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

  中央紅軍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就面臨著一個戰略轉折的問題。這個戰略不是軍事上的戰略，而是政治上的戰略問題。因為，中央紅軍在中央蘇區，以10萬之眾，仍不能打破國民黨軍50萬兵力的「圍剿」，到了陝北蘇區只剩下區區幾個不滿編的團，即使加上陝北蘇區的紅25軍、26軍，也不過1萬人之數，又如何能夠穩固地立穩腳跟呢？誰能保證陝北蘇區不會又成為第二個鄂豫皖蘇區或中央蘇區呢？要確保陝北蘇區不失，僅靠軍事手段，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宏大的政治謀略才行。

  自1927年以來，共產國際始終在中國推行蘇維埃革命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就是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及軍閥統治，而且要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別，甚至要把中間勢力視為自己最危險的敵人。在這樣一種方針的指導下，統一戰線的政策自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共產國際作為一個世界共產黨的組織，雖然需要堅持革命的原則與方針，但它作為一個直接在聯共（布）中央領導下的政治機構，卻不能不使自己服從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社會主義蘇聯的利益需要。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蘇聯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嚴重威脅。1933年1月德國法西斯上台，更進一步使蘇聯相信它正在面臨來自東、西兩方面的戰爭危險。考慮到自身安全的因素，蘇聯不僅與南京國民政府恢復了邦交，而且開始破天荒地向那些仍舊被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視作仇敵的帝國主義國家呼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試圖以此來遏制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戰爭野心。蘇聯政府的這樣一種政策，自然而然地推動了共產國際的政策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

  1932年底及1933年初，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明確地開始提出了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要求滿洲的黨組織在不放棄反對國民黨各個派別的前提下，應當能夠「在一定的場合和條件之下，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實行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首先在東北提出統一戰線政策，很顯然是受到蘇聯遠東地區安全需要的影響，試圖在中國東北地區團結所有不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抗日力量，以造成東北抗日的局面，對日本關東軍形成牽制的作用，使其無力向蘇聯發動進攻。為此，蘇聯方面也秘密地予以了各種形式的幫助來推動這一工作。但是，這一策略思想的影響，畢竟不可能僅僅局限在中國的東北地區。事實上，基於列寧要儘可能地聯合一切「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極精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的策略思想，共產國際很快就開始強調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必要性了。1934年8月3日，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第一次不再把國民黨內的各種派別籠統地看成是反動的一幫，提出了集中力量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策略主張。9月16日，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等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更明確主張：「利用一切可能反蔣的力量，即是軍閥國民黨內一切反蔣的力量，我們都必須儘量利用。」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向西突圍之際，中共代表團就敏感地意識到中共中央以及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代表，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事變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失去了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削弱國民黨中央軍對蘇區的進攻力量的重要機會。據此，它明白地提出了反日反蔣的統一戰線新策略：「第一，無論軍閥派別之間存在和發生某種矛盾和衝突，我們黨都要儘量使之發展並特別使之有利於紅軍的武裝鬥爭；第二，必須估計到這一件事實，就是在中國目前條件之下，蔣介石是中國人民及其紅軍的最主要敵人，蔣介石對任何反蔣派別的每一個勝利，都會加強蔣介石反對中國人民和紅軍的力量；同時，蔣介石對紅軍的每一個勝利，也同樣會增加蔣介石反對中國人民和一切反蔣派別的勢力。」因此，紅軍和黨的組織不僅不應當對反蔣派別的反蔣軍事行動持旁觀的態度，而且應當在一定戰線上實行最積極的軍事行動去支持這種戰爭，爭取把這些反蔣軍事行動轉變成為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強盜和本國賣國賊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一部分。

  從利用矛盾的角度出發，把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策略看作是「有利於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發展」的一種外交手段，把同反蔣派別的關係看成是同「暫時的、動搖的和不堅決的」「軍閥派別」及「敵人軍隊」的相互利用關係，這反映了共產黨人這時仍舊繼續強調階級立場和政治的出發點。但既然確定了以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為頭號敵人的方針，確定了建立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具體鬥爭目標，就勢必會對前此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發生重要的影響。

  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具有重大影響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團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大會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統一戰線」的策略主張。這一主張強調，中共將準備聯合中國「一切政黨、派別、軍隊、群眾團體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會名流」，包括「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同胞，一切已經用武器保國衛民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一切願意參加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的黨派和團體們，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真正愛國愛民的熱血青年們，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中國境內一切受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軍閥們壓迫的民族」。代表團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願意和一切反日反蔣的黨派團體共同組織全國統一的人民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當然，共產國際這時還並沒有明確提出放棄中國蘇維埃革命方針的主張。在共產國際七大上，與會者還在期望中國紅軍能夠「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但是有一點發生了變化，那就是，過去蘇維埃革命的方針是排斥除工農以外的幾乎一切社會階級的。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規定，蘇維埃政權只承認「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動民眾和他們的家屬」可以享有政治上的自由權利，對一切「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則只能採取階級專政的辦法，不給他們任何的自由和權利。甚至包括廣大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法律上也沒有得到任何權利的保障。而統一戰線策略提出之後，過去爛熟於耳的「工農蘇維埃」，悄然之中已經變成了「人民蘇維埃」。而且不僅是蘇維埃，組織全中國統一的人民國防政府的設想，意味著共產黨人已經不再把蘇維埃政權看成是自己在現實政治生活當中唯一的選擇了。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1935年10月1日，中共代表團在自己的機關報《救國報》上，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集中一切國力」，「為祖國生命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為領土完整而戰！」「為人權自由而戰！」

  

  「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講的是外爭高於內爭，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公開把各種反日反蔣勢力，「不管什麼階級」「不管什麼黨」，統統看作「兄弟」或「同胞」，並且提出為「民族」「國家」「領土」乃至「人權自由」而戰，這樣一些口號的提出，標誌著共產黨人正在從早先「徹底革命」的立場上大踏步後退，甚至從共產國際七大的立場上後退。他們不斷地發表文章，強調必須改變過去那種只承認共產黨和工農勞苦大眾的革命性，將其他黨派和階級統統視為反革命的狹隘觀念，必須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給工農勞苦大眾以外的階級，即「所有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參加抗日救國的武裝鬥爭的人」以公民權；必須要讓一切「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底非共產主義的黨派、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能夠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他們的代表，包括資產階級出身的專門人才，則應當允許他們參加蘇維埃政權及其機關的工作。同時，應當停止過去那種剝奪富農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業者，等等。總之，他們認為，必須「使我們的政策，具有明確的人民性質和深刻的民族性質」，必須使蘇維埃本身適應目前策略變動的各種需要。

  共產國際統一戰線政策的提出和中共代表團《八一宣言》等文件刊出，恰好發生在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好不容易在陝北落下腳來的前後。面對陝北地貧人稀、蘇區面積極為有限、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嚴重困難的客觀現實，繼續堅持以往的工農革命的方針和排斥一切中間勢力的政策，勢必會重蹈南方根據地失敗的覆轍。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在準備研究國內國際各種新形勢、檢討自己以往的種種策略的時候，受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派遣秘密回到中國的張浩（林育英）來到了陝北蘇區，從而使中共中央及時地了解到共產國際政策變動的情況。

  張浩帶來的共產國際的指示包括如下幾點：（1）實行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2）以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為統一戰線的最高表現形式；（3）改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4）富農政策及相關政策應加以改變。同時，張浩帶來莫斯科方面的口信：史達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不難看出，所有這些指示和信息，都對中共中央和紅軍有極大的幫助。

  張浩的到來，還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共和紅軍的嚴重分裂。由於9月11日中共中央帶領中央紅軍一部獨自北上，在紅四方面軍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張國燾趁機宣布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破裂，於1935年11月5日自行組織了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以及紅軍總司令部，同時去電要求已經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改稱西北局，接受其領導。張浩作為共產國際所派代表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即利用張浩的特殊身份對張國燾等展開了大量的勸說工作，使其不能不承認擅自另立中央之不當，同意取消中央的名義，將問題交由共產國際日後解決。雙方隨後即平等地發生關係，互以西南局、西北局相稱。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25日在陝北瓦窯堡通過決議，決定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自己的各項政策。這包括：給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切實保護小資本工商業，歡迎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和華僑資本家來蘇區投資設廠，停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財產，允許有產階級代表參加蘇區政權管理工作，不再以社會出身來限制黨和紅軍的發展工作。而就這時的軍事鬥爭而言，更為重要的則在於，中共中央開始第一次明確肯定：廣大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已經轉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於目前開始的抗日民族運動，也已經採取了同情甚至直接參與的積極態度。共產黨人應當了解，在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弱點的時候，從敵人的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儘可能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這樣一種認識的形成，使共產黨人在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聯合各種反蔣勢力的問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顧慮和阻礙了。

  這時在陝北蘇區附近對紅軍威脅最大的，主要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17路軍。其他各種地方實力派相當龐雜，不成氣候，但對蘇區也有相當威脅。新政策剛一確立，紅軍就開始著手做周邊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了。如對第84師師長高桂滋，還在11月下旬，雙方就通過談判達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協議，約定「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隨後，中共中央積極開展了對楊虎城等人的工作。毛澤東親自致信楊虎城的密友杜丞斌，並派汪鋒前往西安直接聯絡楊虎城。其信稱：「蔣、張勢力布滿陝甘，楊虎臣先生處瓮中，舉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險情形不可言論。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願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如得先生居中策劃，以共同作戰對付公敵為目標，則敝方甚願與虎臣先生諒解，逐漸進到共組抗日聯軍、國防政府之步驟。」楊虎城因對陝北蘇區及中共中央的情況不甚了解，故並未直接承諾和覆信，而是暗中與中共北方局特科負責人王世英取得了聯繫，請其告訴中共中央，他一貫都是革命的，也贊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故目前願意代為聯絡東北軍中上層將領，要求南京抗日，同時整頓內部，與紅軍約定維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運輸上儘可能提供幫助。

  在著手做楊虎城等西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的同時，中共中央尤其著力的還是做剛剛從河南等地調來西北的東北軍的工作。

  東北軍這時在西北的兵力有十幾萬，但該部的戰鬥力明顯不佳。1935年10月1日，由紅25軍和紅26軍組成的紅15軍團，於陝北勞山一帶設伏，幾乎全殲東北軍第101師，擊斃該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范馭州。20多天之後，紅15軍團又在富縣榆林橋全殲東北軍第107師619團外帶621團一個營，生俘619團團長高福源。11月初中央紅軍與紅15軍團會師後，在直羅鎮圍點打援，又全殲東北軍第109師一個整師，外帶106師一個團。109師師長牛元峰自殺，紅軍僅俘虜就捉了2000人。

  三戰殲滅東北軍兩個半師，這極大地便利了紅軍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紅軍一度準備圍殲太白鎮的東北軍第106師，該師師長沈克馬上就設法與中共北方局的工作人員接上了關係，要求與紅軍簽訂秘密協定，互不侵犯，並贊助了北方局1000元。中共中央得知後，亦當即決定釋放被俘的106師軍官數名，向沈克辦交涉，之後更撤去了對該師的包圍。11月26日，張聞天明確提議：「為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中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後大部分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

  根據張聞天的提議，紅軍總政治部製作了大量的傳單，直接針對東北軍進行宣傳。其內容包括：「你們難道甘心讓你們的家鄉與父母妻子受日本強盜的摧殘與屠殺，使自己亡國滅種嗎？」「你們拋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幫賣國賊蔣介石張學良來打抗日紅軍，得到了什麼好處？」「你們繳槍給紅軍們，無論是官長與士兵，紅軍一律不殺，要回家的發錢回去，參加紅軍的按級任用，並享受一切同等紅軍的權利，自動譁變或拖槍到紅軍中的重重獎賞，紅軍留心醫治白軍傷病官兵！」

  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重大進展。1936年1月，紅軍圍攻甘泉。彭德懷調來俘虜的東北軍第67軍107師619團團長高福源做守城軍的勸降工作。不意高福源原本是東北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生，後升入講武堂高等軍事研究班，頗受張學良和第67軍軍長王以哲的賞識，畢業後即在王以哲手下任職，直至擔任619團團長。得知高被派到甘泉勸降後，王以哲當即經過甘泉守軍電台轉電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第67軍軍部一談。高得電後，馬上出城告訴彭德懷，表示願意見王以哲代為陳述紅軍聯合抗日主張。彭德懷隨即表示同意。高福源於1月8日前往洛川見王以哲，一周後返回，帶來消息稱，他不僅見了王以哲，而且張學良也親自駕機從西安飛來與他談話。王以哲明確表示贊同中共的共同抗日主張，張學良也表示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的問題進行商談。這種情況大出彭德懷意料。因為，按照「抗日反蔣」的宣傳口徑，中共和紅軍歷來是把張學良和蔣介石視為一丘之貉的。但毛澤東得知消息後，馬上提出：應著手與之進行商談，要求：（1）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2）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3）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徵求張、王意見；（4）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5）立即交換密碼。

  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受命隨高福源前往洛川東北軍第67軍軍部。次日李克農到達，王以哲即通過電台告知了張學良，並於當晚與李進行了初步的商談。得知雙方接洽順利，毛澤東當即要求彭德懷解除對甘泉的包圍，並要彭電告李克農轉告王以哲，以示紅軍之誠意。20日，張學良來到洛川，與李克農見了面，雙方談了3個小時。張學良明確講：國民黨內同情國防政府者頗不乏人，包括山西王閻錫山也是一樣，如中共果能站在誠意方面，他願意為此奔走。他準備赴甘肅、南京為此進行斡旋，約期兩周，如有成績，願約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並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來一同談話。但目前為保守秘密起見，他表面仍須採取消極態度。至於東北軍與紅軍的關係，目前可以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並在可能的範圍內恢復雙方區域之間的經濟通商。而他認為，紅軍有利的發展方向，不是陝甘或山西，而是寧夏和綏遠，因為向北發展，就可以接通蘇聯與外蒙，順利地得到蘇聯方面的援助。

  21日，李克農返回紅一方面軍司令部，進一步詳細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話的情況。對於李克農的談判，毛澤東相當重視。他深知如能爭取到張學良和整個東北軍，將會極大地便利整個抗日反蔣的鬥爭，並根本上改善紅軍目前所處的環境。因此，在談判期間，他曾電告李克農，應採取積極態度：（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2）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謀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3）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可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其擔任。

  顯然，談判的結果遠不能達到毛澤東期望的那樣。這也難免會引起黨內一些人對張學良有無誠意的猜疑。因此，在第二次談判之前，毛澤東明確要求李克農：（1）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2）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眾、喪權辱國的會議，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但在此次談判中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學良造成尖銳對立，以致妨礙初步協定訂立；（4）如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問題付之全國人民公決，或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之政府；（5）如張提出取消暴動，則克農即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全國抗日，如此則自無暴動之必要，否則以暴動戰爭對付日本與賣國賊，是中華民族的神聖事業；（6）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7）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基於上一次談判的經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張學良的估計已經變得更加實際了，不再寄希望於讓張很快接受抗日反蔣的主張，相信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反蔣；不反對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他甚至更願意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和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引共產黨代表於國民大會，在共赴國難的口號下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接受南京節制，以求最後瓦解紅軍。

  2月21日，李克農動身經甘泉前往洛川，於25日抵達。因張學良有事突然離開西安，李克農沒有能夠見到張。但王以哲仍舊與李克農在28日就兩軍間具體的問題達成了口頭諒解。經毛澤東修改後，形成4條協議，具體規定了雙方互不侵犯、開放通商、互相保護對方辦貨者及提供交通便利等辦法。3月5日，張學良在回到西安後，馬上飛來洛川，再次與李克農見了面。張學良絲毫也沒有提及政治方面的問題，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夠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直接見面，並希望中共能派代表常駐西安。同時，他特別希望中共方面能夠介紹他的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

  中共對張學良和東北軍，以及對楊虎城及17路軍的統戰工作，極大地便利了紅軍在陝北及其周邊地區的活動和作戰。1936年2月20日開始的東征山西作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次作戰從2月20日紅軍主力渡河開始，一直到5月5日全部回師陝北，歷時75天，一度占領了石樓、中陽、孝義、汾西、隰縣、永和6縣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區，擊潰了閻軍5個團，俘虜1200人，擴紅8000餘人，籌款幾十萬元，極大地解決了紅軍眼前的困難。在1935年12月下旬最初計劃東征山西時，多數人認為紅軍主力過河後，陝北只剩少數地方武裝和游擊隊，蘇區受到部分損失是不可避免的，應該忍受的。沒有想到，由於統戰工作做得好，儘管蔣介石三令五申要求張學良和楊虎城協同對陝北發起進攻，兩人卻互相推諉張望，誰也沒有採取主動的行動。結果，直到中央軍大舉進入山西，紅軍主力被迫退回陝北，陝北蘇區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