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七君子」獲釋與國共合作的實現

  就在國共兩黨就合作問題深入談判的幾乎同時，蔣介石對國內其他抗日救亡勢力的態度也在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這裡，最典型的就是對救國會領袖「七君子」案的處置問題。

  「七君子」案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救亡運動抗拒國民黨當局統制政策所導致的一場政治風波。還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起之初，國民黨特務人員就斷言其「分子複雜，活動範圍廣大」，「將來毒焰所及，勢必直接及於各地青年團體及文化團體，間接更有侵入各種職業、產業團體及民眾之危險」，因而國民黨中宣部公開發表《告國人書》，危言聳聽地指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實為共產黨煽惑下赤色帝國主義者漢奸之爪牙與工具，如不加悔改，不聽勸告，「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決心，為維持社會之秩序與保護國家之治安起見，當予以最後的嚴厲之制裁」。南京政府亦於2月20日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特別作出規定：「軍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眾之集會遊行，應立予解散，並得逮捕首謀者及抵抗解散之人。」隨後，上海等地國民黨當局先後以鼓動學潮、毀謗政府的罪名，查禁了《大眾生活》等24種倡言抗日的刊物，並逮捕了大學生救國會負責人十多名。然而，6月1日，以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等為常務委員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顯示了上海各界堅持救亡運動的不屈不撓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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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國會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影響日漸擴大，其公開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與蔣介石既定的國策明顯衝突，這最終導致了國民黨中宣部要求上海市政府出面逮捕沈鈞儒等人。

  1936年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個行動小組，會同租界捕房，分別到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家裡捕人。除陶行知先期出國未遭逮捕外，沈鈞儒等7人均被租界捕房解送到江蘇高等法院高二、高三分院受審。經律師辯護，7人當天均因捕房拿不出證據與事實而交保釋放，但上海市公安局隨即又以從前拿獲的某共產黨員供認沈鈞儒等人有共產黨嫌疑的口供為藉口，迫使高二分院再度發出拘票，拘押沈鈞儒等人。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把沈鈞儒等解送到蘇州橫街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羈押。

  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社會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極大震動。宋慶齡率先出面組織營救，馮玉祥、于右任等國民黨人也出面參加營救。上海實業界領袖穆藕初等發起援救愛國七領袖運動；杜重遠、黃炎培、馬相伯、胡愈之等社會名流奔走呼號；平津文化教育界許壽裳、許德珩、張東蓀、張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則聯名致電國民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北平各大學學生救國聯合會組成請願隊，南下赴京請願，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釋放被捕的「七君子」。此外，成都、廣州等地救國團體，乃至國外華僑團體，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救援活動。

  蔣介石對救國會一事最初是力圖誘導。他曾於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一個月後，即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後，專門邀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3人去南京面談，一面說明政府決心抗日的立場，一面要求救國會服從國民黨的領導。但這次談話未能使救國會的活動納入國民黨所要求的軌道，沈鈞儒等甚至公開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等文章，與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互通聲氣，並且公開聲援上海日商紗廠罷工，使國民黨當局高度緊張。因此，當上海公安局拘押「七君子」後，蔣介石亦明確認為處置適當。

  但是，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剿共」戰爭停止、國共兩黨開始具體商談妥協事宜，國民黨內對救亡運動的態度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嚴重分歧。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張人傑、李煜瀛、孫科等14人聯名向大會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提出：「近半年來迭次接中國共產黨致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證團結禦侮已成為國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變，尤足證實此點。雖與本黨向處敵對地位之中國共產黨亦願停止危害本黨政權之企圖，擁護統一抗日，我黨更應乘此機會恢復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楊虎城、于學忠亦提出改組政府、收容各黨各派人才負責救國和停止內戰、釋放上海被捕愛國志士等主張，孫科、馮玉祥等還提出《請特赦政治犯案》《促進救國大計案》，李宗仁、白崇禧等則提出《保障民眾愛國言論解放民眾愛國運動擴大救國力量案》，潘公展、張繼等亦提出《請確定鞏固和平統一之實施步驟案》等。所有這些主張和方案，幾乎都一致地提出了開放言論、團結救亡力量的思想，足見西安事變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同情抗日救亡運動，在國民黨內也已形成一股潮流。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由蔣介石等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起草的《根絕赤禍案》，提出了處理與共產黨關係的「最低限度辦法」四條：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對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於22日宣告閉幕，其宣言中第一次提出要準備抗戰。這樣，一方面主張和共，一方面主張抗戰，國民黨的政策明顯地發生了進一步的重要轉變。蔣介石在會後答記者問中甚至特別提出：除了宣傳赤化、擾亂地方治安的言論和無端造謠外，對任何言論主張均應持開放的態度，並「希望全國一致尊重合法之言論自由」。

  國民黨政策的變化，不能不影響到其對「七君子」案的處置。1937年4月3日，鑑於對「七君子」法定羈押偵查期滿，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炮製了一份起訴書，對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以及羅青、顧留馨、任頌高、張仲勉、陳道弘、陳卓等14人提起公訴，指稱他們犯有「十大罪狀」，即：（1）有意阻撓中央根絕赤禍之國策；（2）不承認現政府為有統治權，並欲於現政府外更行組織一政府；（3）蔑視政府，故為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4）提倡人民陣線，有國際背景和政治野心；（5）抨擊憲法；（6）煽動工潮；（7）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8）與第三國際有關係；（9）勾結軍人，謀為軌外行動，引發西安事變；（10）羅青曾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有牽涉章乃器並及沈鈞儒、鄒韜奮之處。按國民政府1931年1月31日頒布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關於「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或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各犯均應被判刑。

  鑑於這一審判影響巨大，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葉楚傖親自過問並插手其間，試圖在不擴大事態和影響的情況下，將此事平息，同時也要將沈等變相定罪，由法院移送反省院，結具悔過，以保政府顏面不失。此舉自然遭到了「七君子」的堅決抵制。6月初，蔣介石已決定邀集一些社會名流上廬山開會，共商抗日禦侮、復興民族的大計。「七君子」本來就是著名學者，又是抗日救亡運動的領袖，蔣自然也將他們列入必須邀請的名單之列。但是，很顯然，蔣希望葉楚傖等能使沈鈞儒等稍做悔過表示。卻不料葉等只是一廂情願，他們的這種做法反而造成事態僵持不下。6月25日，江蘇高等法院更新審理「七君子」案的當天，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諸青來、沈茲九、胡子嬰、王統照、張天翼、陳波兒等16人公開發表入獄運動宣言，聲稱：「沈鈞儒等七位先生關押在牢里已經七個月了，現在第二次開審，聽說還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麼罪？就是犯了救國罪。救國如有罪，不知誰才沒有罪？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要搶救這危亡的中國。我們不能因畏罪就不愛國不救國。所以我們要求我們擁護信仰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鈞儒等七位先生釋放，不然我們就應該和沈先生等同罪。沈先生等一天不釋放，我們受良心驅使，願意永遠陪沈先生等坐牢。」宋慶齡倡導的救國入獄運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各界人士，包括作家、導演、電影演員、大學教授、音樂家、劇作家、學生、職員等數以百計，向江蘇高等法院具狀，請求與沈鈞儒等同負法律責任。此事使蔣介石十分被動，以致大發脾氣。正值這時，盧溝橋事變爆發，沈鈞儒等率先發起抗日救亡運動更無罪可言，蔣介石亦乘勢電令江蘇高等法院將沈等開釋。

  蔣介石在國共關係問題上的態度與在「七君子」案問題上的態度也頗為相似。盧溝橋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在軍事指揮權等問題上仍舊錙銖必較，毫不讓步，對中共要求3個師以上設一總指揮部獨立指揮絕不答應，甚至拖著不著急解決紅軍改編問題。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初，其態度也還是相當猶豫。周恩來等7月14日到達廬山參加談話會，首先聽說的就是蔣介石不僅不同意中共軍隊設總指揮部，而且不許以政治機關代理指揮。蔣介石堅持，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接隸屬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周恩來致函蔣介石，據理力爭，說「上次在廬，承面告三師以上不能設指揮總部時，來即陳說在改編後不能無統率機關以管理人事經理教育指揮等事的困難。先生當答以可由政治機關如政治主任來管理聯絡。來彼時曾反問，政治機關如何能指揮軍事，先生曾說：我要你們指揮，你們亦實能指揮，這是沒有問題的。面謁後，來以政治名義管理軍隊究極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蔣夫人再三陳說三個師以上的統率機關應給以軍事名義，因先生堅持未允，來乃歸陝北磋商，中間並一度來電重申前請」，至不得已時，才「據此再三向黨中軍中諸同志解釋」，取得了諒解；而此次反覆，「與來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志，恐礙此後各事之進行」。周恩來同時提出了關於談判的12條意見，要求蔣介石同意發表中共宣言，發表陝甘寧邊區政府名義，劃定18縣之疆界，共同派人赴南方聯絡與傳達兩黨合作方針，以改編紅軍游擊隊。

  17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與蔣介石、邵力子、張沖等會談，雙方對政治問題沒有太多爭論，軍事指揮問題仍談不攏。蔣介石雖略有讓步，從「政治機關只管聯絡」，讓步到「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卻仍堅持「三個師的經理教育直屬行營」，且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政治主任要周恩來或林伯渠當，最後甚至提到可要毛澤東任副主任，總之堅持不要軍人。鑑於雙方觀點相左，一時難以溝通，共產國際這時又有紅軍與蘇區必須全權由自己包辦不應讓步的指示，周恩來等在「力爭無效」之後，不得不返回寧滬「暫觀時局變化」。

  時至於此，中共中央已無路可退，決心「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要周恩來等乾脆返回延安。在這個問題上，朱德、彭德懷等眾多紅軍將領的態度最為堅決。他們堅持認為：「蔣介石對紅軍改編所提條件，超過我們統一戰線最低限度原則，如果接受其條件有瓦解危險。我們改編三個國防師一軍部及若干地方武裝，是最低限度的原則與要求，否則（應）拒絕談判。」他們相信，只要利用現在有利形勢，立即自動地改編為三個師一個軍部，向全國公布，蔣介石將沒有理由宣布談判破裂，即使他以經濟和糧食來封鎖紅軍，紅軍一面向共產國際請求接濟，一面廣泛募捐，也不難應付。顯然，由於中日戰端已開，中共中央相信蔣介石已失去進一步討價還價的資本，不僅獨立指揮權問題，就是成立獨立的總指揮部或軍部的問題，都有解決的可能。

  果然，7月27日，蔣介石沉不住氣了，在反覆考慮要不要給紅軍番號、令其改編出動之後，到底還是電催共產黨人，照廬山所談內容在10日內改編完畢，明示南京將發表3個師的番號及各師旅團長與政治主任名單，並建議以康澤為副主任，同意不再加派各級副職人員。但中共中央這時已不滿足於用政治機關代行指揮權的前議了，而是明確提出非有獨立指揮機關不可。中共中央強硬地表示：「（1）八月十五日前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2）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3）三個師四萬五千人，另地方一萬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4）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割；（5）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隨後，中共一面申請各種補助，一面即下令迅速集中紅軍主力於三原進行改編，同時決定藉此機會設立總指揮部，並「不管南京承認與否，實行在軍委領導下之全權指揮」。

  7月31日，南京下達了3個師的番號，即八路軍第115師、120師、129師，並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數及編制改編。8月2日，蔣鼎文轉蔣介石電，邀請周恩來「約同朱毛諸先生即來京面商大計」。3日，蔣介石再電周恩來，要紅軍立即向綏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發抗日。4日，蔣介石正式頒布了紅軍改編後的師、旅、團番號。同日，蔣鼎文電告中共中央：「頃奉委座面諭：（1）限期貴部能於八日遲至十日出動，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畢工作……（2）正副總指揮及宣言仍須得抗日實現時發表；（3）政訓主任及師旅團長均已照單發表，惟參謀長仍由中央選派。」顯而易見，因戰爭關係，蔣介石雖仍然力圖干預，但已不能再糾纏於指揮權不放，只得承認其設立總指揮部了。

  8月9日，應蔣介石邀請，中共中央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飛往南京，參加南京政府組織召開的國防會議，同時準備提交中共對於國防問題的各項意見，並與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出動等各項具體問題。但中共領導人在11日出席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召集的談話會之後，在隔日與康澤、邵力子、張沖的會談中，卻發生了衝突。因為，康澤將中共起草的為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大加刪改，削去中共初稿中有關政治綱領、國共諒解與合作等條文與字眼，並且連「共產黨」三個字也統統刪去不提，同時繼續堅持派參謀長和政治部副主任等。朱德等當場與康澤發生激烈爭執。據康澤自己說，當時「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康澤是國民黨復興社的書記長，自7月被蔣召來主持對中共政治談判以來，極力要想把國民黨人的看法強加給中共，因而與中共代表在很多問題上都談不攏。朱德等13日致電中共中央，痛斥「康澤搗亂，並勾結西安改組分子為難」我們，認為康澤對中共起草的宣言的修改，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但考慮到宣言應當早日發表，以便立即改編，爭取主動，因此他們仍建議在文字上可將「民主」改「民權」，同意將「國共兩黨」等字眼刪去，「與國民黨獲得諒解」改為「與中央獲得諒解」或「號召全國同胞共赴國難」等。而毛澤東認為沒有必要做如此讓步。他認為形勢不利於蔣而有利於共，因而堅持在國共合作等字句上不僅不應讓步，反而應該進一步加上中共新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強調「宣言可以修改，但決不能照康澤提案」，在國難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國民黨「沒有理由提出把國共團結等語改變」；主張宣言「不忙於要求發表」、部隊也「不忙於迅速出動」，「欲速不達，緩則有濟」。

  1937年8月13日，由於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上海，戰爭形勢嚴峻，國共雙方的態度都不能不轉趨軟化一些。中共代表最終參考康澤的意見修改了宣言稿，刪去了原稿中所有關於「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之類的字眼，康澤也不再要求刪去原稿中中共關於自己政治主張的那些說明。當然，關於發表宣言的時間問題，蔣介石仍堅持要等到中共軍隊出動達到前線之後才有可能。

  由於全面抗戰這時已經展開，蔣介石已直接電令紅軍參加作戰，中共也以國民革命軍第115師第1旅為先遣兵團，依照蔣令向前線運動，國共兩黨之間的軍事合作實際已經開始，政治形式上的分歧已不能成為兩黨關係的重大阻礙。因此，中共中央最終同意在宣言問題上做出某些讓步，除堅持黨的近期奮鬥目標必須寫上外，凡「國共合作」與「兩黨親密團結」之類的話均可依照國民黨方面的意見統統取消。但中共中央仍堅持：（1）發表我黨宣言，同時蔣發表談話；（2）發表邊區組織組成；（3）發表指揮部組成；（4）發給平等待遇之經費；（5）發給平等待遇之補充器物；（6）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同時拒絕中央派政治副主任，只接受聯絡參謀。國民黨方面也很快同意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以改編各地游擊隊，並開始部分釋放在獄的中共黨員。至18日，蔣介石終於正式發表指揮部組成：朱德為第8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拖延甚久的指揮部問題遂告解決。

  軍隊指揮權問題解決之後，宣言及邊區政權問題變得突出起來。由於對日作戰在即，紅軍有生力量的保存關係到中共和邊區的生死存亡，再加上在半年多的談判過程中中共領導人深感蔣介石懷有某種對紅軍不利的企圖，因此，毛澤東頗感不安，明確表示擔心會出現「紅軍受命出動後即變為蔣之屬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時黨的問題與邊區的問題由彼解決，甚至將不許發表宣言，並取消蘇區」的極端被動局面。故中共中央此時在部隊出動問題上仍十分謹慎，在第115師向南京軍委指定地點前進後，又派出第120師及八路軍總部向前線集中，但對第129師則決定「非把國共間各主要問題弄好後決不出發」。儘管，南京方面對紅軍出動緩慢頗有怨言，蔣也以此為由拖延發表宣言，甚至紅軍將領和中共政治領導人中都有人對這種做法表示疑問，但毛澤東等堅持認為：為迫使國民黨讓步和確保問題之解決，中共中央目前的「部署是完全正確的，不要聽信國民黨一部分人之無理浮言，而自亂其步驟」。

  8月30日，康澤通知中共代表：邊區政府已決定以丁惟汾為正、林伯渠為副，八路軍政治部已決定周恩來為正、李富春為副，兩黨關係宣言則必須在中共部隊全部出動抗日之後才能發表。據說，南京政府這時還確定了派駐紅軍的高級參謀人員。得此消息後，中共中央當即表示反對，並致電自己的談判代表稱，「丁維汾是過去反共首領，蘇區民眾決不承認他為長官，必以林伯渠為長官，張國燾為副長官」，以任弼時、鄧小平為政治部正、副主任，國民黨給周恩來的委任狀必須退還。同時，中共中央強調：南京所派「高級參謀前方實行擋駕，不許踏進營門，理由是南京應該信任紅軍，不應該破壞紅軍，但外面傳說高級參謀是康澤等派來破壞紅軍的，因此不敢歡迎，如改為聯絡參謀並改派紅軍同意之人選則不拒絕」。

  周恩來於9月2日向康澤等強硬表示：「（1）中共宣言與蔣先生談話請照廬山原案，同時簽訂即日發表；（2）邊區政府請即以林伯渠同志任正長官、張國燾任副長官名義發表，以便早日取消蘇區實行改制並辦善後；（3）八路軍總部及各師高級參謀其任務系在聯絡，務請受命者認識清楚，免生誤會；（4）八路軍政治主任弟方久已推薦任弼時、鄧小平兩同志分任，今頒命周、李，恕難接受，請即改任任、鄧，以利團結。凡上所述煩即轉陳蔣先生，請對弟方人員部隊予以絕對信任。弟敢言合作大計既定，長期抗戰已起，共黨紅軍除在民族戰線上努力外，無異意也。因之一切人事提議請以整個團體者信之，各事必將迎刃而解，否則徒增弟方不安耳。」

  由於戰爭形勢異常危急，蔣介石對中共種種要求，「此時惟有順受之」。9月之後，國民黨方面一再催促共產黨的軍隊儘快出動。為表示抗日誠意，自中共中央8月下旬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後，中共中央也已經派出2個主力師轉赴華北前線，但仍留1個師不動，作為迫蔣讓步之手段。中共中央的目的已很明確，即要蔣介石立即發表中共宣言，承認中共合法，邊區政府堅持林正張副，「不要國民黨任何人」，甚至南京派來的高級參謀和政治部副主任，也「全部堅決拒絕，不許其進入營門一步」。中共中央確信：只要宣言發表，我們取得合法地位，其他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均「無大妨礙」，我們完全可以「一切自行組織，不管國民黨如何」，「就大勢看，再過幾個月，此層可以辦到」。

  果然，國民黨內部也已經開始有不同意見了。黃紹竑受命考察華北戰局過程中，即明確提出：「山西方面所有部隊僅足布防，惟恃第八路軍作為機動。但聞該部行動遲慢，其原因為中共宣言未發表及邊區問題未決之故。職意當此緊急時期，上述問題似宜解決，以免礙及軍事行動。」閻錫山也期待中共軍隊能夠如數開拔，參加山西抗戰，故對宣言和邊區主任兩事同樣頗多同情，希望蔣能予通融。其電稱：「至宣言與邊區兩事，據稱宣言系中國共產黨宣言，正主任人選，仍應由中央派定，但彼方擬請中央由彼前在南京提出名單中選派就職等。觀察該路軍抗敵情緒茲為積極，當此用兵之際，其所請兩事應予照准。俾彼將士各得安心早日加入前線，擴大戰果。」有鑑於此，再經博古、葉劍英與康澤等進一步交涉，國民黨方面終於不得不作出新的讓步，同意照中共意見重新修改宣言，以同時發表中共宣言與蔣之談話來宣布共產黨之合法化，確定高級參謀為聯絡性質，同時對邊區政府組織以丁惟汾暫不到職，由林伯渠代理正職的方式表示妥協。這樣一來，中共中央所爭取的目標實際上基本已達到了。

  9月22日，經過反覆磋商之後，國民黨方面終於同意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的宣言了。中共在宣言中宣稱：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戰線之職責。

  次日，蔣介石也公開發表談話承認共產黨的存在，並表示願意不計前嫌。談話稱：「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對於國內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無不竭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

  中共宣言得以發表及蔣介石公開發表談話承認接納共產黨，終於結束了這場耗時21個月之久的曲折接觸和艱苦談判的過程。國共之間的矛盾以政治方法得以解決。儘管，這種解決與蔣介石早先所設想的情況相差甚遠，而且就國共兩黨此後長達數年的磨擦衝突和交涉的歷史而言，其實也才僅僅是一個開頭，但它畢竟為中國的全面抗戰贏得了一段可貴的內部和平時期，從而成就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內統一與團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