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一二·九」運動與救亡熱潮的高漲

  在「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大約兩年的時間裡，中國知識界的救亡運動明顯地處於低潮之中。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關係此時的複雜形勢所影響，另一方面也同國民黨南京政府為謀求日本諒解日漸採取壓制抗日救亡活動和進一步加強獨裁統治的情況不無關係。當一向堅持反日立場的《申報》主筆史量才被暗殺後，《申報》頓時失去了往日的戰鬥精神。而1934年由共產黨發起的由眾多名流學者署名發表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也未能在國內引起應有的反響。相反，當南京政府於1935年公開提倡「中日親善」之後，特別是進一步發布《睦鄰邦交令》之後，一切反日言論、行為及其組織都受到嚴厲禁止，各報刊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談論禦侮救亡問題了。然而，對侵略者如此卑躬屈膝，對要求救亡的中國人如此蠻橫無理，就是在那些力主對日妥協的知識分子看來，也是難以容忍的。由胡適等人主持的《獨立評論》也按捺不住地發出了反抗之聲。他們公開發出質問：「在『九一八』以後，在『一·二八』以後，在長城抗戰以後，在天羽聲明以後……大講親善，高談提攜，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測高深，恐怕就是諸葛亮也不敢認為是神策妙算罷？」進而，他們明確指責南京政府「一方面對於劫持我土地，殘殺我人民，以傾覆我國為天職的惡敵，則打躬作揖，滿臉堆笑地來講親善；一方面對於天真爛漫的，孥雲捉月，從未曾給過社會以絲毫損害的少男少女，則凌以雷霆萬鈞的凶威」，這種政治人格「何等醜惡」!

  從1935年5月以後，日本軍隊開始接連在華北製造事端，進而逼迫南京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儘管人們這時對協定的內容難於真正了解，但從一系列現象當中，人們還是迅速意識到了事態無比嚴重。10月以後，日本方面進一步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並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個華北偽政權——「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同時公然逼迫華北地區國民黨軍政領導人宋哲元宣布華北自治。經過了一段幻夢般的平靜之後，中國人這一次再度吃驚地注意到華北數省又在步東北的後塵了。一時間，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輿論界的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又紛紛發表宣言和通電，堅決要求「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偽組織」，並主張「全國民眾立刻自動組織起來，採取有效的手段，貫徹我們的救國主張」。知識界的抗日救亡運動重又開始顯示出新的活力了。

  華北事件的發生使整個輿論界的傾向迅速發生了改變。一段時間以來甚囂塵上的妥協主張又受到嚴厲抨擊。鄒韜奮在他主持的《大眾生活》上根據兩年來的歷史事實直言胡適過去妥協見解之錯誤，畢雲程、吳世昌等人也紛紛撰文或寫信對胡適過去的說法進行商榷。而胡適這時固然仍舊不相信中國軍隊能夠抵擋日本軍隊的進攻，相信必須通過直接交涉，甚至承認「滿洲國」來換取幾十年的和平，但他畢竟也多少承認自己對「塘沽協定」意義的估計是不那么正確的了，並開始了解到「屈辱是無止境的，求全是絕不可能的」，「我退一寸，人進一丈」，故而在主和的同時，也公開轉換了口吻，強調今日國家已到最危急的關頭，主張要「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並且提出「應當在中央的指導之下，商定整個華北的守衛計劃」。

  自「九一八」以後，南京政府要統一，中間派知識分子希望統一，統一問題卻久拖不決，讓國人備感焦慮與失望。到1936年，統一問題重新又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共產黨人參加到中國的統一運動中來，並且提出了統一戰線的主張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中國的統一運動明顯地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輿論基礎。

  中共的統一戰線主張最早提出於1935年7-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此之前，由於實行蘇維埃政策，單純奉行依靠貧苦工農大眾的階級路線，中共不僅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而且視一切中間勢力為最危險的敵人。但是，隨著日本對中國的入侵不斷加深，再加上共產國際開始提出新的統一戰線的方針，中共也漸漸地開始改變過去關門主義的做法，轉而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來了。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共代表團公開宣布了他們起草的關於組織全中國統一的人民的國防政府的提議書，決定要向「一切政黨、派別、軍隊、群眾團體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們」提議：「與我們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人民的國防政府。」它明確表示歡迎「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一切已經在用武器保國衛民的軍官和士兵們，一切願望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真正愛國愛民的熱血青年們」，「與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共同加入統一的人民的國防政府」。中共代表團的這一主張，隨即在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救國報》上以《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的形式正式發表出來。它同時還以《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的形式，將此一政策和策略正式傳達到當時活動於平津一帶國民黨統治區內的中共地下組織中。信中明確要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日本和蔣介石，只要反蔣的勢力增加，就是中國革命勢力的增加，因此，全黨同志必須到一切反蔣抗日的集團力量中去，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管什麼階級，不管什麼黨，只要他們願意從事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中國共產黨都願意誠懇的與之建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

  1935年11月20日，負責向國內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統一戰線新政策精神的張浩，成功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張浩介紹了共產國際七大開會的情況和中共代表團提議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情況，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策略方針問題的四點指示，即：（1）實行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2）以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統一戰線的最高表現形式；（3）改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4）以往剝奪富農的政策及其他相關政策亦應隨之改變。據此，中共中央亦很快發表了與《八一宣言》內容一致的宣言，並很快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決定改變過去各項政策，從今以後的任務是：（1）給予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切實保護小資本工商業；（2）給予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以發展文化、教育、藝術、科學及技術天才的機會；（3）給予一切願意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長（不分官階）以優待的權利；（4）向一切個人、團體、政治派別和武裝隊伍提議訂立抗日討賣國賊的協定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5）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6）歡迎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來蘇區投資設廠開店，保護其生命財產之安全，並儘可能減低稅租條件；（7）積極保護華僑的利益，並歡迎華僑資本家來蘇區發展工業。

  中共這時還沒有放棄武力反蔣的方針，但後來很快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宣傳口號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內各界對蔣介石「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以及以武力求統一的做法，本來就存在著頗多爭議。沒有人不了解安內統一關係到抗日禦侮的利鈍成敗，問題是用以暴易暴的辦法是否真的就能達成安內和統一的目的。至少到1935年為止，經過了多年血腥戰爭，國民黨地方勢力公開割據或變相割據的現象仍隨處可見，共產黨紅軍在西南和西北也仍舊繼續存在，很少人相信安內統一之日已經為期不遠。然而，安內統一尚無實現之日，日本的侵略程度卻日益加深。隨著華北事變的發生，人們自然對蔣介石堅持武力的安內統一政策更加心生懷疑。事實上，華北事變的發生，不僅極大地刺激了國內各界乃至各黨各派，甚至連蔣介石也不能不想著尋找安內統一的捷徑了。他除了秘密地試著向蘇聯請求結盟以外，在看到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提出統一戰線政策的各種文字之後，馬上找到回國述職的駐蘇武官鄧文儀，要他趕回莫斯科，去與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與談判，爭取用政治的辦法來解決共產黨問題。由此不難看到，中共代表團發表在《救國報》上的《八一宣言》，確實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和意義。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

  「一二·九」運動發生前，北平城內早已是人心惶惶。日軍不斷地施以武力威脅，步步進逼，要把平津及冀察兩省變成第二個滿洲，國民政府卻一退再退，委曲求全，北平成為日本占領地的危險已迫在眉睫。故宮博物館的稀世珍寶開始裝箱南運，一些高等學府也醞釀南遷，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大批愛國的青年學生。恰在這時，北平中共地下黨人看到了《八一宣言》，宣言號召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對象展開反日反蔣鬥爭，這給了他們自主發揮鬥爭策略的天地，使他們得以放手組織民眾運動。因此，他們很快就開始在青年學生當中宣傳統一戰線的思想，鼓吹團結禦侮，全力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由於華北事變造成了國人的激憤，一時間在學生當中的中共黨員迅速成為政治的骨幹與核心，並成功地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中共黨員郭明秋任執委主席，姚克廣任秘書長。為便於領導，中共還成立了學聯黨團，彭濤、黃敬、姚克廣、郭明秋等為黨團成員。

  

  學聯成立不久，北平就發生了日本鼓動的少數賣國分子發起的遊行示威，要求實行華北自治。學聯很快得知南京政府已經部分地對日妥協，準備取消北平軍分會，於12月9日成立半自治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對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讓早已極端不滿的學生們憤而決心要阻止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他們在北平學聯的領導下，於8日在燕京大學召開了各校代表大會，決定次日組織學生到新華門向何應欽請願。

  學生們準備向當局請願示威的消息幾乎馬上就被秦德純等知道了。9日晨，燕京、清華兩校學生準備出發時，發現通往市內的校車已被扣押，校門外還有大批軍警試圖阻止他們前往市內請願遊行。學生們用盡各種辦法衝破了軍警的阻攔，步行趕到了西直門外，又遭遇全副武裝的警察的攔截，且城門也已被關閉。這樣，城外的學生最終也未能進到城裡參加請願活動。但是，在城內的東北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民國學院、市立女一中、藝文中學、東北中山中學的上千名愛國學生依舊舉行了請願和示威。他們聚集到新華門前，派出代表向當局提出了反對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停止內戰和准許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等6條請願要求。在遞交了請願書後，學生隨即舉行了示威遊行，一路高呼抗日口號。沿途輔仁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大學、中法大學、弘達中學、市立女二中、志成中學、成城中學、鏡湖中學、匯文中學、藝文中學、河北高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學、孔德中學、競存中學、精業中學等大中學校的學生，也陸續加入其中。由於害怕學生會衝擊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領館，特別是衝擊日本使館，故當局早早就在通往東交民巷的王府井南口部署了大批軍警，並且調來了消防車，以便進行阻截。當遊行隊伍來到王府井南口時，軍警們即開始用高壓水龍向遊行隊伍噴射。在與軍警爭奪高壓水龍的搏鬥中，有30多名學生受傷並被送往醫院。清華大學救國會當天發出的《告全國民眾書》寫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一二·九」運動發生後，北平各校的學生更加激憤。幾天之內，有70多所學校成立了自治會或學生會，多數學校在市學聯的號召下宣布罷課。北平當局懼於日本壓力，急忙發布《禁止青年學生聚眾遊行》的布告，揚言違者將依法究辦。北平市社會局局長也出面發表談話，聲稱絕不姑息學生的軌外行動。受到當局的恫嚇之後，東北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當局也紛紛貼出布告，訓誡學生不宜再作抗議活動，如有煽惑罷課者，一經查明，立即開除學籍。各校校長於13日聯名發表《告學生書》，要求學生埋頭努力於學問之研究，更不必涉及課外之活動。但所有這一切都無法阻止學生救亡的熱情。

  12月14日，北平報紙透露，冀察政務委員會將於16日正式成立。得到消息後，北平學聯迅速作出決定，要在16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經過更周密的準備之後，16日一早，打著「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脫離中央」「反對華北特殊化」等橫幅的遊行隊伍分別衝破軍警的阻截，擁上了街頭，近萬名學生和市民聚集天橋廣場召開了市民大會，當場通過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8個決議案，隨後以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為先導，浩浩蕩蕩向東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樓前進，去反對即將在那裡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次示威遊行遭遇到軍警更加殘酷的鎮壓。據燕京大學出版的《一二·九》特刊事後報導稱，當天參加示威的7775名學生中，被捕者8人，重傷者85人，輕傷者297人，另有23人失蹤。

  由於南京政府從1933年起開始實行新聞管制，有關華北事變的種種消息通常難以見報。因此，北平學生再度示威的消息自然在北平當局的干預下被嚴密地封鎖起來，幾天之內北平的報紙幾乎沒有進行正面的報導，只能曲折地透露一些情況。但是，北平學生的抗議活動和遭遇還是通過各種途徑被各地學生了解到了，這不可避免地激發了全國各地學生的救亡熱情。26日，平津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同時決定組織南下宣傳團，從北平和天津出發，沿途宣講北平學潮真相和宣傳抗日救亡主張，並至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學生們到達河北固安後，被奉命行事的國民黨固安縣強行解散，並將部分學生用武力押送回北平。

  然而，北平的「一二·九」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燃起了救亡運動的火焰。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名人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王造時、陶行知、李公朴、錢俊瑞、周新民、錢亦石、沈慈九、顧名、金仲華等280餘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強烈要求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堅決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堅決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

  12月17日，北平學聯的代表趕到上海，通過《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見到章乃器以及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等人。當天，上海中學學生聯合會成立，北平學聯代表被請去報告「一二·九」運動情況。次日，上海80餘所中學的學生發表聯合宣言，反對華北自治。19日，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交通大學，以及持志、法商、稅專等學校的學生和其他中學學生數千人連夜舉行遊行，向上海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保護救國運動，保障言論、集會自由。市長吳鐵城和教育局長潘公展被迫出來接見了學生。

  21日，史良等發起成立了婦女救國會，並組織近千名婦女上街舉行了聲援學生愛國運動的示威遊行。隨後，上海文化救國會、學生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電影界救國會等相繼成立，進而產生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並創辦了《救亡情報》等救亡刊物。24日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群眾性遊行示威。遊行的學生一大早就來到南京路大陸商場樓前，匯合成浩蕩的人流，沿著南京路開始行進。途中雖與英國巡捕發生衝突，但隊伍並沒有被衝垮，相反還吸引了大量市民，一直前進到北火車站聲援復旦大學赴京請願團。這數百名赴京請願團的學生頭天晚上就占據了一列火車，要求赴京，被軍警團團圍在火車上。上海各工會、文化團體、各界救國會及各大中學校的代表聽到消息後都紛紛趕來慰問，並送來麵包、水果等。到當天上午，請願團的規模已經擴大到3000人左右。由於火車停開、遊行示威學生聲勢浩大，吳鐵城最後被迫同意用火車送學生去南京；但路上卻利用破壞鐵軌等辦法，阻止學生前往，終於使學生們被阻在無錫無法前進，最後反被軍警重新送回上海。此舉更進一步激怒了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

  就在大批學生被強行送回上海的第二天，即28日，上海各界救國會出面組織了新的示威遊行。遊行名義上是為了紀念「一·二八」陣亡將士，但仍舊起到了聲援請願學生的作用。

  受到北平「一二·九」運動和上海救亡運動蓬勃興起的影響，全國各地聲援北平學潮、反對華北自治的示威遊行活動也是此起彼伏，讓南京政府頗感頭疼。在前後一個月的時間裡，發動請願或示威遊行的就有南京、武漢、杭州、開封、西安、濟南、太原、南寧、揚州、蘇州、保定、梧州、長沙、焦作、桂林、徐州、寧波、安慶、常州、南昌、重慶、宜昌、信陽、南通等城市。因學生要去南京請願索車索船受阻而導致斷絕交通的，就有杭州、開封、焦作、南通、常州、信陽數處。而那些沒有舉行示威遊行和請願活動的城市，如貴州、昆明、蕪湖、安慶、張家口、石家莊、唐山、青島等地的學生，也都發出通電和宣言，響應並聲援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香港的愛國學生和各界人士也開展了募捐和宣傳活動，並發表了救國宣言。受此影響，全國各地的救亡團體紛紛宣告成立。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之後，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於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圓明園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舉行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到會者有華北、華南、華中及長江流域20多個省、市的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共70多人，會議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綱領》等文件。會議選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孫曉村、曹孟君、張申府、劉清揚、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宣言中明確批評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只知用武力來消滅異己、推進統一，殊不知「放棄了當前的大敵，對敵人作無限制的讓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敵黨敵派，用權威排除異己，用權術鞏固政權，那結果反只有使人心離散，而自陷於覆亡」；而今之計，只有推動對立的各黨派停止軍事衝突，派遣代表展開談判，以便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案，最終成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創立民主制度，以實現保障領土完整和謀求民族解放的目的。

  在上海以及全國救國聯合會的建立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其中所發生的影響。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經提出，一向與共產黨來往密切並自覺地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翼知識分子當然熱烈歡迎。魯迅就公開宣稱：「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而一向屬於中間派知識分子左翼的大批知識分子，如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並與很快來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的馮雪峰等建立了聯繫。全國救國聯合會關於「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衝突」「立刻釋放政治犯」「立刻派遣正式代表」談判「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等主張，就明顯地是與中共的《八一宣言》相呼應的。1936年7月15日，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人聯名，系統闡述他們所倡導的救亡聯合陣線主張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也正是在中共代表團成員潘漢年的鼓動和授意下完成的。文章公開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所謂國策，與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文章在要求中共停止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紅軍立即停止攻襲中央軍，放棄前此對地主、富農和商人的政策，停止推動可能削弱抗日力量的勞資衝突和階級鬥爭政策的同時，更多地批評了國民黨。文章宣稱：「五年來安內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並沒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卻發生了裂痕。可見安內政策並不能促成真正的內部統一，而惟一得到『安內』的利益的，卻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照這樣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早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了。」據此，他們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安內攘外」政策，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用自殺的手段傷耗民族的元氣！」「中國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槍口一齊向外，大家一齊聯合起來抗戰自衛！」

  沈鈞儒等人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中共代表團的機關報《救國報》馬上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則以毛澤東的名義專門致信4位作者，表示中共中央同意救國會的宣言、綱領與要求，並願意在救國會這些綱領和要求下面與各黨派各團體誠意合作，共同奮鬥。馮玉祥也明確講：這篇文章真是震動了全中國各界人民的心，大家都希望各黨各派能夠按照他們所提出的方向去做。

  對於共產黨人以及沈鈞儒等人的統一戰線主張，自然也有些中間派知識分子是有疑惑的。張東蓀是最早公開發表文章歡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國民族前途的一線曙光」的，他並且宣稱對於中共所提議的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主張「無條件雙手舉起表示贊成與接受」，但是，他對中共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蘇維埃的宣傳與政策，並在南京政府允許各黨派代表共同討論決定大政方針時，承認南京政府為事實上的中央政府，則頗表懷疑。對此，中共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曾專門以「陶尚行」的筆名發表文章給予答覆，表示中共完全贊成在中國還沒有完全驅逐帝國主義以前不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任務，並宣稱：「南京如自動召集圓桌會議，我們雖不贊成這種方式，但我們準備派代表參加，只要南京抵抗，我們援助南京。」張、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識界的高度重視，負責刊載這兩篇文章的《自由評論》一時竟接連收到了數十篇要求參加討論的來信和文章。其中有些信固然是對共產黨的意圖極端懷疑的，但相當一些來信和文章對中共的政策轉變是表示由衷歡迎的；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歡迎這種交換意見、討論問題，最終相互達成諒解的方式。他們認為：「全國各黨派大合作」雖然「不過僅僅開始」，然而各黨派能夠站在中國民族利益的立場上，開誠布公地交換並討論救亡的意見，這畢竟構成了「全國各黨派大合作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