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共兩黨的秘密接觸

  就在中共中央秘密聯合張學良，準備發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之際，國共兩黨其實也在秘密地進行接觸，尋求妥協之道。而蔣介石找共產黨人秘密接觸和談判，其目的同張學良如出一轍，也是為了解決聯蘇的問題。只不過張學良想要聯蘇聯共，而蔣介石想要的只是聯蘇而已。對共產黨問題，他堅持必須要有一個徹底的解決，或者是軍事的，或者是政治的。總之，蔣介石要把共產黨和紅軍納入到南京政府的政治架構之下，而絕不允許它們重新對中央政權構成任何威脅。

  蔣介石是主動找共產党進行接觸和談判的。最初的嘗試發生在1935年底，當時紅軍已經被迫放棄了南方的根據地，退入邊遠的西南和西北地區，隨著中央軍也乘勢進入西南和西北地區，南京政府已經成功地統一了大半個中國。正是在南京政府統一事業順利進行之際，日本發動了華北事變，明顯地想要染指華北各省，像製造「滿洲國」那樣，在華北製造新的傀儡政權。隨著日本開始公開在察哈爾、綏遠和平津地區以武力扶植自己的傀儡，並且更多地威脅到外蒙古的邊境安全時，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他必須設法打出蘇聯這張牌，促使蘇聯與自己簽訂一項軍事互助條約，以牽制日本。

  1935年10月，即華北事變發生之際，蔣介石正式向蘇聯駐華大使提出了這一建議。由於蘇聯這時對日本由東北而華北，沿著外蒙古邊界不斷擴張的意圖深為疑慮，因此，它很快就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再加上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於10月間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統一戰線的方針，號召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蔣介石很自然地認為蘇聯正在促使中共改變反對南京政府的政策。鑑於這種情況，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向蘇聯大使表明，在對蘇談判軍事結盟的同時，他希望蘇聯政府能夠在國共之間充當調解人，一面派人秘密尋找共產黨的關係，準備直接與共產黨談判，雙管齊下，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為此，蔣介石先是派回國述職的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趕回莫斯科，去找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隨後又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偕同張沖（化名江淮南）一同乘船轉赴柏林，準備等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的談判稍有成就時即展開與蘇聯政府的軍事談判。

  鄧文儀根據蔣介石的指令，在1936年1月13日至23日，先是與潘漢年，然後與代表團團長王明，進行了4次秘密商談。鄧文儀轉達的意見很清楚，即中華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共同抗日。具體地說就是：（1）取消蘇維埃政府，所有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2）取消紅軍，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互相交換政工人員；（3）黨公開，或者重新恢復1924-1927年黨內合作形式，或者共產黨獨立存在。

  國共雙方的商談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雙方一度約定中共代表團派代表與鄧文儀的助手返回南京，找到中共中央的代表，具體討論妥協的條件。但是，1936年1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向蔣介石轉達了蘇聯政府的意見。蘇聯政府明確表示，它贊同南京政府政治解決與共產黨的關係問題，但是它拒絕在國共之間充當調解人。莫斯科的這種態度讓蔣介石十分失望。他隨即中斷了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談判，自然也將與蘇聯的軍事談判拖了下來。在他看來，「俄非不可聯，但須我們清共後」；否則，在蘇聯繼續暗中支持中共的情況下，一旦中蘇締結互助條約，蘇軍依照約定進入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直接受益者必定是中共無疑。

  

  蔣介石中斷了國共之間在莫斯科進行的接觸，並非放棄了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想法。他之所以不讓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到南京來，只是擔心莫斯科的態度會影響到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反而會使國共之間的這種接觸和談判變得複雜化。他中斷了與莫斯科的接觸，卻開始推動國共兩黨在國內的接觸與商談。

  就在鄧文儀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團秘密接觸之際，陳立夫手下的曾養甫已通過諶小岑與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呂振羽接上了關係，並轉述了國民黨方面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基本條件。由於這時北方局代表談判的依據只是《八一宣言》，核心條件不出於要求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而國民黨方面則強調紅軍改編，蘇維埃政府改制，先統一，後抗日，並要求中共協助聯蘇，因而雙方間的距離還相當遠。

  但是，南京方面這時用來接通國共兩黨關係的渠道遠不止這一條。在1936年初，宋子文經過宋慶齡找到原屬中共特科系統的董健吾，陳果夫等通過覃振找到剛從獄中出來的中共黨員張子華，先後將兩人派往西安，經過東北軍防地轉入陝北蘇區，接通了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但中共中央這時對南京方面提出的條件同樣不離《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其基本條件是：（1）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2）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3）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於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4）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5）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之改革。不僅如此，基於《八一宣言》確定的抗日反蔣的策略方針，中共中央並且決定要首先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首先由全國各黨派推舉代表組成代表大會，在此基礎上成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而這一代表大會的召開，還必須首先實行取消一黨專政，容許一切黨派自由活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禁止抗日反賣國賊運動的禁令，保障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這裡所說的賣國賊，指的就是蔣介石。在堅持反蔣前提下與國民党進行談判，自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國共之間的接觸開始取得某種進展，是在1936年5月。當時，國民黨方面代表在與北方局代表的商談中，第一次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為雙方進一步談判的基礎。這四項條件是：

  一、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二、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

  三、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制。

  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的責任，並促進聯俄。

  從國民黨關於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的中心要求來看，這四項條件可以說是它此前此後所提各種條件中在統一軍隊和政權的形式上讓步最多的條件了。雖然並沒有放棄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的中心要求，但至少是同意可以把時間向後推延到對日宣戰以後。只是中共中央並不領情。因為中共中央了解到國民黨方面的這四項條件時，恰好是在兩廣事變發生之後的6月中旬，西北大聯合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之中，它自然對此不感興趣。毛澤東一言以蔽之：其「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

  然而，劉少奇領導下的中共北方局與國民黨的談判卻明顯更為重視和靈活。7月初，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了一個相當全面的談判方案。這一方案明確提出：在國民黨承認並實行發動抗日戰爭、聯合各抗日黨派、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停止「剿共」和封鎖蘇區等政策時，共產黨即放棄敵對國民黨的行動，並贊成國民黨在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中占有指導地位；共產黨今天固無意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但將來依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共產黨願意贊助全中國真正民主的統一。

  這一方案無疑為此後中共的談判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它提出可以通過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代表會議，討論抗日聯合戰線的一切問題，包括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名稱問題。這表明中共完全可以放棄他們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外在形式。它提出共產黨今天無意取消蘇維埃和紅軍，但將來依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它願意贊助全中國真正民主的統一，同樣顯示它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放棄蘇維埃和紅軍的外在形式。不僅如此，這一方案還第一次明確表示共產黨可以同意由國民黨在未來的抗日聯合統一戰線組織當中占據指導的地位，而不堅持兩黨必須平等地實現它們之間的合作的想法。所有這一切，都為國共兩黨的進一步商談，開闢了道路。

  當然，國民黨方面不可能真的接受由共產黨人提出來的這一解決方案。7月4日，經過陳立夫修改後，國民黨方面在中共北方局方案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談判條件。這就是：

  一、K方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願意參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裝力量，不論黨派，在同一目的下，實現指揮與編制之統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張，應於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並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於統一指揮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並商定其武裝隊伍之駐紮區域，予以其他國軍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決意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即以K方為主體，基於民主的原則，改善現政治機構，集中全國人才，充實政府力量，以負擔民族革命之任務。

  國民黨方面這一次的書面談判條件送達中共中央時，又是一個多月以後的事情了。而這個時候，恰好遇到共產國際來電批評中共中央。共產國際8月15日的電報明確指出：「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鑑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也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明確反對中共中央把統戰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蔣派身上。指出：中共號召支持兩廣事變的聲明是錯誤的，打算吸收張學良入黨更是不妥。「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是，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

  中共抗日反蔣的方針，或者把日寇與蔣介石等量齊觀的做法，其實最初正是來自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它堅持貫徹這一策略方針，乃情理中之事。但是，當共產國際政策改變了之後，中共中央必須立即隨之而變，開始執行新的方針，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8月16日，剛一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電，中共中央就馬上作出決定：「今後一切宣傳應以聯紅抗日為中心，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應改變過去抗日必須討蔣的口號，表示希望與歡迎蔣及南京政府參加和領導抗日戰爭，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自由，而反對和揭露每一妥協欺騙和投降的具體步驟，宣傳南京內部分化與蔣系左派找我的事實。」

  既然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應該改變過去方針，爭取其參加甚至領導抗日，那麼，張學良希望繼續保持灰色與對蔣之忠順，自然也就是必要的了。毛澤東於8月25日即去電潘漢年，要求潘向張學良說明此種情況，並要潘立即返回陝北，根據新的方針接受新的任務。毛澤東在電報中寫道：「向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兄應在接電後7天內回到保安，接受新的方針，再以7天至10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請立即向張學良說明，這種談判的成功對於東北軍和紅軍兩軍的合作大有幫助，並請張學良外出活動時注意督促南京政府與我們迅速達成諒解。」由於擔心潘漢年不能很好地轉達上述意見，從而使張學良產生誤解，毛澤東第二天又去電說明：「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的轉變，我們的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因此應當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

  得知中共策略方針的這一調整，正對西北發動感到左右為難的張學良毫不猶豫地給予了肯定。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表示，願意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實現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張學良讀到此信後，當即要中共聯絡員劉鼎轉告中共中央，他「對那個信極表贊成，並願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

  張學良知道蔣介石的脾氣，不敢直接向蔣提出和共問題，但他還是委婉地通過要求抗日表明不願繼續「剿共」的想法。「九一八」事變5周年之際，張學良特地轉託馮庸向陳誠表達其決心抗日之意，稱「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陝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故已「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22日，張又借否認曾轉託陳誠說明抗日心跡事，致電蔣介石：「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良此時在鈞座指揮下盡剿匪之職責，尤願早日在鈞座領導下為抗日之犧牲。惟冀鈞座於國防會議內確定整個計劃，實行抗日，良決負弩前驅，惟命是從。」

  但無論是中共中央給國民黨的信，還是張學良所表達的抗日意願，這個時候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中共領導人事實上早就估計到了這一點。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到後，毛澤東等人一方面大量致信國民黨及各界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呼籲和平與抗日；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確通過決議，肯定繼續聯絡反蔣派之重要，主張實行「逼蔣抗日」，稱「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因此，策略方針的改變，並沒有使中共中央對即將到來的嚴酷形勢產生任何幻想。他們幾乎馬上就想到，西北的發動工作一旦停止，10萬紅軍集中到甘北狹小區域裡，必將陷入到極大的危險之中。

  8月25日，即在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同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聯名致電共產國際，請求幫助。電稱「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展，如此：（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陝甘寧蘇區；（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則是內戰方向；（丙）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係的可能」。這一地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但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西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或紅軍久攻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陝甘、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計劃」。

  實際上，史達林在1935年夏天提出不反對紅軍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議，正是共產國際和蘇聯長期深入調查和考慮具體援助中共和紅軍問題的結果。還在1934年9月，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就明確提議，應當儘快在蘇聯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聯絡部人員聯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和直接援助陝北紅軍，並通過陝北接通四川紅軍的可能性。11月初，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尼茨基也寫信給蘇聯紅軍情報局局長皮爾金，請他設法協助調查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情況，以便考慮經過中國西北邊界具體援助中國紅軍的可能性。1935年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已經明確提出應當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了。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為此組成了一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和蘇聯援助的問題。僅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產國際就接連6次派人潛入中國西北地區，試圖接通與陝北紅軍以及中共中央的聯繫。因此，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電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在取得了史達林和蘇聯軍方的承諾後，迅速回電錶示同意向紅軍提供軍事援助，並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奪取寧夏和甘西的作戰計劃。電稱：「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共產國際如此痛快地同意提供軍事援助，這讓中共中央深感振奮。根據共產國際來電的要求，中共中央馬上作出了具體的行動部署。9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稱：「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占領寧夏。」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靜（寧）會（寧）戰役計劃」，要求二、四方面軍全力北上，與一方面軍合力奪取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由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依次控制西蘭大道；之後一方面軍首先攻取寧夏北部，四方面軍隨即奪取寧夏南部。

  這時，紅二方面軍減員過多，已難承擔作戰任務；四方面軍一路打來，馬不停蹄，疲憊不堪，被服、糧食和彈藥都嚴重短缺，對擔負與中央軍爭奪西蘭大道的任務感到艱巨，因此，對實行中共中央的「靜會戰役計劃」猶豫不決。雖經毛澤東等再三解釋說明，張國燾還是堅持寧夏地區太過狹小，不應將一、四方面軍都集中於寧夏。他建議四方面軍以兩個軍由蘭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一個軍留渡口防守，兩個軍部署於漳縣一帶吸引牽制胡宗南，完成任務後，三個方面軍全部轉進涼州、永登一帶，以一部向靖遠、中衛活動，配合一方面軍由靖遠寧夏段渡過黃河。由於沒有二、四方面軍在南面的牽制，單靠一方面軍無法完成攻取寧夏的任務，中共中央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提出可將一方面軍主力南下，配合二、四方面軍共同完成打擊胡宗南部的任務，再回頭攻取寧夏。張國燾等對此依舊反對，堅持認為四方面軍單獨西渡，與一方面軍配合，可造成紅軍在黃河東西南岸夾擊寧夏段敵軍之勢，對作戰更為有利。

  但是，這時中共中央畢竟已經與共產國際發生了關係，並取得了共產國際的正式承認。打通蘇聯的計劃，也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在給予指導，張國燾等雖堅持認為自己的計劃在軍事上更為安全，畢竟責任重大，不敢獨斷獨行。因此，張國燾一面堅持己見，一面還是不能不表示願意放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照命令行事。其電稱：「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提議，請張聞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一切。包括四方面軍西渡計劃，如兄等仍以北進為萬分必要，請即明令停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

  既然張國燾表示承認中央權威並願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協商態度，決定決斷決行。9月27日，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

  至此，張國燾等與中共中央之間圍繞著奪取寧夏作戰方針的爭論告一段落，張國燾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停止四方面軍西渡計劃，並制定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計劃》，轉向北進。而就在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後一同奪取寧夏的當天，共產國際也進一步電告中共中央，蘇聯將從外蒙方向為紅軍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綏遠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隨後，針對中共中央要求蘇方將物資儘可能運送到定遠營附近的提議，共產國際更進一步告訴中共中央，蘇聯方面將提供給紅軍300輛卡車，大約550-600噸重的軍事物資。但這些卡車不能深入到越過外蒙古邊境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否則就等於對中國的侵略。紅軍必須設法制服綏遠德王及其他軍閥可能的騷擾，保證這些汽車不會受到空軍的襲擊，並能夠派出足夠的部隊來接收貨物。

  鑑於蘇方已經做好運送物資的準備，中共中央也迫不及待地改變了原定12月待黃河冰凍後再行攻取寧夏的計劃。這時恰好又發生了四方面軍遺失戰役計劃，以及蔣介石急調固原兩師南下，並催促胡宗南等部中央軍迅速推進的情況。因此，中革軍委於10月11日正式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同時其主力在通渭、馬營鎮、靜寧和會寧地區就地休整，並派支隊進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之敵，爭取在10月份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中。二方面軍則進至通渭、馬營鎮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休息數日後轉進至靜寧、隆德線以北地區，準備爾後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以北之防禦任務。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樞紐地段豫旺堡於手中。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攻寧部隊，11月10日前展開進攻。

  《十月份作戰綱領》剛一開始實施，就因對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估計不足而不得不臨時改變。在蔣介石的督促下，國民黨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四方面軍所在的靜寧、通渭、會寧地區猛進，四方面軍不僅完全沒有休整的條件，而且也沒有從容渡河的可能。四方面軍剛一通過西蘭大道，國民黨軍就於23日進占了華家堡、會寧、通渭、靜寧、界石鋪等地，西蘭大道即落入其控制中。西蘭大道一失，形勢立即就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四方面軍雖然搶先進抵靖遠及打拉池一帶，24-26日接連運送了第30軍、第9軍和前線總指揮部過河，但因胡宗南部推進速度太快，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面臨極大壓力，彭德懷不能不要求四方面軍河東部隊與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主力協同，在郭城驛痛擊胡宗南部，以確保南線不失。據此，四方面軍河東之第4軍、第31軍受命脫離四方面軍建制，歸紅軍總部和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指揮。

  然而，事實上，在郭城驛誘殲胡宗南部的戰鬥並未實施；相反，原來留守河東看護渡船的第5軍因受到胡宗南部的壓迫，被迫撤過黃河。而國民黨軍隨即大規模壓至郭城驛、大盧子地區，並控制了靖遠附近的河岸。紅軍渡河攻取寧夏的行動被迫中止，紅軍被切割成河西和河東兩部分，四方面軍2.1萬人留在了河西，而3個方面軍5萬餘人則被截在了河東。由於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太快，甘北所剩地域迴旋餘地太小，難以對中央軍組織具有殺傷力的戰役，因此，中共中央不僅不能讓河西部隊單獨北上奪取定遠，需要後者擔負牽制任務，而且不能不轉而向張學良求援，急切電告正在西安的中共代表葉劍英：「寧夏計劃蔣介石正積極破壞中，我方正想對策，請毅（張學良代號——引者注）亦為我籌之……問毅當此國難關頭，他有何辦法停止內戰？」

  10月30日，中革軍委向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了紅軍渡河作戰失利的情況。而幾天後，共產國際亦來電錶示從外蒙援助的辦法作廢，蘇方將改由蘇聯方向經新疆提供幫助，這次可以將援助物資增加一倍，請紅軍改由甘西河西走廊去新疆哈密接運。對此，中共中央明確復電稱：「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並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

  寧夏戰役失敗了。紅軍已經無法在取得蘇聯援助的情況下與南京方面達成妥協。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固然繼續努力謀求與蔣介石在政治上取得諒解，但它深知軍事上的劣勢只能使蔣介石進一步在政治上提高要價，結果是雙方無法妥協，蔣必定會趁機加大軍事上「圍剿」的力度，設法消滅紅軍，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因此，寧夏戰役失敗後，中共中央首先必須在軍事上做最壞的準備。

  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紅軍下一步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明確講：本來打寧夏就沒有多大把握，只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現在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為此應先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後根據情況或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或湖北，跳到外線去。經過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後，再設法返回西北來。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並電告了共產國際。

  在這種情況下，也正如中共中央所預料的，蔣介石的心態明顯地發生了改變，連政治解決的話都不提了。張學良趁蔣當時在西安，壯著膽子勸蔣停止「剿共」，聯俄容共，共謀抗日。不料蔣介石一口回絕，稱：「共黨能無條件的交槍受編乎？否則不論矣。」縱使「共黨當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也」。蔣說，共產國際要中共與南京中央合作，而他則是要中共投降。如果中共不答應，他非先消滅中共否則不抗日；如果俄國壓迫他必須容共才能援助他抗日，那他寧肯不聯俄。因此，蔣介石這時在王曲長安軍官訓練團公開鼓吹說：「赤匪為近敵，日本為遠敵，目前惟一任務為剿匪，否則為反動。」國共關係的形勢較前更加惡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