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不抵抗政策到局部抵抗的開始

  東三省的淪陷歷時4個月零18天，但中國軍隊在主要城市所做的武裝抵抗，前後加起來卻連18天都不到。瀋陽、長春、吉林等中心城市守軍不是棄城而去，就是不戰而降。僅有的戰鬥就是馬占山率領的一部東北軍堅守嫩江橋之役和李杜、丁超所部為守住雙城堡和哈爾濱所進行的短暫的抵抗。這時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總共只有10400人。東北軍的總兵力則有近30萬人之多。其中雖有1/3的主力因中原大戰關係和張學良受命出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之職而調入關內，但留在關外的部隊數量仍是日本關東軍的十多倍，只是無論裝備或戰鬥力，都不是很強，再加上十餘萬人分散在東三省大小二三十個城市裡和交通要道附近，自然很容易被裝備和戰鬥力遠較東北軍更優的日軍各個擊破。嫩江橋之役和雙城堡——哈爾濱守衛戰，東北軍部隊作戰不可謂不頑強，然而與日本關東軍都只打了一兩天即告失利，可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比較，在實力上確有相當大的差距。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而在於瀋陽、長春、吉林，也包括錦州，這些中心城市遭到日軍進攻之時，守城的東北軍主力幾乎沒有實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後來圍繞著嫩江橋——齊齊哈爾和雙城堡——哈爾濱所發生的戰鬥，不過是在東北大部淪陷、散在該地區的東北軍已經基本上各自為戰的情況下，純粹只是個別旅一級軍官自主的抵抗行為，並非真正有組織的抵抗。

  圍繞著1932年1月初錦州棄守問題的爭論，最典型地反映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人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由主張不抵抗轉向傾向於局部抵抗的政策變動過程。國民黨對「九一八」事變採取不抵抗政策，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無論蔣介石也好，張學良也好，在事變爆發初期都相信這不過是偶發事件，中國方面只要不做過激反應，就不會使事態擴大。在這方面的先例是，國民政府1928年對日軍製造的濟南慘案採取不抵抗政策，雖然一段時間裡中國山東的主權受到了侵害，但畢竟避免了事態的擴大，最終日本還不得不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撤回了軍隊。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一發生，蔣介石就電告張學良「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經驗，他們深信採取不抵抗的態度，就可以消弭戰禍於萬一，卻沒有料到日本關東軍其實早有預謀，就是要趁機奪取整個東北地區。

  其二，國民黨對國際干預充滿幻想，寄希望於日本不會置國聯的態度於不顧而貿然行事。這顯然也與以往的經驗有關。因為1922年華盛頓會議曾經有效地迫使日本放棄了自1915年就攫取到手的中國膠東半島的特殊權益。而中國東北又是英、美等大國格外關注、堅持必須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地區，南京國民政府自然相信國際社會絕不會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為置之不理。因此事變一發生，南京政府馬上就向國聯提起控訴，要求國際干預。國聯也確實通過了一些決議，並且組成了李頓調查團到中國來。然而實際情況是，一方面調查團來華時日本已經奪取了整個東北地區，另一方面其調查後所提交的報告書也沒有能夠保持一種公正的立場，而是顧慮到大國間關係，不得不採取了一些為日本非法行為辯解的陳述方法，既認為日本的行為不能認為合法，又強調日軍的行動帶有自衛性質；既承認中國對東北三省的領土主權，又強調日本在東北有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即便如此，日本也還是拒絕接受。最後，當國聯於1933年2月17日通過決議，要求日本將侵入中國東北的軍隊撤回到鐵路區域之內之後，日本樞密院乾脆於3月27日作出決定：退出國聯，不再接受國聯的任何決議和約束。

  其三，中國東北自近代以來，一直處於割據狀態，且被日、俄據為各自勢力範圍，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實力不濟，鞭長莫及。南京國民政府剛剛取得中央政權，自身的鞏固尚未完成，關內的統一還任重道遠，難免會有棄卒保車的心態，幻想用暫時犧牲關外能夠換取關內的統一與鞏固。但沒有料到日本人的胃口並不僅僅在於一個東北三省，它還得寸進尺，一步步地把侵略的矛頭伸到關內來了。

  其四，國民黨對日本軍方充滿幻想。蔣介石這時一直在試圖與日本軍方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不僅向日本陸軍省購買大量軍火，商談合建兵工廠事宜，而且簽訂軍事教育交流協議，禮聘日本軍官以軍事顧問身份來華工作。僅1930年一年中，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訂了16份武器買賣協議，當年中國向日本購買一般武器的總金額接近600萬兩，占當年中國向外購買武器總金額的37.5%,比第二輸入國德國多了183萬兩。蔣介石自然認為東北的情勢只要不弄到開戰的地步，日本軍方就不會不顧它與中國方面的這種交易而擴大事態。沒想到日本軍方絲毫也沒有因此就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其五，想要保存軍事實力，意圖先安內後攘外。在這方面，身為「東北王」的張學良明白表示過，在中央政府和全國沒有下決心抗日之前，單讓一個東北軍為抗日而犧牲，是他難以接受的。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慘敗，極大地削弱了他對東北國防力量的信心。對日關係固然較對蘇關係更為嚴重，吸取對蘇作戰的教訓，張學良毫無對日作戰的打算。因此，萬寶山事件發生後，張學良當即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衝突。」直到9月6日，張學良仍舊在電令東北方面「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不難想見，「九一八」事變後，整個東北軍上層乃至張學良的態度會是怎樣。直至錦州保衛戰，東北軍在國人眾目睽睽之下臨陣撤兵，更是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張學良害怕東北軍「瓦碎」的這種心態。

  在中央政府方面，因一年前國民黨地方勢力幾度「剿共」失利，國民黨已經認定紅軍及其南方根據地已成「肘腋之患」，故正式宣布「肅清匪共」為今後「首要之急務」。「九一八」事變發生3個月前，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就已發出《為一致努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全黨全國同仇敵愾，群策群力。蔣介石隨即就任南昌黨政委員會委員長，開始督師「剿共」。「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在江西指揮「剿共」。因此，萬寶山事件剛一發生，蔣介石就電告南京政府及張學良：「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中村事件後，蔣介石深恐事態擴大，特地電告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蔣介石斷言：日本在東北的挑釁行為，乃至各國對取消不平等條約談判之態度猶豫，皆因國家內部不統一。為此，他公開發表了《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告誡國人：「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蟲。此次如無粵叛變，朝鮮慘案即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之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剿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即不能攘外。」即使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整個東北幾近淪陷，他在11月舉行的外交部長顧維鈞的就職會上，仍舊公開地將「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定為一時期之「國策」。他解釋說：「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為功。蓋主戰固須先求國內之統一，即主和亦非求國內之統一，決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戰，固不能言和，而不統一，更不能言和與言戰也。」總之，在蔣介石看來，暫時對日忍痛含憤，逆來順受，保存政府實力，達成關內的統一，比與強勢的日本冒死一拼，導致玉石俱焚或玉碎瓦全，要划算得多。

  本書首發𝔟𝔞𝔫𝔵𝔦𝔞𝔟𝔞.𝔠𝔬𝔪,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全國各界為之震動，群情激憤，各地學生的情緒尤為激昂。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上千人剛一得知事變的消息，就擁上街頭，斥責政府對日妥協，委曲求全。激動的學生甚至衝到外交部，痛毆了外交部長王正廷。上海各大中學生也紛紛組織請願團，成千上萬擁向南京，一邊遊行示威，痛斥政府無能，一邊向中央政府和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武裝抗日。北平、天津等地學生，亦隨之效仿，登車南下，致使鐵路交通嚴重受阻。民情激憤，蔣介石自然無法視而不見。「九一八」事變剛一發生，他就授意南京國民黨中央致電廣州國民黨中監委非常會議，表示希望捐棄前嫌，共謀國內和平統一。而廣東方面國民黨人同樣也深感壓力，因而復電南京，表示願意在蔣介石下野和以統一會議產生的統一政府的前提下，取消廣州國民政府。9月28日，即在蔣介石暗立「遺囑」，「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的同一天，南京方面代表陳銘樞、蔡元培和張繼與廣東方面代表汪精衛、李文范、孫科在香港舉行了秘密會談，第一次就統一問題達成了默契。緊接著雙方到廣州再談，廣東方面的國民黨人明確提出：釋放胡漢民，蔣介石必須於10月5日發表下野通電，第19路軍衛戍寧滬。以此作為願意進一步赴南京商談的條件。

  面對現實的狀況和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蔣介石被迫作出了妥協。1931年10月13日，蔣介石屈尊前往軟禁胡漢民的湯山向他道歉，表示「過去之是非曲直，皆歸一人任之，並自承錯誤」。次日，胡漢民恢復自由，由南京到了上海，結束了7個多月的幽禁生活。27日，寧粵代表聚集上海，召開和平會議，討論統一問題。至11月7日，雙方終於達成妥協，作出如下決定：（1）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廣州國民黨中監委非常會議分別於所在地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兩會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屆中央第一次會議時處理。四屆中央委員共160人，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共產黨人除外）全部在數，同時雙方再各推24人。四屆一中全會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改組政府。（2）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後，廣州國民政府當然取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時，決定海陸空軍總司令。

  1931年11月12-23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首先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11月18日至12月5日，廣東國民黨中監委非常會議也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兩個代表大會都高唱：「非先團結內部，解決本黨的糾紛，不能抵禦外侮。」但事實上，其內部依舊勾心鬥角，內訌不斷。尤其是廣東軍事領袖陳濟棠等，對蔣介石沒有下野心懷不滿，嚴厲指責上海和會談判代表孫科等人，導致汪精衛、孫科、陳友仁、李文范、梁寒操等百餘人以擁護上海和會為名，退出大會，出走香港，然後聚集上海，於12月3日獨樹一幟地又召開了一個第四次代表大會，自行選舉了10名中央委員、14名候補中央委員，要求廣東國民黨中監委非常會議第四次代表大會予以承認。此舉自然遭到廣東國民黨人的強烈反對。國難當頭，國民黨謀求自身統一，竟弄出3個代表大會來，足見其內部權力爭奪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眼見國民黨統一的希望又將破滅，蔣介石終於明白自己非下野不可了。12月15日，他反覆猶豫後，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這才使各方的爭鬥一時間沒有了對象。22日，被蔣介石在日記中痛斥為「可憐、可笑、可咄、可憎」的國民黨「腐惡敗類」「蠅集一堂」，召開了統一的四屆一中全會。在新推舉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9名常務委員中，蔣介石再次當選，其餘8人是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顧孟余、居正、孫科、陳果夫。按照新的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中央政治會議設常務委員3人，開會時輪流擔任主席，即蔣介石與汪精衛、胡漢民三分天下。1932年1月1日，根據四屆一中全會的推舉，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就任行政院院長，張繼就任立法院院長，伍朝樞就任司法院院長，戴季陶就任考試院院長，于右任就任監察院院長，新一屆中央政府改組成功，廣東通電取消在粵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國民黨在形式上重新歸於統一。

  孫科內閣上台，自然要一改舊政府遭人詬病的種種錯誤做法。而最重要的就是對日態度。新舊政府交替之際，恰好是日本關東軍開始進攻錦州之時，各地學生、工人大批組團擁向南京，催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對日實行抵抗。繼王正廷後，蔡元培和陳銘樞亦遭痛毆。而專職負責東北及華北軍政的張學良卻對保衛錦州態度消極，在蔣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他也提出要辭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雖經國民政府另行任命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和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仍舊執掌東北和華北軍政大權，但他對國民政府的守錦方針仍不以為然，堅持直接與日方交涉，謀求「錦州中立化」。就在日本堅持要奪取錦州，而國民政府及國內各界紛紛致電呼籲東北軍保衛錦州之際，張學良卻明令守錦部隊在日軍進攻時撤至關內。其理由是：「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

  12月28日，關東軍開始大舉向錦州推進。次日榮臻受命指揮守錦部隊全線撤退。日軍隨即於1932年1月2日不戰而取錦州，新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對此激憤不已，公開指責張學良必須對此負責。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甚至致電張學良，斥之為國民當共棄之敗類，並要求國民政府槍斃張學良，出兵收復失地。張學良對此卻也是一肚子牢騷。他一邊鼓動東北軍下級軍官發表宣言，抨擊中央政府，稱「自一中全會開會之後，三次轉中央，請發彈藥接濟，無一應者，是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一邊則公開為自己辯護，稱自己始終奉命禦侮保疆，屢飭前方將士嚴行抵抗，有案可查。「無如日兵厚集兵力，武器精新」，而守軍餉彈兩缺，雖經奮戰，實難堅守。

  新政府上台次日，張學良即不戰而棄錦州，這讓孫科、陳友仁等十分惱怒。在此之前，因日本政友會總裁、與國民黨人關係密切且力主中日親善的犬養毅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預定出任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南京與其密使萱野長知展開談判，雙方內定任命居正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居正到任後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時改組東北各省行政組織，並按照日方要求查辦張學良，解決中日兩國間所有懸案。不料，這一秘密協議不僅未能取得日本軍界、政界的認可，相反還為張學良所偵知，促成張學良在日軍大規模進攻錦州前夕就開始將守錦部隊悄悄撤至關內，從而加速了錦州的淪陷。為展示新政府抗日的決心，孫科和外交部長陳友仁不得不明確提出用對日斷交來打破中日僵局的主張。而正在這個時候，在上海意外地又發生了「日僧事件」。新政府對「日僧事件」的處置，最終引發了淞滬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極大地刺激了在上海的日本僑民。上海日僑因萬寶山事件和「九一八」事變，直接感受到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的強烈衝擊。上海這時已經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日本各大商業壟斷企業大多在上海設有經營機構，僅日資的紡織廠在上海就有30家。其在上海港就占有10個碼頭，僅次於英國而居第二位。正因為如此，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的29%來自日本商品，到1931年底降到只有3%。中國沿海和長江一帶的日本航運業以及上百家日本人經營的工廠都受到沉重打擊，「日清輪船公司」的輪船全部停航。到12月底，日資工廠90%被迫關閉。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海日僑的極度恐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也因此奉令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威脅說，中國政府如果繼續默許排日運動進一步發展，中日兩國間將有最不幸之重大事件發生。受到「九一八」事變的鼓舞和日本政府強硬態度的激勵，日本僑民於10月和11月間接連在上海舉行日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措辭強硬地揚言要懲罰中國。用重光葵的說法：「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軍在滿洲採取強硬態度，消除了滿洲的排日運動，也維護了日本的利益，他們認為採用同樣的手段在上海也會成功。」於是，日本在上海駐軍中的一些青年軍官和上海日僑中的強硬分子相互結合起來，開始四處尋釁鬧事。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助手的蓄意煽動下，1932年1月18日，日本日蓮宗極右翼代表人物、上海日蓮宗妙法寺和尚天崎啟升等5人，故意向抗日情緒激昂的楊樹浦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工人義勇軍挑釁。結果導致雙方互毆，日僧3人被毆傷，1人傷重不治身亡。此即所謂「日僧事件」。

  1月19日，日本眾多僑民聚集到虹口日本人俱樂部開會，要求中國方面懲辦毆打日僧的兇手並賠償損失，向日方道歉。20日凌晨，包括日本憲兵軍官在內的數十名日本人為報復三友實業社，潛入工廠，縱火焚燒廠房，再度導致衝突發生，公共租界1名華捕被打死，傷2人。當天中午，上千名日僑以「日僧事件」為由，在公共租界日僑俱樂部召開日僑大會，決定籲請帝國陸海軍立即增兵，並採取強硬手段對付中國。23日之後，日本大批海軍陸戰隊士兵在上海登陸，至27日，日本增調至上海的兵力已有軍艦30餘艘，飛機40架，鐵甲車數十輛，陸戰隊6000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的態度自然更加強硬，他不僅要求上海市政府就「日僧事件」道歉、賠償和懲凶，而且要求中方必須取締一切排日侮日行動，徹底取消一切以抗日為目的各種民間團體。對此，國民政府並不打算示弱。儘管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表示，可以就事件本身進行調查，事實確鑿的話，可以同意日方要求，但取締民眾運動一項仍須依法辦理。日方毫不妥協，堅持必須接受全部條件。27日，日方向上海市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限24小時以內答覆。在日方強大壓力下，吳鐵城於28日午後復文全盤接受了日方的要求。然而，當天23時5分，日本方面又發出致吳鐵城等公告，要求中國方面將閘北方面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離。5分鐘後，即吳鐵城尚未收到該公告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就進占了天通庵車站。進而以天通庵為據點，分三路開始全線進攻閘北方面的中國守軍。戰爭由此開始了。

  這時布防上海的是剛剛調到京滬一帶的第19路軍。由於部隊調來上海不久，該軍直到開戰前兩周才意識到日軍的進攻不可避免，必須開始進行應戰的部署。23日，第19路軍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召開了駐上海部隊營長以上幹部緊急會議，進行了具體的部署與動員。軍長蔡廷鍇在會上慷慨陳詞，說：「日本人這幾天在上海處處都在同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滋擾，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占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一個決心，就是決心去死。」上海警備司令戴戟的講話更加激動人心，他說：「自從東三省問題發生後，兄弟就覺得做中國人實在該死，尤其做軍人，更其受刺激的難過。兄弟個人覺得良心上的責罰，真是痛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只有盡我輩軍人守土禦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才是真正的辦法。」第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最後則鼓動軍官們為第19路軍、為個人的人格名譽而戰。他宣稱：「十九路軍是很負名譽的軍隊，現恰駐紮在上海。此時，真是十九路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可說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到這種時期，我們軍人只有根據著自己的人格、責任、職守、聲譽來死力抵抗了！從物質方面來說，我們當然還不如他。但我們有這種決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犧牲亦所不惜。我們的死，可喚醒國魂！我們的血，可寒敵膽！一定可得到最後的勝利！」

  當天，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第19路軍高級將領還公開發表了《告十九路軍全體同志書》和《告淞滬民眾書》，慷慨激昂地表示：「寧為玉碎而榮死，不為瓦全而偷生。本總指揮、軍長、司令願與我親愛之淞滬同胞，攜手努力，維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後有秩序之決鬥……我們不要感覺我們物資敵不過人，我們要以偉大犧牲精神來戰勝一切，我們必定能操勝算，我們必定能救中國。」

  對於日本人在上海的挑釁、增兵和即將到來的戰爭危險，國民政府的態度也表現得較過去更為強硬。這是因為，「九一八」事變以來接連喪城失地，引發全國抗日潮流極度高漲，已經極大地影響到國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尤其是錦州不戰而棄，國內輿論大嘩，斥責之聲此起彼伏，而國聯決議對日本全無約束力，其侵略勢頭反而有增無減，國民黨領導人這時也深感不抵抗政策難以繼續了。何況「九一八」之後，原本因蔣介石軟禁胡漢民而引起對立的寧、粵兩個政府都要為自己爭取黨內及社會輿論的支持與同情，任何過分軟弱與退讓的態度都會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即使實際上擔負著中央政府責任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能不迅速改變那種不抵抗的政策。蔣介石與張學良在錦州問題上的不同態度，就反映了這種情況。而以戴季陶為委員長的特種外交委員會還特別提出了《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的報告，在繼續主張「盡力顧慮實際利害」、「決不先對日宣戰」和「須盡力維持各國對我之好感」的同時，明確認為：「至萬不得已時，雖在軍事上為民意而犧牲，亦所不恤，惟必須籌劃取得真實之犧牲代價。」

  1932年1月13日，眼見形勢緊迫，特委會已亂了手腳，蔣介石從隱居的老家溪口來到杭州，公開表示「願以在野之身，盡個人之責」。15日，蔣介石親筆致函汪精衛，轉託陳銘樞交顧孟余給汪精衛，拉他來改組政府。汪精衛得蔣介石函後，16日當天即赴杭州與蔣介石晤面，雙方當即達成一致意見。18日，蔣介石請孫科等赴杭，力推汪精衛主持大計。21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的身份重返南京，並在24日的特委會上，與汪精衛聯手，否決了孫科內閣提出的對日斷交案。陳友仁、孫科隨即請辭。27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取消特委會。28日，中央常務委員會開會，決定同意孫科辭職，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蔣介石重新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掌握了軍事大權。

  蔣、汪政府組成過程中，恰好爆發了淞滬抗戰。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最高領導人都公開對外發表談話，表明了他們不同於以前的對日態度。其核心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的方針。與在東北問題上不抵抗政策不同，新的方針明顯地是準備抵抗的，只是這種抵抗仍舊是有限度的和局部的，即是準備在不絕交、不宣戰的前提下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進行抵抗。但蔣介石也公開宣稱：中國要爭取國際的干預，卻不等於一味地等待國際干預以及對日不做抵抗；不僅要抵抗日本進一步的入侵，而且「若國際之約束無效，交涉之結果不利，日本帝國主義復怙惡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壓迫之野心不止，則我亦惟本不屈服之決心，始終不與之妥協。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這個談話反映了國民黨當局這時在對日問題上的基本態度。

  當然，蔣介石、國民黨在上海問題上的態度，也是其自身利益需要的一種反映。上海畢竟是中國金融貿易的中心和國民政府財政稅收最主要的來源地，並且是南京及其南京國民黨這時有效統治區域的核心所在。聽憑日本侵占上海，就等於放棄南京和在經濟上極大地依附於上海的整個江浙地區，也就等於要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命根子。蔣介石當然不會在上海問題上實行不抵抗政策。早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初，蔣介石就對參謀長關於日方可能會對我要塞、兵工廠和各重要機關實行威脅或襲擊的報告中明白地批示：「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10月6日，發現日艦大舉來滬，且有其陸戰隊將在上海登陸的消息後，蔣介石也當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新政府組成之後，國民黨人在上海問題上的態度也一如既往。汪精衛和受命接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都曾對記者提出的關於「如果日人不顧一切而大舉騷擾」上海的問題坦言相告，「為自衛當然抵抗」，「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內地領土，決采正常防衛」。

  因此，「日僧事件」剛一發生，注意到日本海軍蓄意挑釁，把侵略戰火燃到上海來的企圖之後，國民黨中央就確定了要實行抵抗的態度。但這種抵抗態度，到底還是與第19路軍將領和全國輿論所希望進行的那種全面的抵抗有相當的距離。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基本看法仍舊是要「顧慮實際利害」與現實的力量對比，不能幹以卵擊石、得不償失的蠢事。故抵抗是必要的，因為不抵抗就不足以表現出自己的決心，從而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但抵抗又必須是有限度的，不能太過刺激日本軍閥，使本來可以遏制在局部和有限的衝突擴大成全面的戰爭。而以中日力量的對比，這種戰爭一旦發生，在中國尚未完成統一，南京國民黨實際上只控制著華東、華中大部與華北、華南小部的情況下，它勢必要導致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權的垮台和國民黨統治的全面崩潰。這也就是在臨戰前幾天第19路軍在前線慷慨激昂地準備血戰到底，而國民黨當局在南京卻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強調必須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甚至想要通過制止民眾抗日運動和將第19路軍調離上海來消弭可能到來的戰禍的原因。1月23日，吳鐵城根據與蔡廷鍇和戴戟的討論結果，告知南京：如不接受日方全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必定會有所行動。他們決定，一旦日軍侵入華界，第19路軍即將實行抵抗。對此，南京行政院長孫科與汪精衛、蔣介石緊急磋商後明確要求吳鐵城採取緩和態度，稱：「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至不得已時，可設法使反日運動表面冷靜，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團體名義，俾無所藉口。」南京方面為此還專門派張靜江、居正、葉楚傖等前往上海傳達中央旨意，進行勸說。這也就是吳鐵城最終表示接受日方全部要求，且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命令，公告取消一切抗日團體的原因所在。

  要設法避免與日軍發生大規模衝突，僅僅答應向日方道歉、賠償、懲凶和取締一切抗日團體以外，還必須設法將不受南京中央控制的第19路軍撤離淞滬前線，使之不與日軍發生直接接觸。為此，南京方面於24日特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趕往上海，當面要求蔡廷鍇、戴戟等將已經推進布防於真如鎮一帶的部隊於最短期間撤防南翔以西地區，重新布防。同時急調憲兵第6團於27日趕往上海，命令第19路軍將已經部署在日軍進攻必經之路閘北一帶的部隊防務移交給該團接收。然而，讓何應欽沒有想到的是，憲兵第6團先頭部隊雖於28日夜趕到上海真如鎮第19路軍臨時指揮部，而此時日軍已經開始對閘北大舉進攻了，換防之令只好作廢。

  日軍對閘北的全面進攻發起於1932年1月28日晚11時30分左右。一路沿天通庵路向上海北站側後，一路由吟桂路西進轉入橫浜路，一路由虬江路直撲上海北站，三路均以裝甲車開道，並附以數百名日軍。第19路軍沉著應戰，用機關槍和手榴彈狙擊日軍，成功地打退了日軍的進攻。29日凌晨1時45分左右，日軍又向第19路軍守軍正面發起第二波衝鋒，雙方激烈交火後展開了白刃戰，天通庵車站一度失守。在第19路軍一部預備隊趕來參戰後，日軍才最終被擊退。凌晨5時30分左右，日軍在出動飛機轟炸後，又發動了第三波衝鋒。對此，第19路軍在正面防守的同時，出其不意地以一支部隊殺向日軍側背，日軍猝不及防，慌忙撤退。當天上午10時左右，日軍在飛機轟炸之後再度發起進攻，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均被炸中起火，上海北站也一度失守。在反覆爭奪後，日軍終於被第19路軍擊退。當晚，在第19路軍發動反攻的情況下，日軍被迫全部退出了閘北地區。

  日軍這時在上海的兵力除了24艘軍艦和20餘架飛機以外，用於地面作戰的只有1800餘名海軍陸戰隊員和三四千名武裝的日僑。負責指揮的海軍少將鹽澤辛一發動進攻時完全不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以為憑藉這幾千日本人就能夠輕易地拿下閘北地區。沒想到，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戰鬥，付出了數百人傷亡的沉重代價，卻沒有攻破中國軍隊的防地。在這種情況下，日方不得不決定停止進攻，以同意英、美領事出面調停為幌子，以便爭取時間從國內增派部隊前來上海。故還在29日下午，日方就接受了英、美兩國駐滬總領事提出的方案，與第19路軍達成了從當晚8時開始暫時停戰的協議。31日，英、美兩國總領事再度出面約中日當局在英國駐滬總領事館磋商避免作戰辦法，公共租界英軍司令提議日軍退至1月28日以前的位置，中國軍隊也退至安全地帶，設立由中立國軍隊保護的中立區。日方對此表示反對，但願意請示本國政府，故中日軍隊又得以繼續停戰3天。眼看停戰期限將到，英、美、法、意等國駐滬總領事於2月2日共同提出新的停戰辦法：（1）雙方立即停止各種暴力行動。（2）雙方不再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為。（3）在滬中日作戰人員，退出彼此作戰地點。（4）設立中立區域，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護公共租界，該區域由中立國軍警駐防，各種辦法由領事團擬定。（5）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件，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及12月19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在中立國觀察員或參與者協助之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對此，日本方面只表示可以接受（1）(3)（4）項。

  時至此時，日本方面已贏得數天時間，得以從國內增調約5000名陸戰隊員和30餘架飛機及2艘航空母艦、4艘巡洋艦、4艘驅逐艦與1艘水雷船。故停戰尚未期滿，日軍就再度向閘北、八字橋、江灣一線發動了進攻。日軍航空隊和20餘艘軍艦還猛烈攻擊了吳淞炮台。次日，日軍更全面發起總攻。從上午7時開始，日軍以3000兵力集中進攻閘北上海北站、寶山路、西寶興路第19路軍陣地，激戰一天，中國軍隊陣地失而復得。而吳淞方面，激戰的結果，在日軍十餘艘軍艦和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炮台幾乎全毀，要塞司令失蹤，士兵亦四散，但協助防守炮台的第19路軍成功阻止了日軍登陸的企圖。

  面對淞滬抗戰的爆發，蔣介石、國民黨中政會以及國民政府外交部等都先後表明了堅決抵抗的態度。蔣介石尤其擔心日本有侵占整個東南的企圖，因而明確主張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其在《告全國將士電》中公開宣告：「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國民黨中政會亦為淞滬抗戰事推舉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決議將政府遷至洛陽，以免受日艦的威脅，同時公開表明了「有關主權領土，決不能絲毫讓步，對暴力來侵犯時，必須抵抗」的態度。國民政府外交部也專門就淞滬事變發表宣言，強調：「對於日本武裝軍隊之攻擊，當繼續嚴予抵抗。」國民政府各院、部、會等機關更是從1月30日起，陸續從南京移至洛陽，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等，連同政府所有職員及所有印信和案卷，也都輸送到了洛陽。南京只留軍政部和外交部，以便工作。

  但由于堅信對日作戰必須「顧慮實際利害」和現實力量對比，害怕過分強硬會造成不利結果，蔣介石等依舊堅持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戰鬥剛打了一天，發現日軍主動接受了自29日晚暫時停戰的情況，國民黨中馬上就有人開始對和平抱以希望了。特別是直接負責淞滬戰役指揮的何應欽，這時尤其不願看到戰事擴大和延續。30日，中央軍第261旅旅長宋希濂請求參戰，何應欽不加分析地予以拒絕。次日何應欽電告吳鐵城等：「我國目前一切均無準備，戰事延長擴大，均非所利，各國領事既出面調停，請兄等酌量情形，斟接受……望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通令所部嚴守紀律與秩序，非有長官命令，不得任意射擊，在前線部隊，尤須遵守。"2日，知英、美、法、意提出停戰方案，他更電告第19路軍將領：「如敵允撤兵，我亦不反對，除戒備外，暫行停止進攻。」對此，蔣介石顯然也是同意的。他在2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不可以各國干涉，而我反出以強硬，致生不利影響也。」

  蔣介石的上述日記是在3日日軍增兵數千再度發起進攻之後寫下的，足見他這時對英、美各國的調停依舊寄予強烈的希望，認為有可能在不喪國權和不失守土的條件下，與日本達成停戰。但是，蔣介石很清楚，要想在不失顏面的情況下與日本妥協，軍事上能夠守得住才是關鍵。因此，日軍新的進攻剛一開始，蔣介石亦開始準備增兵和制定作戰計劃。他明確告訴陳銘樞：「如倭以兩師以上陸軍參戰，則我方應另定計劃與之正式作戰，飛機與陸軍須預定協同作戰計劃，突然進攻使敵猝不及防也。」為此，他一面急調正在江西「剿共」前線的蔣鼎文第9師赴滬增援；下令將散駐京滬、京杭線上的第87、第88兩師合編成第5軍，交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率領參戰；指示何應欽為第19路軍調撥炮兵增援，並準備出動飛機作戰，一面去電激勵第19路軍將領：「兄等惡戰苦鬥，已經一周，每念將士犧牲之大，效命之忠，輒為悲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亦隨即電告第19路軍，已令財政部撥款5萬元慰勞前線將士。與此同時，為防萬一讓日本人知道中國抵抗的決心，軍事委員會還通電將全國劃分為4個防區：第一個防區為黃河以北，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個防區為黃河以南，以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個防區為長江以南及浙、閩兩省，以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區為兩廣，以陳濟棠為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決定：「各司令長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旋。同時，並電令川、湘、黔、鄂、陝、豫各省出兵作總預備隊。」

  由於日軍不僅堅持不撤兵，而且增兵不斷，直接負責淞滬抗戰指揮之責的蔣介石、何應欽這時公開宣示抵抗的決心。他們明白表示：「日既在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為求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勢非積極準備軍事徹底抗戰，再無交涉妥協之望。」並再三勉勵前線將士「共同團結奮鬥」，「表現民族革命精神」，同時他們也暫時不顧「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開始從「剿共」前線大批抽調中央軍。據已有資料，蔣介石曾先後命令第1師、第9師、第10師、第83師星夜開赴浙江和上海近郊，並命令由蚌埠調至蘇州、無錫一線的第47師立即抽調一個團去上海歸第19路軍指揮。包括處於「剿共」前線的第18軍，蔣介石也要求該軍要設法抽身，「如不得已，令其先擊破攻贛之匪後，再行出發亦可」。同時，考慮到第19路軍兵員的巨大損失，他還早早就指示上官雲相、劉峙等從中央軍中挑選了2000名士兵先行補充第19路軍，並要他們另外代募新兵5000人。對於第19路軍和第5軍戰鬥中大量消耗的武器彈藥，更是源源不斷地大量接濟，使之在與日軍的激戰中始終保持著相當強的火力。淞滬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先後補充給第19路軍的步槍1500枝，機關槍130挺，各種火炮73門，各種槍彈1109萬發，各種炮彈73400顆，手榴彈167000餘枚。補充第5軍的步槍1600餘枝，機關槍12挺，各種槍彈763萬發，各種炮彈16000餘顆，手榴彈5萬枚。

  淞滬抗戰在軍事上所取得的成功，已經大大超出了何應欽等人的預計。越是如此，他們也就越是希望能夠乘勝收兵。因為他們心理上認定中國打不過日本，真的把日本打急了，不顧一切地增兵上海，那時反而沒有體面地停戰的可能了。因此，當發現日軍第24旅團1萬人陸續在上海登陸，其第9師團2萬人也漸次到達之後，何應欽首先就沉不住氣了。他從2月8日起接連電告吳鐵城等：「我國對外一切軍事，平時毫無準備，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滬事件，弟曾迭電商酌適可而止，蓋期早得收束，為國家多留一份元氣也。」「日陸軍源源而來，戰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敗無疑。請兄力排眾議，照迭電乘我軍在優越地位時設法轉圜停戰，萬勿猶豫，致逸良機。」「至所謂適可而止者，蓋本自衛限度，勿使事態擴大，而期得到各國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鋒，另圖解決和平。」中日問題必須通過外交方式來解決，單純軍事手段必使整個國家「糜爛而不可收拾也」。

  其實，蔣介石在這方面也同樣心存顧慮，深信中國一切不如人，故既怕敗，又怕勝。這導致他與何應欽一樣，在軍事指揮上謹小慎微，要抵抗，又害怕把日本人打痛了。其2月9日給何應欽、陳銘樞的電報就特別強調：「如日陸軍既加入參戰，則我軍應即縮短戰線，重新布置，必立於進可戰或退可守之地，且使無論和戰皆不失於被動地位為要。」何應欽更是堅持以不敗為前提，故在日本陸軍參戰後再三要求第19路軍「酌量後退」，僅以吳淞、江灣、天通庵之線作為前進陣地，而將主要陣地後移到楊家行、大場、真如一線，並在瀏河、嘉定、南翔建立第二道防線，前線兵力的配置不宜過厚，須將重兵置於後方；尤其是在南市方向萬勿主動挑戰，以免事態擴大。注意到第19路軍有與日軍決戰的心理準備和計劃時，蔣、何亦總是強調：「滬事以十九路軍保持十餘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亦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在全盤計劃未定以前，仍取攻勢防禦為要。」

  蔣介石、何應欽這時在軍事上的保守謹慎，還源於其對日軍意圖判斷有誤。他們認為日軍進攻淞滬的目的，「不外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故在軍事部署上不敢在上海投入太多的兵力，隨時準備日軍突破淞滬，或南下西渡黃浦江，向縱深發展，奪取南京。因為京滬杭防區只有第19路軍和第87、第88兩個缺編的師，這不足5個師的兵力在戰爭一爆發就先後投入淞滬防線，後方自然出現一個真空地帶。因此，淞滬抗戰剛一爆發，國民政府就被迫遷都洛陽，並緊急從附近地區和「剿共」前線抽調兵力填防京滬杭防區，準備應付日軍向南京甚至武漢推進。而因為擔心日方尋找藉口擴大戰爭至武漢及整個長江中下游，國民政府甚至在日方威脅下要求正在開往武漢準備轉運上海的第4軍暫停北上，留駐萍鄉協同「剿赤」。對於京滬杭的布防，國民政府則任命陳銘樞擔任京滬鐵路方面防衛，為左翼軍總指揮；任命蔣鼎文為右翼軍總指揮，率第2、第14軍由「剿共」前線移師滬杭，在川沙、楓涇、吳江構築第一線陣地，在嘉善、平湖、乍浦構築第二線陣地。其所調第1、第9、第10、第83各師，亦大都首先填防於京滬之間各戰略要點布防，結果戰爭期間蔣、何確實大力增調援兵，連同第5軍的2個師在內，所調援兵10個師以上。但因太過考慮後方的兵力，再加上一些部隊調動頗費周折，這些援兵多半未能完全到達上海前線。真正在淞滬浴血奮戰的，只是第19路軍和第5軍而已。僅靠這不足5個師的兵力在上海不分白晝地持續與不斷增多的優勢日軍浴血鏖戰，後果可想而知。

  自2月7日起，第19路軍即遭到日本陸軍第24混成旅團的猛烈進攻。日軍在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的指揮下，把主攻方向轉到吳淞和江灣方向。中日軍隊在蘊藻浜一帶連日激戰，日軍仍未得手。不得已，日本方面再派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為司令官，率該師團於13-15日在上海登陸。18日晚，植田謙吉向第19路軍發出要求中國軍隊從租界境界線北撤20公里的最後通牒被拒絕後，於20日凌晨下達了總攻擊令。日軍以閘北八字橋方面海軍陸戰隊8000人為一翼，以蘊藻浜南岸至張華浜車站一線第24混成旅團6000人為另一翼，以江灣至廟行方面的第9師團為主攻方向，試圖向廟行鎮南端來一個中央突破，從南北兩面消滅在江灣與閘北的第19路軍和剛剛在楊家行、吳淞地區部署完畢的第5軍。

  日軍的這次大規模進攻行動，再度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20日晨，日軍向吳淞、江灣、閘北全線進攻，主攻方向是江灣、廟行方面。日軍動用了幾乎全部火力，包括軍艦、飛機、坦克和大炮，向中國軍隊陣地猛攻。但激戰至晚，中方全線未退寸土。次日再戰，植田限令奪取江灣，然而日軍炮火雖盡毀江灣車站附近建築，並造成中方守軍的重大傷亡，卻仍未能達到目的。由於江灣、廟行久攻不下，22日日軍以數千兵力進攻八字橋，上萬兵力進攻江灣，另以30000兵力於凌晨乘霧猛攻江灣西北的麥家宅，企圖由此直下大場，以截斷閘北與吳淞之間的聯絡。上午9時日軍終於突破麥家宅陣地，並逼近李家樓。第5軍隨即調集兵力從三面夾擊突入的日軍，終於迫使日軍退卻，恢復了防線，並將一部分日軍包圍於廟行東北的金穆宅。這一天雙方互有攻防，戰鬥空前激烈，兩軍死傷都在2000人以上。

  經過22日廟行鎮激戰，植田也不能不承認以現有兵力無法達到目的，故被迫再向東京要求增兵。此後兩天中，日軍除全力解救被圍金穆宅的小部日軍，並最終將大部救出外，多數部隊轉入休整狀態。25日，植田在援軍到來前最後一次下總攻擊令，以求一逞。他集中了百餘門重炮轟擊中方陣地，中方廟行前線金家塘防線被突破，一度大部防線被迫後撤。但中午時分，中方預備隊趕到，第5軍廟行鎮主力亦隨之出擊策應，終將陣地奪回，迫使日軍重新退回出發地。

  中國軍隊在上海的頑強抵抗，使日軍進攻連遭挫折，讓日本軍界和政界都頗為震驚。23日，日本內閣開會批准進一步抽調第11師團和第14師團30000餘人增援上海日軍，並決定由前田中內閣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充任上海派遣軍總司令，以陸軍大將菱刈隆為總指揮。而與此同時，日本內閣也批准了日本海軍司令野村和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應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凱萊之請，與中方外交代表顧維鈞商談停戰事宜。雙方於28日晚商定：（1）雙方同時撤兵。（2）日本不提議永久撤除吳淞或獅子林炮台之問題。（3）中日合組委員會，邀第三國視察員參加，監視雙方撤兵。（4）撤退區域由中國繼續行使警察行政權。（5）中國軍隊退至真如，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地段；完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翔，日本軍隊退回艦上。

  對此，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等明確反對。他率第11師團先遣兵團於29日抵達上海當天，就馬上發動了新一輪進攻，並將剛剛到達的增援部隊也投入了戰鬥，目的就是想要通過戰爭把中國軍隊徹底逐出上海。當然，日軍29日的進攻仍舊沒有取得進展，反而損失了聯隊長林崛大佐，並傷亡近千士兵。但是，隨著第11師團大部和第14師團援軍趕至上海，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兵力近6萬人，而中方第19路軍和第5軍雖經不斷補充，僅剩不足4萬人了。再加上防守的戰線綿延百餘里，部隊持續戰鬥已一個月之久，整個防線變得岌岌可危。白川義則和菱刈隆到上海後就迅速發現了中方防守的薄弱之處，故於3月1日集中了1萬兵力乘船抵瀏河，一舉突破了只有1個營守軍防守的瀏河防線，隨即突向浮橋鎮，直下茜涇，迅速開始形成對中方自吳淞、廟行、江灣、閘北至大場、真如第一道防線側後的包圍態勢。而這一天，疲憊不堪且半數已經喪失戰鬥力的第5軍和第19路軍右翼第78師已再難以承受優勢日軍的強攻了，軍預備隊這時也已用盡，因而幾處防線都遭日軍突破。蔣介石原本答應30日前後將會到來的援軍這時仍未到達。在這種情況下，蔣光鼐總指揮被迫下達了總退卻令，要求前線部隊當晚將主力迅速撤向黃渡、方泰鎮、嘉定和太倉之線。在撤退過程中，第19路軍基本上保持了建制，但第5軍遭敵突襲，嘉定城被日軍占領。隨後，日軍第9師團進至南翔一帶，第11師團進至嘉定一帶，第24混成旅團進至真如一帶，第44聯隊及陸戰隊一部占據著吳淞，閘北一帶由陸戰隊主力所控制。而中方軍隊則退至青陽港、陸家橋、白茆新市、常熟一線。

  3月2日晚，日方在確定勝局之後，向中方提出了立即停止敵對行為的4項條件。其內容為：「（一）倘中國保證將其軍隊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離（距離由中日當局決定），則日本允停戰若干時（時期由中日當局議定），在未續有辦法以前，中日軍隊各守原防，關於停戰細目，由中日軍事當局商定。（二）在停戰期內，中日在上海開圓桌會議，由各關係國代表參加討論，以其對於左段[該文件為豎排，故（三）為左段——引者注]所開中日軍隊撤退辦法，連同恢復並維持上海及附近和平與秩序辦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並界內外人生命財產及利益，得一協議。（三）撤兵（連便衣隊在內）應由中國軍隊開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離，俟中國軍隊撤退查明屬實後，日本軍隊即撤至上海及吳淞區域，可一俟平常狀態恢復後，日本軍隊再由上海及吳淞區域內撤退。（四）倘有一方破壞停戰條件，他方應有行動之自由；又第一段所開議定之停戰期滿時，雙方均得自由行動。」中國政府對日本此種條件，自然無法接受。

  鑑於中國不接受這一條件，日本上海派遣軍於3日再度對中國守軍發起了攻擊。在中國軍隊已經被迫撤出上海的情況下，日方卻提出遠遠超出前此中日爭議範圍的要求討論事關整個租界的新的談判條件，這不僅遭到美國的公開反對，而且也直接影響到國聯的態度。事實上，日本這時並沒有擴大事態的意圖，其製造上海事變的主要目的原本只是想要儘可能轉移國聯及其國際輿論對滿洲問題的視線。3月1日關東軍剛剛宣告了偽滿洲國的成立，溥儀尚未就職，國聯調查團又剛剛抵達日本，日本政府自然不同意上海派遣軍太過激烈的做法，故明確要求其代表重新回到談判桌上去。

  3月14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與中方代表、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舉行了第一次非正式會談。雙方確定了三項基本原則，即：中國軍隊留駐現在位置至協議簽訂時為止；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地帶，一如1月28日前之狀態（部分日軍可暫時駐於上述區域毗連地帶）；由中立國人士組成聯合委員會證明雙方的撤軍。又經過兩次非正式會談之後，3月24日，上海停戰會議在上海英國領事館正式舉行。這一談判從3月24日一直談到5月5日才最終達成了《淞滬停戰協議》。該協議共5條，內容包括「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國軍隊在本協議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的地位」，日本軍隊則須撤退至事變發生前之「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地段」，以恢復原狀。

  上海停戰協議簽字的第二天，即5月6日，日方代表宣布日軍即日起開始撤退。至此，淞滬抗戰算是正式畫上了一個句號。第19路軍被迫後撤。這一舉動曾引起社會各界乃至國民黨內部對蔣介石、汪精衛政府的強烈批評，認為政府增兵不力，有誤國之嫌。但中日停戰談判達成協議，日本被迫撤軍，中國既不賠款也不割讓領土，社會輿論對此卻評價不一。部分知識分子肯定政府的態度；而上海各界民眾初知協議內容時卻群情激憤，致使談判代表郭泰祺被群毆。對南京心存異志的兩廣方面更是公開指責汪精衛等：「苟非喪權辱國，何以必要絕對秘密，急行簽字？」汪精衛再三解釋停戰協議不含政治條件，與東北的繼續抵抗可以同時並行，絕無喪權辱國之舉。而監察院長于右任還是在21日以「停戰協議未經立法院通過」為由，彈劾汪的違法行為，呈請依法懲戒。這一波政潮雖然很快平息，但上海停戰協議對中方的損害卻是持久的。因為作為主權國家，中國政府不僅失去了在上海的駐兵權，且無權宣布上海常態的恢復，無權過問一切有關停戰的疑問。更有甚者，在未公開的協議附件中，中方還同意日本軍隊可以使用淞滬鐵路，而中方不在浦東地區、蘇州河南部地區駐紮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