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從兩廣事變到綏遠抗戰

  蔣介石把共產黨視為心腹之患，一心想要消滅共產黨，但面對日本的步步入侵，他又不能不考慮抗日的問題。此外，他還面臨著一些地方實力派的分庭抗禮。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方針，其理由是在國力未充、準備未周、中日兩國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實現安內、統一是攘外和禦侮的一個重要前提。蔣介石所謂的「安內」不僅限於「剿共」，還包括削弱地方割據勢力。這一方針中包含著深層的政治考慮，也表明其政策實施中先後輕重的次序安排。從兩廣事變的平息到綏遠抗戰的發動，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兩廣事變的爆發與平息，說到底還是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割據勢力之間的一種較量。自1932年1月陳濟棠就任西南軍分會委員長兼執行部和政委會常委、把廣東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之後，廣東事實上就半公開地同南京中央政府在分庭抗禮了。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同樣想要保持廣西的半獨立局面，因而便與陳濟棠聯合一氣，支持陳濟棠與蔣相抗衡。由於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南京國民政府的重心在「剿共」和應付日本蠶食進攻，因此一直沒有對陳濟棠和李宗仁等西南派採取行動，而是儘可能地想要通過羈縻的策略，消除西南派精神領袖胡漢民的敵意，許胡以高位，如提議胡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拉胡入京，從而達到瓦解西南派的目的。不意胡漢民始終堅持與蔣為敵，並不惜公開在廣州拋頭露面，支持半獨立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抨擊南京政府的內外政策。正在蔣介石極為頭疼之際，胡漢民於5月12日突然因腦溢血去世，蔣介石當即轉守為攻，要求兩廣取消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廣東省政府。陳濟棠為維持廣東半獨立局面，便拉上李宗仁、白崇禧，利用日本發動華北事變、南京政府一味退讓從而引起國內輿論廣泛批評的情勢，趁機打出抗日大旗，以要求中央領導抗日的名義，出兵北上，以進為退，逼迫蔣介石承認兩廣半獨立地位。

  兩廣這時有兵力約30餘萬人，包括陳濟棠的第1集團軍和李宗仁的第4集團軍，再加上廣東和廣西的9個空軍中隊，以及廣東的少量海軍。事變的發動，是以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5月27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通電為信號的。6月1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命令第1、4集團軍北上抗日，同時籲請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領導抗日，並據此呈文和通電布告天下。電稱：「日本侵我日亟，一面作大規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時危勢急，敝部等認為非立即對日抗戰，國家必無以求生……乞一致主張，即行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3天後，陳濟棠和李宗仁又領銜率兩廣將領數十人發出通電，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隨即，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過決議，一面成立軍事委員會，一面把兩广部隊改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亦稱「抗日救國西南聯軍」），以陳濟棠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司令，進而大張旗鼓地向湖南進軍。

  這個時候，中央軍已經利用「剿共」之名，先後進入過去被各地方實力派嚴密控制的川、黔、滇、康和晉、陝、甘等西南、西北邊遠省份，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權力已經可以達到除東北、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內地絕大部分省、區。這時在關內唯一還可以成為國民政府統一障礙的，也就是兩廣。因此，對兩廣稱兵，不要說國內各界頗不諒解，就連兩廣內部也意見分歧。以廣東方面為例，因胡漢民去世，最有聲望者只有鄒魯。陳濟棠稱兵反蔣，想請鄒魯出面主持，鄒得訊後即於5月16日早早跑去香港，並公開發表談話，主張全國各黨派團結對外。而其他如蕭佛成、唐紹儀等亦持反對立場。至於具有全國影響的軍政元老如馮玉祥、閻錫山、許崇智等，對陳濟棠之舉也公開表示不贊成。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兩廣事件發生之際中央軍正分散各地，有的用於「追剿」紅軍，有的用於駐防川、黔、滇、康以完成軍政統一，有的以防堵紅軍東征為名進入山西，有的集結於洛陽、潼關一帶準備調入陝甘協同東北軍「剿共」，但這並沒有讓蔣介石手足無措。因為他不準備馬上訴諸武力，他一面調兵防備衡陽以攔截西南聯軍，一面卻更多地採取政治的手段來平息事件。

  事變剛一發生，蔣介石就接連公開致電陳濟棠等，強調「今日救亡圖存，必以整個國力，取一致之步驟」，勸告兩廣，如有大計，當可派代表進京相商；國民黨中央決定於最近期內召開五屆二中全會，任何意見均可提交會議討論，希望所屬部隊勿以輕率之自由行動，致誤救亡大計。與此同時，蔣介石以40萬元作為對何鍵服從中央的獎賞，促使10萬湘軍不受兩廣蠱惑而站在中央軍一邊。再加上中央軍搶先進據衡陽，已經推進至零陵和祁陽的廣西軍隊，遂不得不半途而止。西南執行部因此不能不一面激烈抨擊蔣介石不對進兵華北的日本用兵，反而調集重兵壓迫粵、桂；一面明確表示，西南當局並非要對中央兵諫，不過要求中央出面領導抗日，並請定北上路線、集中地點和給予軍輜軍火接濟而已。至16日，眼見借道湖南北上不成，陳濟棠和李宗仁便明令粵、桂軍撤出湘境，同時通電要求蔣介石調攻擊粵、桂的中央軍北上抗日。

  兩廣既不敢對中央軍用兵，蔣介石自然不必用武。他馬上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對內部本來就不鞏固的廣東勢力實施瓦解術。廣東空軍最先棄陳而轉向南京，所有飛行員均得晉升，且發給賞金12萬元。李漢魂為首的部分廣東軍政人員隨後也紛紛離穗赴港，公開致電陳濟棠，批評其假借抗日，危害國家。粵軍主力第1軍軍長余漢謀很快也決定服從南京。余漢謀在7月7日徑飛南京，向蔣介石表示願意出面收拾粵局。蔣介石當即委任余漢謀為第4路軍總司令，統轄廣東軍隊，迅速回粵倒陳，並撥給軍費200萬元，外帶活動經費100萬元。余於9日通電粵軍各將領，要求他們抗拒陳濟棠的命令，服從南京，支持國家統一。面對這一危險局勢，陳濟棠和李宗仁等在廣州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成立第1、4集團軍聯合司令部，陳濟棠為抗日救國軍第1、4集團聯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司令。粵、桂兩軍同時迅速縮短防線，採取守勢。

  7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公開批評廣東軍事當局自由行動，破壞黨國紀律，動搖革命根基。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宣布撤銷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蔣介石並以軍事委員長的名義發布命令，取消第1、4集團軍，但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卻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以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4路軍總司令。次日，余漢謀在大余通電就職，聲明擁護中央。其電稱：「外患日亟，非禦侮不能圖存，非統一不能禦侮，中央之力圖和平統一，實為集中力量之救國要圖。」「我廣東當國難日亟之際，忽然稱兵，陰結外寇，進窺鄰省，發動內戰，破壞統一」，實禍國殃民之行為。隨即，余漢謀下令所部回師廣東，而駐守韶關的第2軍和駐守大坑口的巫劍虹部先後不戰而退，余漢謀部順利進至英德、軍田一帶，逼近廣州城。緊接著，第3軍第9師3個團也通電倒陳，陳濟棠大勢已去，不得不於17日派私人代表飛往南京面謁蔣介石，表示可遵命下野。18日，廣東空軍150名飛行員、72架飛機在司令黃光銳的率領下通電倒戈，陳濟棠更失去了討價還價的條件。當晚，陳被迫攜帶家眷乘英國軍艦赴港，並被通電下野。

  

  廣東瓦解，廣西便呈孤立之勢。7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也不得不通過黃紹竑等向南京表示願意接受新的任命。但蔣介石自然不會放棄這一根本解決兩廣半獨立局面的大好機會。25日，國民政府宣布撤銷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對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另委黃紹竑、李品仙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與此同時，蔣令中央軍一部由湖南威脅桂林，以一部由黔南壓向廣西宜山，並派兩部進入廣東，一路由北江、連山向廣西富川、賀縣、八步方向開進，一路由廣東肇慶沿西江而上，向廣西梧州開進，表面上是向廣西施壓，實際上正如蔣自己所言，此不過一石二鳥之計：「中央對桂軍之目的，乃在藉此入粵兼安粵局耳。」

  李宗仁、白崇禧並不了解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麼藥，相信非逞強不能逼蔣讓步。他們迅速下達全民動員令，並發表告軍民書，揚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同時還電邀各反蔣派團體和人士入桂，包括請在港反蔣派要人李濟深出來主持大計，請蔡廷鍇、區壽年等來桂重組第19路軍。於是，7月底，李濟深、蔡廷鍇、翁照垣、胡鄂公等先後入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救國會、第三黨等均有代表到南寧，並揚言要於8月初組織獨立的抗日政府。

  蔣介石原本對桂用兵就含有複雜意圖，並非真想與廣西全面開戰。眼見事態不妙，他又轉而先後派人前往南寧進行疏通。於是一觸即發的戰端又出現了轉機。雙方人員頻繁往來後，解決的癥結最後歸結為人事安排和中央軍撤兵兩項上。蔣介石堅持，李、白兩人必須有一人離開廣西到中央任事。經過討價還價，李、白最終同意有條件妥協。

  9月2日，程潛、居正、朱培德飛抵南寧，與李宗仁、白崇禧等正式談判。雙方達成如下協議：（1）重申開放抗日救國運動及言論、集會、結社自由；（2）撤退南下各軍，恢復各方交通；（3）確定抗日計劃及時期，務求在最短期間實現；（4）李宗仁任廣西綏靖主任，並保留第4集團軍；（5）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出國考察；（6）廣西黨政人事一仍其舊；（7）廣西軍隊保留3個師，軍費由中央支付；（8）以上各條除第（3）條保密外，其餘均請蔣委員長以談話方式宣告國人。

  6日，南京政府發表命令，改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黃旭初為廣西省主席，黃紹竑回任浙江省主席。14日，李宗仁、白崇禧發表和平通電，說明因「痛念國家危亡，激於良心職責驅使，爰有前次請纓出兵抗戰救亡的舉動……無如抗敵之志未伸，而鬩牆之禍將起……所幸中央當局……一再派大員入桂觀察，對桂省一切愛國之真相，已徹底明了，同時對宗仁等救亡等項意見，並全部俯予接納。今後一切救亡工作，自當在中央整個策略領導之下，相與為一致之努力」。兩天後李宗仁、黃旭初在南寧宣誓就職，兩廣事變至此和平解決。

  兩廣事變根本解決，意味著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與安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儘管這個時候西北陝甘地區還有「剿共」的工作尚在進行，但是，多數國民黨人和輿論界顯然都相信，統一和安內的工作接近於大功告成，攘外和禦侮的工作應該可以提上議事日程了。《大公報》記者對南京政府前期的工作即頗肯定，其文稱：「這五年當中，除了共產黨一個問題未曾安排好以外，我們未曾打過重大的內戰，尤其是今夏兩廣問題的解決，使我們的國家發現一個統一的規模。我們試打開地圖看看，中自江浙贛鄂起，南至閩粵桂湘，西至黔滇川陝甘寧青，北方的魯豫晉綏，莫不在同一的行政組織之下，這些省的軍隊也莫不在同一的軍令系統之下。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國，中央的軍令可以動員全國的軍隊。這種情形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的。」

  事實上，廣東陳濟棠的勢力剛被瓦解，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就成立了以蔣介石為議長、汪精衛為副議長的國防會議，用蔣介石的話來說「就是希望各地方的軍事當局，能夠共同一致，來中央參加討論，對於各項決議辦法，大家可以徹底明了。一旦發生事變，也可以團結一致，共同負責來抵禦外侮」。也正是在這次會上，蔣介石公開發表了《救亡禦侮的步驟與限度》的報告，具體說明：「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損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分割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蔣介石在這一報告中還說：「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個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的犧牲。」據此，二中全會通過宣言亦強硬宣稱：「中國目前形勢，非以決死之心求生存，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舉國一致以整齊之步驟謀挽救，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今後，「吾人對內惟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蘄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綏遠抗戰的發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進入1936年以後，此前曾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策動下一度風聲鶴唳、高度緊張的平津地區一時歸於平靜，而屬於日本關東軍目標範疇之內的察綏地區卻再度陷入危機之中。深受「滿蒙計劃」影響，以控制經營整個滿蒙為目標的日本關東軍，在實際控制了察哈爾東部地區之後，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委員長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動德王在內蒙古造成獨立局面，進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蒙古國。為此，日本不僅加緊向察哈爾全境乃至綏遠地區實行滲透，而且接連運用偽軍李守信等部製造事變，逼迫中國方面撤出了察哈爾省長城以北地區。到1936年初，李守信偽蒙軍已經侵占了察東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8縣，並控制了察東的正藍、鑲白、正白、鑲黃、太僕寺等8旗，在張北設立了偽司令部。德王隨即與李守信公開合流，在察東成立了察哈爾盟公署和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自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4月間，在日本的推動和幫助下，德王在錫盟烏珠沁右旗索王府召開了名為內蒙古王公全體大會、實為蒙古建國會議的分裂會議，公開提出了建立蒙古國的政治目標。5月12日，德王與李守信等更公開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蒙古軍政府」，德王親任總裁，掌軍政大權，李守信兼參謀部長，並聘日本人村谷彥治郎、山本信親、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顧問及軍事、財政、外交、教育等顧問，並且編制完成了2個軍共8個師的偽蒙軍。以德王為總司令兼第2軍軍長，以李守信為副司令兼第1軍軍長，總兵力1萬人。德王所部駐嘉卜寺，李守信所部駐察哈爾張北及廟灘，王英所部駐尚義、商都，偽蒙軍第2軍第7師穆克登寶都所部駐百靈廟。日本關東軍並從偽滿洲國抽調騎兵5000人入駐察北多倫、沽源、平定堡一帶。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和偽蒙軍自然要把奪取內含西部內蒙古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國綏遠省，視為完成「蒙古建國」的下一階段戰略目標。察綏一帶局勢漸趨緊張。

  還在華北事變之際，蔣介石就已經注意到日本有西進之勢。但他當時估計，日軍西進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對蘇聯合圍的態勢，以應對對蘇作戰之需。因此，最初蔣對綏遠防禦問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他相信，以綏遠的地理條件和軍隊的布防，守難攻易，如果真有日軍來攻，幾乎沒有全面堅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確告訴對晉綏負有守土之責的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說：「綏遠守棄方針，弟意小敵來擾，則迎頭殲滅之；若其大敵正式來攻，則扼要據守，並擇最重要幾個據點固守之，如能固守三個月之時間，則事無不成。故綏遠不可全部放棄，亦不宜處處設防。」蔣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3個月「則事無不成」，就是估計日軍西進的目的絕不是因為這塊土地具有怎樣重要的價值，日軍的主要目標其實還是為了奪取外蒙，並對付蘇聯。所以，蔣深信蘇聯對此也心知肚明，絕不會眼見日本的陰謀得逞而無動於衷。在蔣看來，「倭勢西進愈力，則俄取攻勢亦愈速」。3月29日蘇聯與外蒙簽訂互助條約，便印證了他的觀察。他當時甚至開始考慮如何設法從日蘇衝突中獲取實際利益，即就勢向日本要回東北主權的問題了。

  但是，蔣介石對日偽西侵意圖和日蘇戰爭前景之估計，始終未能得到事實上的印證。相反，注意到日蘇形勢「始急終緩」，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國會議」，以後又受到6月初爆發的兩廣事變的刺激，發現深處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魯守將宋哲元、韓復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與兩廣反蔣派相應和，蔣不能不擔心華北諸省有脫離中央的嚴重危險，其對綏遠的方針明顯地開始強硬起來。

  5月26日，蔣介石公開任命陳誠為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意在加強中央對整個西北地區的控制。蔣同時明確要求閻錫山調遣兵力對整個包綏地區增兵布防。他為此親自致電閻錫山，說明此舉對山西安危之利害。電稱：「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則彼必不敢輕窺綏遠，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綏急進。萬一包綏動搖，則晉失屏蔽，雖有天險，亦無以為計。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

  蔣此番布置，都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內蒙德王獨立，為時間問題，果不能設法消弭乎？冀魯叛變，圖謀脫離中央，將成事實，或可及時消弭乎？」顯然，對日蘇戰爭的期待，漸漸不再置於其對綏遠守棄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識到，綏遠與冀魯其實是互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盤踞綏察，宣告獨立，冀魯之地位以及整個軍心民心，亦必徹底動搖。問題是，山西剛剛在中央軍的協助下才將由陝北渡河東進的紅軍擊退，不僅餘悸未了，而且相當兵力不能不向西防禦。受此實際情況的影響，閻錫山深感兵力不足。與眾將領反覆商量的結果，仍「以為如此增兵綏遠，使山西空虛，非固根本計也」。故雖獲蔣電，閻錫山方面卻遲遲不能有所決定。

  至7月間，因偽蒙軍進犯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央許諾之防務撥款遲遲不見蹤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軍關麟征等部也因兩廣事變南調離境，晉綏兩省頓感兵力捉襟見肘，故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這時頻頻向蔣告急，擔心「偽蒙圖綏」，「恐短期間內有卒然發動之可能」。但蔣這時因應付兩廣事變，分兵無術，難以馳援晉綏，不得不密電閻錫山，要其克服困難，火速增援傅作義。好在日偽軍這時並未發動突然的進攻。

  8月初，南京方面再度得到消息，稱日本準備趁兩廣事變、桂系進軍廣州之際，推動察北偽軍攻綏，然後宣告冀察自治。察綏這時的情報也顯示，偽蒙軍正蠢蠢欲動，有內外響應進占綏東之計劃。這說明，綏遠的形勢不僅相當危險，而且其影響將直接威脅整個華北的安危。注意到這種情況，蔣介石已經在密謀趁敵準備未周，主動出擊，打擊日偽軍了。他明確告訴閻錫山：「弟意欲使匪偽不敢再來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守御，不能達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結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予其一大打擊後，適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偽以後必不敢輕來矣。此兄必操勝算與一勞永逸之計。」

  在蔣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閻錫山等反覆會商後，終於決定向綏遠增兵了。閻電稱：「此間自前次接奉鈞電後即在雁北綏遠布置三十五軍傅作義之六團，七十師王靖國之六團、六十八師李服膺之七團、獨立第七旅馬延守之三團、又補充團兩團、騎兵六團、炮兵兩團，共三十二團，內除王靖國之四團暫在雁門關上擔任工事，綏境一有事故，三兩日內即可加入外，其餘均到綏同一帶。有此兵力，似可作當頭之棒。而晉綏軍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但實際上，晉軍這時很大部分兵力仍集中於晉西與陝北在做兩面防禦的準備，故其對綏遠用兵實難做到全力以赴。特別是注意到張國燾、徐向前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由川康北上甘肅之後，閻錫山更加擔心紅軍會合陝甘後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的戰略，因此他堅持要求蔣介石調中央軍援綏。

  相對而言，這個時候傅作義對蔣介石主動出擊的建議，態度要比閻錫山積極一些。根據偵察的情況，他知道察北偽蒙軍並不具有很強的實力。李守信在張北有騎兵4個師、炮兵1個團，偽軍包桂亭有6個團駐化德和尚義，偽軍王英亦有3個師並2個旅駐商都。除此之外，於志謙、馬子禎、胡貝勒、李子靜、呂存義、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偽保安隊，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這些兵力，全部加起來也不過1.2萬餘人。而且，他「判斷敵之發動，日方仍不露面，先驅使匪部分路進犯，不攻我堅陣，亦不與我大部拼戰，取擇隙竄擾、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應付。成則將匪西推，日偽占地；否則所損為匪，與彼無傷」。唯一的問題是，綏遠的地理條件有利於敵偽竄擾，卻不利於大軍圍擊。若尊蔣意，「取攻勢直搗察北，掃其巢穴，比較易作，又恐時機未至，有直接對日之慮」，因此，傅作義這時的計劃是，組織有經驗的無職軍官老兵參加境內各縣村、圍、堡之守備，另組乘汽車的機動部隊準備在敵偽來襲時「迎頭痛剿」。

  面對晉綏將領對自己建議的猶豫態度，蔣介石相當不滿。他一面向閻錫山保證「俟桂事解決即可抽兵北上協防」，一面在內心裡批評他們「無定識與定力」，進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對日交涉中不得退讓，必須堅持他7月在五屆二中全會上所宣布的最大讓步限度不動搖，稱「如逾此限度，當不惜決戰」。他相信：「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旋轉之途徑矣。」因為他相信，倭寇現在純粹是外強中乾。「蓋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決不能亡我中華，我之危險，已較前減少過半矣。況彼內在之矛盾，與其國際環境之孤立，而樹敵太多，決不允許其如五年前之荒偽放浪。」

  由於不能得到晉綏將領的贊同，再加上隨著8月24日和9月3日先後發生日人被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態度頓趨強硬，蔣在軍事上趁機出著的條件已失，只好決定「暫緩」他的「察綏進攻計劃」，轉而指示外交部長張群加緊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談判，以成都、北海兩地日人被毆殺事件為由，說明目前國人對日本情緒之激憤，強調中日兩國緩和關係之重要，試圖再次嘗試與日本達成全面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方案。

  中日南京談判從9月15日開始，接連幾次交涉之後，雙方的分歧就已經顯露無遺。19日，日方以最後通牒方式要求中方同意共同防共、協定關稅、聘用日本顧問、開通福岡至上海航空線以及引渡不法朝鮮人等。23日，中方則答以5條希望事項：（1）取消上海停戰協定，（2）取消塘沽停戰協定，（3）取消冀東偽組織，（4）取締走私，（5）取締日機之自由飛行。結果可想而知。

  鑑於雙方條件明顯沒有接近之可能，蔣相信事態可能趨於嚴重。為此，他一方面分別電告軍政長官何應欽、吳鐵城、韓復榘、沈鴻烈、閻錫山、劉峙、周至柔等，要求他們務必做好應變準備。蔣稱：「據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之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另一方面，則決定趕回南京，親自接見日本大使，做最後之努力。他在25日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得旋轉之途徑矣。今川越與張群談判，形勢已等於決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許我提條件，是則不可忍者。余決回京，親與川越周旋。」

  10月8日，蔣介石親自出面找川越會談。川越根據日本政府的訓令，明確提出了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和限時降低關稅等要求。蔣對此除聲明「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外，並不與其直接討論日方的各項條件，堅持其他問題仍由張群外長與川越大使繼續商討。會談結束之後，蔣介石已經決心重提其「察綏進攻計劃」，準備在綏遠採取行動了。

  8日，蔣介石通知閻錫山說：日方攻綏在即，王英部騎兵3000人將在10日內竄擾綏西，察北偽蒙各軍俟王部到達綏西後即會合襲擊綏東。蔣要閻務必「嚴密注意，並切實防範」。幾天後，鑑於張群與川越的交涉仍舊完全不得要領，蔣介石進一步加緊策劃對綏遠的軍事行動。12日，蔣介石決定抽調湯恩伯部3個師應援綏遠，並電湯恩伯立即與閻、傅聯繫部隊行進問題。由於有消息稱關東軍調兵兩團加入攻綏偽蒙軍，因此蔣甚至還想增厚援綏兵力。只是他對關東軍是否加入攻綏仍有懷疑，同時何應欽也「恐日人偵知為慮不主急辦」，故未付諸行動。

  日本關東軍會不會捲入攻綏行動，這是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這時最為關注並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在關東軍已經接連占領了東北與熱河，並部分侵占察哈爾之後，這時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輕率斷言其不會進一步尋找藉口侵占綏遠了。但蔣介石依舊估計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關東軍在綏遠的行動不會是大規模的戰爭行為，更多的還是關東軍少數將領的越軌行動。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國方面就必須迅速表現出強硬態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鑑於此，蔣介石還是決定先發制人。

  21日，蔣致電閻錫山，重提在綏遠採取攻勢，先發制人，以顯示中國方面保衛綏遠的決心。其電稱：「本日岳軍（即張群——引者注）與川越談判仍無進展，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我軍不如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二路之聯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占領綏遠之企圖。若此時徘徊莫定，坐令匪勢龐大，交通完成，則我處被動地位，終陷不利也。」蔣介石斷言，此役若能一舉擊潰其匪偽，使倭軍增援不及，則其侵綏企圖受此打擊，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了。

  閻錫山等人看問題的方式明顯與南京方面不同。南京蔣介石等越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須用強硬的態度使日本人知難而退；閻錫山等人卻越是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擔心太過強硬反而會惹惱日本人，為其大規模軍事介入提供口實。從這樣一種考慮出發，他們當然會懷疑蔣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觀點反映了山西多數領導人的想法。他說：「蓋我工事不夠，準備未周，共匪又近在側背，能再延宕敵人一年，於我最利。」目前唯一可行的戰法，就是趁偽軍王英部進至百靈廟之際，「一舉滅之，並將百靈廟附近之能資軍用等地毀燒之，只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綏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過於難堪」。即便是對這種戰法，眾人也認為應當十分審慎小心。結果是閻錫山的增援行動與作戰計劃遲遲不能出台，蔣介石不得不接連去電詢問閻錫山：「對匪偽軍之進攻計劃未知能否實行？」他還決定親自去太原見閻，「面商一切」。

  自10月21日起，中央軍湯恩伯部第4師、第89師以及所轄第72師已開始由陝北清澗、延川一帶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動，高桂滋第84師各部亦奉命向吳堡、綏德、安定地區轉進。蔣並調門炳岳師集結咸陽，隨時準備開赴綏遠。南京政府援綏部署業已展開。負責實施援綏計劃的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陳誠根據蔣介石令飛往太原，與閻錫山等會商，勸說晉軍將領實行出擊。陳誠到後，提出可由湯恩伯部中央軍化裝成晉軍模樣襲取張北，另由傅作義部攻取商都。閻錫山等對此仍表示懷疑。閻錫山等人甚至認為：目前「綏境內並無偽匪軍，我軍現已在綏邊之興和、陶林等縣駐有重兵，並做國防工事，其沿邊之紅毛營、玫瑰營、大六號、高家地等處亦並分扎軍隊」，綏遠暫時看不出有太大危險。而主動向察北出擊，一來已經集結甘北的中共紅軍會不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之局面，趁機打著增援綏遠抗戰的旗號堂而皇之地進入晉綏地區，令人憂慮；二來大戰一起，晉綏工事、部署準備不周，萬一關東軍大舉介入，紅軍又近在肘腋，實難料想最後結局。故他們的意見是：「非萬不得已不可尋敵。」

  10月底，閻錫山、傅作義等均聚集西安和洛陽為蔣介石祝壽，蔣趁機又反覆勸說閻、傅等加緊準備攻勢。他與傅作義具體討論了在綏遠實施軍事防禦的方案問題，說明我不攻敵敵必攻我，屆時我將更加被動的道理。對閻錫山所擔心的中共紅軍背後威脅之事，蔣也詳細介紹「剿共」軍事形勢，他保證有十足把握能將紅軍圍困消滅，斷不致給綏遠抗戰帶來麻煩。但是，閻錫山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他在回到太原後，對於蔣建議「精研」進兵德王在綏之據點百靈廟一事，復電蔣：他發動對偽蒙軍進攻，難免會成為德王宣布獨立之藉口。屆時德王以獨立為由，要求日軍協助抵抗，他「不免有挑動對日真面目戰爭之慮」。考慮到此舉利害關係，他的意見是，既然蔣估計偽蒙軍必會來攻，不如「俟其發動再由政府下令，較為有詞」。

  11月上旬，偽蒙軍陸續開始由察北向綏遠境內之百靈廟、商都、南壕塹大舉調動，意在進攻陶林、興和和集寧，綏遠軍事形勢頓形緊張。5日，德王又發歌電致傅作義，強硬要求：（1）將察哈爾右翼四旗即日歸還察哈爾省，並歸本會管轄；（2）立刻解除對百靈廟的軍事設施和經濟封鎖；（3）立即歸還今春被誘騙叛變的原百靈廟保安隊攜去之武器彈藥；（4）即撥付40萬元以為蒙政會清償債務；（5）今春百靈廟兵變為首人員及貴省襲擊梅力更召之官兵，請一律拿解百靈廟，以便法辦。電報聲明：「以上五項係為蒙古生存逼不得已之要求，貴省以前種種壓迫蒙古之錯誤即應一一承諾，如期實行，否則蒙古雖弱，亦不能不作最後之掙扎。設由此而演成事變，其責任均當由貴省負之也。」與此同時，10月剛剛編成的西北防共自治軍改名為「大漢義軍」，王英以司令的名義也於14日發表了所謂《告全國同胞書》，公開號召打倒國民政府和蔣介石。

  偽蒙軍的大舉調動和德王歌電，清楚地顯示日偽進攻迫在眉睫。傅作義除當即復電一一反駁以外，特告閻錫山：「彼方於最近期內向我進擾已無疑義，擬請鈞座當機立斷，迅將部隊集結於適當地點，準備使用。彼一發動，即迎頭予以最大打擊，以壯我軍威，寒彼賊膽。」他的看法與蔣相同：「倘出以迅捷手段，則日方或不及參加。」

  眼見德王已擲下戰書，閻錫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偽蒙軍「開釁之先聲」，因而同意迅速集結部隊準備應付。但他依然堅持要後發制人。11月7日傅作義與趙承綬聯名電閻，主張：「綏東必出一戰已無疑義，推敵襲我之期約為真日，我與其被動應付，不如先機襲擊，打破其種種企圖，或可戢敵之正式侵犯，似屬一主動制勝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積極準備。」閻錫山卻不為所動，堅持「俟其正式侵犯時，再依我原定計劃相機應付可也」。

  就在蔣、閻、傅還在就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爭論不休之際，商都偽蒙軍已經在13日開始向興和傅作義守軍發炮襲擊，並用飛機向傅部防地投彈。15日，偽蒙軍正式開始對綏東門戶紅格爾圖傅作義部守軍發動了地面進攻。傅作義隨即調董其武旅前往增援，經過數天激戰，成功地守住了紅格爾圖。傅作義並向閻錫山報告稱：「戰端既開，我應換得主動或先機制勝之勢，對百靈廟擬應奇襲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時對商都亦應相機攻下，打破敵之企圖。惟此單就作戰有利而言，至對整個外交有否顧慮，須加審慎。如蒙准行，職當相機而行。」

  鑑於敵偽已先發制人，「正式侵犯」，閻錫山亦再難猶豫。他隨即電告傅作義：「敵已進擾，我應以先機制勝甚是。已轉電介公請示。」但他仍主慎重，強調：「我意此事應熟為計慮。希對百靈廟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詳為探查，俟湯軍門師全部集中，並得介公復電後，再相機辦理可也。」

  在得到傅作義電當天，閻錫山緊急召集各方領導人討論應對辦法。會上仍有爭論。徐永昌認為不可急於做進攻的決定，提出：（1）我方攻百靈廟，德王是否仍不令偽匪由廟方出擾，畢竟德王尚未公開向中央挑戰；（2）攻百靈廟是否將攻雲王府包括在內，因雲王府即在百靈廟左近，而攻雲王府是否即是攻達爾罕旗；（3）能否以三幾團人一攻即下，百靈廟日來布置虛實如何亦未偵察清楚，況此時綏遠左近兵力能用於襲擊百靈廟者不及一團，故應先請傅作義切實調查清楚，並告以上顧慮，得其回電後再為決定。但面對偽蒙軍大舉進犯，與會多數亦不敢掉以輕心，閻錫山猶豫再三，還是主張轉請蔣介石來做裁決。

  蔣介石得到報告後態度一如既往。他當即回電，毫不含糊地表示：「應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以弟之意，非於此時趁機占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蔣既有令，閻錫山雖心存猶豫，但亦照轉給傅作義，只是提出：「我意襲擊百靈廟，須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當日完全占領。否則，必多顧慮。希仍詳偵熟計，俟湯、門兩部集中完備後再相機進行可也。」

  17日，為堅定閻錫山等人的抗戰決心，蔣介石決定親自飛往太原。臨行前他又得到正在與川越大使談判的外交部長張群的來電，內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駐上海領事館外交官員都明白表示，對察綏事日軍並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國盡可迎擊。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堅定了蔣的信心。他特地要張群叮囑日方：中國政府將對綏東事件作具體調查，並將給偽匪部隊以痛擊。電稱：「對於綏東發生之案，我方態度宜先須查明蒙偽軍攻綏之真相後，方能再定與川越續會之時期示之。並非正式聲明或間接宣傳，察省蒙偽匪部如一日不肅清，則綏遠與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軍以保護主權與領土之職責所在，決不容蒙偽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當不顧一切對蒙偽匪部抱定徹底消滅之決心等意示之。」

  17日傍晚，蔣介石飛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閻錫山主持的會議，詳談日方態度和舉行綏遠作戰之必要，最終說服了與會者，並確定了徹底解決百靈廟、商都和張北三地之敵的方針。蔣隨即電令南京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要空軍做好參戰準備，派轟炸機和驅逐機各一大隊，以洛陽機場為出發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後參加百靈廟、商都、張北三地之進攻作戰。稱「張北與商都百靈廟各敵皆無空防，我軍若能出其不意，則必可予其一最大打擊」。

  18日午後，蔣介石返回洛陽，仍不斷去電閻錫山和傅作義，強調「我軍出擊日期愈快愈好」。鑑於傅作義要求出動空軍支持，蔣亦承諾「空軍三日內即可在洛準備完畢，隨時可以候令飛綏作戰」。

  不料，傅作義於19日電告蔣：進攻紅格爾圖之匪被我擊潰後，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隊，故襲擊商都時機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靈廟，再行酌情奪取商都。傅作義進而加緊制訂奪取百靈廟的作戰計劃，兩天後即通知閻錫山並報蔣：「職已完成襲取百靈廟之計劃，預定24日襲奪。」蔣對此甚感欣慰，他除詳詢部隊行動情況與具體步驟外，仍然認為同時奪取百靈廟和商都為好。但由於中央軍這時尚未到達綏遠前線，以晉綏部隊已有兵力，攻一百靈廟尚可，同時進攻商都幾乎沒有可能。不僅如此，即使進攻百靈廟，當傅作義要求蔣為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和攻擊幫助時，蔣亦發現不僅空軍準備尚未就緒，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飛抵戰場上空，而且在何時及如何使用空軍上，也遠不如早先預想的那樣簡單。閻錫山、傅作義堅持空軍必須給予支援，而空軍毛邦初等則強調若現在就暴露我空軍實力，以後對付敵人空軍反為不利。結果蔣亦只能勸說閻、傅暫時不必堅持空中掩護與支援。在蔣看來，只要日本關東軍不會馬上介入，晉綏軍對付偽蒙軍實已有餘。

  閻錫山對蔣介石的意見卻不以為然。他明確電告蔣介石：「昨得密報，日以飛機坦克車毒瓦斯等助偽匪軍作戰，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軍隊加入作戰，必得綏遠雁北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為防備萬一計，應懇鈞座再備五萬人駐紮相當地點，以備應戰。」不僅如此，在晉綏開戰，原非計劃中事，各項開拔、糧草、補給和槍彈消耗的費用都需要大量款項。而以晉綏兩省之力應付起來，不免會有相當困難。故閻錫山還明確要求中央提供600萬元經費的補助，以滿足此次作戰行動之初步需要。蔣在對閻反覆勸說之後，仍無法使閻錫山痛快出擊，這不能不讓蔣大為不快。

  不過，無論如何，在蔣介石的反覆督促之下，傅作義所部孫長勝的騎兵師、孫蘭峰的步兵旅還是在11月23日夜按照作戰計劃，秘密到達指定地點，並於24日凌晨對百靈廟發起了進攻。激戰至上午9時許，兩部即成功地收復了百靈廟，拔掉了日偽安插在綏北的一顆釘子。當天，閻錫山即分報各方，稱：「連日匪偽軍大部集結百靈廟，謀犯綏北，昨晚開始向我守軍進攻，我一面派兵迎頭痛擊，一面派出奇兵繞襲百靈廟。雙方夾擊，激戰徹夜，卒將敵擊潰，於今晨九時我軍完全占領百靈廟。」綏遠抗戰因此乃得以寫入歷史。

  中國軍隊一舉拿下百靈廟，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巨大反響，各地上至政府高官，下至工人、學生，大家踴躍捐款捐物，發起援綏軍民抗日運動。蔣介石也更加躍躍欲試，他一面公開發出賀電，稱「百靈廟之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之起點，亦即為我國家安危最大之關鍵」；一面致電閻錫山，力主傅作義應再接再厲拿下商都和張北，以給偽軍致命打擊，以便能夠在較長時間裡使其不敢再騷擾和蠶食綏遠、製造內蒙古獨立。但是，閻錫山等卻並沒有因為百靈廟大捷而特別歡欣鼓舞，他當即電告傅作義不要急於進攻察省境內的商都和張北，「對察戰事靜候我公辦理可也」。

  閻錫山的顧慮不是毫無道理。傅作義這時有報告稱，關東軍發出通告稱：「聞綏遠軍曾於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內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溝，原來在長城以北之察省區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與土肥原兩氏之協定，曾有中國軍隊不得侵入該區域之一步之決定，綏遠軍此次之行動顯系違反此項協定。故今後如再有此種行動時，則關東軍不論出任何行動，其責任亦歸綏遠負之。」此則通告顯示對商都，特別是對張北發動進攻，將冒相當風險。雖然傅作義根據南京中央和閻錫山的建議，公開否認有此協定，並表示：「際此大軍進剿，當然對該通告應置之不理，以利軍事。」但實際上閻錫山等人還是憂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確表示：「在我準備不足之今日，最忌貪功與浮躁。」閻錫山更顧慮到南京方面已經準備動用70架飛機參戰，擔心再打下去，戰事勢必擴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戰爭可能，當設法阻止之」。他甚至後悔當初不該把傅作義要求對日作戰的那封電報轉發給蔣介石。因此，他明確提出：「此時能用政治方法謀彼此停止攻擊才好。」他的意見是，百靈廟之役後，目前已不是再度擴大戰果的問題，而是應把防備關東軍的報復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應防其大批飛機轟炸及放毒」和防其「從平綏路進攻大同，截斷晉綏」。

  對於關東軍的通告，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能示弱。他當即致電外交部長張群，令其就察綏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為我國領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當之任何協議與未經中央正式承認者，概不發生效力。冀東察綏行政主權，中央必求其徹底完成，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同時，蔣密告南京中央的何應欽等，要其做好日軍捲入的準備，即「應預備察綏事態擴大，須準備一切，京滬與滬杭兩方面尤應積極工作，並作（日軍）進兵吳淞之準備，一面與外交部切商絕交之手續，並與馮（玉祥）程（潛）唐（生智）各同志密議籌備」。他並致電河北秦德純等，提出：「望與明軒（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綏事態擴大後辦法。中意察北應趁機收復，請其積極戒備以防萬一。」他進而電示閻錫山和傅作義：「對日本駐晉綏各特務機關人員，應準備監視與搜索其住宅。對其室內外所用之無線電機，尤應拆除。」顯然，蔣此時並不想就此收手，並且橫下一條心，有意要擺出不惜與日本一戰的架勢。

  25日，蔣介石電示閻錫山、傅作義，堅持要他們乘勝發動對商都的進攻，並表示將派空軍協助，預先實施轟炸。閻錫山自然表示難於接受。其復電稱：「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齊，山意轟炸亦可稍遲舉行。」蔣對此毫不妥協，當即電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務望從速部署，最好能於三日內占領，否則綏遠決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塹亦應同時攻取，如何請立復。」對此，閻錫山還是堅持反對，依舊強調各種困難，並且特別指出，以商都所據位置，縱能奪取，占領和固守亦是問題。眼見閻錫山等前線指揮官與自己意見分歧，蔣介石亦無可奈何。他只能再度派陳誠前往勸說並督陣。陳誠到後，確實極力說明蔣之意圖，但徐永昌等堅持攻商都有弊無利。在蔣介石的堅持下，閻錫山不得不在綏靖公署召開會議討論攻商問題。然而與會者一片反對之聲，直要陳誠去電洛陽，勸蔣介石「從長計議」。

  占領百靈廟後，一連幾天得不到下一步進攻行動的指令，傅作義深感困惑，接連電催蔣、閻，詢問結果。但蔣介石對閻錫山亦無可奈何，只能暗自在日記中痛斥「閻錫山怕犧牲，不願進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禍於宋哲元，而又借戰爭之名，來索大宗款項六百萬元，其心究何若？」而事實上，他已經知道繼續爭論下去不會有結果。

  就在蔣介石已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的幾乎同時，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國防部公開發表了談話，威脅說「內蒙戰事如危及滿洲國或共黨危及中國，將採取適當步驟以自衛」。對此，蔣依舊錶示懷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一面還是強調日軍不過空話威脅，其必不敢因此對我開戰，認為奪取商都、南壕塹，對整個晉綏，特別是對綏遠的安全將有極大利益。對此，閻錫山和徐永昌的態度也很坦率：「余意為不惜與日即時開戰，或決其必與我開戰，則可，不然仍以忍耐為上策。蓋共黨方張肘腋間，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統一亦未至表里，相信萬一失利，國家殊有不堪設想者。」為證明自己的擔心不虛，閻錫山還再度向蔣通報了他所得到的日本關東軍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據報某方軍隊約三千人攜有坦克車二十餘輛，飛機三十餘架經過多倫，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達。」

  鑑於此，蔣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復電稱：「對於此時政略，若對察北問題我方已有可進可退之餘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場言，當以收回察北為有利也。惟以顧慮引起敵方整個之戰爭，則準備當須待時，弟意以後戰略之攻守當決之於兄，而政略之成敗則由弟負其責也。但無論如何，惟須速決為盼。」當然，蔣內心裡還是相信這時是千載一時之機，即使日本關東軍有心干涉，亦需相當時日，若能即時進攻商都與南壕塹，漸次收復張北各縣，不僅對晉綏安全有益，且於外交利益特大。但是，既然蔣已明確表示綏遠軍事上的戰略部署交由閻錫山來決定，閻自然也就懶得多費口舌了。他對蔣的這種看法只是支吾其詞，再不做正面回應。閻錫山態度如此，蔣介石亦無法可想。

  12月2日，注意到東北軍內部不穩，西北「剿共」有可能陷於停頓，蔣介石也就乘勢改換了方針：「一、親自駐陝督剿殘匪。二、對倭緩和進行交涉。」其對綏遠戰役的主導權，自然完全放給了閻錫山。而他自己則把重心轉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戰爭上去了。此後，綏遠的戰事一度雖然仍很激烈，但受到隨後發生的西安事變的影響，也意外地停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