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張學良與中共的西北大聯合計劃

  張學良決心和共。據其自己回憶，最初是因為1935年11月在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各種刺激，有不少感慨。一是朋友之規勸，如沈鈞儒、王造時等之鼓勵；二是東北軍中少壯同志責備其不應同親日者同流合污；三是刺汪兇手孫鳳鳴的激烈抗日言辭；四是大會中顯露出來的黨內權利之爭；五是國民黨中央負責者多不熱心抗日，反有內心裡親日者，真正賢哲者，或在外工作，或無權位；六是汪精衛再三鼓吹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讓人認為非是對外，乃係對內。再加上開會前後東北軍三次「剿共」作戰嚴重失利，兩個師長、一個參謀長戰死，兩個半師在內戰中覆滅，在東北軍歷史上前所未有，「使良（張學良——引者注）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認為因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並對共匪之戰鬥力，不為輕視，遂觸動用『和平』辦法，解決共匪之念生焉」。而「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並已動搖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再見不能成功，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眾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再加上他在上海時，曾數次與東北抗日將領李杜討論收復東北的辦法問題。李杜明確認為，而今要收復東北，靠南京政府不行，必須要聯絡中共，並通過中共與蘇聯合作，否則難以進行。李杜願意前往蘇聯，代張學良與蘇聯政府進行交涉；但聯絡中共這一層，卻必須要張學良自己來解決。張學良自己很清楚，因為中東路事件，他早已深深地得罪了蘇聯人。如果沒有中共在中間幫助，蘇聯是絕不會信任他的。而沒有蘇聯的援助，單靠東北軍，哪怕是加上南京政府的力量，也是沒有可能收復東北的。

  正是基於以上這種情況，張學良在3月5日見李克農時，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了，再三強調希望能夠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直接會晤。接到李克農的電報之後，毛澤東和彭德懷當天就從山西前線回電，說明可派周恩來等前去與張會晤，只因周等中共在陝北的領導人都已到達山西前線，如果約期迫切，最早也只能於3月17日左右才能趕回。而張學良隨後突患喉症，不能不離陝治療。中共中央也因為要討論新得到的共產國際政策轉變的一些重要文件，這次會晤也就推延了。

  3月底，張學良返回西安。4月5日，王以哲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代表張學良邀請周恩來於8日晚8時前往延安會面。已經回到瓦窯堡的周恩來得到消息後，馬上與李克農一同準備動身。後因雨雪將至，天陰打雷，雙方聯繫的電報接收不暢，周恩來按約如期趕到延安城外的川口後，一直等到當晚10時仍不見延安來人接引。直到9日晨張學良、王以哲接到毛、彭電後，兩人才急忙於當天上午由洛川飛往延安。晚8時，將周恩來、李克農等接入城內天主堂中。

  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的這次會談從4月9日晚9時開始，談至10日凌晨3時許結束，前後大約進行了6個小時之久。由於中共中央事先已經通知了張學良希望討論的內容，因此會談大體圍繞著中共中央所提建議進行。中共中央提議討論的主要內容是：（1）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2）全國紅軍集中於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3）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4）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5）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

  據周恩來出延安城外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可知，張學良對上述問題的答覆大致如下：（1）他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只是在公開抗日前，他不能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進駐蘇區。但只要紅軍與日本軍隊一接觸，不打紅軍，共同抗日即不成問題。（2）將全國主力紅軍集中到河北去，他完全贊成，但紅軍在山西恐難立足，現在出河北又太早，最好爭取綏遠，以綏遠為根據地，靠近外蒙。（3）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他很贊成，認為要抗日就要如此做，他願醞釀此事。（4）聯蘇問題，他最為關心，但不知蘇聯是否肯定會幫助中國，是否真心或乾脆只為了利己。與此同時，雙方還花了不少時間討論了中共中央原本想要迴避的對蔣態度問題。張學良承認：對蔣問題，他的部下中態度確有分化，但要他現在反蔣做不到，因在他看來，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共產黨的路，一條法西斯的路，他相信法西斯的方法可以救中國，而國民黨里只有蔣介石尚有民族情緒，領導得力，故他相信幫蔣能抗日。當然，他也知道蔣介石的周圍多是親日分子，蔣很難下抗日決心，極矛盾。因此，他對蔣也有兩手準備。如果蔣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離開蔣，獨樹異幟。他派人去新疆聯絡邊防督辦盛世才，就是想要打通西北，自成局面。他對此有把握。周恩來對此的看法是：「關於目前行動，彼因對蔣尚有幻想及利害關係，反蔣尚不可能，但認識蔣真投降，彼即離蔣獨干。」

  顯然，張學良的態度出乎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此前的意料，因此，離開延安多天之後，在有人由蘇區前往西安的情況下，周恩來仍不忘委婉地去信勸說張學良一同抗日反蔣。其函稱：「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惟別後事變益亟，所得情報，蔣氏出兵山西原為接受廣田三原則之具體步驟，而日帝更進一步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同時復以分裂中國與倒蔣為要挾。蔣氏受此挾持，屈服難免，其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

  中共對張學良的統戰工作，在延安會談後出乎意料地取得了重大突破。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3月底蘇聯宣布與外蒙古簽訂互助條約的消息的刺激。在得知蘇聯因日本軍隊不斷在中蒙邊界製造磨擦，不惜公開與明明屬於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的外蒙古簽訂條約的消息後，毛澤東在黨內的會議上就曾明白講過這一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他說：「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張學良寄希望於聯蘇抗日，且早有在西北「自成局面」的想法，自然也會得出相同的認識。張學良早就不滿蔣介石對蘇冷淡的態度。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後，南京政府被迫放棄對蘇迴避政策，於1932年12月12日與蘇聯恢復了邦交。但雙方關係此後卻毫無進展，至「塘沽協定」後，蔣介石更採取了對蘇冷淡的態度。延安會談前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先後兩度向蘇聯政府提交抗議照會，更使張學良相信蘇聯很可能會摒棄蔣介石，轉而援助那些敢於抗日的地方實力派。而東北軍地處西北，接近外蒙和蘇聯的地理位置，自然也使張對爭取蘇聯援助產生了相當的期望。因此，張學良思慮再三，終於下決心向中共靠攏了。

  1936年4月26日，張學良專門飛到洛川等著見中共中央派駐其身邊的聯絡員劉鼎。劉鼎當天下午從瓦窯堡返回洛川，當晚張學良即約其談話。他一上來就交給劉鼎一本名叫《活路》的油印小冊子。在這本專門針對東北軍進行抗日反蔣宣傳的秘密小冊子當中，明白地提出了晉、綏、寧、甘、新諸省與紅軍聯合，取得蘇聯、外蒙援助，共同抗日的主張。張學良聲稱，這個小冊子把自己想說的話都說了，他計劃要和蔣介石翻臉了。不過，儘管蔣介石對他開始了惡毒的布置，他目前還是必須裝得老實些，通過半年時間來做準備。主要是：第一，要爭取掌握全部東北軍；第二，要訓練可靠的幹部；第三，要聯合西北乃至西南、華北各省的地方實力派；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即經過半年時間與蘇聯取得聯絡和諒解，得到蘇聯願意援助的明確表示。張學良講：「只要半年工夫，大事可濟。我要干就徹底干！」

  張學良態度的突然轉變，給了中共中央極大的鼓舞。1936年5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聯合東北軍，接通外蒙、蘇聯，為成立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他說：時至今日，中間階級的態度終於轉變過來了，落後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覺醒了。其中最明顯的是張學良的態度，這是大革命到來的標誌。現在張學良由反日開始進到決心反蔣的程度，這說明經過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可能的。中共總的任務是組織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蔣日，但具體到西北地區，現在的任務則應當是創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中國革命首先在西北的勝利。而這是有條件的，不僅中央和紅軍在此，東北軍正在轉變中，地理上又接近蘇聯，再與寧夏、新疆、外蒙聯合起來，與蘇聯結成聯盟，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據此，周恩來受命再度與張學良在延安進行了會談。中共中央計劃的會談內容有三項：「（A)張學良先生準備大舉之實際具體步驟，即政治軍事經濟之問題；（B）楊（虎城）、閻（錫山）、馬（占山）、鄧（寶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聯合戰線問題；（C）張學良先生所部與弟等所部今後行動方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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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進行延安會談。這次會談基本確定了實行西北大聯合的方針。雙方初步約定，以9-10月為期，爭取屆時組成西北抗日聯軍，以蘭州為大本營，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從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及由紅2、6軍團改編的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可知，這一計劃的基本內容就是：「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鑑於紅軍彈藥匱乏，張學良同意在會談後儘快向紅軍運送子彈10萬發，以為接濟。與此同時，張學良還親自把中共派往蘇聯去的代表鄧發送至蘭州，以便經新疆進入蘇聯境內。

  這個時候，紅軍為擴大蘇區，接近蘇蒙邊界，開始實行西征甘北的軍事行動。為此，中共中央明確要求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乘勢由甘南北上。在中共中央給他們的電報當中，對這時西北抗日反蔣形勢發展的趨勢有清楚的說明。其電稱：「西北的形勢是：紅軍與東北軍取得密切合作，與楊虎城、鄧寶珊亦有聯繫。胡宗南由山西向陝南，王均在漢中，毛炳文在甘南，閻錫山受紅軍重大打擊後，現只能出八團入陝，湯恩伯率十八團（四個師）準備入陝亦頗動搖，于學忠率兩師在蘭州天水間，奉軍主力在寧夏境，馬麟在青海，一部在蘭州以西。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與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兄等，使蔣軍不能攔阻。至於奉軍，已與秘密約定，不加攔阻。」

  1936年6月初，反蔣的兩廣事變爆發。粵桂兩軍揭旗反蔣，組織抗日革命軍，以陳濟棠為總司令，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揮師北上進占湖南衡陽，引起國內極大震動。這一消息對於正在計劃發動西北大聯合的中共中央來說，自然最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開始明確提議，推動張學良加速發動，以西北發動來響應兩廣事變。恰在這時，中共中央成功地接通了與莫斯科的電報聯繫。在6月16日中共中央向莫斯科發出的第一封電報中，就具體匯報了西北大聯合計劃和準備提前發動的設想。電稱：「西北國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兩廣的發動，華北宋哲元與四川劉湘等的醞釀，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寧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們與蘇聯地理關係的重要關鍵，目前還沒有有利的情況，然而以紅軍與東北軍兩個西北主力起而舉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國防政府已有它堅定的基礎了……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面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面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制蘭州到哈密要道。」

  兩廣事變的發動，也明顯地刺激了張學良。他在6月22日對長安軍官訓練團發表了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激烈的抗日講演。他大聲疾呼：「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已經到了！抗戰是中華民族惟一的出路，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時間已不容我們談準備了！我們要馬上將準備與行動聯繫起來！」「寧肯因鬥爭致死，決不束手待斃！」回到西安後，張學良很快約劉鼎談話，了解共產黨的相關情況，甚至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請求。據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稱，張學良明確要求中共派人來幫助加快訓練他的幹部，同時要求加入共產黨。對此，中共中央的態度明顯地是積極的。張聞天在7月2日給莫斯科的電報當中特別提及此事，說明張學良要求加派領導人才去為其策劃，並要求加入我們的黨。我們擬派葉劍英、朱理治去，並將來擬許其入黨，因為這是有益無損的。電報明確要求共產國際給予援助，並說明：「東北軍在西北的發動決不容緩，我們計劃至遲到八月應該發動，八月上旬二、四方面軍可到甘南，那時實是最好時機。」

  這時紅軍所處之地，山多溝深，林稀水缺，遍地黃土，交通狀況極為惡劣。紅軍據有的9座縣城，除定邊外，住戶都不超過200家。除黃河沿岸外，一般村莊也很少有超過四五十戶者。總計蘇區人口不超過40萬人，而紅軍及各級脫產人員卻已超過了3萬人，其比例遠大於中央蘇區最困難的時候。而且這裡物產貧乏，除小米外，最大宗的特產就是農民蓄養的山羊。不要說打仗，就是不打仗，這裡也不是大軍久駐之地。因此，從紅軍生存的角度，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夠及早實施西北大聯合計劃。再加上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均已開始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議北上，即將進入甘南，三支紅軍主力會合在即，紅軍兵力將達10萬之眾，無論從軍事上還是從生存的角度，也都需要加速西北的發動。

  1935年4月受命前往上海接通與共產國際聯繫，後輾轉赴莫斯科曾任中共代表團成員的潘漢年，8月6日從香港經南京、西安，到達陝北保安，帶來了共產國際有關紅軍發展戰略方向的明確指示。共產國際再度重申了中國紅軍應該在中國西北地區發展，設法將陝、甘、寧、青、新打成一片，與蘇聯、外蒙接通的戰略意圖。同時，共產國際明確肯定，在中國紅軍有可能接通外蒙或新疆的情況下，蘇聯方面可以考慮從這兩個方面為紅軍提供必要的軍事物資。而潘漢年在經過西安時，也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與張學良進行了交談。張學良這時的建議是，西北的發動應以紅軍開始實施打通蘇聯計劃為契機，由此來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建立。打通蘇聯及西北發動的時間，可考慮在9月日本指使德王進攻綏遠之時，並將攻擊方向指向綏遠，以便號召時局。

  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紅軍行動的整個戰略方針。會議明確決定：「打通蘇聯的意義是偉大的，應放在第一位。」它是黨和紅軍目前階段的基本任務，無論是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統一戰線的鞏固，還是抗日戰爭的實行，以及對付蔣介石南京政府，黨的所有工作均應圍繞它來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的動搖。

  與此同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聯名寫信給張學良，具體說明了中共對張學良行動設想的意見，並派潘漢年迅速返回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具體磋商。毛澤東等在給張學良的信函中說：「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兄所採取的各種步驟與提出的意見，我們都是基本上同意的。」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兩廣事變發展，日本對綏遠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必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9、10月間有利時機，形成抗日局面，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趁蔣注意西南、無力北顧之際，我們的整個計劃須於8、9、10三個月完成其基本部分。而占領蘭州是整個計劃的樞紐。如此，則可在1936年秋天3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我們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要說全國勝利）的最基本點，而要在秋天打通蘇聯，不使推到冬天氣候條件最困難時去做，則必須以占領蘭州為樞紐。以戰略上鞏固內部來說，鞏固地占領蘭州，也是絕對必要的。毛澤東等在信中並且告訴張學良：「我們正在討論西北發動後，共同採取一致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如人民政權形式，人民軍隊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經濟政策等，而不採取目前有差別的形式與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團結與號召全國。」

  8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對今後戰略方針的決議，更進一步把西北發動和打通蘇聯具體化了。決議說明：「一、二、四三個方面有配合甲軍（即指東北軍——引者注）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併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而「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其具體計劃是：二、四方面軍儘可能地奪取甘肅岷州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之一段，在部隊得到相當整理後，即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相機消滅之，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東北軍3個師全部集中於蘭州，控制蘭州為戰略樞紐。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馬步芳老家，目的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兵力之東援，以便東北軍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於東北軍之手。在完成上述任務後，即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從12月起，三個方面軍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甲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過黃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最終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

  張學良對中共中央的建議和具體計劃，仍相當猶豫。促使張變得猶豫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蔣介石突然宣布一向力主聯蘇的蔣廷黻為駐蘇大使。7月間在赴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時，蔣廷黻還找過他兩次，希望他共同向蔣介石提議實行聯俄容共，而蔣介石當時還頗不以為然。如今宣布蔣廷黻為駐蘇大使，表明南京政府已有聯蘇的動向，並很可能會與中共妥協。在這種時候張學良若不顧南京政策的轉變繼續實行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勢必會被國人指責。因此，他一直拖著不見潘漢年。最後雖然見了面，也還是再三說明東北軍可以配合紅軍實行打通蘇聯戰略，但東北軍對蔣仍須保持灰色與忠順，蘭州可以由東北軍設法來控制，但紅軍不能進城。他表示固原以北諸地任憑紅軍攻擊取道，寧願犧牲少數部隊，避免落證據給蔣。

  就在張學良猶豫不決之時，8月29日，他意外地聽說中央軍有三個師及一個補充旅由鄭州西開往西安、三原一線。身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的他，竟然對此一無所知，不免疑竇叢生。當夜，他又忽然得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便衣隊密捕了東北籍大學生宋黎、馬紹周等，這使張學良深受刺激。張一怒之下當即調集衛隊和手槍營，一舉抄了省黨部，並把捕人的便衣統統捉到「剿總」審問。只是在第二天，得知有關中央軍秘密西進的消息是誤傳，並且了解到憲兵團有南京方面指令要逮捕嫌疑人的情況後，張才放下心來，一面致電蔣介石自請處分，一面親自下令逮捕有關嫌疑人，交軍法處做做樣子。這件事的發生，再加上潘漢年的反覆勸說，西北大聯合的車輪終於又重新轉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