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西北善後與「三位一體」局面瓦解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時，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等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往洛陽。為實踐自己關於「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的公開承諾，張學良於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蔣介石，表示此次「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31日，張學良被交付南京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庭會審。他當堂解釋自己的行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不斷地將我們的意見報告給蔣委員長，一切都出於正當的愛國的目的，但我們無法勸說蔣委員長改變此種政策，甚至蔣委員長還命令警察向愛國學生開槍，所以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要知道，「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問題是沒有別的方法。張學良特別強調指出，他至今不認為自己這樣做有什麼不對。他聲稱：除了對自己違反紀律、損害領袖尊嚴表示承認並願意領罪外，「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他甚至再度表示，他的目的就是要根本變革現在的南京政府，就是當老百姓，他這種革命的信念也不會改變。張學良雖被判處10年徒刑，蔣介石仍十分惱火，以至在日記中痛斥張：「可痛之至！」

  既然事變是必要的，政治主張是正確的，張學良當然不認為自己結束事變是出於一種對錯誤的懺悔。恰恰相反，張學良在期待著，他相信他已經通過事變成功地改變了蔣介石的政策，希望看到蔣介石能夠實踐允諾，具體施行新政策。在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上，他就當面要求蔣介石實現諾言，改組政府。他告訴楊虎城說，對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鄭重告弟，必使實現，以重信義」。然而，事實上蔣介石對張的要求非常不快。他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彼猶欲強余實行改組政府，毫無悔禍之心。」

  對於蔣介石在西安的承諾，最擔心蔣不踐諾的還是西安方面。張學良送蔣走之後的第二天，楊虎城就找到周恩來，提出應該將蔣之承諾公之於眾。31日，南京政府判決張10年徒刑。周恩來為此將幾次談判中宋子文代蔣承諾的結果歸納為五條：

  （子）停戰撤兵，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

  （丑）改組南京政府。

  （寅）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釋放愛國領袖，保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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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改變外交方針，聯合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

  但是，無論是楊虎城，還是這時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上述5條做了增刪。27日，西安《解放日報》公布的條件已成為6條，即將「停戰撤兵，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改為「撤兵」、「停戰」、「西北歸張、楊主持」共3條，取消了「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內容，在改組政府和停止內戰的條款內加入了「集中國力、一致對外、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的內容。而毛澤東於28日公開發表的條件中，則沒有「停戰撤兵」及「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的內容，「改組南京政府」一項變成了「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聯合各黨各派」一項變成了「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停止「剿共」的內容單獨成為一條，即「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釋放愛國領袖」項內，又增加了「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內容。

  匆忙公布蔣介石所謂承諾的不利後果幾乎立即就表現出來了。在上海的潘漢年很快來電：宋子文曾專門告訴他，「蔣宋責備我們宣布西安協定無信義」。宋子文和宋美齡甚至為此大發脾氣。他們要宋慶齡轉告中共代表：第一，西安不顧信義，宣布秘密承諾，已使他們難以出面說項；第二，無論如何不得再宣布他們的談話內容，否則他們將退出調停工作；第三，如今改組等事已相當難以進行，必須待以時日，須秘密策動英、美兩國輿論醞釀時局。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也很快來電批評中共中央，聲稱「不要老是叫喊蔣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麼保證」。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意識到，自己過早地公開蔣介石的承諾，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它不僅不能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就範，而且強化了蔣介石必欲徹底解決西北問題的態度。

  西安和保安剛一公布蔣介石的所謂承諾，蔣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委談話會，提出「不能令張學良再回西北」。這一建議雖然遭到宋子文的反對，但在29日，蔣介石在反覆考慮之後，還是決定「不准張學良再回陝北，而保其生命」。與此同時，蔣決心不顧撤兵承諾，「緩撤西北及潼關部隊」。他明確提出：「如果放棄西北，任其赤化，不惟國防失一根據，十年建設成績毀於一旦，而且中華民族發祥之地陷於永劫不復矣！」

  30日，蔣介石決定了處置張、楊的具體辦法，但為安撫宋子文，仍去函表示，審判張學良乃必要之懲誡，新年一過，「三兩日內必為辦到特赦，並仍令其立功自救」，勸其「不必憤慨」。對此，宋子文也只好接受，但相信「君無戲言」，相信他說到做到。宋一邊給蔣去函稱「此項辦法雖事前未蒙預示，而弟相信吾兄必能為之辦到」，一邊特地到張學良住處，向憤憤不平的張學良再度許願。殊不知，蔣其實不過是要把張學良的10年徒刑變為無限期軟禁而已，絲毫沒有「令其立功自救」的想法。不僅如此，蔣介石事實上已經確定了要徹底瓦解西北「三位一體」的方針。只是鑑於現實，不得不決定善後方案要「政治為主，軍事為從」罷了。

  對於這一形勢變化，中共和西安方面也開始漸漸地感覺到了。31日，他們已經得到張學良從南京送來的親筆信，知道南京形勢十分複雜。隨後，張學良被判刑、南京有意以王樹常取代張學良、何應欽電示中央軍秘密向陝西推進等消息陸續傳來，西安的氣氛很快緊張起來。毛澤東一面去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同陳立夫接洽，從中調和；一面告誡周恩來等，速謀張、楊、我三軍之團結，力保西安勝利的前提下，亦應做好以防不測的軍事準備。

  1937年1月3日，南京方面用電話通知西安楊虎城等，南京政府準備給楊以革職留任的處分，另以孫蔚如代理陝西省主席，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要求東北軍及第17路軍將領發通電錶示擁護。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電話通知楊虎城：中央已決定派顧祝同任西安行營主任駐陝，並要求東北軍立即恢復西安事變以前的位置，17路軍主力立即開回陝北。南京此舉顯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東西大道，進而拆散西北「三位一體」，否定西北特殊地位。這自然與張學良轉達的蔣24日關於「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也與25日兩宋保證的「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的條件不相符合。西安方面，特別是楊虎城和諸多東北軍少壯派軍官，最為擔心的就是蔣介石報復。南京如此善後，無疑使他們深感不安，必欲抵抗。楊虎城在內部明確講：「為自衛計，為貫徹主張計，誓必與之周旋到底。」他同時電告宋子文：「我兄前電曾謂漢公可於五日離京返陝，現此間一切亟待主持，漢公一日不返，則軍民一日不安。」

  1月4日是南京方面準備宣布對張學良予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這一天，西安方面卻已經斷定：「寧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間分化而便（於）用兵。」因此，周恩來、葉劍英、楊虎城、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等當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開會詳細討論了作戰問題，擬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他們估計：南京中央軍正在調集25個師以上的兵力，組成14個縱隊，準備向西北抗日聯軍（東北軍、第17路軍和紅軍）發動進攻，故西北抗日聯軍萬不得已時應以一部箝制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集團，集中主力首先消滅由潼關西進之敵，制止其進攻。具體計劃：東線從渭南赤水至長安構築7道防線，配置6個師的兵力鞏固正面；同時集結步兵3個師以上及騎兵2個師於渭北，準備向南實施堅決突擊，殲敵於渭河以北黃河以西。為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藍田、商縣一帶，以一部兵力依託秦嶺，以運動戰與游擊戰遲阻北來之李默庵縱隊。紅軍主力秘密集結於淳化、栒邑（今旬邑）地區，準備以3天行程，經三原趕到高陵的機動位置，依情況參加渭北決戰，或經藍田突擊李默庵縱隊，然後以主力向潼關迂迴。西線，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學忠兩部對胡宗南東西兩側形成威脅，紅軍一部尾隨胡敵，箝制之。北線，則主要以孫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線，紅軍一部警戒瓦窯堡、清澗一線。會議並且決定，由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組成秘密的三人團，以為領導核心（張學良未歸時由何柱國或王以哲代），張學良為總指揮，目前則根據張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楊虎城統一指揮。

  1月4日以後，張學良回陝明顯地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這一天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張學良所處10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將張「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交軍委會，實際上也就是由蔣介石處置了。蔣並有電報給顧祝同及劉峙等，提出：「對陝策略，應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又望以軍事威脅為手段，而達到政治解決之目的。」蔣之對張難予諒解，並必欲藉機控制西北，至此已昭然若揭。宋子文對此看來也毫無準備，其保證張學良回陝都不能做到，前此「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云云，自然更是成為一廂情願的白日夢。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懇求也好，威脅也好，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南京方面的這一處置進一步表明，蔣介石絕不打算將西北交給張學良和楊虎城，他不僅決心全面控制陝西及其貫穿陝甘兩省主要交通線，將東北軍置於甘北與中央軍雜處，將第17路軍置於陝北，使其夾在中央軍與紅軍之間，並且再不準備讓張學良回東北軍。蔣介石明確告訴顧祝同，對楊虎城現在雖可暫取和平態度，但最終必須「根本解決」。電稱：「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軍能有一部和平進駐西安城，然後相機再用根本解決是為上策。其次使東北軍能離陝入隴，『赤匪』旁觀中立，俾楊逆孤立心寒，然後攻之，亦不失為中策。望照此意運用進行。」

  張學良注意到蔣介石和南京方面的強硬態度，為確保東北軍自身的利益，對蔣介石決定將東北軍調入甘肅的方案明確表示異議。他告訴負責監護他的戴笠：中央將東北軍調往甘肅的辦法事前未與他商量，西安方面聞此消息必發生戰事，將來必有一半的力量歸附共黨，且中央令東北軍恢復去年12月1日以前之防地，無異故意使之與紅軍打成一片。據此，他寫信給蔣介石，提出甲、乙兩種方案供蔣參考。甲案，在繼續「剿共」的情況下，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整理訓練，擔任國防工程，由他負責調出及整理。乙案，在不「剿共」的情況下，調楊虎城到甘肅，以何雪竹或劉經扶為西北行營主任，以龐炳勛、商震、蕭之楚、萬耀煌等軍駐陝西，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本人幫助整理，此後自己願去讀書。

  蔣介石對張學良所提乙案並不看好，他顯然不想讓東北軍駐在過於靠近平漢路的湖北；即使東調，也希望將這不十分可靠的部隊部署到較為偏僻的豫皖兩省交界處。經他修改後的方案仍分甲、乙兩案。甲案與前無太多變動，仍要東北軍全部調駐甘肅，第17路軍各部仍駐陝西原防，得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或將陝西綏靖公署移設三原。關鍵是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要歸中央軍駐紮，鐵路線各縣以外可由第17路軍駐紮。乙案則東北軍全部調駐豫皖兩省，可先令由西荊公路集中南陽、襄樊、信陽一帶。調楊虎城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7路軍總指揮，第17路軍全部調駐甘肅。

  儘管周恩來等早就估計到張學良不會被釋放，但張學良被公開宣布嚴加管束後，東北軍將領以及楊虎城等仍舊十分震驚。這時，蔣介石明告西安方面：中央不能無陝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不僅西安，整個隴海路均必須置中央管理之下。為此，南京軍隊大舉西進，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而宋子文也致電楊虎城，表示對前所承擔的斡旋事宜難有所為，不得不即告退出。所有這些都使西北方面對和平日益感到絕望。

  西安事變之後，西北三方始終在設法保持西北半獨立的局面。特別是中共中央，事變後一直強調要通過「三位一體」的政治軍事聯盟，將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獨立局面。在得知南京方面不僅堅持不放張學良回來，而且還要在西安設立行營，不顧前諾，堅持要派大批中央軍進駐西北、從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後，中共中央明確反對。它相信：「顧來則張、楊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為此，中共中央專門致電潘漢年，要其務必告訴陳立夫等：「南京採取報復政策，不但於國民黨及蔣氏的地位有損，且絕對無益於西北善後的解決……正當解決之先決辦法是撤兵釋張。現兵既復進，對張欲赦又拘，此適足激動西北之軍心民心……如蔣氏及陳（立夫）、鄧（文儀）、張（沖）等人仍維持西安商定之六個和平解決條件，便須立即撤兵，並立即釋張。」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確信：「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祝同）迎張（學良）。」中共方面這樣一種態度，對西安其他兩方自然有重要影響。

  然而，東北軍一向並不團結，張學良被扣，其內部的分化變得相當明顯。除了已經公開倒向南京政府的部隊以外，仍在東北軍中的不少高級將領也都心存離意。肩負西安三方使命前往洛陽談判的代表竟明確告訴顧祝同：東北軍「對楊氏及赤匪均難信賴合作」，希望「另指駐防地點以便與共匪隔別」。他們以及57軍的參謀長甚至暗中給南京方面出主意：張學良離陝時曾留手令，要東北軍聽命於楊虎城，因此目前情況下「萬不可給張回來」。他們甚至一面令張多寫信勸團以上軍官接受中央處置，一面「以兵力壓迫東北軍，但不可開火」，說「如此做法該軍即可就範」。

  這時真正希望張學良回來的，除了王以哲等少數高級將領以外，還有東北軍的中下級軍官，特別是原東北軍同志會中那些最受張學良信任的激進的少壯派軍官。他們，包括在前線的一批旅、團、營級的幹部，多半情緒激昂，求戰心切。但周恩來看得清楚，此時「十七路軍士氣不旺，戰鬥力弱」，「不能用於攻，尤怕飛機」，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東北軍師團級將領情緒甚高，急願一戰」，士氣甚旺，但「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進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野戰能力不強。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東北軍還是第17路軍，對紅軍到來都極其歡迎，並抱以極大期望，以致「兩方都有依賴紅軍心理，對萬一西安不守，他們不願設想」。在這種情況下，幾萬紅軍的責任就變得異常重大。

  就在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關係日漸緊張的關鍵時刻，9日，蔣介石有電報給楊虎城，明確保證他將貫徹和平之宗旨，決不致有戰爭行動，且軍事善後辦法仍可與顧祝同詳加商討，要求楊虎城務必約束西北之部隊，保持冷靜態度，不做輕率表示。7日，前東北教育會會長王化一和同為東北人的國民黨監察委員吳翰濤攜張學良給楊虎城及東北軍各將領的信，飛抵西安，要求西安方面務必堅持和平。同時，潘漢年也與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同到潼關，說明蘇聯大使急望我們和平解決與南京方面的關係問題，而蔣也表示「同我方談判根據與周所談基礎續談下去，並要周到奉化密談」。鑑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開始轉而建議周恩來等在西安「只在幕後團結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不要太露頭角，強調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的通電務必說明擁蔣真意，甚至要求西安的報刊宣傳不要過於尖銳。不過中共依舊堅持，西北善後「須在下列條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釋放張學良回陝；（三）保證西安協定之實行」，並拒絕派周恩來去南京，擔心周會成為張學良第二。

  據此，周恩來於11日專門致函蔣介石，請蔣「力排眾議，堅持前令，盡撤入陝之兵，立釋漢卿先生回西北主持」，聲明如此「則內戰可彌，和平可堅，一切人事組織、政府主張、抗戰籌備均將循先生預定之方針前進，統一禦侮大業必可速就」。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給蔣的信中，雖對撤兵、釋張有明確的主張，但對於較為困難的改組政府問題沒有提出特別的要求。

  12日，楊虎城派赴奉化見蔣陳述西安方面意見的李志剛飛回西安，帶回蔣介石10日手書一封。內稱：對於張學良，「稍假時日，必為之設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機會，以無負其愛國之苦心」，同時重申其和平解決西北問題的宗旨，強調「中央處置陝甘，亦必以政治建設為主，絕不致引起戰事」。他又強調：「須知陝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陝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中央離陝西無以建國，陝西離中央無以遂其生存與發展。故必須立下決心，向和平統一之方向做去，迅復事變以前之常態，確立此後努力之始基。」

  15日，楊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之一米春霖從奉化返回西安，進一步帶來蔣介石和張學良的親筆函，以及經過蔣介石修改認定的甲、乙兩案。蔣介石在信中明確表示，張學良此時「為國為友為私為公計，皆無回陝之理」，要西安方面「勿再以此為言」。對此，西安三方均明確表示不能接受。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楊虎城、于學忠等同意於16日首先通電取消一切臨時組織，接受南京革職留任的處分，同時堅決拒絕乙案，基本接受甲案，但提出對甲案必須做部分修改。隨後奉命派往奉化的鮑文樾、李志剛等帶去的解決方案，仍與前此方案沒有多少區別，對張學良的意見也未做任何考慮，只是在具體內容和談判目的上，增加了關於要中央軍退出甘肅、讓東北軍前伸至咸陽，並允許東北軍和第17路軍各一部留駐西安的要求。

  16日，西安方面基於上述承諾正式做出了妥協的姿態。楊虎城等通電就職，並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變期間成立的臨時性組織，同意不再要求蔣介石兌現事變期間的承諾，將自己在西安事變中提出的各項政治主張提交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對西北善後也只集中於要求南京釋放張學良與合理地安排防區分配問題。但問題是，蔣介石的來信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放張學良幾乎是不可能的。堅持這樣的條件，就等於還是要打仗。當晚，周恩來和博古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後者就下列問題作出決定：（1）如蔣對防區讓步，但堅決不放張，是否決心打？（2）如蔣對防區讓步，允許張在三中全會後任事，是否接受？中共中央對此的看法頗為樂觀。中共中央復電稱：「楊、於就職後，南京更加無名，條件略高無妨礙，並可為爾後留出再讓一步之餘地。」目前內戰對蔣系不利，和平解決趨勢已漸明顯，因此，要求張回陝西和要求陝甘防區保持現狀不大變，此二者「目前不應讓步，在力求和平的總方針下，爭此二者之實現，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鑑於西安方面堅持要求張回，張學良深恐因此發生衝突，故於19日直截了當地寫信給楊虎城，告誡他：「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即米春霖）帶去之甲項辦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長夢多……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甘未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與此同時，他深信必須要動員東北軍將領單獨行動，以免因楊虎城等堅持己見對自己和東北軍更加不利。他密囑前來奉化轉達西安方面意見的鮑文樾，要東北軍將領傳達他的命令，迅速照甲案在22-25日完成移動。

  20日，西安方面再度面臨重要關頭。當天，楊虎城接到蔣介石的來函，發現蔣的態度已極不耐煩，聲稱25日12時以前務必照中央命令做出答覆，否則戰爭將不可避免。

  蔣介石的強硬態度，激起東北軍和第17路軍中激進年輕軍官的強烈不滿，楊虎城擔心讓步後西北被分化，也有戰意。周恩來對此也左右為難。他告訴中共中央說：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接受蔣介石的條件，東北軍和第17路軍中之左派勢力將鋌而走險，而右傾者必將倒向蔣介石一邊，如此我們將失盡同情者，亦無法掌握其軍隊。如拒不接受，則只有打仗，打則只能勝不能敗，然而勝的把握很少，各方響應者更少。一旦失敗，東北軍和第17路軍仍將分化，到頭來我們也只能得到少量軍隊而已。因此，權衡利弊，他相信目前最好在原則上接受蔣之甲案，力爭第17路軍駐西安及東北軍能駐咸陽以西，同時拖延時日，做好戰鬥準備。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西安三方決定派李志剛飛奉化見蔣，表示原則接受甲案，並放棄張學良必須回陝的要求，但希望蔣同意：（1）中央軍暫退華陰，以便部隊運動；（2）潼關至寶雞不駐多兵；（3）東北軍留一小部在西安，以保護3萬多東北軍人家屬；（4）張如難返陝，請給予名義；（5）第17路軍留1個師在西安；（6）紅軍問題可照蔣意見辦理。

  22日，西安方面從電話中得知，顧祝同表示，西安所提六項條件，原則上可以作為進一步商談的基礎，並要西安儘快派人去潼關討論。這對西安方面至少在精神上不失為一種安慰。但楊虎城對此仍有所擔心，「恐和平解決後隊伍分化愈烈，統率愈難」，而東北軍同志會左派軍官也仍舊態度強硬，反對妥協。周恩來等不得不盡力做說服工作，促使楊虎城同意派米春霖等迅速前往潼關與顧祝同進行談判。

  25日，米春霖等赴潼關談判。顧祝同、陳誠、衛立煌同意：（1）中央軍暫留原陣地，西北聯軍先一天撤退後，中央軍次日進駐西安至咸陽線；（2）張學良出處問題在行營進駐西安前由蔣給予名義，否則行營進西安後，由顧祝同負責呈請解決；（3）西蘭公路咸陽至邠州道上東北軍可駐3個團，西安可駐第17路軍1個旅；（4）陝南紅軍同時撤往陝北，接濟問題暫由楊虎城負責；（5）善後費600萬元，暫發1個月薪餉，余待蔣核准。

  至此，西北善後大局已定。中共中央於1月27日晚作出決定：全力說服左派實行撤兵，「對南京讓步」。

  但是，要說服東北軍和楊虎城讓步也並不容易。26日，西安與潼關談判的代表仍堅持：（1）首先給張學良名義；（2）中央軍離開甘肅，至少天水以西不駐兵；（3）紅軍一部駐陝南；（4）第17路軍在西安駐2個旅。顧祝同開始時同意：（1）給張名義問題撤退後即可照辦；（2）中央軍原駐陝甘14個師，可調30個團出甘，但必須駐天水，寶雞至西安線至少駐10個團；（3）紅軍不能駐陝南；（4）第17路軍只能在西安駐1個旅。但蔣介石得知後很快否定了關於張學良一條，強調恢復張學良公權，須國府委員會決定，西北問題未解決之前，事實上不能為之呈請。蔣說：「彼方如相信我，即應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則不必再談。」面對這種情況，西安方面決策層內部意見嚴重分歧。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出面承擔放棄為張學良爭取自由的責任。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幾乎一致強烈反對，非要南京對張學良回陝作出明確擔保不可；而此前傾向於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這時也變得猶豫畏縮起來，王以哲、鮑文樾稱病不出，何柱國雖有意談判，卻無法做主，且部隊根本不能掌握。與此同時，楊虎城也擔心繼續妥協內部將更加動搖，更便利蔣介石採用分化政策。

  26日傍晚7時，蔣介石下令次日正午東北軍再不接受條件開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開始轟炸東北軍前線各戰略目標。顧祝同據此通過電話正式通知了西安方面。周恩來明確提議：（1）接受蔣之甲案；（2）妥協達成後要求允許張學良隨顧祝同來陝一行；（3）推王以哲為甘肅省主席。然而，楊虎城當晚在他家召開的高層會議上，堅持認為南京方面「毫無誠意」，對蔣介石施加戰爭威脅相當反感。參加會議的東北軍將領除王以哲、鮑文樾主和外，其他人態度相當含混。開始在另外一處開會的師、旅、團級軍官20餘人當晚轉來楊家開會後，激烈主張：「非張回陝不能撤兵，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結果，會議爭論不休，雖經周恩來反覆勸說，亦不見效果。包括楊虎城在內，多數將領同意：（1）接受甲案，但部隊撤退請寬限10天；（2）部隊移動應在張學良回陝訓話之後；（3）三中全會前即給張名義，並允許其出席三中全會說明政治主張。雖然最終達成了上述意見，但左派軍官仍堅決反對，並且開始打電話給前線的軍官進行鼓動，內部更加混亂。

  27日凌晨5時左右，何柱國代表西安方面打電話將頭天晚上達成的三點意見通知了顧祝同，但顧祝同明確表示不能接受。何柱國不得已再與各方商量，但眾人多半反對再作妥協，談判因此陷入了僵局。好在這一天一早，張學良借用南京方面的電台緊急致電東北軍各軍長與師長，嚴厲批評他們「固執誤事」，稱：「此事如前次瑞峰（即米春霖——引者注）、志一（即鮑文樾——引者注）兩兄回陝時，兄等接受甲案並即實行，則良之出處此刻已不成問題。今因遷延，引起誤會，委座實屬為難萬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則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張學良因而懇切要求他們：「立命部隊於今日正午以前開始移動。」

  這一天，蔣介石的態度也略有鬆動。他致電顧祝同，要其轉告東北軍將領：「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後，可保證，必為其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但在此時萬勿提出事實上不可能之問題，以延誤大局也。」

  接到張學良電報，又得知蔣介石的說明後，西安方面的談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報何柱國，力勸西安方面接受條件。經過幾個小時的反覆討論，東北軍高層將領和楊虎城終於決定接受南京條件，只是要求撤退時間以7天為限。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協，與南京最後達成和解。但西安城內以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東北軍少壯派軍官為首的激進分子一起到周恩來住處請願，強烈要求紅軍支持他們堅持釋放張學良的條件。周恩來費盡口舌，苗、孫等大哭並跪求，揚言紅軍若不幫助，就等於破裂。對此，周恩來雖竭盡全力勸說，而左派激烈情緒不得緩解，整個局勢自然極具爆炸性。

  不得已，周恩來致電潘漢年，請其向蔣介石說明：（1）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楊虎城已決心服從蔣先生，惟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漢卿不能回陝見面一次，決不肯先撤兵，恩來及何柱國、王以哲等向之說服亦無效；（2）除我們繼續努力向他們說服外，務請蔣先生撫念此流亡之師，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即給張恢復公權與名義，許張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回陝訓話一次，以安東北軍之心；（3）請蔣先生許張漢卿寫親筆信給楊、於、孫、何、王及東北軍將領，堅其撤兵之決心；（4）請蔣先生許可西安及東北軍派代表見張一面，然後撤兵。

  28日，因張聞天到西安，明確表態支持撤兵，年輕軍官們十分激動。周恩來不得不與這些主戰的東北軍少壯派代表開了一天的會，攤開地圖詳細地向他們解釋戰爭不利。但這些人完全聽不進去，強調打起來就會有辦法，表示除非張回陝，否則決不撤兵。他們一再逼著周恩來等表態，或者破裂，或者紅軍與他們一同作戰。周恩來報告說：「我們堅持讓步主和，討論一天未決。會後，何（柱國）、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與少壯派開會，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這時「只有楊轉變，及鮑（文樾）、董（文斌）努力，才能影響少壯派撤兵，否則嚴守中立，萬一工作不好，必失東北軍、十七路軍與反蔣（派）大部同情」。因此，周恩來在29日又通過王以哲去做楊虎城的工作，並根據張聞天的提議暗示楊，如不顧和平，致戰爭發生，紅軍將不會參戰。

  既要與南京求得團結統一，又要繼續保持西北三位一體，這已經變成一件兩難的事情。而中共代表關於紅軍不願參加作戰的表態，迅速在西安左派軍官內部傳開，一時間在東北軍、第17路軍的軍官中間，都出現了關於「紅軍出賣朋友」的不滿言論。30日中午時分，當潼關談判大體告成、西安方面決定接受甲案從2月1日開始全線撤兵的消息傳開後，又有幾批軍官前往周恩來等中共代表駐地表示強烈抗議。

  為了不背上出賣朋友的罪名，30日當晚，周恩來與博古、葉劍英等專程從西安趕到雲陽，同在那裡的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等政治局領導人一同開會。經過反覆討論，與會者最後一致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會後，雲陽的中共領導人聯名致電毛澤東等，提出：如果友軍堅持在張學良回陝一次的問題上不讓步，為不與友軍處於對立地位，我們必須準備與友軍一同作戰。「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敗則使友軍從實際經驗中相信我們的和平主張，在更不利條件下接受和平」。毛澤東等立即復電：（1）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2）但我們與張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而失去張、楊。（3）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

  31日將近中午時分，周恩來、博古及葉劍英返回西安。但在周恩來等回到西安之前，由於得到南京任命，負有指揮東北軍和調處西北問題全權的于學忠從蘭州飛到西安，並與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先後會面，楊虎城和多數東北軍高級軍官已一致決心求和了。在這一天夜裡召開的三方會議上，周恩來說明了中共中央的態度：「我們原來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的，以後你們兩方有許多人堅決主戰，我們為了團結，只要你們兩方一致主戰，我們也可以犧牲我們原來的主張。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不過，請你們要注意內部的團結和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恐怕還會發生問題。」

  本來是楊虎城和東北軍多數主戰，中共主和，東北軍少壯派軍官的怒氣自然都衝著中共方面發；如今應德田、孫鳴九、苗劍秋等突然發現自己的少數高級長官轉而不顧張學良的處境，堅決主和，這不能不讓這些自認為最受副司令信任，也最忠實於副司令的抗日同志會的幹部深受刺激。據戴笠手下的情報人員報稱：孫鳴九等人這時舉行了緊急會議，一致通過決定，並致電前方指揮官：（1）決定以武力貫徹副座回陝之要求，三位一體絕對切實合作到底；（2）後方無慮，請準備為副司令歸來而奮鬥到底；（3）據聞敵擬明日下總攻擊令，務必嚴陣以待，予以痛創；（4）戰鬥開始後，友軍決能及時加入戰鬥，萬請放心；（5）楊主任之決心極堅定，曾表示只剩我17路軍亦不能屈服投降，必為爭取副司令回陝奮鬥到底；（6）大勢如此，即使有一二人或有異見，也無所施其奸計；（7）今日在西安，所有文武同志一致認為，如副司令不回陝，則絕對死守現陣地，不再交涉任何條件；（8）盼割斷電話線，以防奸人利用。

  2月1日，根據西安方面高層決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剛前往潼關談判妥協，中共方面亦派李克農前往接洽。幾人尚未動身即被孫鳴九等指揮的部隊攔截在城門內，不讓出城。東北軍特務團一部甚至包圍了于學忠的住地，一批少壯派軍官向于學忠下跪，大哭大鬧，要於放棄頭天晚上的決定。後僅因何柱國大怒，痛加訓斥，以執行軍紀相威脅，這些人才被迫撤去。但這件事已經預示著不祥的苗頭。上午，李志剛等到潼關，與顧祝同達成了10項辦法：（1）同意張學良復權授職並出席三中全會。（2）張可回陝訓話，以便聯軍向甲案地區移防。（3）東北軍在咸邠間暫駐三到四個團，移防畢可增加兩團。（4）17路軍在西安附近駐一旅，如須增加時則加駐兩團，東北軍可駐一團。（5）西安城暫由綏署負責，以後共同負責。（6）中央軍在西安不駐有威脅的兵力。（7）善後費200萬元，續請核發。（8）東北軍、17路軍各發足經費一個月，移防後再發一個月。（9）第三者（指紅軍——引者注）經費由楊虎城先發50萬元。（10）移防時組織視察團。

  鑑於南京方面在最關鍵的張學良問題上初步答應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楊虎城和于學忠遂於當天下午向前線指揮官正式發布命令，要他們當即撤退西北聯軍的警戒部隊，2日將前線部隊撤至渭北，3日撤至渭南。然而，因為東北軍上層將領完全無視張學良回陝的要求，抗日同志會的主要成員苗劍秋、孫鳴九、應德田等人終於按捺不住，決心公開造反了。

  2月2日，苗劍秋、孫鳴九、應德田等借抗日同志會的名義召開會議，一致決定發動政變，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導核心，改變一切妥協決定。事變上午發生，至中午時分周恩來已經得到了消息。他於下午1時致電毛澤東等，通報了當時得知的情況。電報稱：東北軍本日發生內變，主和首領王以哲被槍殺，一些人並四處搜尋何柱國。

  事實上，同志會成員這時幾乎把所有贊同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都視為他們奪權的障礙，孫鳴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等一度在西安城內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派，不僅王以哲軍長首先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並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這就是「二二」事件。僅因為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才得以躲入楊虎城的公寓，倖免於難。

  「二二」事變只持續了一天左右的時間。3日凌晨，前線部隊已經撤了下來，而西安的這些年輕軍官根本無法取得指揮權，政變者除了得到17路軍部分旅團長和西安城內左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個東北軍內部明顯地處於孤立地位。在得知大批前線將士因王以哲被殺而群情激憤、必欲嚴懲同志會幹部之後，孫鳴九等很快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由於楊虎城和于學忠無法左右當時的混亂局面，周恩來不得不再度出面進行調解。他一方面打電話給楊虎城、于學忠，勸說楊、於共同出來主持大局，一方面又設法派劉鼎帶苗劍秋等人乘車秘密出城遠避三原紅軍駐地。

  「二二」事變的巨大破壞性很快就顯露出來了。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兵第10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106師也宣布效命南京，脫離西安。緊接著，過去深為張學良所信任的東北軍105師劉多荃部也轉向與潼關中央軍接頭，沈克師也引中央軍到岐山、武功，57軍繆澄流部向西安興師問罪，揚言要消滅特務團，67軍副軍長吳克仁也揚言報復。很快，槍殺王以哲的特務連連長於文俊即被剖腹，曾經積極參與同志會並與紅軍聯繫密切的高福源被槍決，其屬下4個團長被扣，1個營的士兵逃走，另外政訓處跑散，張學良公館機要人員也跑光了，機要文件大部被燒毀，特務團及抗先隊被迫遠避邠州，留在部隊的抗日同志會成員均大起恐慌。同時米春霖、謝珂在潼關不歸，鮑文樾、馬占山亦分裂東去，東北軍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已無以為繼了。

  這種情況也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震驚。因為王以哲一年來與中共合作融洽，對西北三位一體局面的建立貢獻顯著，毛澤東怎麼也不能想像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會對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況這一事件對西北統一戰線造成的破壞是如此嚴重，自西安事變以來，共產黨苦心孤詣地竭力維持的三位一體局面竟因此而一朝瓦解。毛澤東因此非常氣憤。儘管周恩來明確提議，還應繼續贊助左派，同時設法緩和與右派的關係，毛澤東還是幾次致電周恩來等，堅決主張：殺王首犯必須槍決，無論是左派還是黨員，均應如此，否則無從彌縫東北軍之分裂。即是從犯我們也不能收容。

  「二二」事變後，西安方面已再無人言戰了。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3月初，根據東北軍將領們的願望，東北軍放棄甲案，接受乙案，正式東調。不久，第17路軍總指揮部亦被撤銷，楊虎城被迫出國。張學良雖經蔣於2月13日提議恢復公權，也被批准參加國民黨三中全會，但事實上仍舊被嚴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變兩大主角張學良和楊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以及蔣介石當初的許諾，大多數並沒有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