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華北自治運動」與南京的因應

  就在「秦土協定」達成的當天，吳佩孚舊部白堅武等即在土肥原的策動下，乘著何應欽遠避南京，第32軍軍長商震剛被任命為河北省主席一職、部隊換防尚未完成之際，糾集地方流氓和日本浪人數百名，夜襲豐臺車站，奪取了鐵甲車，然後開向北平，企圖一轟而攻占北平，組織自治政府。此一事件很快即為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及其駐在北平附近的第53軍萬福麟部所平息。但豐臺事件本來就是土肥原用來警告華北當政者的，日方的目的是要想方設法促使華北當政者充當其擬議中的華北自治政權的領導人。以商震的名望，他顯然還並不是日方最中意的人選。8月，國民政府將東北軍系的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調任軍事院副院長，遺缺以宋哲元繼任。因宋在北方很有名望，手下頗多名將，且有過反蔣經歷，早在日方著意策動的名單之中，故日方對宋哲元復出相當看好。

  9月21日，宋哲元正式就任平津衛戍司令。此前一天，剛剛接替梅津美治郎就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公開向記者散發了他的題為《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的小冊子，明確鼓吹華北五省應當在日本指導下實行自治。24日，多田駿正式聲明，要通過驅逐反滿抗日分子、經濟獨立和實現華北五省軍事合作來防止赤化，實現把華北建設成「日華共存共榮之樂土」的目標。4天之後，日本陸相川島義之更向內閣會議提出《鼓勵華北自主案》。10月4日，陸相川島的提案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均得到內閣會議的正式認可。日本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還在會議上達成諒解，共同制定了《對華政策方案》，準備要求中國政府：（1）取締排日的言論和行動，擺脫依靠歐美的政策，採用對日親善政策；（2）正式承認「滿洲國」；（3）共同防共。此即所謂「廣田三原則」。

  1935年10月初，蔣介石就已經得到報告，知道土肥原、高橋等曾到張家口會晤過秦德純、蕭振瀛等將領，透露日本分離華北的計劃是：先倡聯省自治，使華北事實上脫離中央，然後即逐漸實現華北獨立組織，爭取在11月以前先由日方組織起一個自治政權，以為號召。同時日方還準備在財政上每年截留約4000萬元的關稅和鹽稅等，一方面打擊南京中央政府，一方面將截留的稅款用作未來新政權發行華北建設公債的基金。這些消息給蔣介石以相當大的震動。他深信，只要華北的經濟財政與中央斷絕，就足以置南京中央政府於死命了。因此，蔣一得到消息，就馬上中斷了在成都督師「剿共」的工作，迅速北上，去做閻錫山等人的工作，然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回南京，秘密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向蘇聯提議兩國實行軍事結盟。

  蔣介石於10月13日抵達太原，與閻錫山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認定「晉綏絕不為日方威逼利誘所能屈」。同時他指派的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熊斌，也分別拜訪平津及山東各省軍政首腦，一面傳達對日「除非萬不得已，應仍以睦鄰為重」的方針，一面則帶去華北地區國防大綱，向各省軍政首腦說明：一旦開戰，華北將分為冀察區、晉綏區、山東區和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開戰初期，準備以宋哲元、商震守平津，晉綏軍分守雁門關及娘子關；如果平津失守，宋、商退守保定、滄州之線，中央軍進至漳河之線收容之，同時晉軍應據太行以側擊敵人，以形成西依太行、東沿黃河之陣線。最東之線應以徐州為倚軸，而連於海。

  蔣介石離開太原後即趕往南京，於18日夜在孔祥熙宅邸秘密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蔣介石親自出馬約見蘇聯大使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要和蘇聯締結軍事互助條約。3個月前，即在日本逼迫中國接連簽訂「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之際的7月3日，孔祥熙就曾經受命秘密會見過蘇聯大使，提出過這一建議。只不過在上次的談話中，孔祥熙很巧妙地把它解釋成是蘇聯的需要。他指出日本軍隊已經在察哈爾安營紮寨，準備迅速滲透綏遠，其目標是想要發動對外蒙古的進攻。因此，日軍的行動不僅是對中國的侵略，而且也是明目張胆地威脅蘇聯的安全。他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只有中蘇兩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制止日本的進一步擴張。問題是，蘇聯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國簽訂互助條約？對此，蘇聯大使毫無思想準備。鮑格莫洛夫當場表示：這一提議使他感到驚異。「中國政府懾於日本壓力而拒絕互不侵犯條約，擔心有人評說而拖延貿易條約的回答，可是忽然間談起互助條約來了」。要知道，「互助條約的簽訂應以良好關係為先決條件，即在貿易條約、互不侵犯條約都早已成為定局的情況下才能談及」。事隔3個月，在與蔣介石的會晤中，鮑格莫洛夫的態度依舊，他首先表示蘇聯願意改善兩國關係，但主張通過簽訂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來達到這一目的。蔣介石則表示，他毫無疑問贊成締結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然而問題是，「這些條約都只是表面舉動，他希望有實質性的真正促進中蘇親密關係並能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他在進一步答覆鮑格莫洛夫關於何為「非表面性」協定的問題時強調指出，他不是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來談論這一協定，而是以中國軍隊總司令的身份來提出這樣的建議的。他告訴鮑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確實向中國要求締結關於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軍事同盟，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這當然是包括反對蘇聯的目的在內的。他表示，中國政府不會同意這樣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出：「蘇聯政府是否願意同中國簽訂一個多少能保證遠東和平的協定？」「如果蘇聯政府給予肯定回答，那麼他想知道蘇聯政府對這個協定有何想法？」鮑格莫洛夫在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蔣所暗示的這個協定無疑是一個「秘密軍事協定」。由蔣介石親自出面來提出這樣的要求，清楚地顯示出南京政府這時面對日本分離華北的計劃已經沉不住氣了，為此不惜改變前此的對蘇政策，想要得到蘇聯的援助，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嚴重事變。

  10月18日，也就是蔣介石秘密約見蘇聯大使的當天，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策動了所謂「香河事件」。當天，香河縣部分人藉口反對田畝賦稅，召開所謂「國民自救會」。隨後聚眾向香河縣長請願交涉，逼迫縣長讓出縣府，由民眾自動組織接管，實行自治。這些人並且公開發表所謂自治宣言，與縣府公開對峙。香河事件雖在商震與多田駿的反覆協商下，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但日本方面隨即開始提出一系列要求，目的仍在逼迫平津和冀察地方當局接受其自治的主張。

  10月29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致函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北平市長袁良和天津市長程克，要求「迅速徹底取締妨礙貴我兩國邦交之團體」。同日，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參謀中井增太郎代表參謀長酒井隆，偕同高橋前往會晤商震，提出「關於華北協定實施事項之通牒」，除重複川越函中所提要求外，還進一步要求罷免北平市長、撤廢軍分會及其附屬機關，徹底實行停戰協定及華北協定等。

  眼見日本方面緊鑼密鼓、步步緊逼，非要造成華北五省自治不可，蔣介石不得不急忙改變過去將事件局部化的做法，以免被日方在地方交涉中各個擊破。他在給宋哲元的指示中明確提出：「此次華北策動，固非枝節應付所能解決，尤非局部敷衍所能了事，故中央根據整個對策，多方與之周旋，現正著進行中，已日有轉機，但期華北堅持不自生異動，則彼方步調自可一致而就範……此時兄處境只聽命中央，諉責中央為惟一之法，否則所謂其他辦法，皆自陷絕境，則將來之悲慘煩悶必更有不堪設想者，現在此間已擬定有效辦法，即派大員攜來與兄詳洽。」

  蔣介石所說的「有效辦法」就是：（1）從前華北事件皆武人口頭交涉，此次並有外交人員，且有公文，稍一不慎便成定案。（2）六月間我方讓步已至極點，今若再讓步則無可立國。（3）請用公函答覆川越茂總領事，以平津地方並無反日機關存在，自當隨時嚴密注意，不使發生。公函中不可有「國民黨部」字樣，自失立場，尤不可有反「滿」字樣，致涉承認之嫌。（4）酒井通牒並非正式，不必以文字復之，口頭已足。大意與復川越同，惟須注意否認「何梅協定」，因當時並無「協定」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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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日方的壓力之下，袁良還是被迫提出了辭呈，且很快得到行政院的批准。11月8日，國民政府任命秦德純為北平市長，蕭振瀛為察哈爾省主席。鑑於宋哲元所部已經基本上掌握了平津、河北和察哈爾的控制權，日方開始向宋哲元施加更大的壓力。在11月9日天津駐屯軍因反對中國實施法幣改革，迫使宋哲元下令禁止白銀南運之後，土肥原奉關東軍司令南次郎之命，又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份《華北高度自治方案》，限令宋於11月20日之前宣布自治。方案對自治機構的名稱、地域、首領、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做出了具體的規定。方案計劃成立一個名為「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的政權機關，統轄華北五省二市，以宋哲元為首，並由土肥原擔任總顧問；截用中央在各省、市的關稅、鹽稅和統稅，經濟上靠開發華北礦業和棉業，使與日本和偽滿洲國結為一體；金融上脫離法幣制度，發行五省通用貨幣，與日元發生聯繫。同時，提出撲滅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實行東洋主義的主張。

  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及十餘名日軍將領這時則專程去濟南先後會晤韓復榘，向韓施加壓力，力圖推動韓復榘首先宣布自治。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則受命出動一部前往山海關附近集中，日本巡洋艦和驅逐艦則駛往天津大沽口，日本飛機也頻頻侵入北平上空。所有這些都對宋哲元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還在11月8日，宋哲元就明確向南京中央要求早定對日方針，表示「哲元能維持暫時，不能永久」。3天後，他更不得不向次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發出通電，要求大會毅然宣布結束訓政，開放政權，以緩和日方的壓迫。韓復榘亦於13日通電響應。然而，15日，有消息稱日本關東軍4個師團的部隊自錦州開往山海關，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亦於當晚向天津市政府要求供給容納15000名士兵的營房設施。宋哲元急電蔣介石，要求中央派吳忠信來津，以救華北危局。但蔣判斷日方仍屬威脅，未必真有作戰決心，故只是復宋稱：「彼以軍隊實行威脅，則兄更應堅忍鎮定，以伸正氣……望兄堅忍到底不為威屈，萬一決裂，照中所定處置，不僅為國家爭光，而我四萬萬同胞亦必為兄後盾，亦不辜負我忠勇之將士也。」宋哲元見此頗為不滿，電蔣稱：「哲元報國有心，救亡無計，只有竭全力，撐一天算一天而已。」

  19日，在土肥原的策動下，所謂河北民眾代表聯席會議、中華民主同盟會、國民自救會、山東人民自治協會、綏遠軍政自治協會、河南全省人民自救會、察綏商民聯合會、天津工商聯合會等團體，聯名致電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東韓復榘、太原徐永昌、綏遠傅作義、察哈爾張自忠、北平秦德純、天津程克、青島沈鴻烈等，要求開放政權，允許「自治」。宋哲元眼見20日期限已至，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除空言鼓勵外卻毫無對策，不得不於當天致電何應欽，明確提出：「刻下環境至為明顯，似非少數軍人自由之行動，彼方要求，必須華北脫離中央，另成局面，迭經拒絕，相逼益緊，不得已擬在擁護中央系統之下，與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內政，（二）不侵犯領土主權，（三）平等互惠為限度作進一步親善表示。」

  19日晚，蔣介石得到情報稱，日本內閣與元老等恐惹起國際糾紛，不准行使武力。這一消息證實了蔣的猜測。他當即電示宋哲元，說明土肥原並無代表日本政府之資格，應立即停止與土肥原之間的談判。次日，蔣去電批評宋哲元19日電，稱：「來電所稱，擬在中央系統之下，以不干涉內政、侵犯領土主權及平等互惠為限度……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既有中央之明令，宋哲元當天即讓蕭振瀛向北平報界宣布「華北事件停止談判」，並通知了土肥原。蔣介石當天也專門接見了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稱：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多為日方策動，中國方面並無此事。「對於華北類似獨立之自治運動，乃妨礙中國行政之完整，在國家立場上，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南京政府擬對華北問題採取新的措施，即取消北平軍分會，改派中央大員坐鎮辦理一切，今後華北問題「必須中央派大員赴華北主持軍民兩政，方能與日方負責人進行商談」。

  雖然日本內閣確定了不以武力分離華北的方針，但土肥原等對宋哲元聽從南京調度，拒不宣布自治，不免心有不甘。11月24日，土肥原使出殺手鐧，策動冀東非武裝區，即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公署專員殷汝耕宣布「自治」，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會設於通州，下轄冀東22個縣，並宣告脫離中央政府。殷汝耕並且發出通電，要求宋哲元等「當此危急存亡之狀，宜定大計，借救國家之滅亡而負磐石之重任」。土肥原即據此來要挾宋哲元，再度要求宋必須於11月30日以前宣布自治。

  殷汝耕此舉當即遭到中國各界的強烈反對和指責，英、美兩國亦表示嚴重關切。國民政府行政院於26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撤銷灤渝、薊密兩區行政專員公署，殷汝耕免職拿辦。同時，撤銷北平軍分會，特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處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然而宋哲元確信日本人不肯罷休，堅持不就綏靖主任職，並於29日再電蔣介石，說明日方限其2天之內宣布自治，否則將要施以武力。宋已被迫密調4個團兵力入平，用以應付萬一。蔣介石於30日中午再開緊急會議，並力勸何應欽北上赴任，何應欽因有「何梅協定」的教訓，再三推託。再加上日本方面得知此一情況，也公開聲言反對，何更是以此為由不去北平。為了勸說何應欽前往，蔣介石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最後並許以四項原則，才算把何應欽勸上了北上的列車。此四項原則是：（1）如許可，即就行政院駐平辦事處長官職。否則參酌西南政務委員會現狀，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2）冀察政務委員會組織以適合北方特殊情況為標準，其委員由中央委任，並以宋哲元為委員長。（3）冀察一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必須保持正常狀態，不得越出中央法令範圍以外。（4）絕對避免自治名義與獨立狀態。如日人壓迫，中央與地方一致行動。而何這邊剛一動身，蔣介石那邊就通知宋哲元，說明已同意何應欽不就行政院駐平辦事處長官一職，此行純為解決目前困難，協助宋應付危局。

  何應欽於12月3日到達北平，次日即與宋哲元等正式商談解決華北危機的問題。而當天中午，日方即告訴北平軍分會人員：如果何應欽繼續留在北平，雙方難免發生衝突，進而造成地方混亂狀態。且華北地方自治當以華北人自任為宜，中央方面不應有所妨礙。對於這種情況，何應欽早有準備，故他當天即電告蔣介石，強調冀察之事仍宜由宋哲元負責處理。5日，在得到蔣批准後，何應欽正式通知擬由宋哲元領銜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顯然認為這是唯一能夠取得日方諒解的一種狀似分離的政權組織，故表示同意。6日，蕭振瀛將草擬的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送交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等進行交涉，得到日方同意。

  12月8日，宋哲元向何應欽提交了委員會成員名單，經協商增減後，國民政府於12月11日明令公布。計其委員有宋哲元、萬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胡毓坤、王克敏、劉哲、高凌霨、蕭振瀛、秦德純、張自忠、程克、周作民、門致中、賈德耀、冷家驥、石敬亭等。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還將商震調任河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並調蕭振瀛任天津市長。據此，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綜理冀察平津兩省兩市一切事務。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秦德純、劉哲、王揖唐為常務委員。宋哲元公開發表書面談話表示：今後當力謀中日友善與東亞和平，與日本互維互助。此舉顯然部分地滿足了日本人的願望，但遠沒有達成日本方面策動「華北自治運動」之初所設定的那個分離華北的目標。從這一點來看，南京政府也勉強算是達到了保住平津及河北的目的。因此，日本駐南京武官磯谷廉介曾明確表示：「我們所希望的是排除國民黨統治華北，並不是排除華北的國民黨員，恐怕今後華北還需要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自治運動。」

  相對於主要由日本天津駐屯軍來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日本關東軍策動的內蒙自治運動顯然要更成功一些。這時，內蒙古共有6個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2個特別部（呼倫貝爾部和察哈爾部），4個特別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碩特旗、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依克明旗），1個牧場（達里岡崖牧場）。它們分屬於熱河、察哈爾、綏遠、黑龍江、吉林、遼寧、寧夏7個省。日本早有征服滿蒙的野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先後占領了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盟、哲里木盟、卓索圖盟。隨後又在1933年占領熱河全境時占領了昭烏達盟，從而完成了對內蒙古東部的征服。自此之後，日本關東軍便將征服內蒙古西部作為工作的重點。其第一步就在察東和錫林郭勒盟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即察東的李守信和錫盟的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在扶植李守信的偽軍占領察東重鎮多倫後，日本陸軍參謀部就確定了以察東和錫林郭勒盟為向內蒙古西部擴張的跳板。1933年9月，德王在日本特務機關的策動下，在百靈廟召開第二次內蒙古自治會議，向南京政府提出實行高度自治的要求。南京政府為避免刺激德王等人，滿足了其自治的要求。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在百靈廟正式成立，選雲棟旺楚克（即雲王）為委員長，索諾木拉布坦（即索王）和沙克都爾札布（即沙王）為副委員長，但實權卻在秘書長德王手裡。

  1935年1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派參謀田中隆吉和矇事處第二課長石本寅三去見德王，明確提出願意幫助蒙古人建立「蒙古國」。德王因此與日本關東軍密切勾結，密謀先組建獨立政府和軍隊。9月間，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等一行人再度與德王會談，雙方圍繞著「蒙古國」的範圍是否包括在「滿洲國」範圍內的幾個旗的問題發生爭論，未能達成一致。但雙方就日本關東軍協助德王建立政權和軍隊一事取得了協議。

  12月，德王前往長春，拜見了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參謀長西尾壽造。緊接著，德王就在日本人的幫助下，迅速以蒙政會的名義成立了察哈爾盟公署。李守信部也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奪占了察東張北、沽源、寶昌、康保、商都、多倫6個縣。有鑑於此，南京政府於1936年1月25日下令將蒙政會一分為二，另行組織「綏境蒙政會」，將德王所轄的一部分改稱「察境蒙政會」。前者管轄烏、伊兩盟和土默特，後者管轄錫、察兩盟。綏東四旗歸綏境蒙政會管轄。

  但是，這個時候的德王已不受南京政府的約束了。他已經下決心要改元易幟，即要改民國紀年為成吉思汗紀年；取消青天白日旗，制定藍地右上角紅、黃、白三條為標記的蒙古旗，徹底宣告脫離中國。2月12日，即1936年舊曆正月十八日，德王於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內，仿效成吉思汗大祭儀式舉行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並以成吉思汗30世子孫名義宣讀誓詞，揚言要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收復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德王被推舉為總司令，李守信為副司令，下設軍務、政務兩部和一個秘書處，另外還由日本人組成了顧問部，主任顧問為村谷彥治郎，負指導軍事、政治、財政、文教之責。德王兼任政務部長，李守信兼軍務部長。

  幾個月之後，為了使自己的獨立更加名正言順，德王進一步籌備成立「蒙古軍政府」，並於5月12日在化德縣嘉卜寺正式宣告成立。雲王為偽蒙古軍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為副主席，德王為總裁。8月，在關東軍的幫助下，軍政府大致編成了2個軍共9個師的偽蒙軍，並很快開始騷擾綏遠東部地區。由此，日本關東軍所策動的內蒙古分離運動，或曰自治運動，已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