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消亡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簽字，6月5日武藤信義司令官下令關東軍從關內撤兵。6月17日，以黃郛為委員長的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始按照「塘沽協定」接收戰區各地。7月1日，河北省政府華北戰區接收委員會成立，于學忠為委員長，負責處理有關接收戰區內的行政、警察、交通等事宜。至8月8日，日本陸軍省宣布進入長城以內的關東軍已全部開回長城線。8月22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宣布接收戰區工作大部完成。至此，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日本南侵的危機迅速化解，獲得了第三、四次「圍剿」以來最為穩定的外部環境。再加上國民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繫，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國民政府同時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在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到6000多萬元。這些裝備的到來，無疑極大地加強了國民黨軍的軍事實力。蔣介石迅速把軍事重心轉向「剿」共，特別是轉向對南方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實屬必然。

  「塘沽協定」簽字不久，蔣介石就開始總結對鄂豫皖等蘇區「圍剿」成功的經驗和對中央蘇區「圍剿」失利的教訓。他認識到，對付紅軍單純採取軍事手段是不行的。國民黨人早在第一次「圍剿」失利後就發現：「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參加過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也談到過農民擁護紅軍的情況。他說：「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範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嚮導帶路亦無一人，至於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蔣介石這時也明白承認：「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於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因此，這時國民黨人已經一致認識到與共產黨爭奪農民的必要性，承認：「現匪軍之所謂戰鬥員，蘇區農民，幾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於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據此，蔣介石開始明確地提出「剿匪」必須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因為「軍隊與政治、社會、經濟是密切相關，而不容分割的」，「我們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更加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積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應設法變更。故須積極地組織並武裝民眾以樹立我們在民眾中實質的基礎，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眾，使他們能傾向我們的主義，以鞏固我們在民眾中精神的壁壘」。

  蔣介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的工作要點是：（1）凡軍事推進之處，政治、社會、教育，甚至產業，統統要軍事化，要以軍隊的精神去辦理一切，受軍事計劃所支配，使軍隊成為當地政治和社會的核心或主體，一切受它支配、指導、掌握、負責，使軍隊的精神和組織普及整個社會，達到軍事化的目的。（2）黨政軍要相輔為用，設立統一機構，共同一致，通力合作，在軍隊的推動下，互相促進，同時並進。（3）在軍事區域內，所有黨部均須秘密化。（4）由各師黨部負責社會調查，每到一地必須立即認真進行，由軍隊協助當地政府，調查戶口，辦理保甲，整頓地方團隊；由軍隊供給武器，訓練軍事，務須平時能執行憲兵警察之職務，以保衛地方的治安，戰時而為國家之徵兵。（5）由各師黨部遵照《農村土地處置條例》《農村合作社組織條例》等，宣傳二五減租，辦理土地登記，組設農村合作社等，推行農村改良的各種措施。（6）由軍隊黨部人員會同縣長，負責採辦民食，辦理平糴，發放醫藥，實施救濟，組織感化等，以轉化民眾心理。（7）廣泛開展反共政治宣傳，利用新聞、書刊及組織「剿共宣傳周」等各種方式，以文化「圍剿」強化政治「剿共」。（8）根據行營頒布的《剿匪內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脅從與自新分子辦法綱要》等，由各師黨部會同縣政府、區公所辦理「自新自首」，除行營或省設感化院外，各部隊設臨時戰地投誠俘虜收容所，地方設感化班、勞動團，以推行心理瓦解戰術。

  除上述要點外，國民黨軍政當局還針對蘇區大大強化了保甲組織和對蘇區的封鎖政策。一方面做到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為「匪」全甲同罪；另一方面設立糧食管理處、食鹽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處，頒布了《封鎖匪區辦法》《匪區食鹽、火油、藥材、電器封鎖辦法》《糧食統制辦法》等十餘種法令，利用碉堡和公路組成的封鎖網，由各路軍總司令、總指揮、縱隊司令，對封鎖區內糧食、食鹽、煤油、中西藥品、布匹、燃料和軍用品等物資，依據「全匪區」、「半匪區」、「鄰匪區」之不同，厲行統制或禁運。具體辦法即以官督商辦為原則，由縣、區、聯保主任及士紳組織各級公賣委員會，下設公賣處，負責購進、運銷事宜。凡無運輸憑證，偷運或「濟匪」者，輕則沒收物資，判處徒刑，重則處以死刑。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就是必使蘇區群眾不能接濟紅軍，且「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蔣介石深信：「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這一策略產生了明顯的效果。以食鹽為例，中央蘇區1929-1932年人均年食鹽消費量在12市斤，即192兩上下，1933年底已驟減至2.4市斤，即38兩，1934年8月更驟減至0.75市斤，即12兩。（當時1市斤為16兩——作者注）這意味著每人每月只能吃到1兩鹽，1個月裡大多數時間完全吃不到鹽。這對紅軍的戰鬥力不能不產生重大的影響。

  在軍事方面，蔣介石特別注重各部隊之間的相互協調統一。為此，他特地從7月開始在江西廬山開辦了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這是因為，他相信，「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故必須加強戰鬥精神、團結精神的教育。這一做法也確實加強了各部隊軍官相互間的了解和溝通。黃紹竑即認為：這一訓練使「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各派別、各系統的軍官們朝夕相處和交流，也在相當程度上「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

  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多山地，與鄂豫皖蘇區有所不同。蔣介石基於以往進攻部隊「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容易被紅軍利用地形各個擊破的教訓，在德國高級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戰略攻勢，戰術守勢」，「步步為營，處處建堡，匪來我守，匪去我追，逐步推進」，穩紮穩打，「不先找匪之主力，應以占領匪必爭之要地為目的」的新戰法。這一戰法強調「以靜制動」，強調「嚴密封鎖，發展交通，穩紮穩打，注重遊擊，居於主動」。具體說來，就是要求部隊戰略上固然以攻為主，但戰術上占領一地後不是迅速推進，而是要在構築嚴密工事和碉堡的同時，堅持「偵察、探索、警戒、聯絡、掩護、觀測」六大步驟，再向前推進。通過這種緩慢但有效的占領方式，壓縮紅軍作戰區域，限制紅軍活動空間，迫使紅軍陷入到打資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戰中。利用國民黨軍在資源和人力方面的絕對優勢，一步步擠壓紅軍，削弱紅軍，逼使紅軍主力出來決戰。國民黨軍主攻部隊第3路軍作戰方針就明確規定：「本路軍以消耗戰之目的，采斷絕赤區脈絡、限制匪之流竄、打破其游擊戰術、封鎖圍進之策略……步步為營，處處築碉，匪來我守，匪去我進。」蔣介石對築堡非常重視，再三強調「清剿各部到處以修碉築堡為惟一要務」。他硬性規定「每星期一連必須添築一個以上之碉堡」，「封鎖碉堡群之間隔，不得過二里以上」。任何因循玩忽，「查出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且在戰略必爭之地，還要建立碉堡群，即要構築主要碉堡，在主要碉堡之間及其前後，還要構築眾多小堡，形成梅花式的相互支持的碉堡群。為了切實築好碉堡，南昌行營還特地印刷出版了《碉塞圖說》，要求前線各地各部隊按圖建堡。據統計，整個第五次「圍剿」過程中，國民黨軍建築各種碉堡達14294座。利用這些碉堡，實施嚴密封鎖、步步為營的戰術，在這場戰爭中產生了相當的作用。有穩紮穩打的戰術指導，再加上精良的裝備和強大的火力，這些都使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占據了極大的優勢。

  關於裝備和火力的優勢，可以從當年紅軍的指揮員的說法中一窺究竟。據粟裕回憶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部隊頭一次遭遇到國民黨軍隊裝備的裝甲車時的情景，就很說明問題。他說：「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也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衝就是傷亡一大堆。」比較而言，紅軍的裝備就差得多了。以往紅軍主要是靠奪取國民黨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自己。第五次反「圍剿」中奪取國民黨軍武器彈藥十分不易，結果只好靠自己的兵工廠生產彈藥。而因為紅軍的兵工廠技術較差，生產出來的子彈多數不能用。即使是能用的子彈，因為「裝的是土造的硝鹽，是從廁所牆壁上刮下來的尿鹼熬成的，燃燒速度慢，動力不足。彈丸是用電線擰成的一坨鐵蛋蛋，不能嚙合膛線，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後在空中折跟斗」。隨著戰爭的持久進行，紅軍作戰物資消耗嚴重，槍械、彈藥供給越來越困難，以致國民黨方面在1934年時發現，作為紅軍主力的「一師每連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彈每槍約六七排，都是土造，連續射擊不得超過五發，以上則炸裂」；福建方面一些地方紅軍更是槍彈缺乏，「多持標槍扁擔」。

  蔣介石為發動第五次「圍剿」，先後調集了69個師9個旅，總兵力在50萬人左右。直接用於「進剿」中央蘇區的有55個師7個旅，遠遠超過前四次「圍剿」的兵力投入。其部署分為北、西、南三路大軍，以北路為主攻部隊。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蔣鼎文，指揮33個師、3個旅，下轄第1、2、3路軍及浙、閩、贛邊區警備區。其第1路軍總指揮由顧祝同兼，副總指揮劉興，轄4個師、1個騎兵旅及1縱隊，再加稅警總團等；第2路軍總指揮由蔣鼎文兼，副總指揮湯恩伯，轄2個縱隊、1個預備隊，共6個師及1個補充團；第3路軍總指揮由陳誠兼，副總指揮薛岳，轄3個縱隊及1個守備隊，共18個師及1個補充旅。此為「圍剿」軍之主力。何鍵的西路軍和陳濟棠的南路軍，則基本上取守勢，擔任防堵紅軍向西、向南突圍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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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路軍的部署則以一部構築金溪、崇仁、新淦、吉水、樂安、宜黃一帶的碉堡線，防止紅軍北進，並相機向古龍岡方向推進，策應作戰。主力集中於南城、南豐、黎川之間地區，構築碉堡封鎖線，逐步向廣昌、寧都方向漸次推進。另以一部控制於贛江兩岸之安福、吉安、萬安、遂川一帶，協同西路軍「圍剿」湘贛邊的紅軍。

  按照蔣介石的計劃，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應於1933年10月中旬開始，故他明令各部隊務必在10月中旬集中完畢。但實際上，還在9月25日，已經完成集結的第3路軍陳誠所部已率先開始向蘇區推進。28日，國民黨「圍剿」軍3個師從南城、硝石向僅有少量紅軍兵力駐守的黎川發動進攻，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率教導隊迅速撤出黎川，退至60里外的溪口。中共中革軍委為收復黎川，下令彭德懷率領的東方軍進攻硝石、資溪橋和黎川之敵，命令中央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地區東移，攻擊並牽制南城、南豐之敵。10月7日，東方軍在向硝石推進的途中，與國民黨「圍剿」軍在洵口激戰，至10日戰鬥結束，取得了勝利。隨即紅軍第3、5、7軍團受命進攻硝石，試圖切斷黎川與南城方向國民黨軍隊之間的聯繫。但連戰數日，未能寸進。紅軍也沒有能夠阻止住南城方向國民黨軍隊向東推進。彭德懷因此不得不率部很快停止了對硝石的進攻，回到了洵口、蓮塘一線。隨後，中共中革軍委又下令紅軍主力進到撫河以東，想要在資溪橋地區與國民黨軍展開決戰。結果是連攻數日，不僅沒有占領資溪橋，紅軍相反遭到國民黨軍堡壘火力和空中轟炸的沉重打擊，損失巨大。至10月26日，部隊不得不撤離戰場。

  紅軍在反第五次「圍剿」戰爭之初即在軍事上陷於被動，關於這一點，紅軍前線指揮員已經有所認識。硝石作戰失利後，彭德懷就注意到國民黨軍堡壘戰術的厲害。他說：「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里，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幾乎被敵殲滅。」然而，中革軍委對此似乎並沒有十分在意，它甚至並沒有認識到中央蘇區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11月20日，福建事變發生，蔣介石被迫改變軍事部署，將北路軍1/3的主力調離江西前線，進入福建進攻第1路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尚未正式展開便告停頓，這可以說是紅軍打破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幾乎惟一的重要機遇了。但中革軍委卻對此無動於衷，絲毫沒有採取援助第19路軍的任何想法，反而把紅軍主力調去西線擴大蘇區，聽任第19路軍在中央軍的圍攻下逐漸歸於失敗。結果，1934年1月第19路軍在軍事上失敗後，蔣介石迅速在福建成立了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東路軍，不僅完成了對中央蘇區的四面合圍，而且更加逼近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對軍事形勢依舊缺乏足夠的估計。1934年1月15日，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照舊堅持其「進攻路線」和「兩個中國命運決戰」的口號。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提議，增補了毛澤東為政治局委員，卻按照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人的意見，在隨後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將毛澤東從人民委員會主席（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職務上拉了下來，只保留了沒有實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給了從莫斯科回來的留蘇學生張聞天。中革軍委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任副主席。不過，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還是控制在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的手中，實際上也就是控制在博古的手中。由於博古從蘇聯留學回國不久，又剛剛進入中央蘇區，對軍事一竅不通，因此1933年10月由共產國際選派進入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的德國人李德，便成了博古在軍事上的指導者。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就是在這位德國人的指揮之下展開的。然而，這個只參加過幾個月德國城市巷戰，在蘇聯普通軍校學習過的德國人對中國戰爭和中國軍隊的特點、對長期利用地形地貌和群眾支持，憑藉著游擊戰術取勝的蘇區紅軍作戰的特點，同樣也是一竅不通。按照從軍校學到的軍事條例指揮只擅長游擊戰或游擊運動戰的紅軍，與同樣有著德國顧問戰術指導的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即使不考慮裝備、訓練和兵力上的種種差距，這場仗也註定了難有勝算。

  1934年2月以後，蔣介石重新開始組織對中央蘇區的「圍剿」戰爭。隨著國民黨軍步步推進，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紅軍主力很快便被壓縮在越來越小的範圍內，不得不與國民黨軍拼消耗了。與國民黨軍拼消耗的結果，首先在人力資源上就使自己陷入了一條死胡同。作為全國廣大區域的控制者，國民党進行持久戰消耗的人力資源和兵力來源可保無憂，而中央蘇區本身地域有限，且位於人口稀少的山區，總人口最多時也不足300萬人。經過多年向紅軍輸送兵員後，1933年初最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達到11.2萬多人，總計約16萬人，已占到可徵召壯年男子的近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上大部分已被徵發。據毛澤東1933年底對長岡鄉、才溪鄉的調查，可知蘇區農村中男勞力（16-45歲）占人口比例為25%左右，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已占到70%-88%了。

  戰爭打到這種程度，已經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紅軍主力第1、3、5軍團4萬餘人，一戰就損失了5000人。8月高虎垴、高興圩戰鬥，第1、3軍團又損失了約2000人。戰爭越打越殘酷，規模越來越大，自然就越需要「擴紅」；而「擴紅」越多，蘇區內部的矛盾和危機也就變得越發嚴重。這是因為無限制的「擴紅」必然造成後方勞力匱乏，本來應當優待的紅軍家屬日漸窘困，土地棄耕帶來的缺糧者比比皆是，反過來又嚴重影響到前方將士的士氣，使本來就十分困難的「擴紅」工作更加困難。

  除兵員問題以外，在戰爭和被封鎖的情況下，中央蘇區的物質資源更加困難。第五次「圍剿」開始後，蘇區區域日漸壓縮，兵員卻仍在不斷增加，到1933年底，紅軍及政府機關糧食不夠供給的問題就已成為嚴重問題。為應付嚴重的糧食問題，1933年12月，蘇維埃中央決定成立糧食人民部，專門處理糧食問題，收集糧食被提到「國內戰爭中一個殘酷的階級鬥爭」的高度。於是，強行攤派甚至逼糧的情況屢有發生。

  但是，更為嚴重的還在於從上海來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領導人這時在中央蘇區逐漸掌握了控制權，推行了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極大地損害了中共政權與民眾間的關係。這裡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查田運動。查田運動開始前，中央蘇區清查出的地主、富農人口數已占到總人口的7%左右。臨時中央政治局領導人到來後，認定中央蘇區原來開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農路線錯誤，相信中央蘇區還存在大量隱藏的地主、富農分子，要求廣泛開展查田運動，嚴厲清查「那些冒稱中農貧農分得土地的地主富農分子」。由於蘇區的土地關係並非如臨時中央設想的那樣複雜，查田運動一展開，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侵害中農乃至貧農利益、擴大打擊面的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也把他當作富農」，「把稍為放點債，收點租，而大部分靠出賣勞動力為一家生活來源的工人當地主打」，「建寧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區，共計中農、貧農被誤打成土豪的有五十餘家」。1933年底，鑑於運動出現的嚴重偏差，毛澤東曾主持過糾偏工作。但這一糾偏工作很快被作為右傾受到批判，在「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的主要危險」的判斷下，侵害中農和亂劃成分現象繼續發展。大批中農不可避免地被劃為富農或小地主，造成人人自危，因此「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甚至連田也寧肯荒掉。

  在這種情況下，民心的向背出現了轉變。過去，蘇區的土地政策等吸引著大量蘇區以外的貧苦農民跑到蘇區來謀生，如今卻開始出現蘇區群眾大批出走的現象。早在查田運動大規模展開的開始階段，一些地區就出現了逃跑問題，如江西勝利縣馬安石、仙霞觀、河田、曲洋區「一部分勞苦群眾逃往贛州」。贛縣長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區「少數群眾逃到白區」。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觸犯中農、貧農的運動擴大化現象加劇，逃跑面迅速擴大。雩都（今於都）「在查田運動中發生很多侵犯中農……致被地主富農反革命用來煽惑群眾向白區逃跑（小溪等地發生幾百人跑往白區）」，萬泰縣窯下區郭埠鄉不顧貧農團會議許多人反對，強行將一人劃為富農，結果兩三天內群眾「就走了一大批」。由於該縣普遍存在「工作人員亂打土豪，把貧農中農當做地主富農」的問題，群眾逃跑現象十分嚴重，「塘上區有群眾約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西江縣「赤鵝、洛口、莊埠等地都發生了反水的事件」。一時間，蘇區不少地區都出現「成群結隊整村整鄉」逃跑的情況。到1934年5、6月份，這種現象才有所緩和。

  除了查田運動造成農村的普遍緊張外，肅反工作更是極大地影響到蘇區的各個階層。經過查田運動，地主、富農人口在中央蘇區已經普遍上升到總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為打擊對象的商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刀團匪，所謂敵對力量的人員空前龐大。在戰爭形勢下，臨時中央更加擔心堡壘從內部被攻破，因此對查找內部敵人更為熱心，認定：「在我們黨與蘇維埃機關內埋伏著的『壞蛋』不在少數。」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34年5月，西江縣在「下半月短短的半個月中，即捕獲了幾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處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區在紅五月中共殺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獲了AB團、暗殺團、鏟共團、社民黨、保安會的組織，共捉了四個暗殺團長、兩個AB團長、數十名連長、排長、宣傳隊長等）」。西江是人口僅數萬人的小縣，半月內即出現如此之多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組織，這本身已極不正常，而這種做法還作為正面典型受到鼓勵。閩贛省裁判部的鐘光來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輕重的亂殺一頓」；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殺群眾」。關於這種情況，就連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也不能不承認：「一些地方，赤色恐怖變成了亂捉亂殺……在一些同志中間正在形成『殺錯一兩個不要緊』或者『殺得愈多愈好』的理論。」這樣一種查田運動及肅反鬥爭，不能不影響到中共與群眾間原有的良好關係。一些過去積極擁護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農民，開始對國民黨組織的民團武裝的侵入無動於衷了，致使這些民團組織「敢長驅直入的到四邊圍繞有赤區的區政府捉人、繳槍」。

  中央蘇區的這種情況，固然有臨時中央政策上的種種原因，但客觀上敵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戰爭環境的持續惡化，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正如當年有報紙所評論的：「共黨占地，首重分糧分田，故貧民趨之，然戰鬥無已，生產不興，糧盡後則如何？此事實問題也。是以共黨之飄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軍事上之避沖，實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國現在之經濟環境下，共黨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區域，外無戰事，內有建設，則其勢力不足久支，久則窮矣。」這種看法雖嫌過於簡單武斷，但其說確實抓住了紅軍及蘇區生存的兩大要件，即土地政策和游擊戰爭。前者使紅軍在貧苦農民中得以立穩腳跟，獲得兵員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種種支持；後者則可借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避免強敵所擊，同時通過打土豪及四處籌款的辦法來維持戰爭所需，不致過分擠壓蘇區的農民。固守一地，不論所在富庶與否，在敵我各方面實力相距甚遠的情況下，即使沒有臨時中央的極左政策，也難免造成竭澤而漁、殊求無已、生產不興，最後走向人心恐慌的局面。

  不僅如此，蘇區和紅軍的存在，在當時的條件下，無疑還必須利用毛澤東所強調的地理上遠離中心城市的這一特點，並藉助於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長期割據一方的特殊國情。然而，臨時中央對此全無清醒的認識。它不了解，閩、贛、湘、鄂幾省交界地區的蘇區雖位於幾省偏遠地帶，但仍屬於中國心臟地區，其稍一發展擴大，便不可避免地會威脅到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從而引發國民黨軍的持續「圍剿」。由於國民黨方面志在必得，戰爭自然越打越大，結果是紅軍勢必要不斷擴充以應付戰爭的需要，蘇區自然也要不斷擴大才能滿足紅軍在人力和物資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蘇區越擴大，必然就越接近交通幹線和中心城市，從而越發加劇國民黨的恐懼，使戰爭進一步擴大和殘酷，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促成雙方總決戰局面的到來。既無足夠物質準備又沒有足夠迴旋餘地的紅軍，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保存紅軍的基本辦法，只能像毛澤東所建議的那樣，不怕打爛罈罈罐罐，不拘泥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採用機動靈活的戰術，大膽地由內線跳到外線去，用游擊戰的方式來和國民黨軍進行周旋。但是，臨時中央卻不可能這樣考慮問題，因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使單純的軍事問題變成複雜的政治問題了，紅軍的進退勝負，已經成為關係到整個國家領土和命運的大問題。在臨時中央領導人的眼睛裡，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地理的和政治的符號，絲毫沒有流動的可能。再加上其政治上生怕越雷池半步，絕不敢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外拒友鄰，為叢驅雀，最後走到捉襟見肘、內囊掏盡、根據地面積不斷縮減、紅色政權無法立足的境地。

  1934年夏天，中央蘇區已經被國民黨軍壓縮到只有不足7個縣的範圍了。紅軍更是「吃沒吃的，穿沒穿的，打仗缺乏彈藥，加上長期轉戰，部隊得不到休整，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共產國際駐上海的軍事顧問弗雷德不得不向莫斯科請示，要求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在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之後，紅7軍團首先受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東經福州北上贛東北，會合紅10軍，組成10軍團，挺進浙皖贛邊，開闢新蘇區，試圖以此來調動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回援，以減輕其對蘇區核心區域的擠壓。隨後，為開闢西進通道，湘贛邊的紅6軍團亦受命向西突圍，在湘西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或游擊區，以便為中央紅軍西去創造條件。在秘密完成了一系列準備之後，10月中旬的一個夜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率領紅軍主力及後方機關共8.6萬人，從瑞金及其周邊地區悄悄向西潛去。隨著這些曾經掌握著數百萬人命運的政治家和挑在擔子上、馱在馬背上的銀行、醫院、印刷廠等漸漸遠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地圖上消失了，中央紅軍也由此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