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民黨政府的「圍剿」與蘇區政府的反「圍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紅軍武裝割據的南方眾多偏遠農村，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認同，從而取得了不斷發展壯大的社會基礎。而它由小到大的迅速發展，漸漸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從而引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高度重視。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個中華民國，兩個「中國」命運的較量與決戰，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臨近。但這畢竟是一場事關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全面較量。在這樣一場拼實力的較量中，主要建立在貧苦農民的擁護與支持之上的蘇維埃政權儼然處於下風。因為，1931年以後的國民黨已經基本上掃除了國內最主要的反對勢力的威脅，掌握了全國絕大部分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外交的資源。

  中共南方農村根據地的發展與壯大有著極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早在1928年在井岡山時就曾經有過客觀的分析。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地域遼闊，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又極不平衡，多數地區，特別是遠離中心城市的偏遠農村和山區，不僅交通阻隔，而且始終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狀態中，便利於造成割據的局面。自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處於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且通常以省為界獨霸一方，互為防範；各省邊界地區因偏僻落後，為三不管地界，以致常被土匪盤踞，此即為重要原因。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這種情況並未發生本質的變化，各種政治、軍事勢力或致力於爭奪中央政權，或致力於防衛其交通幹線及城市，很難有餘力把其統治伸入到其所占區域的偏遠角落，這樣才有了共產黨在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的客觀條件。井岡山恰好位於湘贛兩省邊界，距離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較遠，對兩省地方實力派的統治一時不構成有力威脅；它又盛產稻、油、茶等重要農作物，可以為紅軍提供足夠的給養，自然有著武裝割據的較好條件。中共南方各個根據地能夠在南方各省交界處得以建立與發展，都與這種客觀的情勢有關。

  但是，在閩、贛、湘、鄂幾省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仍有諸多不利因素。首先，中共幾塊根據地雖然都處於幾省偏遠地區，但仍屬中國心臟地帶，對國民黨的統治及其國家整個交通大動脈和主要中心城市，均容易構成重大威脅。隨著各個根據地和紅軍的不斷發展壯大，國民黨中央政府勢必會逐漸重視並以大力來加以「清剿」。這種「共進國進」的關係幾乎不可能有任何改變。結果就是，根據地和紅軍為了發展，必須不斷擴張，刺激著國民黨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得不加以「圍剿」；紅軍每取得一次勝利，就會刺激國民党進一步增加兵力加大「圍剿」力度，使戰爭越打越大；而戰爭打得越大，紅軍人員損失以及裝備和物資的需求也就越大，因而越得靠擴大根據地或打入國民黨統治區來獲得各種生存發展的資源；而紅軍越是向外擴展，也就越會逼近交通要道和主要中心城市，從而越發加劇國民黨政府的恐懼，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來消滅紅軍。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加速總決戰局面的到來；它只能使缺少足夠人力和物力資源，又沒有足夠迴旋餘地的紅軍日漸陷入到嚴重困境之中。事實上，這種困難的情況還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經露頭了。

  以中央根據地三次反「圍剿」為例。第一次國民黨軍出動兵力5萬人，紅軍主力傷亡約2000人；第二次國民黨軍兵力增至10萬人，紅軍主力傷亡即增長了1倍，達到4000人；第三次國民黨軍兵力增至近20萬，紅軍主力傷亡達到了6000人之多。總計從1930年底到1931年夏秋，三次反「圍剿」，紅軍主力傷亡12000人，其中死亡約2000人，殘廢1000多人，並且陣亡軍長1人、師長2人，中下級幹部傷亡數目尤其大。此僅就兵力損耗而言。再具體到部隊給養。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士兵尚有每天0.5元的伙食標準，月發生活費平均不足1元，加上醫藥費用，總計開支可達25萬元。但此役之後，國民黨緊接著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根據地還來不及恢復，一方面部隊傷病員大增，兵員急需補充，另一方面籌款及物資供給日漸困難，以致士兵每天的伙食標準降至0.1元乃至於0.08元，生活費完全停發，月耗總計已不足18萬元。此外，地方政府及赤衛隊經費亦須補助，「兵興之後，宜告免收土地稅」，「紅色區域無款可籌」，蘇區政權及武裝月需最低30萬元，全部要靠紅軍在敵人「圍剿」間隙中向外擴張或到白區去打土豪才能獲得。

  

  紅軍最初能夠從井岡山到贛南、閩西，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在於其以保存實力為原則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由於從來不死守一城一地，敢於大膽地使用游擊戰術，從內線跳到外線去作戰，因而使國民黨圍攻的部隊常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由於不死守根據地，經常主動地跳到外線作戰和解決給養等問題，這也就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根據地內部資源緊缺的矛盾，減少了根據地農民的負擔和壓力。再加上國民黨軍隊進入蘇區，通常會採用「平毀淨盡，格殺無餘」的政策，這就使從土地革命中得到實惠的廣大貧苦農民更加擁護共產黨，寧願不惜一切幫助紅軍。但是，無論是出於主動的游擊戰術，還是利用戰爭間隙跳出國民黨軍封鎖線去白區打土豪取資財，畢竟範圍有限，數量有限，不足持久。且擴張越多，戰爭越多，政權、武裝等各種消耗和負擔也就會相應地增多，僅靠在周邊地區打土豪也不是解決問題的長久之計。

  早在中共六大召開時，共產國際領導人就已經看到了這樣的問題，他們當時曾經反對集中較大規模的紅軍，主張把武裝分散在許多區域，對建立和保持農村根據地不抱幻想，正是因為他們「覺得在一個農民區域中，若集聚了那麼多不生產的群眾、紅軍，雖然他們再紅些，再數倍的紅，但他們終是些活的人，需要飲食的」，他們必定會「是農民之一個很大的負擔」，難免要和農民「發生相當的誤會」。所以布哈林當時即告誡中國的紅軍不要在一個地方久住，「經相當的時間再轉一個地方，到這個地方住一些時，殺一殺土豪劣紳，吃一吃飯，喝一喝雞湯，再到另外一個地方」，「照樣的殺土豪，吃雞，過了相當時間之後再前進」。然而，中國農村武裝割據的成功，南方各個根據地的創立，乃至紅軍成建制後能生存下來並且發展起來，這些最終改變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看法。他們甚至開始相信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中國革命的一種特色，因而不惜根本改變以往的看法，下決心要在中國創造一種新的革命模式，先建立農村中的蘇維埃政權，然後以這樣一個新的政權來與統治階級的中央政權「進行決戰」。這種情況不能不使問題更加複雜化起來了。

  1930年以後共產國際急於早日建立全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相當程度上這其實也是它對中國革命形勢看法過度樂觀的一種反映。它顯然沒有意識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會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住共產黨人的思想和紅軍的手腳。過去，紅軍作戰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不必死守一城一地，主動地由內線而外線，甚至進行游擊作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起來之後，這些蘇區、根據地等等，實際上就成了蘇維埃共和國現有的疆域和領土，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指揮者顯然很難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去考慮應付國民黨「圍剿」的問題了，一切都不能不開始政治化了。紅軍的進退勝負，將不再只是軍事問題或實力消長的問題，而將成為關係到整個國家命運的問題了。也就是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不可避免地會使紅軍和根據地，特別是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逐漸地失去其原有的靈活和流動的特點，而被一種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縛起來。不僅如此，國家概念的提出，還必然會激起共產黨人進攻和決戰的強烈心理，從而再度誘發蘇維埃革命模式本身具有的那種激進的意識，對形勢發展、敵我力量對比以及階級關係的狀況等等，發生過左的估計。

  還在1931年6月，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尚未宣告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在強調所謂「進攻路線」了。它在責令「江西中央蘇區必須在八一以前開成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的同時，明顯地開始主張改變前此紅軍軍事上靈活的策略，要求紅軍必須「日益向外發展，日益擴大他的領域而威脅著中心城市」，必須致力於「擊破敵人主力以至完全消滅他們」。它特別提醒說：「即使紅軍在某些根據地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敵人以極大部隊壓迫較小集團的紅軍，紅軍也不能遠離根據地去躲避」，必須以堅壁清野和群眾游擊戰爭的方法來困擾敵人，抽調出紅軍主力「來給敵人以不及預料的反攻」。8月30日，當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蘇區至今還沒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紅軍「困於長期的內線作戰，很困難的向外發展」時，依舊主張「紅軍在衝破三次『圍剿』後，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個兩個頂大的城市」；甚至提出：「愈因敵人進攻的激烈，愈顯示出兩個政權對抗意義的重大」，「必須有一群眾的蘇維埃政府來領導這一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國內戰爭與發展土地革命」。而其解決軍事危機的辦法，卻是「努力發展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組織群眾的團結力量」，「儘量擴大和加強群眾的自衛能力」。在他們看來，只有愈加緊蘇區內部階級鬥爭，「群眾的發動力和團結力才愈加強」，從而「使他們自動的去發展游擊戰爭，阻礙敵人的前進」；而只要群眾都自覺地投身於革命戰爭了，就不愁打不敗敵人。

  9月中旬，由於國民黨廣東、廣西地方實力派聯合發動討蔣戰爭，日本關東軍又在北方悍然攻占中國東北瀋陽等地，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三次「圍剿」受挫而中止，中共中央更進一步充滿幻想地開始提出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問題來了。中共中央認為：目前中國千百萬勞苦群眾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地發展著，全國革命的形勢正在由不平衡走向平衡，「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國民黨已經再不能挽救他們的死運了，紅軍必須乘此機會「儘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並「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因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剛一宣告建成，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所謂總決戰的任務，強調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已成今天行動的總方針了。在此總方針之下，大江以南的中央蘇區必須與湘贛邊蘇區打成一片，進而與湘鄂贛、贛東北兩蘇區密切聯繫起來；大江以北則應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使皖西北與鄂東蘇區與鄂豫皖聯成一片，並與鄂北鄂西密切聯繫，造成包圍京漢路南段與威脅長江的整個局面。總之，「保守和等待，是蘇維埃運動前進的罪人」，必須最堅決地毫不畏懼地對於我們的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任何放棄現有根據地的企圖應受到嚴厲的打擊」。

  1931年6月以後，由於向忠發和共產國際遠東局重要成員相繼在上海被捕，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成員紛紛隱蔽起來，中共中央的工作暫時靠各部聯席會議來維持。8月間，遠東局建議中央主要領導人周恩來、陳紹禹等轉往中央蘇區，由生面孔另組臨時中央，留在上海繼續正常工作，故9月以後就產生了由遠東局指定的以剛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為主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牽頭的秦邦憲（即博古）年僅24歲，除工人出身的盧福坦一人外，其他幾人，如張聞天（即洛甫）、康生、陳雲、李竹生等，也都相當年輕，缺少足夠的工作經驗，但充滿革命的激情。

  臨時中央組成之際，恰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惡果顯露，而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激起國內民眾的強烈反日熱潮，罷工、罷課、抵制日貨、進京請願、組織反日團體和宣傳抗日主張的鬥爭風起雲湧。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空前衰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卻蒸蒸日上。日本在這個時候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這不能不促使習慣於站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立場上考慮問題的留蘇學生們懷疑，「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占領中國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因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得到空前的勝利，五年計劃立刻就要完成，這對於帝國主義非常不利，而且含著極大的危險。各帝國主義都拼命計劃想消滅蘇聯，以圖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而基於「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觀點，他們堅信：「要求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異於向國民黨引頸就戮。」國內反日運動導致民眾不斷與南京國民政府發生衝突，出現搗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毆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等重要官員、一些大城市陷入混亂、蔣介石不得不宣布辭職下野的客觀情勢，這一切極大地激勵了臨時中央的領導人，他們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群眾鬥爭已經「走上了直接反國民黨的衝突」，「統治階級的崩潰和革命危機的成熟」正在到來。因此，他們對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來取代中華民國更具信心與熱情，堅信：「只有蘇維埃政府能夠領導全中國的革命民眾，對帝國主義宣戰，而取得中國民族的自由與獨立。」

  正是由於臨時中央在「九一八」事變後始終堅持這樣一種對形勢的分析，因此，當1932年1月28日日軍大舉進犯中國的最大城市上海、國民黨守軍奮起抵抗之際，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卻相信類似俄國十月革命那樣的機會來了。因為，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利用了民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與德國之間的殘酷戰爭的厭惡與反感，發動中心城市民眾暴動而取得成功的。上海抗戰一發生，共產國際馬上就發來電報，主張立即在中國已有軍事力量的各大工業城市，「首先在閘北、吳淞、上海與南京」「創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國民黨軍隊的投降的高級軍官及賣國賊」，進而組織全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起來推翻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自己為革命的民眾政權」。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臨時中央開始積極在上海組織發動了對抗戰士兵的宣傳攻勢，大量印發各種傳單，並極力組織自己的義勇軍，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他們公開告訴第19路軍的士兵說：第19路軍將領的抵抗，不過是為了欺騙士兵和民眾，「造成馬占山那樣的『民族英雄』的美名，來侵吞民眾的捐款，來向帝國主義投降出賣」，「他們絲毫不想把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至少是日本的海陸空軍驅逐出境，他們絲毫不想乘勝追擊日本的軍隊到租界上，根本消滅日本在陸地上的根據（地）」，「他們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軍隊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給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讓士兵失敗之後自動退卻」；而當第19路軍被迫後撤時，他們更是公開宣傳說：「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國民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別、任何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馬占山、蔡廷鍇，都是一樣的東西」，正是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要十九路軍的兵士撤退」，「去攻蘇區，壓迫民眾的反帝運動」，同時「要日本軍事用到滿洲去進攻蘇聯」。據此，他們公開號召士兵「反抗國民黨軍閥的撤兵命令，槍斃反動的軍官，持槍到閘北、吳淞、南市去，與民眾一起繼續與帝國主義決戰到底」。然而事實上，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這一計劃並未產生任何影響。「一·二八」事變期間，中共只組織到義勇軍700人，有長短槍不足百枝，打入第19路軍去做爭取士兵工作的不過百人左右，且基本上只是在做運輸物資和彈藥的工作，並不能真正接近到前線和士兵。臨時中央雖一度力圖造成武裝暴動，宣布建立蘇維埃政權，提出派義勇軍去閘北和南市搶奪武器，開展游擊戰爭，最終都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和「進攻路線」、決戰思想的提出，顯然進一步加劇了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之間你死我活的對抗心理。上海抗戰剛一結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發表了對日宣戰的宣言。宣言號召廣大民眾：「積極進行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來摧毀國民黨的統治。」他們深信：「現在全國力量的對比，是已經與三次戰爭時不同了的，是更有利於紅軍的發展，有利於革命的。目前應該採取積極的進攻策略，消滅敵人的武力，擴大蘇區，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據此，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準備「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然而，紅軍擴大蘇區、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尚未開始，隨著上海抗戰的結束，蔣介石又重新上台，並再度調集大軍，開始策劃第四次「圍剿」了。

  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的首要目標，是直接威脅武漢和平漢線的湘鄂西、湘鄂贛幾塊蘇區。5月21日，蔣介石親自就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並親自部署，嚴令中、左、右三路各軍限期於6月底在安慶、武漢、浦口集結完畢，分頭並進，步步為營。7月14日，蔣介石指揮以中央軍為主的26個師5個旅約30萬人發起「圍剿」行動。8月10日，國民黨中央軍衛立煌第6縱隊在河口地區與紅軍獨立第1師接觸後，即向紅安方向急進。第二天該部及其所屬李默庵、湯恩伯等部與紅四方面軍正面交手。13日，因形勢不利，紅軍放棄紅安轉向七里坪。15日，國民黨中央軍陳繼承第2縱隊及其所屬黃杰等部進至七里坪一帶，遭遇紅軍全力抵抗，使黃杰師受到沉重打擊，6名團長悉數傷亡。但17日衛立煌部由紅安北出，與陳繼承部形成夾擊之勢，紅四方面軍不得不再度轉移。9月1日，國民黨中央軍張鍅第1縱隊與陳繼承第2縱隊靠攏由北向南，衛立煌第6縱隊則由南向上，會攻鄂豫皖根據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經過數天激戰後，為避免陷入敵之包圍，張國燾決定親率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等機關撤出新集地區，隨紅四方面軍主力經白雀園、余家集、揮旗山、湯家匯，向皖西之金家寨轉移。

  新集陷落後，國民黨軍第2、6縱隊馬不停蹄尾隨追擊，並以第1縱隊在北面商城、蘇仙石一線堵擊。同時，國民黨中央軍王均縱隊、上官雲相縱隊先後進占獨山、麻埠、羅田、黃山等地。在國民黨軍前堵後追，蘇區重要縣、鎮相繼易手的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要求中央「緊急動員各區紅軍及工農群眾急起策應」。對此，蘇區中央局建議鄂豫皖蘇區採取誘敵深入和運動戰的戰術，爭取疲勞與分散敵人，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予以猛烈打擊，力求各個擊破。但是，鄂豫皖紅軍已經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大部分根據地，且處於國民黨中央軍各路縱隊的分割包圍之下，非跳到外線去已難以獲得擊破敵人的重大戰機了。

  9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經東、西界嶺南下，直趨英山縣境，試圖打擊上官雲相縱隊，未能得手。10月上旬，紅軍輾轉返回紅安地區，8日在紅安以西河口地區與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遭遇。激戰2天之後，眼看陳繼承部快速逼近，甚至馬鴻逵也從北向南壓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不得不召開會議，議決部隊轉移到外線作戰。會後，在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總部的率領下，紅軍第10、11、12、73師，外加一個少共國際團，共2萬餘人，於10月11日分左、右兩路向西轉移，於12日夜越過了平漢鐵路，到達四姑墩地區，決定轉向鄂豫邊區休整待機。部隊隨後向西北方向的棗陽轉進。不意至棗陽以南即遭遇國民黨軍李默庵、蔣伏生、蕭之楚3個師外加羅啟疆旅的追堵，紅四方面軍主力不得不於19日拂曉與之展開激戰，20日突圍至棗陽東之土橋鋪，又遇國民黨劉振華部據險阻斷渡河點。在敵前後夾擊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主力突破了劉振華部的攔截，奪路進入河南境內，經新野、鄧縣進至淅川以南的宋灣。經過此役，鄂豫皖紅軍主力已無法在原有蘇區立足，不得不向西北轉移，力求擺脫國民黨中央軍主力的追擊。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由陝南翻過巴山天塹，進入川北，通過兩河口，先後奪取了通江、南江和巴中縣城，創立了新的川陝根據地，在成立了以鄺繼勛為主席的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之後，很快又於1933年2月7日召開了中共川陝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並在會後召集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以熊國炳為主席的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前的當地最高政權機關。

  就在鄂豫皖蘇區被國民黨軍打破的幾乎同時，蔣介石還分兵向湘鄂西蘇區發動了大舉進攻，並很快就攻入到洪湖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到9月初，蘇區大部分地區已告淪陷，僅傷病員就有2000多人成了俘虜。原本兵力不多的洪湖地區的紅軍在遭受嚴重損失後縮編為獨立師向西北方向退卻，退出了湘鄂西，在大洪山與紅3軍主力會合，經由豫西南、陝南，沿川鄂邊境南下，歷時兩個多月轉進到湘鄂邊的鶴峰地區，暫時擺脫了國民黨軍的追擊。

  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的陷落，徹底解除了蘇區和紅軍對國民黨在華中地區的統治、特別是對中心城市武漢和貫穿南北的重要交通線平漢鐵路所構成的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的這次「圍剿」能夠成功，中共方面自身固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敵估計不足，發動赤區群眾反包圍不夠，發動白區士兵鬥爭的工作不夠，開展游擊戰爭不夠，以及指揮不力等等，但是，國民黨方面第一次以中央軍為主力來對紅軍作戰，也是相當關鍵的原因。國民黨中央軍較之地方實力派的雜牌軍的最大特點是訓練正規，裝備精良，火力強大，機動性好，還有空中支援，尤其是能夠嚴格服從蔣介石的統一調度指揮。相比較之下，鄂豫皖紅軍這時主要是靠從地主土豪或國民黨雜牌軍手中奪取武器，一方面擁有的武器制式不一，長短不一，彈藥自然嚴重缺乏；另一方面自動火器極少，除了每師有四五門迫擊炮以外，有較大殺傷力的各種炮幾乎沒有，因此火力明顯不強。再加上部隊兩年來戰鬥頻繁，損補速度極快，系統訓練跟不上，班、排戰術運用和單兵作戰技能的掌握不夠，自然會造成部隊整體戰鬥力不如國民黨中央軍。鄂豫皖紅軍後來在檢討時多次提到，在一些關鍵性戰鬥中，因為部隊不能按計劃拿下制高點或戰略要點造成整個作戰失利的情況，就與部隊裝備和火力欠缺、戰術運用不佳有關。再加上國民黨中央軍從決定「圍剿」開始，就首先抓緊構築防禦工事，不惜花大量金錢和時間來修築公路，為部隊配備性能好、馬力大的汽車，同時訓練部隊適應甚至學習紅軍「小部隊游擊，大部隊『包剿』,避重就輕，聲東擊西，詐退返攻，包抄後路，雨中襲擊，夜間突擊等（刊成專冊非常嚴密的分給各部上級長官）」，而在戰術上蔣介石則要求部隊每天推進距離「以八里十里為限」，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且互為犄角，鄂豫皖地區又主要為丘陵和平原，便於國民黨軍的機動，所有這些都明顯地更增強了國民黨中央軍對付紅軍的作戰力。

  但是，蔣介石對贛粵閩邊的「圍剿」卻是又一次以失敗而告終。

  對鄂豫皖的「圍剿」成功後，蔣介石陸續開始向閩贛邊界的中央蘇區周圍調集重兵，準備展開對中央蘇區的新一輪「圍剿」。1933年2月，蔣介石先後任命陳誠、蔡廷鍇、何鍵為贛粵閩邊區「進剿」軍中、左、右路總指揮，決定分三路再度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這裡主要是山區，照搬其在鄂豫皖的戰術，要各部隊平行推進、步步為營有一定難度，因此蔣介石的戰術與以往三次「圍剿」沒有太大的區別，仍舊是三路並進，大膽深入。而有了鄂豫皖「圍剿」成功的消息打氣，擔任中路的中央軍也是趾高氣揚，不把紅軍放在眼裡。

  1933年2月12日，紅一方面軍應中共蘇區中央局的要求，猛攻南豐城。此舉吸引了陳誠的中路軍，決心不等左、右兩路深入，馳援南豐，與紅一方面軍展開決戰。然而次日，負責指揮作戰的朱德、周恩來迅速改變部署，把強攻南豐改為佯攻，而將主力秘密轉移至敵援軍前進方向的廣昌以西的東韶、洛口和吳村一帶隱蔽集結起來。當按照在黎川、建寧地區圍殲紅軍計劃大舉開來的國民黨第52、59師於26日推進到黃陂之際，紅軍出其不意，經過2天激戰，幾乎全殲該兩師，兩師師長李明、陳時驥被俘，李明因傷重身亡。蔣介石聞此噩耗，亦疾呼：「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慘事。」

  黃陂作戰的嚴重失利，並沒有改變陳誠要找紅一方面軍主力決戰的決心。他很快重新調整了兵力，再向黃陂、東陂地區推進。占據黃陂、東陂地區後，更進一步向廣昌方向挺進，想要逼迫紅軍主力與之決戰。然而，由於山路限制了大部隊的行進，陳誠指揮的前縱隊挺進到廣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線後，後縱隊卻仍在東陂、徐莊、草台岡地區。這裡地勢險惡，道路崎嶇，行進困難，走在前面的第11師到達草台岡、徐莊地區時，第9師和第59師餘部卻還在東陂，前後相距上百里，中間還隔著大山，不僅相互間極難策應和聯繫，其優良的武器和強大的火力也無從發揮。與此相反，這種情況倒是對裝備落後，但熟悉地形地貌，又有民眾支持的紅軍打一場伏擊戰極為有利。

  3月21日，根據朱德、周恩來關於「採取迅雷手段，乾脆消滅草台岡、徐莊附近之十一師，再突擊東陂、五里排之敵」的命令，紅一方面軍對草台岡之敵展開攻擊，消滅11師之大部，師長肖乾及2個旅長受重傷，3名團長被打死，數千官兵被俘。隨即，朱德、周恩來命令部隊「不惜一切疲勞乘夜消滅東陂敵人，以便打敵增援」。當晚，紅軍乘夜追擊，又消滅了肖乾師一部和東陂之第9師一小部。國民黨第9師主力在該縱隊總指揮羅卓英率領下，急忙回撤。已到甘竹準備回援的國民黨軍前縱隊4個師也迅速退回南豐，轉為守勢。

  國民黨中央軍在江西中央蘇區慘遭挫敗，很大程度上與其不熟悉山地作戰卻孤軍突入、強行推進的傲慢心態和錯誤的戰術有關。但十分明顯，它也與國民黨另外兩路地方實力派軍隊不能積極呼應推進，使紅一方面軍可以不必顧慮另外兩路的威脅，集中主力打擊一路有關。當然，國民黨中央軍3個師嚴重受損，也不是蔣介石被迫停止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的唯一原因。導致1933年3月國民黨方面在對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上改取守勢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日本關東軍於1933年1月攻陷了山海關和臨榆縣城後，復於3月初占領了熱河，引起全國震驚，蔣介石一面敦促主持北平軍分會的張學良引咎辭職，一面於3月9日急忙從江西「剿共」前線趕去保定，緊急從華中向華北調兵遣將，力圖沿長城一線調整布防，阻止日軍進一步入侵。恰好這時又接到陳誠報告部隊再度遇襲、損失慘重的消息，蔣介石顧首難顧尾，不得不電示何應欽等：「此次剿赤挫失，短時期內必難進展，且各將士皆屢求北上抗日，故無剿赤鬥志，可否請商兩廣與閩先負剿赤任務，陳（誠）部仍在贛中堵剿，以期早日肅清，俾得一致對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