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察省抗日事件與福建事變

  1933年3月初，在不到10天的時間裡即失熱河，5月底簽屈辱喪權的「塘沽協定」，華北幾省乃至平津地區的形勢一時間變得空前嚴峻。因中原大戰失利，先後隱居山西汾陽和泰山的馮玉祥開始坐臥不安，準備出山。還在1932年10月，因其舊部宋哲元出任察哈爾省（簡稱「察省」）政府主席，察省又地處抗日前線，馮玉祥就從泰山移住到張家口來了。其選擇到張家口來出山，自然不僅僅是注意到隨著熱河及華北局勢急劇惡化，察哈爾省將會成為日本關東軍下一步進攻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想要利用張家口和外蒙古交通運輸上的便利，故伎重演，來取得蘇聯的援助。

  為了求得蘇聯的幫助，馮玉祥開始秘密尋找共產黨的關係，力圖藉助於共產黨的幫助，一方面組織抗日武裝，另一方面則可求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諒解，重建國際路線。中共北方黨組織得知馮玉祥的這一想法後，也很明確地表示願意幫助其實現聯蘇的願望。因此，雙方一拍即合，北方特科的代表報告稱：「他願給我們北方的黨每月幫助一萬元的工作費，並且要求我們的黨派去大批的同志到張垣（即張家口——引者注）馮的部下做工作，他還願意請些俄國教官，叫我們的黨去給他設法，還說準備在張垣組織新的政府。」因此，中共很快派了張慕陶、武止戈、吳化之、張存實、宣俠父、許權中等到張家口，幫助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後，中共河北省委還專門成立了前線工作委員會，由柯慶施負責黨在張家口地區的工作，並從北平、陝西等地抽調謝子長、閻紅彥、劉仁等到部隊中開展工作。

  1933年4月，即熱河失守後不久，馮玉祥開始組建起自己的部隊，其重要幹部方振武、吉鴻昌、高樹勛、孫良誠等也都先後抵達張家口。4月下旬，日本關東軍第8師團在進攻南天門的同時，把戰火燒到察哈爾省來了。29日，察省重鎮多倫被陷。隨後，日偽軍繼續南犯，於5月20日和24日又進一步攻占了寶昌和沽源，且有進一步向張家口推進的跡象。鑑於此，馮玉祥在沽源棄守的當天即召開前來響應其抗日號召的各方代表會議，決定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自己做總司令。兩天後，馮玉祥通電全國，宣告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正式成立，同時批評「握政府大權者，以不抵抗而棄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熱河，以不徹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於淞滬平津」，「初無抗日之決心，始終未嘗實行整個作戰計劃，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飢軍實難作戰，中間雖有幾部忠勇衛國武士，自動奮戰，獲得一時局部勝利，終以後援不繼而挫折」，「即就此次北方戰事而言，全國陸軍用之於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而他馮玉祥，願「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眾，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

  

  據隨後公布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組成人員及序列可知，同盟軍總司令為馮玉祥，總參謀長為邱山寧。下轄第1、2、4、5、6、16、18軍，及第5路軍、騎兵挺進軍、察哈爾自衛軍、抗日救國軍和蒙古軍等，號稱10萬人。其中，第1軍軍長佟麟閣，第2軍軍長吉鴻昌，第4軍軍長米文和，第5軍軍長阮玄武，第6軍軍長張凌雲，第16軍軍長李忠義，第18軍軍長黃守中，第5路軍總指揮鄧文，騎兵挺進軍總指揮孫良誠，察哈爾自衛軍軍長張礪生，抗日救國軍總指揮方振武。由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抗日同盟軍軍事委員會，負責處理同盟軍的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等重大事務。馮玉祥、方振武、孫良誠、吉鴻昌、張允榮、鄧文、佟麟閣、張人傑、邱山寧、宣俠父、張慕陶11人為常務委員，馮玉祥為常務委員會主席。而大會通過的《關於民眾抗日同盟軍綱領決議案》等文件，則標明了同盟軍的政治態度。決議案共13條，主要內容為：

  （一）同盟軍為革命軍民之聯合戰線，以外抗暴日，內除國賊為宗旨；

  （二）同盟軍否認一切賣國協議，並反對任何方式之妥協；

  （三）同盟軍誓以武力收復失地；

  （四）同盟軍主張對日斷絕國交；

  （五）同盟軍主張聯合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勢力共同奮鬥，以完成中國之獨立與自由；

  （六）同盟軍為完成抗日任務計，必須肅清漢奸國賊；

  （七）實現抗日救國的民眾政權；

  （八）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貧民、士兵生活；

  （九）釋放因反抗帝國主義及漢奸國賊而被拘禁之政治犯；

  （十）保障抗日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整頓、訓練和補給，來自各個方面、五花八門的部隊初步具備了一定的作戰能力。6月20日，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鄧文為左副指揮，李忠義為右副指揮，並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兵分三路北上，準備作戰。22日，同盟軍先頭部隊張礪生部進逼康保，經過激烈戰鬥，消滅偽軍崔興武一部，收復了康保。23日，吉鴻昌率部直趨寶昌，李忠義率部挺進沽源，先後克復沽源和寶昌。察東三縣相繼收復，使軍心大振，同盟軍主力迅速向多倫進發。多倫因有日軍駐守，且其第8師團一部占據著豐寧，與多倫互為犄角，故同盟軍的進攻遇到極大阻力。7月7日，吉鴻昌率部分三路進攻多倫，經過兩天三夜激戰，久攻未下。11日，同盟軍又數度攻城，因遭日機轟炸，仍未達到目的。但同盟軍仍不氣餒，12日通過潛入城裡的內應，實施里外夾攻，最終迫使日偽軍殘部從東門逃出，成功地收復了多倫。多倫的收復，充分顯示了抗日同盟軍的作用，在全國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報刊均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同盟軍收復多倫的消息。天津《益世報》的社評反映了國人當時對這一事件的振奮心情。社評稱：「『九一八』起直至今日，我們只有失陷領土的故事，並沒有什麼人做過收復失地的工作……有之，吉鴻昌收復多倫為第一次。」國民黨高級將領李烈鈞、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李宗仁、李濟深、陳銘樞等，也先後電賀馮玉祥克復多倫。受此鼓舞，馮玉祥於27日在張家口公開成立了「收復東北四省計劃委員會」，聲稱將全力以赴，收復東北。

  然而，馮玉祥以抗日為號召，獨樹一幟，東山再起，卻激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強烈不滿，認為馮玉祥等人是以抗日為名，存心叛變。從1933年1月開始，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等就接連派出王法勤、黃少谷、李烈鈞等人前往張家口遊說馮玉祥，勸馮離察進京。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蔣介石斷言馮玉祥「割據稱亂」，必然給日本侵略察哈爾造成口實，因此下令集結兵力，以對付同盟軍。7月初，何應欽下令組成察哈爾「剿匪」司令部，以龐炳勛為總司令。為剿滅同盟軍，南京國民政府先後要龐炳勛率第40軍、馮欽哉率第7軍、萬福麟率第119師、徐庭瑤率第25師、何遂率第55軍一部及馮占海部，於13日前分別開赴下花園、涿鹿、沙城、懷來、獨石口和龍關等地結集待命。進而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義等部入察。到7月底，政府軍入察部隊已有16個師、15萬人，對同盟軍形成了強大的壓力。再加上日本方面一面向何應欽提出警告，認為同盟軍奪取多倫是違反「塘沽協定」，一面派出兩個旅團及偽軍向察哈爾邊境推進，從而使同盟軍很快陷於政府軍和日軍的兩面夾擊之中。惟馮玉祥在日本武力訛詐和政治威逼下終未動搖，日方提出「三日不答覆，即以全力取察省」，馮玉祥則復以日本「三日速覺悟，否則即以全力奪熱河」。同時馮玉祥也迅速向多倫和沽源增兵防敵。

  馮玉祥揭旗抗日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收復察東數縣的行動，極大地鼓舞了國民黨的反蔣派。與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頗多衝突的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公開支持馮玉祥，力勸龐炳勛、關麟征、馮欽哉等「應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向背，不宜為個人所利用，為亂命所操持」。胡漢民等更是始終與馮玉祥熱電聯絡，籌組西南反蔣聯軍，計劃與馮軍南北夾擊，師出武漢。只因陳濟棠不熱心，而未能成事。故此時，胡漢民更聯絡李宗仁、白崇禧等公開告誡蔣介石等，稱：若南京國民黨中央和政府一味冥頑，抑內媚外，「我西南為黨國生存計，為民族前途計，決取斷然處置」。

  由於國民黨內部反對動武者甚多，加以西南不穩，社會各界亦力主以政治解決政府與察省抗日之間的矛盾，蔣介石、汪精衛亦不敢輕易言戰，但卻加緊了對馮玉祥的勸說和在同盟軍內部的收買分化工作。馮占海、李忠義等均被收買，鄧文則被暗殺，同盟軍各將領之間很快出現嚴重分歧。馮玉祥也在黃郛的勸說下提出，在蔣下令停止對察用兵、讓宋哲元回察主政和保留同盟軍的條件下，他本人進退不成問題。至此，蔣、汪於7月28日聯名致電馮玉祥，公開否認有對察用兵之說，並提出了解決察事四原則：（1）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以致成為第二傀儡政府；（2）勿妨害中央邊防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為熱河之續；（3）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為地方秩序之患；（4）勿引用共產黨頭目，煽揚赤焰，貽華北以無窮之禍。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內部分化，還在於原本推動馮玉祥抗日的中共北方黨組織，特別是河北前委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與中共上海中央局始終相信馮玉祥與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軍閥沒有兩樣，「始終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告誡北方黨「對馮等不應有絲毫幻想」，與馮建立關係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便利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為了爭取士兵群眾。注意到抗日同盟軍準備揮師北上，中共臨時中央即明確表示反對，不僅強調多倫是日本進攻蒙古的要道，關東軍不會放棄，而且提出應當首先出發攻打南京政府，同時「促成瓦解國民黨的軍隊而將士兵團結到我們影響之下」，在河北和山西東北部實現土地革命，創造直南、直中新蘇區。同盟軍收復察東各縣後，中共臨時中央更進一步提出應在張家口同盟軍內部組織暴動的設想，指出：組織抗日同盟軍是以在華北創造新蘇區為目的的，「不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則我們反對日本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的戰鬥是不能勝利的」；馮玉祥等人堅持讓同盟軍向日偽作戰，包含著嚴重的陰謀；我們「必須搶在馮企圖摧殘我們之前，先發制人」，最遲到9月應當發動這場兵變，為此我們必須促成同盟軍與南京軍隊之間開戰，不惜逮捕馮及其他要人，然後帶著暴動後的部隊離開張家口，經過綏遠，向山西、河北邊界發展，使之成為一支北方的紅軍。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人員在同盟軍里的工作自然要同馮玉祥發生衝突，而馮玉祥所希望的蘇援，自然也不可能到來。蘇共中央機關報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斥責馮玉祥及其同盟軍是有意想要挑起蘇日衝突。

  注意到如此形勢，8月3日，在何應欽提出馮即日取消同盟軍總司令名義，讓出張垣、宣化以便宋哲元回察，過渡時期察省軍政暫由佟麟閣維持三條件後，馮玉祥不得不下決心取消同盟軍名義，並離察出走。4日，馮密派代表到沙城與龐炳勛、關麟征接洽，同意接受何應欽的辦法。5日，宋哲元通電復職，馮在說服大部分軍政人員之後，發表了通電，宣布即日起收束軍事，察省一切軍政交宋哲元辦理。7日，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接防張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純接收察省軍政各機關。當天，馮玉祥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總司令職，隨後於14日離開張家口，重上泰山過隱居生活。

  馮玉祥的下野給中共河北前委提供了公開反對他的口實。8月16日，受中共河北前委影響的方振武、吉鴻昌等部一萬餘人轉移到張北附近，發出通電，堅持抗日，由方振武代理總司令。隨後更成立了新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柯慶施、吉鴻昌、張慕陶、許權中、宣俠父、劉振遠和柳青庭7人組成常委會，決定以商都為中心創建根據地。不料，國民黨政府軍已捷足先登，該部不得不轉而東進，轉戰於豐寧、獨石口、懷柔和密雲等處。中共河北前委不顧方振武、張允榮等將領的反對，公開在士兵當中宣傳打倒國民黨和馮玉祥的口號。最終，這支部隊在前委的影響下，放棄了抗日的旗幟，公開打出「討賊聯軍」的旗號，以推翻南京政府為目標，決心以卵擊石地去進攻北平，首先推翻何應欽。結果，只剩不足7000人的部隊在小湯山地區被國民黨軍重重包圍，損失殆盡。前委書記柯慶施在部隊失敗前的10月2日以赴北平匯報工作為由離隊而去，方振武、吉鴻昌隨後亦在北平慈善團體的幫助下離開。剩下的隊伍戰到10月中旬已無戰力，共產黨員、吉鴻昌總指揮部參謀長武止戈和曾任馮玉祥交通員的張金瑞，均在戰鬥中犧牲。16日，殘餘的部隊被迫繳械。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興起，早就刺激了歷經淞滬抗戰輝煌的第19路軍將領。第19路軍自上海停戰後即被調至福建省，擔任「剿共」使命。從山海關失守，到熱河淪陷，第19路軍將士再三要求離開福建，前往華北前線。長城抗戰打響，第19路軍上下更是情緒激昂，躍躍欲試。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被迫允許第19路軍抽調志願官兵組成援熱先遣隊兩個縱隊北上抗日，不料部隊行軍至湖南時，長城各口已失。「塘沽協定」簽字後，援熱先遣隊被命令火速回閩。但廣東、廣西和福建三省軍政負責人對「塘沽協定」均表激憤，曾開會提出興兵討蔣計劃。只因陳濟棠不願馬上和南京鬧翻，使計劃未能成立。此時恰逢不滿蔣介石的陳銘樞回國，聯絡同樣不滿蔣介石的李濟深等密謀發難。受到馮玉祥聯絡共產黨成功發起抗日同盟軍一事鼓舞，陳銘樞、李濟深先後秘密尋找中共中央，但都未成功。最後，陳銘樞趕赴福建，找到私交甚好的第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推動蔣、蔡兩人走上聯共反蔣抗日道路，進而由第19路軍派代表陳公培越過前線，就近直接與紅軍軍部建立聯繫。

  陳公培9月22日到達紅軍駐地王台，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後指示軍團長彭德懷與之接洽。因注意到蔣介石正在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中央紅軍在作出小的讓步的前提下，儘快與第19路軍達成停戰協議，故雙方的接洽比較順利。第19路軍將領在與陳銘樞商量後，於10月下旬正式派總部秘書長徐名鴻為全權代表，由陳公培陪同赴瑞金與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中央局宣傳部長潘漢年進行談判。26日，雙方正式簽署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第19路軍抗日作戰協議》（即《反日反蔣的初步協議》）。其主要內容是：

  （1）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2）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3）福建方面立即釋放政治犯；（4）福建方面贊同其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應發表反蔣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準備；（6）雙方互派常駐代表；（7）雙方給予代表發護照通行證，保護安全；（8）雙方對於協議交涉應嚴守秘密；（9）雙方及早另訂具體作戰協議；（10）雙方貿易關係，另訂商務條約。

  第19路軍剛與紅軍達成協議，陳銘樞、李濟深等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具體討論在福州組織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權等問題，決定迅速起事。11月18日，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蔣光鼐、蔡廷鍇、徐謙、陳友仁、李章達及第19路軍高級將領聚集福州鼓山開會，經過激烈爭論後達成了一致的意見，決定11月20日即召開臨時代表大會，發出通電，公開樹起抗日反蔣的旗幟。

  1933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民眾數萬人聚集城南公共體育場，參加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21日下午，主席團會議推定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友仁、徐謙、戴戟、黃琪翔、李章達、何公敢、余心清11人組成中央委員會。22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以李濟深為政府主席，下設經濟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內政部、外交部、農工部、最高法院。其中內政部和農工部緩設，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李濟深兼，陳銘樞任政治部主任，黃琪翔任參謀團主任，蔡廷鍇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第19路軍總指揮。經濟委員會主任由余心清擔任，下設勞動、土地、商務三個委員會，分別由蔣光鼐、章伯鈞、許錫清任主任。文化委員會主席為陳銘樞，外交部長為陳友仁，財政部長為蔣光鼐，最高法院院長為徐謙。此外設國家保衛局，由李章達主持。彭澤湘任政府秘書長。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之日，還發表了《對內通電——宣布政府今後之使命》和《對外宣言——警告列強勿與蔣合作》。

  與此同時，參加福建事變的領導人集體宣布退出國民黨，發起組織「生產人民黨」，以陳銘樞為總書記。其黨綱和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經濟上求中國工業化，在政治上要實現民主政治。黨要以直接生產的農工及由農工出身的任武裝保護的士兵為基本成分。根據這一方針，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伊始，就宣告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年號，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以福州為首都，同時宣布取消青天白日旗，不掛孫中山遺像，停止每周的總理紀念活動，取消黨國旗，新的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一顆黃色五星。其通過的各項宣言文件都體現了生產人民黨的政治主張。它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規定中國為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為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之商學兵之代表大會。對內不分種族、性別、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都有絕對自由平等權。對外以國家獨立不容侵犯為最高原則。

  （二）規定其施政綱領在於：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發展人民經濟，實現徹底的民主政權；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共營國營之目的；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

  （三）宣布當前政治任務在於：打倒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心之國民黨系統，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同時號召全國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生產人民黨，公開打出否定國民黨的旗號，廢止中華民國法統，取消總理遺囑，甚至取下孫中山遺像，從一開始就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當天，蔣介石就發表《告十九路軍全體將士書》等，斥責陳銘樞等人「聯共叛黨」、「降敵通匪」。汪精衛亦公開講演，斥責福建事變是「繼袁世凱以來所謂洪憲，張勳復辟，成立蘇維埃、偽滿之後第五次變更國體制度的叛國行為」。國民黨中常會則通過決議，將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等永遠開除出黨，並公開予以通緝。而那些公開不滿蔣介石或公開要求改組中央黨部，曾與陳銘樞、李濟深等暗約的國民黨內反對派，這時也大都站到了堅決反對的立場上。胡漢民、李烈鈞和兩廣軍政領導人等都對其變更國體、廢棄國旗、取消國民黨、放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做法嚴重反感。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試圖結為同盟的兩廣軍政領導人得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策後，幾乎馬上就發表通電，公開指責福建政府領導人「倒行逆施」，其「背叛主義，招致外寇，煽動赤禍，為患無窮」。

  為鎮壓福建事變，蔣介石迅速從進攻中央蘇區的主力中抽調了9個師，並從南京、杭州抽調了2個師，合計11個師約15萬中央軍，分3路向福建進攻。其中蔣鼎文為第1路軍總指揮，率李玉堂第3師、李延年第9師，由江西南城轉進閩北浦城；張治中為第4路軍總指揮，率王敬久第87師、孫元良第88師，由南京、杭州進抵閩北浦城、建甌一帶；衛立煌為第5路軍總指揮，率冷欣第4師、李默庵第10師、宋希濂第36師、劉戡第83師、湯恩伯第89師，分批從江西撫州經邵武、順昌，與原駐閩北的劉和鼎部會合。另以毛邦初為空軍指揮官，以陳紹寬為海軍指揮官，從空中和海上配合地面部隊進行偵察、封鎖和轟炸。蔣介石則自任「討逆軍」總司令。

  對於蔣介石組織對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軍事進攻一事，中共臨時中央沒有採取任何軍事上的牽制措施，相反，它還把這件事看成是便利紅軍和根據地擴張的一種有利的形勢。由於中共臨時中央認定福建事變中各派有意在與共產黨爭奪群眾，因而「是在中國革命的進步上放了新的而非常可怕的障礙物」，故它不僅不支持與第19路軍的真誠合作，相反還試圖乘人之危，讓紅軍「假裝幫助十九路軍」，實則「堵住十九路軍入粵去路」，「使我爭取其最大部分群眾和武裝」，藉機擴大根據地和紅軍。這種做法無疑便利了蔣介石對第19路軍的進攻。

  面對國民黨中央軍15萬人三路大軍，福建第19路軍能夠作戰的部隊不過5萬人，且處處設防，形勢上極其被動。鑑於這種情況，福建政府軍委會經過多次討論，最後決定放棄建陽、建甌、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順昌、將樂、泰寧、永安等地，將2/3的主力集中起來保衛福州。隨著1934年1月5日中央軍順利奪取閩北重鎮延平，7日攻陷水口，第19路軍已無法據守福州了。於是，軍委會決定部隊立即向閩南撤退，爭取背靠廣東與蘇區。但12日福州重要屏障古田被攻占，閩北盡失，福州不保，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當晚分路向漳州、泉州撤退。次日，蔡廷鍇等通電錶示將在漳州設人民政府，泉州設總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陳友仁、徐謙、余心清、章伯鈞、胡秋原、梅龔彬、何公敢等人民革命政府領導人則分別乘飛機、輪船、汽車離開了福州。16日，福州被中央軍占領。第19路軍將領隨即發生分化，蔡廷鍇無法指揮部隊，只身前往閩西龍巖，與周力行團會合。第2軍軍長毛維壽在戴笠派特務的策反下決心脫離人民革命政府，進而派代表與南京方面接洽。30日，中央軍進抵泉州後，南京方面宣布取消第19路軍番號，任命毛維壽、張炎為第7路軍總指揮及副總指揮。之後更進一步將各師繳械，強令各師分赴河南歸德、開封等地整訓。整訓過程中即將連、營以上軍官全部清除，換成中央軍的人。隨著1934年2月上旬中央軍第3師進抵龍巖，福建事變即告完全失敗，第19路軍最後一支軍隊也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