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

  淞滬抗戰雖然最終在軍事上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中國軍隊以弱抗強，成功抵抗日本大規模進犯30餘天，卻極大地激勵了全國民眾的愛國熱情，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形成。上海各行各業幾乎都成立了各種旨在援助中國軍隊抗日的組織，如義勇軍、救護隊、消防隊等。上海中華國民救國會、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木業和上海市商會組織了數千義勇軍和童子軍投入前線。而為抗日將士舉行的各種募捐和捐款，實業界自發成立的上海地方維持會，上海以及全國各地大學生和各社會團體所舉行的各種形式的支持抗戰的活動，都清楚地反映出國人救亡意識的空前高漲。就在這樣一種形勢之下，國民黨卻很快把其政治的重心重又轉向了「剿共」戰爭。蔣介石、何應欽分任豫鄂皖「剿匪」總司令和閩贛「剿匪」總司令，開始對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淞滬抗戰期間中央蘇區紅軍圍攻贛州，牽制中央軍北上增援，說明「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須安內。」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鄂豫湘皖贛五省「剿匪」會議上明確認為：鄂豫湘皖贛幾省為全國中樞，「必須早日將匪類肅清，然後始能充實力量對外」。這是因為，中國要抵抗日本，必須要有自強的空間和機會；把「匪區」收復過來，才能得到足夠的空間，供未來對日戰爭時在軍事上與日本進行周旋。這一點，就連上海的各大報刊也多表認同，聲稱「滬戰無援，誤在共黨」，「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專心對外」，等等。但事實上，蔣介石這時大舉「剿共」，大張旗鼓地將第19路軍，中央軍第87師、88師，以及戰爭期間駐防上海近郊第二線的約10萬部隊，悉數調往福建、湖北、江西和安徽等「剿共」前線地區，也還有另外一種目的，那就是告訴日本，國民政府的矛頭並非針對日本，而是針對共產黨，想藉此延緩日本方面的侵略步伐。

  然而，就在蔣介石開始對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全面「圍剿」之際，日本關東軍卻秣馬厲兵，又開始著手進攻熱河了。熱河原本為內蒙古昭烏達盟與卓索圖盟的牧場，地處遼寧、察哈爾兩省之間，南界河北，北界蒙古，既是東北的重要屏障，也是溝通關內外的咽喉之地，1929年劃入東北，合稱「東四省」，對滿洲而言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特別是東北被日本占領後，留在東北的30萬義勇軍，都要通過山海關和熱河省得到關內的補給，而這支義勇軍對「滿洲國」的威脅極大，非遏制住這種抗日武裝，日本人在東北就絕無寧日。因此，還在1931年11月，日本關東軍策劃成立偽滿洲國時，就把熱河省劃入了未來偽滿洲國的版圖。只因淞滬戰爭爆發和國聯調查團礙手，而未能採取行動。淞滬戰爭剛一結束，日本軍部就應關東軍的要求，向滿洲增兵5個師團10個混成旅，使關東軍得以抽出以第6、第8兩個師團為主幹的2萬兵力用於進攻熱河。熱河形勢已危若累卵。

  1932年6月7日，蔣介石親赴漢口，發動對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這時，他已清楚地意識到日本關東軍的必欲奪取熱河的企圖。6月中旬，蔣介石、汪精衛在廬山會商形勢，汪精衛提議命令張學良務必首先解除曾派代表參加偽滿洲國建國會議的湯玉麟的熱河省主席職務，並進兵熱河，以確保熱河不失。然而湯玉麟為張學良父執輩，張身為東北軍大家長，不想因撤湯而傷了內部的和氣，故只要湯保證不投靠日本人，他就不願對湯採取行動。何況張學良對派東北軍主力去直接守衛熱河也頗多顧慮，深知熱河防守在軍事上頗多困難，故更樂得讓首鼠兩端的湯在自己與日本人之間做一緩衝。故他與湯達成的妥協是，湯讓張學良派嫡系第6、第7旅進駐熱河，張對湯過去的動搖則既往不咎。汪精衛廬山會商之後即轉赴北平，一面與國聯調查團會晤，一面與張學良討論熱河防守問題及撤換湯玉麟問題。不料，汪、張二人竟因此鬧得不歡而散。據張回憶稱，汪聲稱中央決定要在華北與日軍一戰，勝負在所不計，張當時即問：中央是否有與日本決戰的準備？汪答：尚無充分準備，但為應對國內輿論必須如此做。張對此明確表示反對，稱自己斷然不會為了這樣的目的去犧牲東北軍將士的性命。

  

  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極為不滿，因他深知湯不僅政治上動搖，而且其帶頭販賣煙土，剋扣軍餉，致使其數萬兵力中真能作戰者寥寥。故蔣不僅再三要求張務必解除湯玉麟職位，且注意到張學良擔心獨力對日損失太大的心理，7月初就委婉建議張派3個旅進駐熱河附近，他亦派中央軍開到熱河附近，待兩軍部署妥當之後，即迅速開入熱河，把湯逼出熱河，從而加強熱河的防守。但張對此不僅沒有接受，而且堅持非得湯同意不能派兵進入熱河。張對處置湯投鼠忌器，下不了決心，還有一層原因，就是怕把東北軍主力調入熱河作戰會便宜了覬覦其位的閻錫山和韓復榘，弄丟了平津。何況東北軍主力北上，同時將中央軍引入熱河，這也是張學良的大忌。一旦中央軍入熱，則意味著中央的勢力不僅進到華北，而且進到東北，這難免會威脅到其對東北的控制。故張藉口派兵入熱，反易引起日本關東軍進攻，對向熱河增兵一事遲遲無所動作，只在7月底日軍進占朝陽後，才在湯的同意下派了2個旅增防熱河。對此，就連並不懂得軍事的一些知識分子也看出問題來了。丁文江即接連公開撰文批評：「熱河部隊，只有四步兵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兩萬枝槍……朝陽北票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槍，日本如在錦縣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麼戰略？我不懂！」蔣介石也氣得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地斥責張學良畏怯膽小，「總是紈絝公子耳」，「誠等於賣國矣」。

  汪精衛對張學良推諉拖延更為不滿。眼看熱河形勢緊急，各界批評之聲不絕如縷，他不惜借張學良為出兵向中央催要巨額軍費一事，於8月6日一連發表5則辭職通電，公開將張的軍。他聲言自己堅持要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實在是因張學良抗命不遵。而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如今熱河告急，不僅按兵不動，且「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讓人忍無可忍。為不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他願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以換取張學良同時辭職讓賢。對此，張學良自然不能接受，亦通電回擊，且為自己向中央要錢進行辯解，稱「自衛必先準備，準備非財莫舉」。汪精衛辭職原本就是想藉機將地方實力派抗命中央的內情曝光，張學良的答覆正中其下懷。他因此復電歷數張執掌河北、熱河、察哈爾等省軍政以來，一切國家稅收悉被截留的情況，稱「一旦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電，來如雪片」，「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之中央」，此情此理何在？在他看來，「今日而欲抵抗強敵，惟一辦法在打破各省軍人割據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國之財，運全國之兵，以為全國爭存亡」。因為事實很清楚，正是因為各地軍政不能統一，兩廣扣留稅款，東北軍經費取之於華北，山東、湖北、福建等各省均截用或擅扣稅款，而中央政府財政基本上只能靠關稅和統稅的收入。他之辭職，其實不過是希望中央能就此免去張職，「以為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軔」。

  汪、張內訌之時，蔣介石正在「剿共」前線。他一面電汪，強調「剿匪正在進行之中，北方倭寇方張，熱河危在旦夕，如我中央政局動搖，不惟有礙剿匪，而且徒張寇焰」，要汪收回辭意，回京主持；一面電張，提出三策：（1）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2）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3）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在他看來，無論張辭職與否，都應於3日以內親率所部急趨熱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如此對內對外才有說辭。但張因受汪指責實無台階好下，故對蔣電同樣不能接受。他公開表示：除非政府籌集大宗現款，使東北軍的糧秣餉糈足三五個月之用，並有充足之飛機、槍彈等軍實到手，否則他斷難率士卒出關應戰，寧願辭職。時至於此，蔣介石亦不得不請張辭職。16日，國民政府明令准張辭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汪精衛目的已達，遂於17日返京，出席中政會。想不到17日以宋哲元為首的57名將領聯名通電留張，揚言要與張同進退。大敵當前，蔣介石不得不再給張以代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仍舊主持北平軍政。張的明去實留，讓汪無論如何咽不下這口氣。他重新表示不再回任。蔣慰留不成，也不同意汪辭，而是繼續保留了汪的行政院長一職，暫以財政部長宋子文來代理。

  1932年底，日本駐榆關鐵路守備隊隊長落合甚太郎，因不滿犬養毅內閣懼於國聯調查團，不敢奪取熱河，遂仿照「九一八」事變，自令憲兵於1933年1月1日在其司令部門前和附近分投數枚炸彈，然後指稱東北軍守軍何柱國旅所為，要求該旅交出山海關南門，並撤出榆關。未得中方守軍答覆，日軍即於次日晨發起攻擊。3日，日軍第8師團8個中隊，連同守備隊，在海空軍配合下，奪取了山海關，守軍石世安團傷亡過半。

  山海關輕易失守，平津地區門戶洞開，蔣介石當即電張稱：「榆關既失，情勢愈重，不可以尋常視之。此後倭寇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決心，從速處置。」加以社會各界輿論對此強烈關注，張學良不能不開始關注熱河的防守問題。他一方面宣布向熱河增兵數旅，一方面則敦請蔣介石北上統籌。蔣介石這時卻不肯輕易停止正在進行的「剿共」戰爭。他估計東北軍既已增兵熱河，除非日本再從國內調來幾個師團，以關東軍現有兵力應當不會再大舉攻熱。故蔣並未離開「剿共」前線，而是派陸軍大學校長楊傑代其前往北平，協助張學良。同時，蔣還讓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前往北平為張打氣。宋子文特地與張學良一道赴熱河前線進行了視察。回到北平後，兩人還聯名發表通電，慷慨激昂，聲稱：「舍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然而，宋、張兩人聯名通電不數日，日本關東軍即於2月23日下達總攻擊令，不足10日即輕取北票、開魯、朝陽、下窪子、凌南、凌源及赤峰。熱河的東北軍多半望風而逃，湯玉麟臨逃時還不忘徵集卡車把他藏在熱河首府承德的煙土悉數拉走。日軍一部僅128人，未經任何抵抗，長驅直入地於3月4日開進了熱河首府承德。整個熱河保衛戰，守軍不下8萬人，不僅擋不住1萬餘日軍，而且僅10天即告全省淪陷，此種情形與淞滬抗戰大相逕庭，故完全出乎國人預料。一時間國內輿論大嘩，群起而攻。張學良早就因不抵抗受人指責，如今10天即丟熱河，自然狀極狼狽。

  日軍攻熱，蔣介石即秘密調中央軍3個師北上，並將何應欽從江西「剿共」前線派往北平負責指揮。隨後，蔣自己亦動身北來，以期督促張學良入熱督陣，卻不料中央軍尚在途中，東北軍早已放棄了熱河。3月7日，在各界輿論的強烈譴責下，張學良被迫提出辭呈。蔣次日亦趕到石家莊，決意接受張學良辭職，且有心取消北平軍分會，設平津察戒嚴司令部，以何應欽為司令，從而使平津直隸於中央控制之下。對此，何應欽極為慎重，深恐東北軍將領不服，蔣隨即放棄了這一提議。9日，蔣介石在保定見張學良，正式表達了願意看到張下野的意見。兩天後，張學良正式發表通電引咎辭職。12日，國民政府下令批准張的辭呈，何應欽正式兼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之職。

  張學良辭職後，東北軍重組為4個軍，以于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分任各軍軍長，歸北平軍分會指揮。蔣介石同時再調兩個師增援，並先後召見了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以及宋哲元、龐炳勛、秦德純等將領，商談抵抗日軍進一步向長城以內推進的問題。據此，中央軍徐庭瑤第17軍駐密雲，守古北口、南天門、石匣鎮一線；西北軍宋哲元第29軍等援喜峰口，守羅文峪；王以哲、何柱國、萬福麟等東北軍分守灤東、冷口、界嶺口一線。長城抗戰由此拉開帷幕。

  日軍占領承德後，即乘勢向長城一線推進，試圖控制長城東段各關口。就在張學良見蔣當日，日軍混成第14旅一部已追擊東北軍萬福麟部至喜峰口，恰逢宋哲元第29軍先頭部隊趕到，並於當晚組織大刀隊發起攻擊，才奪回了被日軍占領的口門各制高點。隨後兩天，第29軍與進攻日軍展開激戰，宋哲元再度利用大刀隊夜襲日軍，成功地守住了喜峰口，取得了長城抗戰的第一個勝利。

  日軍進攻熱河之際，日內瓦國聯特別大會首次通過全體決議譴責日本，故日本內閣乃至於天皇，都對熱河之戰用兵範圍有所限制，不贊成越過長城界限，顧慮招致國聯的進一步干預。但日本軍方對此頗為不滿，日本參謀本部密令奉天特務機關長板垣征四郎去天津組織天津特務機關，同時收買煽動華北地方勢力在平津一帶製造事端。為配合此一計劃，3月下旬，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不顧日本內閣的規定，下令關東軍越過長城線向灤東地區進攻。31日凌晨，日軍第6師團岩田支隊由九門口、義院口向石門寨猛進，守軍何柱國部稍事抵抗後退守海陽、秦皇島一線，日軍次日即占領了石門寨。一周後，日軍第6師團主力第33旅團在混成第14、第33旅團各一部的配合下，對冷口、界嶺口方向中國守軍發起猛攻，中方守軍頑強抵抗，經過將近3天的激戰，日軍才突破了中國守軍的防線，迫使商震部退過灤河。日軍隨即向縱深發展，占領了建昌營和遷安，進一步威脅到灤河西岸守軍陣地側背，其主力更繞到喜峰口後背，對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形成了前後夾擊之勢。結果，宋哲元的第29軍、駐守界嶺口的第53軍楊正治部，以及東北軍何柱國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後被迫退向灤西。4月17日，日軍全部占領了灤東地區。但就在日軍準備自昌黎、撫寧、留守營、建昌營至抬頭營建立一陣線時，在日本天皇的干預下，關東軍司令部不得不於20日晚下令所部全部退出灤東，返回長城一線。

  但是，日本關東軍對中國長城守軍的進攻並未因此停止。就在其東線越過長城的部隊受命退回長城一線之日，板垣征四郎密報已策動張敬堯等計劃於4月21日在北平發動變亂。為了牽制平津中國守軍，並促反蔣的地方實力派發難，武藤信義下令第8師團猛攻中央軍防守的南天門陣地。南天門這時是由徐庭瑤所屬黃杰的第2師擔負防守任務的，該師奮勇抗擊數天，終因傷亡嚴重，於26日交防於劉戡的第83師。第83師接連抵抗了3天，最後亦因傷亡過大，被迫於28日放棄南天門，退往新開嶺防守。而板垣所報所謂張敬堯等將發動叛亂的消息卻無一實現。但武藤信義仍頑固地想要推動華北地方實力派的分化，他依據參謀本部的意見於30日下令，為使中國華北當局屈服，促使華中、華南分裂，第8師團應向石匣鎮、新開嶺進攻，第6師團應向桃林、石門寨、建昌營進攻，以迫使中國華北當局與日本關東軍訂立一項有利於確保「滿洲國」安全的停戰協議。這一協議主要應包含以下內容：（1）中國須將其軍隊自動撤至宣化、順義、三河、玉田、灤縣、樂亭各縣之西南，並不得對於撤退地方再有進出。（2）中國對於事實上之排日取締，必須保證。得此命令後，日軍5月11日即強渡灤河，迅速擊破了于學忠、王以哲兩部的防線，掃清了長驅平津的主要障礙。至此，武藤信義於15日公開發表聲明威脅稱：「假如中國軍隊斷絕並放棄其從前之挑戰態度，則我軍有即速開回長城線之可能，因本軍本務，只在維持滿洲國內之治安……但若中國軍隊仍不改變其態度，則本軍亦不得不反覆地繼續作戰。」

  實際上，還在日本關東軍第一次退出灤東前後，中國方面就秘密開始了與日方的停戰交涉。最初由武官根本博提出停戰線在永平、玉田、順義一線。至南天門陣地丟失，日本關東軍再度提出停戰線，已進至密雲、平谷、玉田與灤河之右岸。不料日本駐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對此堅決反對，強調華北的中國軍隊派別分歧，軍心不穩，何應欽無力統帥，關東軍應全力拿下密雲，同時增兵向平津示威，迫使中國軍隊進一步後撤，於是才有了參謀本部要求中國軍隊撤至宣化、順義、三河、玉田、灤縣一線的提議。不僅如此，日方一面派駐上海武官根本博與黃郛接洽，派駐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與何應欽手下參謀熊斌進行接洽，一面卻對中國守軍跟進追擊，先後占領了豐潤、沙河、密雲、三河、遵化、薊縣、唐山、香河等地，北平門戶大開，危在旦夕。5月21日，何應欽不得已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由徐庭瑤固守北平，其他軍政機關全部移往保定。汪精衛則明白告訴談判代表黃郛：「除簽字於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其實，日本軍部並不想此時占領北平，故已突然剎車，於22日電令武藤迅速與中國華北當局簽訂停戰協議。而中方對此全不知情，深恐日軍會大舉進攻。

  日方這時由武藤轉達永津的停戰條件為：（1）中國軍隊速撤至延慶、順義、寧河、蘆台線之西之南，此後不得越線前進；（2）中國軍隊照線退卻，日軍不續追擊；（3）日方於確認第一項條件實行後，自動撤退至長城線。據此，永津等密邀受命到北平組成行政院政務整理委員會並任委員長的黃郛，當夜與日方舉行秘密會談。因擔心事機迫切，深信永津等關於日軍天明即將大舉進攻的威脅，黃郛在反覆商談不得結果的情況下，於凌晨時分最終依據日方條件與永津等達成了口頭協議。當天，何應欽等將日方條件分別電告了蔣、汪。汪精衛態度堅決，回電錶示：「弟決同負責，請堅決進行為要。」蔣介石則稍有顧慮，但也僅限於強調此種條款「形諸文字總以為不妥」。他亦深信：「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

  在蔣、汪認可日方條件後，5月31日，中日雙方代表，即中方代表熊斌中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少將，在塘沽舉行了正式談判。岡村寧次的態度極為強硬，聲稱日方協議是最後方案，沒有更改的餘地，中方只能回答「是」或者「否」，且必須在兩小時之內作出回答。在這種強力威逼下，中方代表屈辱地在日方提案上簽了字。該協定內容為：

  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得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二、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協議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

  三、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議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概歸還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議之線之北，及以東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右列之警察機關（該文件為豎排，故前句為右列——引者注），不得以刺激日本軍感情之武力團體擔任。

  五、本協議簽字後，即生效力。

  協定簽字後，根據中方代表的要求，日方只同意在協定之外補充說明一條，即「萬一撤兵地域之治安發生擾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鎮壓，應由雙方協議之後再作處置」。

  「塘沽協定」的文字，充滿了日本關東軍對中國軍隊的輕蔑和污辱。它的簽訂，不僅承認了長城一線為日軍占領線，在事實上認可了日本對東北四省的非法侵占，而且使中國失去冀東灤縣、昌黎、樂亭、撫寧、遷安、盧龍、寧河、豐潤、玉田、遵化、寶坻、通縣、三河、平谷、懷柔、香河、薊縣、密雲、順義、都山和興隆等20餘縣的完全治權。在此區域內，中國不得有軍隊，即使地方警察也必須於事實上仰承日方旨意，否則必受「刺激感情」的指責，承擔破壞停戰協定的責任。它無疑以協定的形式，為日軍進一步向華北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這樣一種協定的簽訂，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社會各界和民眾的廣泛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