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共兩黨的曲折交涉

  西北善後問題在中共方面的協助下得到相當解決，卻並不意味著蔣介石對共產黨真的就有了好感。根據蔣這一時期的日記可知，蔣對中共其實仍疑心重重，幾乎西北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蔣都認為是共產黨的陰謀。

  注意到西北善後共產黨作用極大，蔣介石在1月18日明確得出結論：「陝亂癥結仍在共黨」；發現西安同意接受其善後方案，蔣又猜測「此或共黨願趁機示誠之所致也，否則，陝事無如此速了之可能」；25日，在得知西安方面又提必須先給張學良以名義的要求後，蔣又馬上懷疑「名為東北軍下級官長要求張學良回部，其實受共匪操縱而搗亂也」。29日，蔣得顧祝同電，曰「陝逆又言願就範聽命矣」。但蔣依舊認定「共匪在西安逆軍中其搗亂挑戰之謀恐仍將層出不窮也」；30日，再得周恩來、于學忠、楊虎城及顧祝同、劉峙各電，了解到紅軍已經決定按照他的要求，從陝南商縣地區北撤至陝北，蔣依舊將信將疑：「此其表示投誠之意乎？」而聯想到頭天晚上渭南與華縣間電話不通，蔣於是猜度「此必被共匪剪斷，使其撤兵時免為中央軍所偵悉也」。當然，得知「東北軍不再要求張學良回陝，而願無條件撤退，楊虎城惟多要款項，亦無其他要求」，蔣亦深感慶幸，反覆思量：「此皆共匪不想作梗之明證乎？」或許「共黨雖從中操縱作梗，亦不敢明目張胆，而且中央對共黨已有相當示意，勿使其失望，料彼亦終於屈服也」。據此，他暗自猜測：共產黨之如此讓步，或因為「彼於蘇俄既無接濟，而於主義又難實行」。在這種情況下，他相信：「對於共匪之處置，應慎重考慮。」

  蔣介石這時暗中擬定的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方案，大致分為兩個步驟。一是組織上同意紅軍改編，採取「先監視後統制」的過渡辦法，但要求共產黨必須首先作出公開的保證；二是在思想上要逐步根絕「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無國家反民族的主義」，用蔣介石這時給顧祝同的電報來說就是：「對恩來除多說舊感情話以外，可以派親信者間接問其就撫後之最低限度之方式，與切實統一之辦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也。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此點同意，則其他當易商量。」

  為表明誠意，中共中央這時也在考慮作出公開保證的問題。2月8日中央軍宋希濂部開入西安。次日顧祝同及行營也順利入主西安城，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和中共代表潘漢年也於同日抵達。10日，張沖首先與周恩來進行接觸。張沖當面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1）按指定區域調防，派駐聯絡人員並予以接濟。（2）將蘇區改為特別區，試行社會主義。紅軍改編為國軍，維持原有領導，但加派政訓工作聯絡員。各邊區武裝則編為地方團隊。至於接濟，張沖表示至多只能60萬元。

  周恩來根據與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見提出：日前與顧祝同所談只是交換意見，因顧祝同不能解決基本問題；改變制度名稱是尊重蔣介石的意見，故仍須見蔣方能解決。而對改編問題，周恩來提出應編4個軍12個師組成一路軍，與中央軍待遇相同。如目前緩改，每月接濟至少百萬，否則須送糧百萬擔並增加清澗、宜川、中寧、預旺4縣駐防貸糧。第二天，雙方再談，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10日關於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精神進一步作出明確表示，即在國民黨同意釋放過去被其逮捕的共產黨人的情況下，共產黨今後不再實行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並同意取消蘇區政府，改為特區，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其他邊區過千人者集中陝甘，千人以下者改為團隊。而中共政府及軍隊代表則參加國民大會、國防委員會或軍委會。同時，周恩來再次提出增加金積、靈武為防地，並主張以中寧等地與陝南交換。

  上述讓步，實際上也正是中共中央這時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所做出的四項政治保證的內容。這四項保證是：（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綱領。

  毫無疑問，這一重大的原則性讓步其實正是蔣介石及國民黨人所希望得到的，因此它對國共雙方達成最終諒解具有重要意義。

  1月12日，周恩來再度與顧祝同進行正式磋商。在周恩來提交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之後，雙方達成了一項具體落實中共四項保證的協議草案。其主要內容是：（1）共產黨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停止武裝暴動及沒收地主土地，堅決實行禦侮救亡的統一綱領，國民政府允許分期釋放在獄共黨，並容許適當時期公開。（2）蘇維埃制度取消，現時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直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實施普選制，特區內行政人員由地方選舉，中央任命。（3）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軍事委員會與蔣之統一指揮和領導，其人員編制餉額補充同國軍待遇，其領導人員由軍委會任命，其政訓工作人員自任，以中央派少數人員任聯絡，其他各邊區赤色部隊改為地方團隊。（4）共黨得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討論，軍隊得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

  雙方一致同意以此為解決國共關係問題的基本辦法，同時進一步就駐地及給養等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之後，顧祝同於13日致電蔣介石，報告了此一協議草案的內容，並稱如這一基本的辦法一時不便施行，「擬請定一臨時辦法即暫劃一地區俾其駐紮，每月酌予接濟」。至於接濟數目，顧祝同在電報中稱，據說以中共現有全數官兵，每月至少非70萬不能生存。

  對於國共兩黨代表這時在西安達成的這一協議，雙方似乎都不十分看重。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領導，即使現在蔣介石同意他去南京，也「一時談不得結果」，因為蔣介石「始終不承認國共合作，而看做紅軍投降，似無共產黨獨立地位」，因此，他主張不抱幻想，反而應降低交涉規格，派劉伯承與其舊交顧祝同的參謀趙啟祿具體商談臨時防地與接濟辦法。而蔣介石也確如周恩來所料，因為他成功地解決了東北軍和第17路軍問題，使紅軍再陷孤立，因此他這時的態度較2月8日他指示顧祝同「只要中共不做赤化宣傳，一切都好商量」的態度，已經明顯地強硬了許多。他明確認為，政治問題已不甚重要，重要的已是軍事問題了，現在應當做到「編共而不容共」，以控制中共軍隊為第一位。在2月16日給顧祝同的復電中，他告誡顧祝同：「對於第三者（指共產黨——引者注）處理方針，不可與之說款項之多少，只可與之商准留編部隊人數之幾何為準。當西安事變前，本只允編其三千人，後擬加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數尚未與之明言也。今則時移情遷，彼既有誠意與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已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即可以此為標準，與之切商。其餘人數，准由中央為之設法編並安置。但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亦皆應由中央派充也。此僅對軍事而言。至其他對於政治者，待軍事辦法商妥後，再由恩來來京另議可也。」

  請記住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要讓共產黨接受蔣介石的這種條件，這時就連顧祝同也頗多懷疑。因此，在顧祝同接到蔣介石16日的電報之後，直到19日他才派其參謀趙啟祿約劉伯承談話，言語間閃爍其辭，說是據何柱國轉達口信和蔣鼎文電話，知道蔣介石希望中共能轉而信仰三民主義，軍隊只編1.5萬人。而到第二天夜晚，趙啟祿不能不再度拜訪劉伯承，又一次非正式地告訴劉，經何柱國之傳話和蔣鼎文的電話可概括為三點提議：（1）取消中共，都信仰三民主義；（2）特區實行民治；（3）紅軍編2個師8個團共1.5萬人。不難想像，這種提議自然要引起共產黨方面的反感。

  2月21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正式提出徹底取消紅軍與蘇維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傳，根本停止階級鬥爭；以此作為解決共黨問題的所謂「最低限度之辦法」。兩黨談判的問題重新又集中到政治問題上來了，這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慮對策。

  24日，針對國民黨三中全會的決議，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進一步談判的方針，並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贊同。這就是：（1）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餘地；（2）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但取消共產黨絕不可能，惟國民黨如改組成民族革命聯盟組織，共產黨可整個加入這一聯盟，但仍保持其獨立組織；（3）紅軍改編後人數可讓步至六七萬，編制可改4個師，每師3個旅6個團，約1.5萬人，其餘編為某路軍的直屬隊；（4）紅軍改編後共黨組織飾為秘密，拒絕國民黨組織，政訓人員自行訓練，可實施統一的政訓綱領，但國民黨不辱罵及反對共產黨；（5）蘇區改特別區後，俟共黨在非蘇區公開後，國民黨亦得在特別區活動。

  同時，周恩來亦準備於不得已時對談判採取拖延政策，並主張：在無法妥協時應以斷然行動自動取消蘇維埃及改變紅軍名義與編制，使國民黨騎虎難下，爭取主動。

  共產黨的行動多少產生了一些反響。26日，張沖見蔣後又受蔣命由南京飛返西安，再度參加與周恩來的談判。在次日的談判中，張沖首先轉達了他向蔣介石匯報後所得印象。據他說，蔣介石的意見主要是共黨要服從三民主義，在此前提下，政治犯可分批釋放，共黨現時秘密，憲法公布後可公開；特區因與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行政區；國民大會共黨代表人數可等周恩來來寧後商定。但周恩來要與顧祝同將軍事問題大體商定。至於紅軍改編人數，2個師8個團可改為3個師9個團。

  張沖告訴周恩來，他此行見蔣政治上可以說相當成功，且三中全會秘密討論了幾項問題：數年內收回冀東、察北，恢復華北主權案；積極外交聯合英、美、蘇案；準備以一年為期加強國防案以及容共案。這說明目前南京抗日容共的計劃已經展開，正是雙方妥協的大好時機。至於國民黨三中全會關於「根絕赤禍」的決議之類，措辭確有不妥，「尚希諒解」。但至少國民黨內取消共產黨的意見已經失敗，蔣介石也認為目前兩黨間政治問題已「相差不多」，只要軍事問題能夠達成一致，兩黨談判即可告成功。

  鑑於蔣介石已同意紅軍改編人數可由2個師8個團改為3個師9個團，這樣一來改編後的紅軍人數可以較國民黨原方案幾乎增加一倍以上，周恩來相信雙方的談判又有了進一步接近的可能。次日，雙方再談，周恩來更具體提出紅軍改編6個師，每師3個團，總指揮部的人數在外，至少六七萬人。但張沖「極誠意」地告訴周恩來：蔣介石一味壓縮編制，並非輕視紅軍，只是無能為力，怕其壯大，故估計最多只能編4個師4萬人。由於雙方在部隊編制及人數上相差甚遠，周恩來自然只能表示無法接受，因而依據原定方針轉而托其先代為解決臨時接濟給養及河西、陝南部隊問題。

  張沖與周恩來的這次談判，使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談判意圖有了較深入的了解。由於這個時候雙方談判的焦點已集中到核心的軍隊問題上來，軍隊的編制與人數自然至為關鍵。紅軍前此3個方面軍加上地方部隊，人數確有六七萬之多。但因此時紅軍西渡黃河的西路軍2萬餘人大部失利，紅軍實際人數只有4萬人左右，接近國民黨可能接受之數。因此，中共中央很快決定再次調整談判條件，不提過高要求，以利談判成功。

  3月1日，中共中央電告周恩來：「關於談判方針：（1）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2）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軍及地方部隊不在五萬人之內，均改保安隊及民團，在特區行政經費內開支。（3）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蘇票之善後費。」

  由於中共中央轉而同意限制改編紅軍人數不超過5萬人，雙方在軍隊人數上分歧已漸趨消除，這使得兩黨談判有了迅速突破的可能，於是，雙方軍事談判開始急轉直下。

  3月1日當天，顧祝同、張沖與周恩來正式商談，同意先接濟30萬元，並允許為正在困境中的河西及陝南部隊送款。對於改編數，周恩來提6個師24個團，顧祝同答應3個師12個團，張沖則私下建議4個師16個團，主張其餘2個師改為2個徒手工兵師，由經委會出錢修路。張沖的建議立即得到中共中央贊同，張聞天與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稱我們今天的中心是在談判成功後，我們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國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開始，因此「紅軍主力編為四個師十六個團及兩個工兵師，共六萬人的提議，一般的可以接受，把紅軍數目誇張太大，使對方恐懼，對於我們亦不利」。

  3日，南京方面復電顧、張，只同意3個師9個團。4日上午顧、張商量改為4個師12個團，隨即由張通知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周恩來當即表示贊同，並與張就軍事問題達成如下協議：（1）將現有紅軍中之最精壯者選編為4個步兵師，計容4萬餘人，4個師並設某路軍指揮部；（2）將現有紅軍中精壯者選編為2個工兵師，計容2萬餘人，指定工程，擔任修築；（3）原有紅軍軍委直屬隊改為統帥4個師的某路總指揮部的直屬隊；（4）原有紅軍的地方部隊改為地方民團、保安隊及特別行政區的警衛隊，經費另定；（5）原有紅軍學校辦完這一期結束；（6）原有紅軍的醫院、工廠保留；（7）編餘老弱殘廢由中央負責解決，給資遣散；（8）以上各項經費由中央統籌。

  4日，顧祝同、張沖將以上結果電告南京，但南京次日復電仍堅持3個師9個團。5日，顧、張聯名再電，至6日午始得復電同意12個團之數，但仍只允許編3個師。當日張沖與周恩來再談，張沖提出按國防師編3個師6個旅12個團，每師可編炮兵、交通、特務3個營。周恩來對蔣介石的態度明確表示不滿，並且當面指責張、顧失信。這使得張沖頗感焦急與不安，他再三解釋，每師2個旅4個團另加炮兵、交通、特務3個營，加起來亦等於3個師16個團。同時，他一面致電蔣介石要求批准，一面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請求諒解。實際上，周恩來談話之後也已意識到「編國防師（一師兩旅四團）確較編整理師一師三團為好」，因整理師4個師「在裝備組織上，恐不及（國防師）三個師」，何況國防師每師1.2萬人，加上總指揮部0.4萬人，3個師已達4萬之數。周恩來致電中央建議接受此項條件。中共中央考慮到紅軍分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1個西路軍，編4個師較理想，因而多數人仍主張爭取編成4個師，後由毛澤東給周恩來復電錶示：「如蔣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至此，周恩來與顧祝同在西安進行的談判大體上告一段落。

  張沖所帶來的談判方案是否都與蔣介石一一商量過，似頗可懷疑。因為，就在國共兩黨正準備就各項問題達成具體妥協之際，蔣介石卻左思右想，「夜不能寐」。考慮到「目前最大問題為對共黨之處置能否得當」，蔣明顯地希望能夠趁此時機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由於對國民黨來說，共產黨最大的威脅在於其掌握著自己的軍隊，因此蔣考慮來考慮去，最終決定不惜拖延談判，也要設法剝奪共產黨的軍事指揮權。用蔣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只可收編其部隊，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但於其高級將領與編餘人員，當儘量予以安置也。」

  蔣介石的這種擔心，實際上也是國民黨許多人的擔心。在周恩來將雙方大體商妥的結果形成文字之後，顧祝同，特別是賀衷寒又特意做了更符合國民黨人願望的改動。在「中國共產黨承認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要求國民政府分批釋放共產黨，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期內公開」一段中，將「要求」改為「請求」；在「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請中央任命，其行政經費請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規定之」一段中，將「現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改為「改編軍隊，指定現在之地區」，將「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請中央任命」改為「其行政人員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將「紅軍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補充，統照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選，呈請軍委會任命，政訓工作由中央派人聯絡」一段，改為「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三個師（編制如附表，一四二四人），服從軍委會及蔣委員長一切命令」；將周特別列出的「改編現有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步兵團及其他直屬之工炮通信輜重等部隊」、「在三個國防師之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其直屬隊為特務營工兵營等」、「紅軍原有之騎兵三個團及一個騎兵連，共約一千四五百人馬，擬編騎兵一個團」等等統統刪去，增加了「各級軍政人員第一步得由部隊長保薦呈請軍委會任命」、「各級副佐人員由中央改編後逐漸派遣」、「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員加以訓練，與新派人員一同回部隊工作」、「現有騎兵改編問題及設指揮部一節，候請示後再定」等內容。賀衷寒還在最後特別增加了一段文字，即「各事接洽妥善，望將中國只能實行三民主義而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之真諦宣告國人」。

  國民黨方面態度的反覆使周恩來極為不滿，依照新的條文，不僅蘇區將被一分為三，民選制度不能提，就是軍隊指揮、人員任用等，中共也失去自主，編制也被壓至3萬人，這無論如何難以讓共產黨人接受，甚至張沖也覺得「太不夠格」，一再勸顧祝同不要太苛刻，顧自然強調責任在賀衷寒，但他其實也同樣希望行政區按省劃分，指揮機關只能設臨時的，副佐及政訓人員一定要派。再加上蔣10日有電令：「彼方如允減為十二個團，分為三個師則可照編，但不可准其三個師以上成立一軍部或指揮部之總機關。」顧對軍隊指揮權問題也無可奈何。

  對於這種情況，共產黨人，特別是軍事領導人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因而不能不感到憤慨。為此，中共中央召集了專門會議，決定要求周恩來採取強硬立場。中共中央電稱：「賀、顧所提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選，二、分裂蘇區，三、派遣副佐人員，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員，五、縮小紅軍至三萬人，六、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七、改要求為請求，八、服從一切命令，九、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聲明無從接受。我們的最後限度：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餘，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於九千人」；同時，抗戰準備、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釋放政治犯、民意的國民大會等，「必須與蘇區問題同時解決」。中共中央的電報還主張停止西安談判，「要求見蔣解決」。13日，中共中央再度經周恩來轉電張沖：「顧、賀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帶有侮辱性，已經引起我方幹部極大憤慨……周提十五條，關於國民黨方面，我們認為不滿意，關於共產黨方面，亦當須部分修正……故談判須重新做起，兩星期內周回延開會。」

  14日一早，周恩來得到中共中央來電，將其直接抄送顧祝同和張沖，並準備立即返延。中共中央此舉頓時使西安的氣氛緊張起來。顧祝同不得不請張沖轉告周恩來，稱「此事實為賀（衷寒）所弄壞」，要張沖根據原案再談，張沖也來向周恩來說明賀案作廢，但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應停止西安談判的指示明確加以拒絕。周恩來稱：「賀案作廢固好，原案作基礎我方仍有意見」，如每個國防師人數至少1.2萬人，騎兵要求1個團，地方武裝人數亦應有規定，河西問題須有辦法，等等，這些均須回延討論。

  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之後，於19日攜中共中央已經草擬好的談判條件到西安。20日，周恩來將該文件示張沖。文件中明顯地增加了對國民黨方面的要求，並提出了較過去要強硬的條件。在繼續承認「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有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邊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中央任命」、「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委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樣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薦呈請中央軍委任命」的前提下，要求國民黨保證：全國停止「剿共」，釋放政治犯，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使各黨各派、各民眾團體、各武裝部隊均能選派代表參加，並堅持要求將「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3個國防師計6旅12團及其他直屬之騎兵、炮兵、工兵、通信、輜重等部隊，在3個師上設某路軍總部」。周恩來聲明：「紅軍改編後之總人數，不少於四萬三千人」，而且「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及行政區的保安隊，編餘的精壯人員改編為徒手工兵隊擔任修路工程，老弱殘廢由中央給資安置，紅軍學校俟辦完本期後結束。紅軍中的醫院工廠保留」。

  根據蔣電，周恩來這回沒有與顧祝同等進行太多周旋，即於22日與張沖同機飛往上海，並很快轉赴杭州見蔣。24日，周恩來先將中共對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意見以信函的方式遞交蔣介石。25日，周得以再晤宋美齡，向她提交了帶去的中共15條書面意見。26日，周恩來面見了蔣介石。據周事後報告稱，他一見到蔣就聲明：中共願意「擁護蔣委員長及國民黨，一、領導全民族的抗日，保證領土主權完整，達到民族獨立和解放；二、實現國內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達到民權主義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達到民生的幸福」。他同時強調：「（1）中共非投降，紅軍非改編，而是為民族國家利益願意擁護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和指揮，這種合作立場完全是誠意的、互信的、願意堅持到底的；（2）中共這種大的改變，必須給以解釋的機會與時間，並望諒解其困難。因此有些問題必須聲明和解決，如：（1）蘇區改成邊區（18縣），紅軍改編3個師後人數請容許在4萬人以上，請設立指揮總部，中央軍政人員只任聯絡，學校辦完這一期，增加紅軍防地。（3）以後一切都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離心的，並願以擁護統一及抗日之精神影響各省。」

  蔣介石這次也表現得很痛快，當即答覆說：這些小節不成問題，即使未談好，也不會再打。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幾個月後可以參加。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惟為應付各方，須由中共推一南京方面的人充當正的，副的以下均歸中共。軍隊可以成立4萬餘人3個師及考慮設總的指揮部。接濟糧食等等，均可告顧祝同解決。他決不會派人破壞，只是聯絡而已。蔣介石特別談到過去的兩黨合作，稱過去合作失敗，雙方均應檢討，要保證永久合作，就要不只圖目前，而且要計及將來。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來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只要堅守新政策，必能達到成功。但他要求中共不要宣傳什麼國共合作，主要是與他個人合作，他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能夠說話算數，做到與他永久合作。他特別突出強調了綱領與領袖兩個問題，特別是共產黨組織與蔣介石個人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以及如何服從他個人權威的問題，要求中共中央商量出具體辦法，然後再派周恩來出來見他。據蔣自己所記，他當天談話中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只是後面這個問題，即「要求共黨改正組織，決定政策，並承認誰為領導者」。

  3月30日，周恩來返回西安，隨即回延安匯報了杭州談判結果。對蔣介石的這次談話，中共領導人是比較滿意的。4月9日，周恩來直接致電蔣介石，稱：「歸膚施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會畢即南下晤蔣。而根據蔣介石的建議，中共中央開始草擬《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民族統一聯盟組織規約》，並討論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

  緊接著傳來渡過黃河的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部（即西路軍）遭馬家軍（馬步青、馬步芳部）「圍剿」致全軍覆沒的消息。中共雖受沉重打擊，但鑑於西路軍的失敗已成定局，國共談判卻不能因此停頓，周恩來隨後還是受命再赴西安，於28日與顧祝同、張沖會談。顧祝同這時極端重視改編問題，希望5月10日左右解決。周則表示：和平基礎雖然已經確定，但仍須將共同綱領加以確定，延安方好發表宣言與名義，並開會解釋，此事往返時間較長，改編至少要在6月才能開始；並且，紅軍的人數也必須達到4.5萬之數，為此可能還須面見蔣介石才能解決。周恩來同時將草擬的《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交給了顧。當天，顧祝同就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明了這一情況，周恩來也於同時打電報給蔣介石詢問見面時間。蔣則以「近日病體未痊，駐址未定」為由，強調「須待十日後方能確定會地約期相晤」。

  由於一時見不到蔣介石，周恩來只好再與顧祝同和張沖商談有關事宜。5月3日，顧祝同和張沖依據蔣的電報指示表示，共同綱領不論由何方提出，均非一時所能解決，故應由共產黨首先發表宣言，以便5月中即可實行改編。顧祝同稱：關於這一點其實是蔣先生的意思，中共無論如何要接受這一提議，並讓他事先了解中共宣言的內容，否則他難以答覆蔣先生。周恩來表示：「如與商妥綱領，發表宣言並非難事，否則無所根據。」中共中央也於5月5日指示周恩來：「堅持兩黨發共同宣言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綱領確定之後發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綱領草案上所說的。向張、顧說，如他要我黨單獨發，則第一，彼黨須同時發宣言，第二，我黨宣言中不得不駁復三中全會宣言及根絕赤禍文件中我黨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許多東西。」

  這時，國共雙方在政治方面實際上仍有很多分歧，特別是中共在刊物上公開發表對國民大會法規的修改意見後，蔣介石立即表示不滿，他迅速打電報給顧祝同：「共黨近日對實行草案等之宣傳及其對國民大會選舉修正意見仍以反對本黨為惟一對象，毫無異於過去之行動……如其果誠意合作，應囑即予徹底改正，從速停止此項宣傳。」對於蔣介石的批評，周恩來卻不以為然，他以書面意見特別告訴轉達意見的顧祝同說：「甲、自貴黨三中全會各項決策發表以來，貴黨對共黨之文字攻擊與謾罵致散見各報，竟其持論與前無異，共黨同志閱之屢受刺激。乙、對國民大會選舉法的修改意見，共黨所提與貴黨中央所修改者確有原則上之差別，共黨本其所見繼續要求，此乃自由發表政治意見，早應為民主政治所許。丙、以上各事共黨言論並未足越民主政治範圍，貴黨同志果欲以實施政策為天下倡者，則以實現共黨之要求為最能合於民主自由。」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還兩次致電蔣介石，紅軍的改編必須按如下程序：「一、確定共同綱領；二、發表邊區政府及師長以上名義；三、實行軍隊改編，中央實行釋放政治犯；四、目前先由周發表書面談話。」

  鑑於在西安就此程序問題進行交涉難於解決問題，張沖於5月8日打電報給蔣報告協商結果，主張就此告一段落，與周恩來同返南京面見蔣介石。張沖電稱：「（一）關於軍隊數目，結果勉強商得削至十五個團之數，編成三個國防師，統率於一個指揮部，受行營節制，詳情由顧主任報告。（二）關於匪區善後問題：（1）編餘老弱請中央給資遣散。（2）編餘精壯改為徒手工隊，請中央指定工程，擔任修路。（3）原有該軍地方部隊改為民團保甲或行政區保安隊。（4）原有學校限本期辦完結束。（5）醫院及工廠請予保留。（6）以上費用請中央發給。此乃係初步商酌，應先派一視察團調查後再核辦法。」

  5月9日，蔣介石電示顧祝同，同意派團視察及見周恩來，決定過幾天去洛陽時再就近約期與周恩來會面。蔣介石在電報中又要顧祝同就綱領及改編以外之中共要求等事先與周恩來進行磋商，並談妥一切。因此，第二天，在張衝要求下，雙方代表在西安再度進行商談。周恩來進一步具體介紹了中共關於組織民族統一聯盟及改組國民黨問題的意見，並遞交了早已擬就的《民族統一聯盟組織規約》，同意與顧祝同交換意見。但顧祝同這時卻急於首先解決派團視察陝北蘇區的問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於15日同意國民黨派團視察，不過同時聲明：第一，不能稱為視察團，應為考察團；第二，不能讓康澤及共黨的叛徒進入蘇區。18日，雙方商定視察團改名為「中央調查團」，於23日出發，由葉劍英陪同。該調查團26人分為4組，第一組旨在了解中共最近活動，及其對合作之意向；第二組旨在了解紅軍情況，及有無改編意圖；第三組旨在了解紅軍大學和教育機關，看其有無違反三民主義之處；第四組旨在了解地方行政和民眾狀況，看其是否真要取消蘇維埃政府。

  這個時候，國共兩黨的談判已有了一個大致的結果，根據顧祝同的報告，雙方已經談到公布談判結果的具體程序問題了。即：「（一）目前即由周恩來代表共黨發表書面談話，聲明取消各項偽號，其內容系前次在杭面呈之件。（二）周進謁鈞座商定綱領。（三）發表宣言說明共黨新政策之轉變並包括新綱領。（四）中央發表邊區及部隊官長名義。（五）編遣軍隊與正式點驗，同時請中央分批釋放共黨人犯。關於綱領問題，周表示，如該綱領僅屬共黨，則將來宣言由彼方單獨發表，否則作為各黨派在領袖領導之下共同綱領，則將來宣言必須共同發表，其合作辦法則為：（1）各黨派取消原有政治主張，歸納在一個共同綱領之下，推其一個領袖為各黨派所合組之委員長。（2）改組國民黨，容納各黨派參加。茲事體大，彼謀將來面陳。」

  由於談判進展到商談兩黨具體的組織合作事宜，蔣介石自然要開始打共產黨組織的主意了，他希望能夠藉此一併消弭共產黨政治上的影響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今後對共產黨，「甲、應使其取消名稱，改編組織；乙、應使其誓行三民主義；丙、應使其承認領袖之地位與權責；丁、應改編其軍隊為國軍」；可「寬縱其經濟」，甚至政治亦可從寬，惟應「嚴限其軍額」，「區域則宜嚴」，總之，「不能使之獨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考慮共產黨公開活動的問題。而且「國民大會前其宣傳與組織均應停止活動」，以後「共黨如其要公開，則應取消其黨名」，不准其用「各黨各派」字樣，應承認領袖之權責，「否則不准其公開活動」。

  為了設法實現這一目標，蔣介石於22日電告顧祝同，要顧通知周恩來，他日內將赴牯嶺，周月內來滬後可約會期。在與中共中央電報往返後，周恩來決定於27日飛滬，再轉往江西廬山牯嶺。周這時也擬就了希望能夠與蔣介石商談的幾方面問題的腹稿。他所擬就的關於兩黨關係方面準備討論的問題有：兩黨共同綱領問題、兩黨組織結盟或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問題、釋放被捕中共黨員及愛國人士問題、發表共同宣言或共同聲明以及發表邊區名義及其委員會組成（以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高崗、郭洪濤及張沖、杜斌丞為委員）問題、改編紅軍、發表名義（以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徐向前、劉伯承為正、副司令及各師師長）問題、經費問題（支付正規軍60萬元、學校5萬元、地方行政及武裝15萬元、遣散及善後60萬元，收回蘇票120萬元等）。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計劃與蔣討論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修改憲法草案及中共參加國會和國防會議等問題。

  5月27日，周恩來飛抵上海，之後於6月4日經南京轉廬山。

  6月8日，在仔細研究過周恩來提交的書面提綱和《民族統一聯盟組織規約》等文件之後，蔣介石開始與周恩來進行正式談話。實際上，還在上廬山之初，蔣就與張季鸞、張群、陳立夫具體商討了對共產黨的方針問題，並決定：「甲、經濟從寬；乙、政治次之；丙、軍事必嚴定限制；丁、主張堅絕不能遷就；戊、行動須令一致；己、區域與軍官僅施監察亦可；庚、勿准聯合各黨各派主張；辛、勿准宣傳共產主義；壬、改黨名，誓行三民主義；癸、承認領袖權責」，堅持「最要者使共黨與第三國際斷絕關係，應令共黨明了中國抗倭須以中國為本，並非為其他國家抗倭也」。在周恩來上山之後，蔣更基於各方報告，相信必須要嚴格限制共產黨目前的活動，強調：「應警告共黨：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絕對服從與一致，不得擅自宣傳。丙、不得任意活動與組織。丁、應限制與第三國際聯絡。」

  在這樣一種心態的影響下，蔣介石對周恩來所提各點自然不會滿意。他明確提出：中共應發表對外宣言，說明在國民大會開會以前將停止對外活動；政府在上項宣言發表後，即發表3個師的番號，並委任師長，3個師仍照12個團編制，人數可容至4.5萬人，其編制辦法與顧主任商定；3個師以上之總部不能設立，朱德、毛澤東等同志須離開軍隊出來做事；至於邊區政府，應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長（可由中共推中央方面的人），邊區自己推薦副的，事情仍由邊區政府自己辦。各邊區由共方派人聯絡，經調查後實行編遣，但其領袖須離開。國民大會之240名指定名額中，可指定共黨出席代表，但不能以共黨名義出席。總之，為避免國內外恐懼與反響，共黨應避名就實，不必力爭目前所不能實現之要求。

  針對周恩來提出的成立民族統一聯盟的建議，蔣介石也更進一步提出了他上次所強調過的「徹底合作」問題。如何「徹底合作」？他的意見是：根據國民黨高層內部已經商定的國民革命同盟會組織方案行事，即「甲、組最高幹部會或團，各派五人至七人。乙、手續各先取消原有黨籍，重填盟約誓書。丙、領袖有最後決定權。丁、幹部先推定，後為圈定製」。蔣介石對周恩來講得很明白：所謂徹底合作，其關鍵就是國共兩黨組織上要統一。他認為，成立民族統一聯盟的設想是可取的，但不如乾脆叫「國民革命同盟會」，而且不能如中共所提規約那樣只是一個鬆散的民族統一戰線組織。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他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黨推出同等數目的幹部合組之，以他為主席，他有最後決定之權。在此基礎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進而與共產國際發生組織關係，以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

  蔣介石的談話，許多地方使周恩來難以接受，特別是在關於實行組織合作的原則及邊區政府組成等問題上，周恩來均表示了不同意見。關於軍隊指揮與人事問題，周恩來與蔣介石「爭論很久」，他無論如何難以理解蔣介石何以上次明確表示3個師以上可以設立總的指揮部，他只派人聯絡，這次不僅不同意設立總的指揮部，而且還堅持要邊區及各地紅軍的領袖統統離開部隊。但爭來爭去，蔣介石最後只讓步到可在3個師之上設一政治訓練處代行指揮之權。用蔣日記中的話來說，就是「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率，此決不能允許，應嚴拒之」。對此，周恩來十分不滿，接連與宋子文、宋美齡及張沖「往返磋商」，請代為轉達意見，但「仍不能解決」。蔣介石並且還托宋子文轉告周：「（1）共黨目標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2）共黨要首先取得全國信用；（3）共黨不要使蔣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

  對這次廬山談判，中共中央總的來說還是肯定的。這時中共首先看重的是國民黨的合作誠意。在中共中央看來，蔣介石在廬山的談話是表現了某種合作的願望的。其次，中共中央更為注重的是保持自身組織上的獨立性問題，爭取實現邊區和紅軍自辦，這對共產黨是最重要的。因此，其他問題這時在中共中央看來主要只是形式問題，是應當爭取但並非不可做某些妥協的。故周恩來回到延安後，即致電張沖表示：「歸來轉達蔣先生領導合作誠意，黨中同志極感興奮，目前正在磋商一切具體辦法並起草宣言，一俟擬就即當首途南來。」

  中共中央這時態度上之積極，可以從他們迅速表示接受蔣介石關於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提議，並很快擬就組織原則草案上報共產國際一事清楚地看出來。從中共中央6月26日給共產國際的電報可以知道，這一新的組織構想與他們原先提出的那個民族統一聯盟已有重要不同。民族統一聯盟是包容全國一切抗日政黨及人民團體的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而革命同盟會正如蔣所要求的，只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組織；民族統一聯盟之主席應由各黨派代表推選，推選出來的主席也沒有任何特殊權利，而革命同盟會卻明確規定以蔣為主席，並肯定了蔣依據共同綱領有最後決定之權。當然，由中共起草的這個組織原則草案，仍舊明確規定了同盟會內兩黨必須保有各自組織上的獨立及政治批評的權利，規定同盟會不得干涉兩黨內部事務。中共中央認為成立這樣一個同盟會，將能夠依據共同綱領使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成為事實，並有助於解決兩黨之間的問題，以便真正改善兩黨關係。

  承認國民黨事實上的領導地位，依照國民黨政府的要求進行改編改制，包括承認蔣介石所提合組革命同盟會的條件及其最後決定權，這些對中共中央來說都不是太難的事情，因為中共這時所謀求的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保持自身組織生存發展的獨立性。而要保持自身組織生存發展的獨立性，軍隊指揮權問題就成了重中之重、非爭不可的問題了。周恩來回延安後再三致電張沖及蔣介石，稱：雖然各項重要原則問題已經接近於解決，「惟總的指揮機關及主持人選，此間同志均認為非有此實無法進行改編，尤以朱同志去留影響極大」，故「請予改變處置」，以「渡此難關」。

  蔣介石既然刻意提出指揮權問題，自然深知此一問題為關鍵。他這時未必打算趁機奪取中共軍隊，但自西安事變以來停止「剿共」，有一個問題必須有所解釋，這就是，來自共產黨的威脅是否真正被消除了？蔣既不能收編或遣散紅軍，紅軍的繼續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某種威脅還存在，蔣無論如何難以向黨內反對勢力加以解釋。如果能夠把紅軍的指揮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個問題自然也就不難解釋了。這正是蔣別出心裁地堅持不允許紅軍自設總指揮部的重要原因所在。張沖、顧祝同等身為國民黨人，自然也樂得如此，周雖極力要求張沖代為進言，張沖卻幾度來電錶示：既然蔣堅持己見，周也曾再三與宋美齡、宋子文磋商交涉而無結果，目前似不宜力爭，不如爭取改日見蔣介石時再行商談。顧祝同這時也復電周恩來，轉達蔣介石的意見說：蔣「以環境關係及現時事實上之困難」，對此實難讓步，還望「轉告貴方諸同人體念委座處境之苦」，不必斤斤計較於此「區區小枝節」。

  還在6月25日，中共中央就已經根據國共合作漸趨明朗化的形勢，內定了更加積極的統戰方針。中共中央決定：第一，利用蔣介石準備在廬山召開各界人士談話會的機會，設法推動各方參加者在談話中提出積極的民主救亡主張，同時進行憲政促進運動，爭取修改憲法草案和增加國民大會中的抗日左傾分子。第二，努力促成國民革命同盟會，並且對蔣介石關於以後視情況由同盟會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以及由同盟會與共產國際發生關係以代替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的提議，「可不加反對」，爭取「運用同盟會使之成為政治上兩黨合作的最高黨團」。第三，開始具體進行改編準備，於7月底以前基本完成每師1.4萬人上下的3個師的各種改編工作，於8月1日正式宣布改編。目前則應著力準備7月中發表宣言。在宣言發表後蔣若同意設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否則即於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採用「國民革命軍暫編師」名義，編3個正規師共4.5萬人，總部編制3000人，地方部隊編1萬人；至於陝甘寧邊區，在7月內自動實行民主選舉，並向蔣推薦張繼、宋子文、于右任3人擇一為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長官，其下各行政部門由我方推薦負責人選，請行政院任命。十分明顯，為了能夠達成兩黨之間的妥協，中共中央這時已經作出了重大的讓步。

  7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博古、林伯渠與周恩來應蔣介石之邀經西安飛至上海，準備轉往廬山，同蔣介石進行下一階段的談判。可是，這一天剛好爆發了盧溝橋事變。隨著盧溝橋事變的迅速擴大，國民黨在兩黨談判中的優勢地位迅速發生了逆轉。這種情況自然為中共中央爭取有利的合作條件提供了千載一時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