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民黨五全大會與「最後關頭」的提出

  「一二·九」運動發生之際，正是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國民黨新中央和新政府形成之時。新一屆中央和政府的產生，十足反映了國民黨五全大會在政策上發生的微妙變化。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特意增設了一個副主席，主席為胡漢民，副主席為蔣介石，因胡漢民長期與南京國民黨中央對立，拒不來寧，因此常務委員會自然由蔣介石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最高指導機關政治會議改為政治委員會，也添設正、副主席，主席汪精衛，副主席蔣介石，因汪在大會期間被刺無法工作，故也由副主席蔣介石主持。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為蔣介石，副院長為蔣之姻親孔祥熙。立法院長孫科，副院長葉楚傖；司法院長居正，副院長覃振；考試院長戴季陶，副院長鈕永建；監察院長于右任，副院長許崇智。行政院下屬內政部長蔣作賓，外交部長張群，財政部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海軍部長陳紹寬，教育部長王世傑，實業部長吳鼎昌，交通部長顧孟余，鐵道部長張嘉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閻錫山、馮玉祥增補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潛任總參謀長。在整個人事安排中，十分明顯地基本上排除了帶有親日色彩的人選，汪派因此也受到牽連，不僅五全大會中委選舉遭遇慘敗，在新中央和政府中也只剩下了一個顧孟余。社會上以及整個黨內，幾乎都把自「塘沽協定」以來種種對日交涉的失敗，都算在了汪精衛等人的頭上。

  與此相比，蔣介石的地位這時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鞏固。社會上對蔣的讚譽越來越多。王芸生在參觀了廬山軍官訓練團並與蔣介石談話後，公開稱讚蔣是賢明的領袖。胡適不滿國民黨專制體制，這時卻也對蔣稱頌備至，聲稱「蔣先生在今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說「這幾年中，全國人民心目中都覺到只有他一人在那裡埋頭苦幹」。影響到黨內，五全大會第一次一致通過決議慰勉蔣介石，稱蔣「政治與軍事並施，神武與仁愛兼濟」，「凡斯偉績，中外具瞻」。因此，在選舉中，蔣系人馬不僅得票最多，而且高居榜首，在新中央和新政府中也基本上占據了黨、政、軍重要位置。過去最主要的反蔣派，如閻錫山、馮玉祥、程潛，以及鄒魯、林雲陔、黃旭初等人，如今對蔣之地位和大會的這種結果也再沒有過去那種極端牴觸和不滿的表示了；相反，他們很誠意地表示了願意擁蔣的態度。馮玉祥在宣誓就職的答詞中就清楚地表示了他們這些人這時的立場。他宣誓說：「玉祥既為黨員，又系軍人，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不敢稍有規避之心，願本愚誠，追隨各位同志之後，效命國家……竭誠輔佐蔣委員長，努力復興民族之工作，恪盡救亡圖存之責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種情況也恰好說明五全大會何以能夠通過那樣一個公開擁蔣的《確定救黨救國原則案》，其中明文規定：「為衝破目前危局，統一全黨意志，集中全民力量起見，應授權於本黨文武兼賅、偉大崇高之領袖，使之統籌一切，全黨同志，聽其指揮。」

  蔣介石地位的空前鞏固，除了他軍事上已無對手和幾年來南征北戰推進了國家統一之外，也與他對日本入侵越來越強硬的態度得到了國民黨內多數人的認可和擁護有關。

  自「九一八」以後，蔣介石實際上一直處於抗日有心、欲戰乏力的狀態之中。剛一得知瀋陽、長春和牛莊淪陷，他就「心神不寧，如喪考妣」，暗中勉勵自己，要「臥薪嘗膽，生聚教訓」，「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其將日本入侵東北一事委諸國聯仲裁，卻不料日本根本不把國聯放在眼裡，一度也刺激得他想要和日本開戰，聲言：「我不能任其鴟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為此甚至考慮將首都遷至西北，同時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並親自寫下遺囑一份，信誓旦旦，「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但是，蔣介石尚未有機會實施其抗日設想，即被迫下野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第19路軍奮起抵抗，蔣介石於戰爭打響近50天後又重掌軍權，被任命為軍事委員長兼總參謀長。蔣一掌權，即擔心戰爭蔓延，因而決定遷都洛陽，並將全國劃分為4個防區，做了兩國開戰的準備。但是，蔣深以為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對比之懸殊，戰則必敗，因此在第19路軍已經給日本人以相當教訓的情況下，他期望藉助於英、美的干預，與日本簽訂了停戰協定，使日本暫時收斂進一步入侵中國的野心。不料，日本不僅公開扶植起一個「滿洲國」，而且很快又開始向關內推進。日本此舉再度激怒了蔣介石，他一度又開始設想要與日本一戰，並為此督促張學良力守熱河。張學良輕易丟掉熱河，蔣不能不憤怒，不能不下決心親自部署和發動了長城抗戰。長城抗戰雖然打得十分激烈，也有過局部的勝利，在蔣看來，這只能是教訓一下日本、使其知難而退的一種策略。因為他深信：中國要與強敵日本作戰，只能是打一場持久戰，「以時間為基礎，與敵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時」，「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蔣介石究竟想怎樣來達到戰勝日本的目的呢？蔣介石1934年7月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發表的演說中對此講得相當明白。他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中日問題，而是整個東亞的問題，也就是所謂太平洋的問題。日本人所爭奪的整個太平洋的霸權，這就不是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日本和世界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共同的殖民地的緣故，所以日本要求獨吞中國，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現在日本雖然具備了一切軍事的條件，可以侵略中國，並且可以和任何一個強國開仗，但絕沒有力量可以戰勝列強，可以壓倒世界一切，來實現他侵略的野心。」蔣介石又說：「日本為要併吞我們中國，而先須征服俄羅斯，吃下美國，擊破英國，才能達到他的目的，這是他們早已決定的國策……我們中國軍人，要明了這個國際大勢，明白了現在東亞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膽、很安心，相信我們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來抵抗日本，復興民族。」

  蔣介石一直試圖通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辦法拖住日本，使其不致很快發動對中國的全面入侵，以便爭取時間做抗日準備。另一方面，他深信，無論日本多麼想吞併中國，它還是不能不顧慮來自列強各國的干預，而列強各國為了自身利益，最終也必定會進行干預。蔣介石所以敢接連批准屈辱的「塘沽協定」，乃至於「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也正是因為他自信這種退讓不會在根本上損害中國的獨立，只會一步步加深列強與日本之間的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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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想要通過外力的幫助取勝，首先還是要自己有實力與日本相爭才行。注意到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的時間越來越緊迫，在「剿共」戰爭取得初步成效之後，蔣介石就在秘密指揮興建東南國防工事了。進入到1934年初，他已經相信國家及私人大工業不能集中於沿海地區，應開闢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幹線，建設不受敵國海上封鎖的出入口，於經濟中心區附近不受外國兵力威脅的地區確立國防軍事中心地位。從中日交戰的前提考慮，他對經營西南尤其重視，並以「剿匪」為掩護大力建設西南地區，以便將其作為日後抗戰的根據地。1935年初，蔣介石明令西南各省修築公路，並親自到四川、貴州和雲南去巡視，選定四川為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的軍事和政治中心。

  華北事變的發生，使蔣介石對繼續阻滯日本的入侵步伐再也不存在什麼幻想了。一旦平津被日本占領，哪怕只是在平津和冀察扶植起一個與中央分離的傀儡政權，對南京政府來說都是無法接受的。除了少數人以外，幾乎所有人都能看出來，日本的目標絕不只是要吞併東北四省，它是非要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不可的。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危機，國民黨內群情激憤，紛紛開始檢討甚至是指責主持外交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及相關責任人。6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汪派外交次長唐有壬報告華北對日外交談判經過。蔡元培、吳稚暉等相繼發言，指責汪派對日妥協無度，「糜爛地方」。汪雖百般辯解，亦無濟於事。蔡元培質問汪：「對日外交究持何策？際此時局，殊有請外交當局說明的必要。」汪答：「對日外交這幾年來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現在亦復如是。」蔡追問：「忍辱云云，我輩固極明白，求全如何，卻望予以解釋。」汪避而不答。吳稚暉譏諷道：「求全兩字極易解釋，簡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後求整個國家能完完全全送給敵人，勿興抗敵之師，反而糜爛地方罷了。」汪精衛憤而退席。于右任乾脆大罵汪是漢奸賣國賊，孫科也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賣國，盛怒之下甚至把桌上的茶杯也給震翻到地上摔碎了。結果，6月下旬，南京政府監察院乾脆把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當事者黃郛、殷汝耕、袁良等人以媚日賣國的罪名，提出彈劾。國民黨全國各省、市黨部亦同時聯合電呈國民黨中央，抨擊汪精衛主持對日外交過於軟弱，提出應懲戒汪精衛和唐有壬兩人。因落實「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被迫返京的冀、平兩地省、市黨部人員，也聯合京中黨政機關反汪派，向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懲處汪精衛及其左右。汪雖憤而稱病離京，回來參加五全大會時還是遭了激進記者的刺殺，險些喪命。

  和汪精衛相比，蔣介石的態度就積極多了。蔣除了在內部一直倡言抵抗外，這時他無論在內部還是在公開場合，都越來越多地表露出要與日本一戰的決心。

  7月，蔣介石在當年防衛計劃大綱中將全國劃分為三道防衛區域，即第一線冀察晉綏區、山東區、江浙區、福建區、粵桂區；第二線察冀區、山東區、河南區、安徽區、江西區、湖南區；第三線晉綏區、寧夏區、甘肅區、陝西區、湖北區、四川區、雲南區。在此基礎上，蔣依據華北事件發展的局勢，進一步提出：「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中心，甘滇為後方」，創建「民族復興的根據地」。

  11月，蔣介石在一次公開的講演中很強硬地提出：「滿洲問題如不能圓滿解決，中日關係，是無改善可能的……中國是一個完全自主獨立的國家，我們領土與行政的根本原則，絕無放棄的可能……中國對日本妥協讓步，畢竟有一定的限度。」蔣並明確告訴周圍的人，他早有抗日的決心，且非抗日不可。他在與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會談時，也毫不客氣地表示：「作為中國，對引起違反國家主權完整，破壞行政統一等之『自治』制度，絕對不能容許。」蔣介石的這種表現，甚至影響到歷來持倒蔣態度的一些國民黨人。他們這時也逐漸開始對蔣另眼相看了。如一向站在倒蔣立場上的老國民黨人鄒魯即指出：說蔣不抗日是不對的，中央已決定抗日了，蔣先生即「熱誠抗日」。馮玉祥這時也再三記錄下蔣介石主張抗日的言論，稱「中央決定抗日，蔣先生一定抗日」。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這時在五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能夠直率地提出「最後關頭」的說法，也就不難理解了。他解釋說：「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復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否則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決不敢自逸。質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大會顯然接受了蔣介石的這一方針，並「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方針之下，應有進退伸縮之全權，以應付此非常時期外交之需要」。大會宣言中公開表示：「吾人處此國難嚴重之時期，所持以應付危局者，亦惟有秉持總理『人定勝天』與『操之自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之二大遺訓，以最大之忍耐與決心，保障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絕不放棄和平，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對和平為最大之努力。」

  從五全大會之後，國民黨南京政府實際上已經開始了進入了一個全面準備對日作戰的階段。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擬定的1936年國防計劃大綱，不僅將全國劃分為抗戰區（察、綏、冀、晉、魯、豫、江、浙、閩、粵），警備區（皖、贛、湘、桂），綏靖區（甘、陝、川、寧），預備區（陝、川、鄂、湘、贛、雲、新、青、藏、康），並以軍委會為最高統帥機關，設立了冀察、晉綏、山東、江浙、福建、粵桂6個國防軍總指揮部和1個由陝、甘、川、鄂、湘、贛、雲、貴8省組成的預備軍總指揮部，甚至還具體規定了預定戰場的陣地設置。

  按照國防區域、戰場劃分和陣地設置的要求，南京政府開始投入較多的力量從事國防工事的構築。這些工事按其堅固程度分為三種，即永久性工事用鋼筋水泥構築，半永久性工事用鐵軌、枕木構築，臨時性工事由簡單材料構築。到1936年春季前後，大部分國防工事均已開始動工修築。其中規模較大的陣地工事有京滬間的淞滬陣地、吳福陣地、錫澄陣地三道防線，還有乍平嘉陣地、乍澉甬陣地、寧鎮陣地、魯南陣地、豫北陣地、豫東陣地、滄保德石陣地、娘子關長城陣地、雁門關長城陣地等。

  在這種情況下，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關於加強國防和對日政策上的態度，自然也就更加明朗了。會議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宣告成立國防會議，以蔣介石為議長，汪精衛為副議長，閻錫山、馮玉祥、程潛、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張學良、宋哲元、楊虎城、傅作義、余漢謀等30人為國防會議成員。蔣介石明確宣布說：國防會議的任務，就是希望各地方的軍事當局能夠共同一致，來中央參加討論，對於國防上的各項決議和辦法徹底明了。一旦發生事變，也可以團結一致，共同負責來抵禦外侮。

  蔣介石代表主席團在會上所作的報告，再度具體解釋了中國在對日本入侵問題上妥協讓步的最後底線，那就是讓到「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為止，再不能退讓了。他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損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的犧牲。所謂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一致通過了蔣介石的這個報告。全會通過的宣言也強硬地表示：「中國目前形勢，非以決死之心求生存，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舉國一致以整齊之步驟謀挽救，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國家既處此非常之形勢，吾人對內惟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蘄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