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遵義會議與紅軍的萬里長征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共有5個軍團12個師36個團。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轄第1、2、15三個師；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鄧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下轄第4、5、6三個師；紅5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兼，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下轄第13、34兩個師；紅8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甦，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下轄第21、23兩個師；紅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參謀長何長工，政治部主任黃火星，下轄第3、22兩個師。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革軍委及直屬單位編為兩個野戰縱隊，軍委第1縱隊以葉劍英為司令員，參謀長鍾偉劍；軍委第2縱隊以羅邁（李維漢）為司令員，鄧發為副司令員。中央縱隊則為中共中央及其直屬機關，博古、李德、張聞天以及毛澤東等在內。

  紅軍長征並不是計劃好的，甚至紅軍最終落腳的地點也不在最初的設想之中。中央紅軍最初想要落腳的，其實是西南，而不是後來的西北。這裡講的西南，主要指的就是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等幾個邊遠的省區。這一帶不僅山多路險、交通不便，而且多數地區物質條件差，少數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以致近代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幾乎都不能對那裡實行有效的統治。紅軍退向西南，就是注意到在靠近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無法堅持，而國民政府又無力統治西南。當時看來，到西南去自然是保存紅軍的一種最好的選擇。

  其實，還在1930年，史達林就在與周恩來等人的談話當中提出過，中國紅軍應當往中國的西南方向發展。他當時就已經注意到蘇區和紅軍距離南京、武漢這些中心城市太近，應當找到一塊遠離中國心臟地區，同時物資和人力資源充足的地區來作自己的戰略根據地，然後再據此逐步向外擴展。因此，史達林很看重中國西南的四川盆地，認為「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也正是根據史達林的這個意見，當1933年初共產國際得知鄂豫皖紅軍主力反「圍剿」失利、離開鄂豫皖，由甘南轉入川北之後，即明確電告中共臨時中央稱：「我們對四方面軍主力轉入四川的評價是肯定的。」

  四川地處西南，四面環山，其中心是一塊大約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向有「天府之國」的說法。由於四川與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嶺與大巴山讓人望而生畏的險關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險灘的滾滾長江，因此，占領了四川，不僅進可攻，退可守，而且因遠離南京、武漢，對南京國民政府威脅不大，也不致長年累月地使紅軍陷於戰爭之中，理論上確是紅軍生存發展的好地方。何況，這時鄂豫皖紅軍已經在川北紮下根來，建立起一塊根據地，從湘鄂西蘇區退出的紅3軍這時也在貴州東部建立起一塊根據地，紅6軍團已經受命要與紅3軍會合迎接中央紅軍，因此，向四川或川黔邊作戰略轉移已經成為可能。只是由於中央紅軍實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轉移，中央縱隊和後方機關加起來10000多人，1000多副擔子，再加上各軍團也有著大批非戰鬥人員，攜帶了大量笨重的機器，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路，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計劃並不是去四川或川黔邊，而是要求紅6軍團等回援，爭取在湘西地區站穩腳跟，建立根據地，打退追兵，再作他圖。不料，蔣介石還在1934年9月20日，即中央紅軍主力突圍前一個月，就已經發現紅軍西去的動向，密令北路軍第6路總指揮薛岳注意從西面加以防堵，同時要求廣東陳濟棠、湖南何鍵、廣西李宗仁等調集兵力進行堵截。因此，紅軍雖然成功突破國民黨軍最初的封鎖線，進入了湘南，但仍舊未能趕在國民黨湘軍、桂軍和中央軍集結部署之前渡過湘江。

  11月12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中央軍北路入湘第6路總指揮薛岳及周渾元、吳奇偉部統歸其指揮，並急電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派重兵在桂北協同防堵。25日，抵達湘江南岸的中央紅軍按照軍委命令，分兵兩路開始渡河，終因渡河速度太慢，遭敵圍擊。紅軍各部隊與國民黨軍激戰一周時間，最終完成掩護中央縱隊渡江的任務，但全軍渡過湘江後已由從瑞金出發時的86000多人，驟減為30000餘人，損失了半數以上。各種輜重、機器，乃至上千擔各種資料文件等，在激戰中大部散失。

  湘江之戰反映出中共中央計劃中的西進路線已經為國民黨方面所掌握，繼續按照原定方針行事，勢必會招致更大的損失。因此，渡過湘江之後，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內部不能不發生激烈的爭論。經過1934年12月12日通道會議和18日黎平會議兩度爭論之後，博古和李德終於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同意進行戰略方向的調整。新的決議明確否定在湘西創立根據地的可能性，明確提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會議鑑於紅8軍團損失慘重，已難成建制，紅5軍團亦損失半數以上，故決定撤銷紅8軍團，將其餘部編入紅5軍團，以董振堂為軍團長，李卓然為政委。同時將軍委兩個縱隊合併，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云為政委。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直下施秉、黃平地區。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甕安縣猴場開政治局會議，再度確定了首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黔北根據地，然後向川南發展，創立川黔根據地的方針。會議當晚，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在楊成武、耿飈的率領下於江界河渡口，次日紅1、紅9軍團由楊得志率領的第1師先遣團在回龍場渡口，4日紅3軍團第5師第13團在茶山關渡口，分別強渡黔北的天然屏障烏江天險成功。7日，紅軍順利占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陳雲、朱德、毛澤東、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伍修權及李德共20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首先根據軍事形勢的變化，通過了北渡長江，到川西去建立根據地的新方針。隨後會議討論了博古就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問題所做的總結報告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所做的副報告。博古的報告遭到張聞天、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激烈批評。經過3天的討論，會議最後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明確認為這次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採取了錯誤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明確提出必須改善軍委領導方式。會議最後做出重要決定，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並取消了過去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代替政治局常委領導全局的所謂「三人團」。決定軍事上的最高首長為朱德和周恩來，並以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固然在事實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在黨內，博古依舊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鑑於博古已經無法擔負最高領導責任，2月5日，中央紅軍在從遵義出發到雲南威信的行軍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而由於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紅軍作戰，中共中央這時真正懂軍事的只有毛澤東。因此，周恩來雖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周恩來在前方，仍須把軍事上的意見提交中共中央討論，故自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事實上卻是毛澤東。注意到這種情況不利於軍事指揮，根據張聞天的建議，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為前敵司令員，任命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後，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黨內最高軍事指揮小組，代表中央全權指揮軍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核心作用由此得以確立。

  中央紅軍逗留遵義期間，國民黨軍四面而來，開始形成合圍之勢。尤其是中央軍大舉跟進，不僅對紅軍構成嚴重威脅，更便利了南京國民政府解決西南問題。過去國民政府兵不及西南，一是因為中心城區尚未鞏固，戰事頻繁，無多兵可調；二是因為西南各省軍閥早已在名義上歸順南京，師出無名。如今，中心地區基本統一，紅軍又大舉西去，正好給了國民黨中央軍尾隨西進的機會，有利於蔣介石乘機統一中國西南地區。還在紅軍剛剛進至黔邊之際，蔣介石就對其部下講過他的這一謀略，稱：「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更無從藉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這時，薛岳率所部2個縱隊8個師的兵力就已經長驅直入，進占了貴陽，並沿息烽北上，進抵烏江一線，直接威脅著遵義地區的紅軍主力。再加上川軍12個旅36個團在川黔邊部署完畢，桂軍2個師進抵黔南都勻，滇軍3個旅進抵畢節，黔軍2個師沿打鼓新場向遵義推進，紅軍主力已無法在遵義地區停留，不得不迅速實施向川北發展的計劃。

  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決定分兵渡江北上。右路縱隊由第1軍團組成，從桐梓、松坎出發，經溫水、東皇殿直抵土城；中央縱隊由第9軍團、第5軍團和軍委縱隊組成，從遵義、團溪、湄潭、桐梓等地出發，經東皇殿抵土城；左路縱隊由第3軍團組成，從懶板凳等地出發，經芝麻坪等地抵土城。27日，中革軍委亦到達土城，下令第1軍團奪取赤水，第3、5軍團在土城地區迎擊川軍。因對川軍戰鬥力估計不足，第3、5軍團在土城北青槓陂和石崗嘴、鳳皇口等地發生激戰，第一軍團也在赤水縣東南與川軍形成惡戰。此次戰鬥紅軍損失上千人，奪取赤水縣和渡江的計劃均未能實現，因此不得不改渡赤水河，向川、黔、滇三省交界處實行機動作戰。

  赤水河蜿蜒700餘里，穿行於川、黔、滇三省高山峻岭之間。1月29日，紅軍通過浮橋一舉渡過赤水河，向西推進，擺脫了險境，然後兵分兩路先後進入四川敘永縣境內。因這裡川軍兵力較強，紅軍不得不放棄北渡長江方案，迅速轉向雲南扎西。國民黨方面發現紅軍主力動向，蔣介石任命龍云為「剿匪」軍第2路軍總司令，薛岳為第2路前敵總指揮，下轄4個（後擴為6個）縱隊，分別以吳奇偉、周渾元、孫渡、王家烈等為縱隊司令，分別向扎西地區推進。

  就在蔣介石全力部署對扎西紅軍的「圍剿」作戰時，中革軍委已經發現向川北發展的計劃難以實現，轉而「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首先「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由於遵義會議後即遭受土城戰役失利，再加上行動方向忽南忽北，部隊指戰員中頗多怨言。因此，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不能不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說明改變前進方向的必要性，並告誡紅軍指戰員：「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鬥。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還必須有實際的戰果來振奮軍心。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軍於2月8日再渡赤水，重新出現於黔北地區，出其不意地於28日再次奪取了遵義城，並順勢拿下了桐梓。紅軍的這一回馬槍，一舉擊潰了王家烈8個團，重創吳奇偉2個師，僅抓獲俘虜就在千人以上，極大地振奮了紅軍的士氣。

  3月14日，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主力進駐黔北仁懷縣東南的魯班場，搶修工事，據險扼守。中革軍委於當晚下令第3、5軍團奪取魯班場及茅台、仁懷、壇廠一帶，以掩護主力再渡赤水。次日，林彪指揮部隊對周渾元部發起猛攻，雖未奪取魯班場，但掩護了主力順利地三渡赤水。20日，發現紅軍挺進川南的蔣介石急令部隊加緊部署和行動，爭取聚殲紅軍於敘永古藺以南、赤水以西和畢節、仁懷以北地區。沒想到，紅軍三渡赤水後，只是佯作北渡長江之勢，21日晚即從太渡、二郎灘、九溪口等渡口四渡赤水，把國民黨重兵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區。

  29日，紅1軍團搶渡烏江，然後紅軍主力大舉渡過烏江，進至息烽西北地區。3月初，中共中央提出赤化全貴州的計劃，試圖在貴州地區尋找立腳點，建立根據地。但4月間國民黨「圍剿」軍依舊窮追不捨，步步緊逼，紅軍不得不由清水江西岸轉進貴陽、龍里地區，然後穿過湘黔公路，渡過北盤江，轉入雲南。4月29日，中共中央再度提出渡過金沙江，進入川西，創立川西根據地的設想。10天後，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在會理地區稍事休整後，部隊先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因水流過急，難以架橋，遂又分兵直撲瀘定城，憑藉22名突擊隊員，在火力掩護下，冒死攀爬著衝過了只剩下懸掛的13根鐵索的瀘定橋，殲滅了橋頭的守敵，使大部隊能夠於6月2日全部過河進入了川西北地區。

  中央紅軍進入川西北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與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在1月22日就已經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電報，說明「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要求紅四方面軍給予配合，「迅速集結部隊」，「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隨後，雖然中共中央於2月16日告訴紅四方面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將不得不暫時改在川滇黔區爭取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但紅四方面軍仍舊按照原定計劃，在3月初發起了強渡嘉陵江的戰役。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率領主力先後於塔子山附近和鴛溪口及閬中以北渡江成功，隨即攻克劍閣、閬中、南部、劍門關、昭化等地。4月10日，第9軍渡過涪江，圍攻江油的武都鎮，主力並在江油以南打援，殲滅川軍增援部隊4個團。然後，紅四方面軍橫掃中壩、彰明、青溪、平武、北川，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間的廣大地區。紅四方面軍也因此擴展到5個軍11個師，連同地方部隊已有將近10萬之眾。

  由於蔣介石調集大批兵力開始向江油、中壩地區的紅軍主力四面合圍而來，紅四方面軍不得不轉而向岷江地區轉移，以策應已經渡過金沙江準備北上的中央紅軍。5月15日，紅軍攻克茂縣，然後分兵三路，一路向北上松潘，一路向西北上黑水，一路南下威州，成功控制了以茂縣、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6月5日，第9軍一部攻占了西河口，並於3天後占領了懋功以及南夾金山下的要鎮達維。而6月7日，中央紅軍也占領了天全，並在第二天突破了川軍防守的蘆山、寶興防線，之後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夾金山。12日，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終於在夾金山下的達維鎮勝利會師。16日晚，兩個方面軍的指戰員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共同舉行了勝利會師慶祝大會。

  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相信最好的發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嘉陵江之間發展，然後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爭取「占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府」，以便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接通蘇聯。但身為紅四方面軍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張國燾卻另有想法。他提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於大部隊行動，再者水深流急，敵已有準備，不易過」，「由岷江打松潘，地形糧食絕無」，故應集中主力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肅、青海，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但中共中央堅持目前應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否則一、四方面軍近10萬人「經阿壩與草原遊牧區域入甘（肅）、青（海），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時主要一著」。總政治部6月18日明確向各軍團政治部主任下達指示，強調：「赤化以四川為中心的川陝甘三省廣大地區，是此後野戰軍與四方面軍的共同行動的基本任務。」

  鑑於雙方意見分歧，為了統一思想，中共中央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於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作為中央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首先作了報告，明確認為新的戰略方針應當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造川陝甘根據地。顯然，周恩來的主張中包含了將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手，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張國燾在這次會上並沒有堅決反對中共中央的提議，相反，他也承認目前向西通過草原，因雨季容易造成部隊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往甘南發展是有利條件。因此，會議順利地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北上戰略方針。兩天後，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先後發布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關於松潘戰役計劃》等文件，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

  由於這個時候紅一方面軍只剩下近3萬人，而紅四方面軍人多槍多，幾乎超過一方面軍一倍，考慮到現實狀況，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29日正式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增補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但張國燾對此並不滿意，有意拖延部隊行動。7月10日，一方面軍已經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為促使張國燾能確實執行北上計劃，12日，中共中央根據張聞天的提議，在中革軍委下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之職，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並委託張國燾為軍委的總負責者，同時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徐向前和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前敵總指揮和政治委員。這種安排最終促使張國燾開始與中共中央協調行動了。然而，部隊雖然重又開始貫徹實行松潘戰役計劃，卻發生了嚴重缺糧的情況，原定7月28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部署再度被打亂。隨著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日漸接近松潘地區，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松潘戰役計劃被迫取消。

  松潘戰役計劃取消後，張國燾再度對北上方針發生動搖，加上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之間接連出現團結方面的問題，中共中央不得不再度開會統一認識。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討論兩軍的團結問題。會上，張聞天明確提出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設想。毛澤東在發言中尤其突出強調了地理上靠近蘇聯的意義。他指出：西北地區不僅是統治階級統治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而且是蘇聯影響最大的地方。一旦在西北站穩腳跟，「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國民黨）五次圍剿（已）開始（實行）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他還指出，「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為此必須「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

  張聞天、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贊同。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的第5、9、31、33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由卓克基地區經查理寺向阿壩開進，經阿壩北上；在毛兒蓋地區的第1、3、4、30軍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但對於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張國燾仍舊拖延塞責，建議西出阿壩，占領青海、寧夏和新疆。不得已，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20日在毛兒蓋再次開會，首先統一右路軍的思想。根據毛澤東意見新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和《夏（河）洮（河）戰役計劃》，堅持部署新的北上作戰行動，向甘南夏河、洮河流域進兵，「迅速占取以泯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的帶領下，右路軍8月18日從毛兒蓋出發，向班佑前進。在縱橫數百里的大草原上，沼澤密布，渺無人煙，也無道路，氣候還時晴時雨，紅軍走了將近一周時間，才最終走出了這片草地，但途中損失的人數卻相當大。

  9月1日，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和包座地區的中共中央電催張國燾和左路軍迅速北上。但張國燾卻強調噶曲河漲水，部隊無法渡河，命令各部原地不動。中共中央為此對張國燾反覆去電勸說，他卻堅持不動，且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率部南下。眼見兩軍分裂已難避免，為不致受制於人，毛澤東明確提議中共中央應率第1、3軍團和軍委縱隊連夜脫離四方面軍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改任周恩來為右路軍總指揮，率紅1軍團、紅3軍團、軍委縱隊一部和紅軍大學幾千人悄然北上，於11日晚到達甘肅俄界才停下來。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在經過阿西時特地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告訴全黨全軍：「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餓挨凍，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

  中共中央擺脫了張國燾的掣肘後前途仍不樂觀，因為這時整個紅一方面軍連同軍委縱隊的一部分，重新編制後只有6個團的戰鬥部隊，要它在擔負保護和運送上千幹部和傷病人員的重任的同時，完成在甘南洮河流域開闢新蘇區的任務，完全沒有可能。考慮到國民黨軍隊前堵後追，帶著大批非戰鬥人員的這支部隊在沒有根據地落腳的情況下難以持續作戰這一嚴峻形勢，9月12日，毛澤東在俄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一直向北，打到蘇聯邊界去的方針。他指出：「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這個新方針的中心之點，就是「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和外蒙，取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與援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針對黨內長期存在的害怕給蘇聯惹麻煩的思想，毛澤東明確解釋說：「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產）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再）來向東發展。」因為現在只要能夠「保持數百幹部、若干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

  要打到蘇聯邊界去，即使只是打到外蒙古去，從甘南俄界出發，至少也還有幾千里路程。不算追兵和國民黨可以新調集的部隊，中共中央這時了解到的就有70多個團的國民黨軍會進行攔截和阻擊。其前途之艱險，可想而知。但中共中央毫不猶豫，迅速將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陝甘支隊，由俄界兼程北上，於6天後突破天塹臘子口，進占哈達鋪，進而搶渡渭河，徑直北上。就在過渭河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意外地得到了一些報紙，得知在陝北一帶竟然還存在著一塊根據地和一支有相當實力的紅軍部隊。隨後，中共中央在與中共陝西地方黨部的聯繫中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消息。於是，原本準備打到蘇蒙邊界去的中共中央，於9月下旬在甘北榜羅鎮的一次會議上，明確決定改變原定的計劃，向陝北進發。

  1935年10月19日，紅軍在順利突破了國民黨軍在甘北會寧、靜寧的封鎖線後，翻過六盤山，經三岔及老爺山，到達了陝甘交界的吳起鎮，終於在陝北落下腳來。計算下來，從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這支紅軍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縱橫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陝西等十多個省份，徒步跋涉上萬公里，一路風餐露宿，拋頭顱灑熱血，從最初的8.6萬人，到達陝北蘇區時只剩下不足6000人，其間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擊退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最終完成了這一在軍事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的戰略大轉移。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到，這一轉移的成功，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此後走向成功的最主要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