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安事變的發生與解決

  兩廣事變解決後，南京政府在國內最大的敵人就剩下紅軍了。而紅軍三個方面軍集中到甘北後，西渡黃河受挫，陷入到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在蔣介石看來，只要再堅持「最後五分鐘」，這個問題也就可以很容易地解決了。他敢於在11月堅持要發動綏遠抗戰，也在於此。殊不料，綏遠抗戰進行不下去，擔負著西北主要「剿共」任務的張學良和東北軍卻發生了動搖。

  張學良公開對蔣表明不願「剿共」，主要是因為他自9月以來，一直試圖想要勸蔣和共，結果屢碰釘子。而蔣必欲徹底消滅紅軍，這讓張極其為難。紅軍寧夏戰役失利後，其主力有打出陝甘、再度長征的計劃，這更讓張焦慮。據張回憶：當他從洛陽回到西安時，心情十分懊喪，曾問計於楊虎城。楊反問張是否真有抗日決心，如有，何不等蔣介石來西安時，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張此時對楊虎城之計策未必以為然，卻不能不急謀解決之法，因此，綏遠抗戰一爆發，張學良馬上有了藉口，要求調東北軍北上綏遠參加抗戰。11月27日，他正式上書蔣介石：「今綏東事既起，正良執殳前驅，為國效死之時矣。日夕磨礪，惟望大命朝臨，三軍即可夕發……彼大軍調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達到；而寵命迄未下逮於良，繞室彷徨，至深焦悚……就馭下言，若非及時調動，則良昔日之以時機未至慰抑眾情者，今亦疑為曲解，萬一因不諒於良，進而有不明鈞意之處，則此後之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蓋用眾貴有誠信，應戰在不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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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張學良為「援綏之軍，未派有東北軍」而憤怒不已之際，張又得知蔣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7人，宣布查封各種反對「剿共」和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救亡報刊。此事更進一步激起張學良的不滿。他為此不惜親自駕機緊急飛往洛陽面見蔣介石，力陳愛國無罪的道理，要求蔣介石釋放此七君子，同時再次當面請求蔣批准調東北軍至綏遠抗日前線。看來張學良行前已經做好了要與蔣爭到底的準備，因為他在回覆中共中央的電報時曾特別提到：從各方面看，一兩個月內定有變動，紅軍只要能設法牽延，則西北之聯軍可成。

  但張學良並沒有能夠說服蔣介石。他並不了解蔣介石在綏遠抗戰中受閻錫山等掣肘、左右為難的內情，原以為這一仗打起來，就沒有那麼容易停下來，因此他以綏遠抗戰打響後東北軍軍心動盪、人人要求抗日、反對「剿共」來要挾蔣介石。不料，蔣卻正好借坡下驢，轉而把綏遠抗戰的指揮權丟給閻錫山，斷然決定親自「進駐西安，以資鎮懾」。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等人陪同下來到西安。緊接著被蔣介石電邀到西安來的還有軍政部次長陳誠，豫鄂皖邊區主任衛立煌，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豫皖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陳繼承，軍事參議院議長陳調元，第25軍軍長萬耀煌等重要軍事將領。而隴海路上則是戰車滾滾，蔣鼎文、樊崧甫、萬耀煌、裴會昌等各部十幾個師這時均受命西進。

  蔣介石此次到陝西時已經做好了必要時撤換東北軍的準備。但臨陣換將為兵家大忌，故蔣始終還是希望軟硬兼施，逼使張學良和東北軍能堅持「最後五分鐘」。其硬的一手就是到西安後，故意密囑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將「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的「消息」交《大公報》駐陝記者發表；而其軟的一手就是頻頻召見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高級將領，曉以利害，並為之打氣。

  蔣介石到西安，必欲督師「剿共」，這使張學良進退兩難。張學良要是聽命於蔣，東北軍各部與紅軍已有頗多合作，已難再開戰，難免會因繼續「通共」而被蔣手下的特務一一識破，進而遭其毒手。張若不聽蔣令，東北軍勢將被調離陝甘。東北軍調離後或許會因此得以保全，但張學良通過聯俄聯共推動抗日、儘快收復東北失地的願望卻將無從實現。而且東北軍一旦被調離，一定遠離抗日前線，東北軍的將士自然更受刺激，部隊也將更難統馭。為此，張學良不能不據理力爭，甚至不惜哭諫。

  據張學良回憶，蔣到西安後，他曾兩次與蔣在華清池正式談話，直至對蔣哭諫，勸其務必和共抗日，雙方情緒都十分激動。特別是12月9日諍諫的結果，給張學良印象尤深，以致張學良於事變剛剛發生和事隔幾十年之後，都在反覆地公開強調這一次談話給他的刺激。

  這一次談話發生在一次學生遊行之後。這一天，也正好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發生一周年。西安學生借紀念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示威遊行，向省政府和住在臨潼的蔣介石請願，要求實行抗日，竟遭警察開槍阻攔，傷學生一名。張學良得知後，急赴西安至臨潼路上攔截勸阻。面對群情激昂的學生，想到遠遠近近的種種苦惱和憤懣，他可謂百感交集，以致當場發表演講，明確表示他「決不做走狗或漢奸，誓死收復東北」。結果，「張與學生等聲淚俱下」，學生大受感動，退回西安，沒有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憑藉當時的氣氛，張學良當晚再赴臨潼面蔣，痛切陳詞，不想，蔣介石卻把他罵了一頓，說對學生就應該用機關槍打，這使張感情上異常衝動。幾天後，張學良竟三次公開陳述當時的情況和他強烈的感受。他說：「學生走向臨潼後，我不顧一切挺身而出，幸而把學生勸回來，而蔣委員長卻怪我沒有武力彈壓，而且竟公開明說是他叫警察開槍，假如學生再向前進，他便下令用機關槍打！我們的機關槍是打中國人的嗎？我們的機關槍是打學生的嗎？蔣委員長有了以上……表示，楊主任，其他西北將領和我本人，就都斷定了他的主張是絕不能輕易改變了。」

  很明顯，在這次談話以後，張學良已經徹底對勸說蔣介石絕望了。就在第二天，張學良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共中央告訴張：「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三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復稱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

  在此，中共中央態度之強硬，顯而易見。儘管事實上陳立夫這時在與潘漢年的談判中已經從堅持要求收編轉而同意進行改編，條件上作了相當的讓步，但他仍然堅持要削減紅軍的人數。中共中央對此明確反對，堅持紅軍可以實行改編，惟利用紅軍目前困難處境，千方百計地削減紅軍，斷難接受。如果蔣堅持這樣做，那麼，「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做無原則讓步」。可以想見，這樣一封態度強硬的電報，清楚地表明國共間的戰爭將必不可免地要繼續下去。它顯然也使張學良更進一步意識到國共已沒有妥協的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不得不破釜沉舟，決心要按照楊虎城的辦法來行事了。10日晚，張學良與楊虎城達成一致意見，並召集了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主要行動負責人，開始具體部署行動計劃，決定12日拂曉發動事變。

  11日晚上，張學良、楊虎城特地舉行宴會，招待來西安的國民黨高官。不意，這一天張、楊又突然得到蔣介石的赴宴邀請，這不免使兩人感到有些緊張。經過商量後，最後決定楊虎城、于學忠兩人以西安有宴會脫不開身，不去臨潼參加具有「商議進剿計劃」內容的「行轅會餐」。只有張學良一個人去赴了蔣的宴會。

  11日午夜過後，張學良、楊虎城分別做了動員，並指揮東北軍和17路軍有關各部，開始依照預定計劃分別開赴指定位置，準備對臨潼和西安市內各處規定目標發動襲擊。在第二天凌晨6時規定的統一行動之前，張學良還親自給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封密電，內稱：「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12日凌晨，東北軍外線部隊乘車趕到灞橋以東和驪山附近，包圍了華清池。6時許，內線部隊衛隊第1營一連迅速解除了駐在華清池外院禹王廟一排憲兵的武裝，繼之與白鳳翔、劉桂五和衛隊第2營先頭部隊一同沖入二道門，與守衛內院的蔣介石的衛隊約30多人展開槍戰。

  據蔣介石自己記述，當時的情景是，當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披衣起，忽聞大門前槍聲，命侍衛往查。少頃第二槍聲又起，遂連續不止，曰『此東北軍叛變也』」。而據蔣之侍衛翁自勉、施文彪等事後報告可知：凌晨6時左右，他們突然聽到大門口有汽車開動聲，幾秒鐘後即聽到槍聲，竺侍衛官即派蔣堯祥去探，翁自勉移至委座臥室門口，並叫隔房的副官蔣孝鎮起來。當時蔣介石在屋裡問翁，外面什麼事情？翁答已派人去看了。隔兩分鐘左右，聽蔣堯祥叫痛聲，翁知有變，趕到貴妃池轉彎處隱身向發聲處看去，見蔣堯祥臥地叫痛，敵人八九人持槍想向上沖。翁隨即報告竺侍衛官敵人所在地，竺侍衛官和施文彪等當即向東北軍開槍，見敵稍退，竺遂大叫「快請先生起來！」蔣這時已起床而出。施文彪當即與竺侍衛官等扶護蔣到東側門飛虹橋東北角圍牆後門處，連抱帶舉地將蔣托至牆頭而出。當時蔣「下穿單褲，赤足無鞋」，蔣孝鎮脫下自己的鞋子給蔣穿上。然後蔣與護衛人員攀爬匍匐而上驪山，約1小時將及山頂時，四周又突然槍聲大作，彈如雨下，護衛人員多被敵彈所中。蔣就地臥倒而滾，蔣孝鎮與翁自勉也隨之而下。這時，「天正黎明，晨光微熹」。蔣鑽入一塊大石頭下面的土洞中躲伏。及至黎明，東北軍愈來愈多，遍山搜索，約9時許始將蔣搜到，當即劫下山，上車而去。

  至此，西安事變大功告成。除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蔣鼎文等國民黨中央軍政高級官員被扣押以外，僅蔣孝先、邵元沖及憲兵一團長被打死，錢大鈞受傷，西安警察局長馬志超潛逃，蔣之衛士死亡20多人，其餘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被繳械，西安城內沒有更大的衝突。張學良、楊虎城在當天就此一事變公開說明了他們的態度，並且明確提出了8項政治主張：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的發生，蔣介石等被扣，最為振奮的自然是共產黨人。在最終證實了這一意外的驚喜之後，軍事形勢極度緊張的保安都沸騰了起來。中共中央12日當晚24時興奮地通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A.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在西安。B.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立即前去。C.我們的計劃：（1）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織三人委員會，以葉劍英為參謀長主持工作。（2）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準備半個月內召開會議。（3）組織抗日聯軍，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晉綏軍四支軍隊為主，爭取陳誠領導蔣系軍隊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進攻。（4）以林森、孫科、馮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陳立夫等暫時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親日派勾結日本進攻上海與南京，準備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5）爭取蔣介石全部軍隊。D.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1）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2）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3）蘇聯積極援助中國。」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等各地黨組織，要求它們全力展開爭取南京及各地方實力派支持西安事變的宣傳工作，包括：「（1）揭發蔣介石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擁護張、楊等之革命行動。（2）號召人民起來，要求張、楊、南京及各實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會，在西安開會討論抗日救亡大計。（3）號召人民及全國軍隊，積極注意日本與漢奸之行動，防止並準備抵抗他們趁機侵犯上海、南京、青島、華北與晉綏。（4）推動南京及各地政權中之抗日派，響應西安起義，並嚴重對付親日派。（5）穩定CC派、黃埔派，推動歐美派、元老派及各實力派，積極站在抗日救亡方面。（6）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人民審判。（7）推動宋子文、孫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爭取英、美、法三國諒解與贊助。」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領導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肯定西安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和綱領都是積極的，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放了出來，是有歷史功績的，應該擁護。「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目前應該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至於要不要在西安成立全國性的政府，會上明顯地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周恩來主張，在政治上不宜採取與南京對立的形式，可以考慮在西安召開抗日救亡代表大會和成立抗日援綏委員會，將來西安可以陪都的形式出現。張聞天更明確認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的組織，還是應當儘量爭取以南京政府為正統，當然南京政府必須改組。而張國燾則認為，「我們說到要以西安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義」。張還說，西安事變的實質，「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在反蔣問題上對南京方面就應考慮一下，張學良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我們的態度亦須表示。再在反對獨裁上，亦要聯繫到南京政府存在問題」。他並且指出：「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還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但博古堅持：共產國際指示全國抗日一定要爭取蔣介石部隊的大部甚至全部，我們現在不能變更這一策略，對西安事變，只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不好看成是反蔣的旗幟。然而，既然蔣介石是聯共抗日和改組政府的關鍵障礙，難道除了除掉蔣以外還有其他的解決辦法？而一旦除掉蔣介石，那個取消了蔣介石地位的南京正統和南京中心是否還能存在呢？因此，毛澤東總結說：目前對於這一事變的處理，最後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蔣又不反蔣」，結果在政府問題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話都不好說得太絕對了。會議決定的基本方針是：以堅持爭取南京政府及各派贊助西安事變的前提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

  面對西安事變，南京方面的反應也很迅速。12日當晚，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舉行了緊急的臨時聯席會議，通過了兩項強硬的決議，決定「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而「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隨後，何應欽公開就任討逆軍總司令，調動大軍向西安大舉推進，並動用大批飛機輪番轟炸潼關至西安線上的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等，毀房無數，炸死軍民數以百計。張學良、楊虎城不得不將孫蔚如、馮欽哉、董英斌、劉多荃等部迅速集中到西安一帶，準備作戰，並請紅軍主力一面監視胡宗南、毛炳文各部中央軍，同時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紅軍、東北軍、17路軍軍事上三位一體的局面由此形成。

  一方面軍事形勢異常嚴峻，另一方面無論是張學良、楊虎城，還是中共中央，都很快發現自己對西安事變可能引起的反響的估計太過樂觀。注意到國內國際輿論，包括蘇聯公開的輿論大多同情南京和蔣介石，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必須在公開場合保持第三者姿態，以便於居中調停，爭取和平解決。17日，張學良用飛機將周恩來接到西安，雙方除具體討論了軍事合作的問題外，著重討論了與南京方面接觸和商談的條件問題。張學良明確表示，只要蔣介石放棄過去的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他便馬上絕對擁護蔣，服從蔣；即使為此要受懲處，他也絕對坦然接受。

  事實上，張學良從事變之日起，就做著兩手準備。以蔣介石的性格、地位和聲望，他當然知道靠武力強迫與威逼，多半不會達到使蔣介石改變「剿共」政策的目的，因此他要做聯俄聯共、與南京翻臉的準備，為此也不能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迫不得已時對蔣「取最後手段」的意見。但與此同時，他也始終不曾放棄用兵諫的辦法逼迫蔣介石屈服的設想。因此，從事變之日起，他就再三公開說明，扣蔣純為抗日計，為國家計，因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都達不到效果，只好「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只要蔣接受其抗日主張，他願束身待罪送蔣回京。

  十分明顯，從前一手準備的角度，張學良不能不高度重視蘇聯方面對事變的反應。在得知蘇聯報紙公開批評事變之後，他曾於17日專門打電報給毛澤東，詢問「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12月12日——引者注）革命有何批評」？而毛澤東同樣也了解到莫斯科的公開表態，但因尚未收到共產國際的回電，因此其復電也只是勸慰張不要太在意蘇聯報紙的公開言論，說：「我們對遠方政府已作幾個報告，尚無回報。兄令劉鼎將每日民眾運動情形電告一次，若遠方知此次事變及事變後之進展不是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與民眾聯繫的，估計當寄以同情。惟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

  張學良當然了解蘇聯政府與共產國際一體兩面的性質，知道不能簡單地將蘇聯報刊的言論同其內部的方針混為一談。但是，當21日張學良最終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共產國際的電報之後，他顯然也已經清楚，蘇聯和共產國際所希望的具體解決方式是什麼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提出：「既然發動已成為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應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事實上，12月19日以後，中共中央對事變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大致上了解到蘇聯方面的態度後，中共中央在這一天緊急召開了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了對於西安事變的方針問題。與會者一致承認，事變發生後沒有估計到南京方面以及各地方實力派中會「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以致大家看不到西安事變要求抗日的性質，只是一味的擁蔣，這不可避免地會促成大規模的內戰。鑑於此，張聞天明確指出：13日政治局會議所定的方針有問題，「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在第二天得到共產國際的電報之後，中共中央第一次針對西安事變作出了帶有批評性的指示。指示在肯定要給西安以同情，給張、楊以援助的同時，批評事變因為「採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妨害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

  就在中共中央調整其政策的時候，蔣介石的姻親宋子文也從南京飛至西安，進行調停。宋子文的到來，使劍拔弩張的軍事形勢出現了一線轉機。蔣介石已不再完全拒絕接受張、楊的八項主張，同意將這些主張交他提交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這意味著，蔣的態度已經有所鬆動。因此，宋子文馬上返回南京，於22日陪同宋美齡又再度飛往西安，對蔣和張、楊雙方做勸和工作。據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稱，經過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勸說，蔣已同意由宋子文出面代表他同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進行談判。

  23日，雙方開始談判。西安方面在參考了中共中央的意見之後，提出了六項新的條件，即：（1）停戰、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除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5）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對此，宋子文次日答覆張學良稱：他可以保證，西安方面的六項條件均可得到滿足。25日上午，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再度與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商談。據周恩來總結談判結果稱，兩宋答應：（1）孔祥熙、宋子文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意政府，肅清親日派。（2）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3）蔣允許歸後釋放愛國領袖。（4）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存在，兩宋擔保蔣停止「剿共」，並可經張學良給予接濟。3個月後抗戰發動時，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5）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後改組國民黨。（6）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7）發動抗戰，共產黨公開活動。（8）外交上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

  在談判取得成果之後，周恩來在張學良的引導下見了蔣介石。蔣因事變當天翻牆落地傷了脊柱病臥在床，雙方談話簡單。蔣表示：今後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25日下午，張學良為實踐自己的諾言，親自送蔣介石等飛往洛陽，然後轉去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