認。」國民黨最忌諱的，也是最擔心的，就是中共合法地取得政權並擁有軍隊。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一直無法接近，最後只能暫時維持現狀，並同意先將商談結果以公報形式公告中外。

  10月10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紀要共12條。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認同蔣主席所倡導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雙方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自由、承認黨派合法、限制特務機關活動、釋放政治犯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在實行地方自治、懲處漢奸、解散偽軍、重劃受降地區等問題上，政府方面表示實行地方自治不應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懲處漢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參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關於國民大會問題，雙方同意提交政協解決；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提出將部隊縮編至20個師，自8個地區撤出部隊至隴海路北和蘇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談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軍隊數目可以考慮，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方案，雙方同意由軍令部、軍政部及第18集團軍各派一人組成三人小組，進行具體商談；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先後提出四種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對於未解決的問題，雙方表示將在互信互讓的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協定簽訂前後，蔣介石與毛澤東多次相見，表示「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但蔣介石又要求中共「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惟一之出路」；「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可見蔣介石耿耿於懷的仍是如何解決中共的地盤與軍隊問題。蔣介石還以推心置腹之態對毛澤東說：我們兩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都有專長；我們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毛澤東對蔣介石表示贊成軍隊國家化，軍隊不為黨派服務，黨則全力辦政治；解放區的努力應該承認，應該幫助。軍隊和根據地對於中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也是中共和國民黨相爭的主要依靠，毛澤東當然知道蔣介石的心思，也當然不會為蔣介石的言辭所動。中共中央在就重慶談判下發給各地的指示中強調：「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全部和平建國的局面即不能出現。」「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目前偽軍未解散，敵軍未繳械，解放區問題未解決，談不到編整部隊問題。即將來實行編整時，我方亦自有辦法達到一槍一彈均須保存之目的。」

  「雙十協定」的意義，並不在於國共兩黨達成了什麼妥協。實際上，由於國共兩黨多年的對立與分歧，兩黨對國內外形勢與自身利害考量存在差異，雙方的矛盾不可能通過一次談判而解決，協定達成的實際妥協十分有限（最具意義的妥協是召開政協），同時具體而細微地列出了雙方對於各項問題看法的異同點。「雙十協定」的意義主要在於：通過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會見並發表公報的形式，中共承認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國民黨也承認了中共及其軍隊的地位，雙方都可以從這樣的表述中獲得己方認可並需要的東西。但因為中共處於相對弱勢地位，而此次會談採取了雙方平等的形式，簽訂了正式協定，中共的地位被首肯，因此相比較而言，中共對協定的評價更為積極。毛澤東在回延安後一度認為：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無論如何，「雙十協定」對於國共而言，雖然形式效應遠大於實際內容，雙方對於諸多已決和未決問題仍是各說各話，但畢竟緩解了一度似乎迫在眉睫的內戰危機，對於剛剛經歷了八年抗戰的苦難與艱辛、迫切期待國家重建與復興的民眾來說，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