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抗爭：社會性質論戰與左翼文化運動

  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和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之後，深受革命思想衝擊的大批知識分子眼看國家戰亂不斷，政治獨裁黑暗，民主得不到，人權無保障，備感苦悶。他們不可避免地想要向著他們認為理想的方向去尋求真理，尋求出路。而國民黨這時在政治上，包括在思想言論上雖然對異己勢力採取高壓的政策，但它並沒有公開放棄過去的革命旗號和追求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口號，國民黨內一些思想派別甚至公開主張唯物論和社會主義，因此，它在公開反共反蘇的同時，卻在相當程度上容許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思想文化運動中各種流派的爭論與存在。如此一來，也就形成了一種很特殊的現象，即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共產黨人及其大批左翼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領域裡依舊在公開進行抗爭，社會上的思想文化潮流因此也日漸呈現左傾和多元化的特點，與國民黨極力推行的黨治主張愈走愈遠。

  從1928年到1931年，即在國民黨厲行「清黨」、大力推行黨治和訓政的過程中，中國卻出現了翻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熱潮。據統計，在這三四年時間裡，新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五六十種。其中包括：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等譯），馬克思的《神聖家族》（李一氓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李一氓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朱鏡我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黃思越譯為《社會主義發展史綱》），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李鐵譯為《〈哲學的貧困〉底拔萃》、杜竹君譯為《哲學之貧困》、許德珩譯為《哲學之貧困》），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陸一遠譯為《馬克思主義的人種由來說》、成嵩譯為《從猿到人》），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吳黎平、錢鐵如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楊賢江譯為《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彭嘉生譯為《費爾巴哈論》、向省吾譯為《費爾巴哈與古典哲學底終末》），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陳仲濤譯為《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冊（陳啟修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杜畏之譯為《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與近代自然科學之發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外研究會出版），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劉野平譯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論》），列寧的《兩個策略》（陳文瑞譯），列寧的《卡爾·馬克思》（馮雪峰譯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梗概》），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笛秋、朱鐵笙譯），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彭葦秋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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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大量出版，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論集也相當流行。像李達、王靜、張粟合譯的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李達、錢鐵如合譯的杉山榮的《社會科學概論》，屈章譯的梅林的《歷史的唯物主義》，吳念慈譯的普列漢諾夫的《史的一元論》。上海泰東書局從1928年下半年起就陸續出版發行了一套「馬克斯研究叢書」，共10冊。其中有《馬克斯的經濟概念》《馬克斯的社會民族及國家概念》《馬克斯的國家發展過程》《馬克斯的倫理概念》《馬克斯的唯物歷史理論》《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馬克斯的工資價格及利潤》《馬克斯的工資勞動與資本》等。而從1930年開始，上海明日書店也陸續出版發行了一套有22本之多的「科學的社會科學叢書」，其中有《唯物史觀的基礎》《唯物史觀的哲學》《唯物史觀的認識論》《唯物史觀的社會思想史》《唯物史觀的藝術論》《唯物史觀的社會思想史》《唯物史觀的經濟思想史》《唯物史觀的社會問題》等。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自己創辦刊物，發表論文，或出版專著。如瞿秋白的《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馬克思主義之概念》，李達的《社會主義之基礎知識》，張心如的《無產階級的哲學》《蘇俄哲學潮流概論》，張其珂的《理論與實踐——從辯證唯物論的立場出發》等均屬專著。1928年，成仿吾等人的創造社創辦了《文化批判》月刊，被禁後又改名為《思想》月刊繼續出版，發表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觀》《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的構成過程》《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變革與唯物辯證法》等許多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中共上海黨的地下組織對傳播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更是不遺餘力。1928年中共就在上海成立了地下出版社，對外的牌子是「無產階級書店」，秘密或公開印製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共產國際以及中共自己的各種文件。一年後，該書店被查封，中共又成立了華興書局，繼續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它先後出版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兩個策略》《革命與考茨基》《左派幼稚病》《三個國際》等重要著作，並且編輯出版了一本《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的小冊子，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的6篇論著，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及其3篇序言、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和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編者公開號召讀者：「勞苦群眾的知識分子、革命的青年戰士，迅速動員其偉大的科學研究精神，從社會經濟進化上，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上，從階級鬥爭的規律上去認識無產階級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這是我們思想上的武裝，這是我們推翻資本主義及戰勝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的重要工具。」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與宣傳，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各派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與共產黨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的懷疑與爭論。中國社會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現實地擺在了大批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面前。

  1928年1月，國民黨人陶希聖、周佛海等就在上海創辦了《新生命》雜誌，開始致力於為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尋找理論根據。陶希聖接連發表了《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和《中國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等文章，並且出版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本論文集。陶希聖的基本思想是，中國當前的社會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封建社會，但這種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多地還是來自於外國商業資本利用種種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巧取豪奪。中國社會的封建性，就其制度而言已遭破壞，存在的只是一些封建勢力。這些封建勢力並非是農村中的地主階級，更多還是那些「以政治力量執行土地所有權並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階級」。而於1928年5月開始興起的國民黨改組派，也利用其在上海創辦的《革命評論》和《前進》等雜誌，宣傳「中國現在絕沒有封建階級」，不能把中國與歐洲的封建制度相提並論；強調「打倒帝國主義，決非簡單的爭政治上的自由，最要緊的還是爭經濟上的自由」。為此，中國必須發展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而要發展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中國不僅不應當鼓勵和製造階級鬥爭，相反應當鼓勵和加強階級間的協調與融合。

  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時也在積極探尋救國之道。他們從1928年到1930年間反覆討論中國的現狀和救中國的方法。胡適認為：中國目前的敵人只有五個，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他指出：「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只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兩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他因此明確批評共產黨和部分國民黨人高唱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說那只是「懸空捏造革命對象」來鼓吹革命。他認為：中國目前的問題首先在於掃除這五大惡魔，但也正因為如此，那種以暴力的革命為號召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都不是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要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這五大惡魔，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

  與此同時，由於聯共（布）黨內史達林一派和托洛茨基一派公開分裂而導致的爭論，也極大地影響到中共內部。托洛茨基公開指責以史達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而南京政府成立後的中國已經進入到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局面之中，即「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的占優勢和占直接的統治地位」，重要的農民區域開始完全依賴市場，從而使中國農村在各方面越來越隸屬於城市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革命的主要任務應當逐漸轉向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當前則應該努力爭取公開地位，為團結一切小資產階級及其勢力，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通過合法和半合法的鬥爭來宣傳和爭取群眾。顯然，托洛茨基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共黨內一部分人的積極擁護和響應。特別是以前總書記陳獨秀為首的一些黨的活躍分子站在托洛茨基觀點一邊，對中共正在積極推動的事實上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蘇維埃革命運動，明顯地構成了內在的破壞力。

  所有這些都迫使中共必須要做出回應，甚至是回擊。1929年10月，中共首先展開了清除黨內托洛茨基派別的鬥爭，並因此將陳獨秀等人的觀點定性為「取消主義」，意即認定陳獨秀等人的主張實為試圖取消工農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暴力革命。11月，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指導下，以朱鏡我為主編，王學文、潘文郁、吳亮平、李一氓等人在內，創辦了《新思潮》月刊。他們通過這一刊物，一方面全力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文章，另一方面側重於對黨內托洛茨基派以及國民黨新生命派和改組派等展開批判和論戰。1930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在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第3卷第2-3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揭開了被後人稱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序幕。因《布爾塞維克》是秘密刊物，無法造成廣泛的影響，故潘文郁、王學文等隨即受命在《新思潮》第5期上公開發表文章以闡述中共中央關於中國革命的根本主張。而為了統一領導這一鬥爭，中共中央還提議將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共產黨人和激進學者組織起來。1930年5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正式宣告成立，並且公開通過了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假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綱領》，表明了他們必欲在實踐中同一切反對中國革命的思想派別堅決鬥爭的立場。綱領明確指出，中國社會科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一、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二、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於一般。三、嚴厲地駁斥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及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及機會主義。四、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主義科學運動的發展，擴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五、……努力參加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實際鬥爭。」

  李立三等人對各派觀點的辯駁和反擊是抓住了中國社會性質這一中心問題而展開的。他們在《新思潮》第5期的「編輯後記」中明白地講：今天那些「主張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因而說現在的統治階級是資本家的民族資產階級」，認為「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經完成其任務，目前沒有任何的革命徵兆」的理論家們，根本就是想要反對中共六大所提出的中國革命十大政綱，取消中國革命。要說明其理論的謬誤，就「要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現代中國的實際社會的階段性」。而要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了解現代中國的實際社會的階段性，就「必須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的結構及其特殊的性質」。他們通過實際的數字和具體的分析，著重說明了這一問題。他們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握有最高的統治權」，「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占著比較大的優勢」，故「中國經濟，實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封建經濟發生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帝國主義通過它所傳播的新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技術，打擊且破壞了中國封建關係的行會制度和自然經濟，在推動中國經濟組織向進步的道路上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一作用的結果，就是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開始，使中國民族資本在城市中有了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它的種子，把中國推向了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長期爭奪的結果，造成它們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保護中國的封建制度，以維護各自的特殊權益，這種情況不僅極大地壓抑和束縛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促使繼續得以在農村中保持其特殊地位的封建勢力，為了自身的生存和鞏固，變本加厲地增高了中國的地租和苛捐雜稅，從而自然加重了地主階級對整個農民的盤剝。因此，他們堅信：「中國經濟，實在處於國內封建（半封建）的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二重勢力壓迫之下。」據此，他們明確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若保持著目前這一種帝國主義的特權，保持著中國經濟中的封建勢力，照這樣下去，這隻有使整個中國經濟完全走到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走向殖民地」，「中國民眾將要長（期）受帝國主義的剝奪，長（期）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相反，如果採取革命的方式，首先「肅清一切帝國主義的特權，肅清中國軍閥官僚地主豪紳之一切的剝奪」，即「在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及肅清中國封建勢力」，徹底改變生產關係，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生產道路，才有可能提出改造生產技術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有前途。

  《新思潮》的兩篇文章在思想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托洛茨基派的嚴靈峰、任曙、劉鏡園等於1930年7月創辦了自己的刊物《動力》，也開始作出回應。主編《讀書雜誌》的神州國光社的王錫禮注意到這一討論的價值，邀請各派人士在該雜誌上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社會史問題。1931年8月該雜誌第1卷第4-5期以「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第一輯為名正式出版。王錫禮在其開篇序言《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一文中說：「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著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為什麼要說明這個問題，因為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以及封建勢力是否存在。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該雜誌之後又於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將第2卷第2-3期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編為「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第二、三、四輯，大大推動了這一問題的爭論。

  參加到這場爭論中來並在該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有：新生命派陶希聖等，托洛茨基派任曙、嚴靈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國光社的王錫禮、胡秋原等，共產黨人張聞天（化名劉夢雲）、熊得山、劉蘇華等。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中間派或無黨派人士，影響面相當廣泛。北平、天津等地的社會科學界人士也紛紛捲入到這場爭論中來，如翦伯贊等人在天津創辦了《豐臺》旬刊，吳承仕、孫席珍等人創辦了《文史》，再加上《三民半月刊》《晨報》《益世報》等的參與，使這場論戰很快達到了高潮。

  在這場論戰中，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主要集中在托派與中共之間。托派堅持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體系，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主要已不是反對封建主義，而是反對整個的資本主義。那種否認中國革命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性質，否認中國革命的唯一道路要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道路，試圖以工農民主革命來達成革命目標的人，才是真正的取消派！對此，張聞天、王學文、劉蘇華、錢亦石等相繼給予了嚴厲的批駁。他們指出：商品經濟並不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不是為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為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為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意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儘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入，不僅沒有加速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反而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各國列強也正是靠確保和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對其的依賴性，來增大其剝削的。他們在文章中幾乎是公開地認為國民黨南京政府是中國封建殘餘勢力的代表，因而公開宣傳：中國現階段革命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剝削為目的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不過由於資產階級退出了革命，這場革命的動力只能是工農階級，因此它所要建立的政權，也只能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當這場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任務成功之後，中國才能夠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一步把革命引向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指出：任何否認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的人，其實就是「企圖否定工農民主革命運動」，「企圖取消現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實際上也就是要「謳歌與祈禱『國民黨政權萬歲』!」

  通過這場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共產黨人成功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歷史進化的觀點，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關於中國社會史分期的論戰。1930年，郭沫若將其東渡日本時所寫的幾篇文章結集出版，名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階段論觀點，明確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與歐洲古代社會的發展具有相同的規律性，即認為中國也曾經歷了從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最後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他通過對古代史的考察，認定殷代是氏族社會，西周是奴隸制社會，春秋以後是封建社會，清末開始中國則逐漸進入資本制社會。對此，各派知識分子的看法則頗有不同。無論是陶希聖，還是王錫禮，或是李季，他們大多認為中國從氏族社會進入到封建社會中間沒有經歷過奴隸制階段，周朝是典型的封建制社會，然而秦漢以後至清朝，則與歐洲的封建制已大不同，或者可稱之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可稱之為前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同的只在於，李季等人認為夏至殷末一段，或可移之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階段。而所謂前資本主義社會，又可視為專制主義社會。對此，呂振羽、翦伯贊等人做了大量的辯駁工作。他們依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歐洲歷史進化階段的觀點，從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論述生產關係轉變的必然過程，說明氏族社會經過奴隸制社會走向封建制社會這一歷史的規律性，中國也不能例外。他們明確認為，否認中國有過奴隸制度，否認中國經歷過長期的封建社會過程，根本上是企圖否認中國自有文明以來長期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但是，「實際上，在東方，尤其在中國的歷史，完全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中以及在他們不斷的鬥爭中發展著，而且理解這些鬥爭的內容，就是理解東方諸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歷史發展的鎖匙」。

  除了社會史分期問題以外，這場論戰還引發了關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就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開始之初，被蔡元培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的中共秘密黨員陳翰笙正領著其屬下王寅生、錢俊瑞、薛暮橋、張錫昌、劉端生等人在各地農村進行實地調查。隨後，他們更進一步與其他農村經濟研究方面卓有成績的吳覺農、孫曉村、馮和法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以陳翰笙為主席，接受中共左翼文化總同盟的領導。該研究會在1934年開始出版《中國農村》月刊，由薛暮橋專職主持，孫曉村、馮和法為對外的代表。而原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孫冶方、駱漠耕、徐雪寒和石西民等也來到上海，一同投身於研究會及為月刊撰稿的工作。這場爭論所針對的是托派學者堅持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已經占了優勢，「中國的一般的經濟關係，無論在城市或鄉村，都是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研究會的會員們用通過調查所得到的大量的事實來說明：中國農村同整個中國一樣，仍然是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農村裡面雖然相當存在，可是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變成中國農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態，而榨取剩餘生產物的基礎，主要地還在土地所有」。而辨認某一社會的經濟結構或社會性質，要著重看生產關係本身，特別是要著眼於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的對立關係，以及剩餘生產物被榨取的形態。中國農村的階級關係，非常明顯地不是企業主與僱傭勞動者的關係，而主要是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和無地少地的農民飽受地主剝削的關係。中國農村中劃分階級的主要標準，也還是土地的占有情況，而並非是其他工業化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因此，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依舊是中國革命當前階段的最核心的問題，它同時也就規定了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還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不能是以資本主義為主要對象的社會主義革命。

  除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以外，這個時候的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中國新聞記者聯盟、中國教育家聯盟、世界語聯盟等中共秘密領導下的文化團體，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躍。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則是由大批激進的青年文化工作者組成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

  國共關係破裂後，一大批過去在國民革命中從事文化宣傳的激進青年聚集到上海，從最初的苦悶中擺脫出來，開始拿起筆做刀槍，加入到向國民黨統治做抗爭的行列之中去了。他們以《創造月刊》和《太陽月刊》為陣地，開始重新投身於革命鬥爭之中。他們公開地為自己鼓氣：「我們也不要悲觀，也不要徘徊，也不要懼怕，也不要落後。我們相信黑夜終有黎明的時候，正義也將不終屈服於惡魔手。」

  隨著《創造月刊》《太陽月刊》的出版，大批帶有激進的革命色彩的文藝刊物相繼問世，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陽翰笙、李一氓合編的《流沙》半月刊；杜國庠、洪靈菲創辦的《我們月刊》;魯迅主編的《奔流》月刊；郁達夫、夏萊蒂主編的《大眾文藝》;魯迅、馮雪峰、柔石主編的《萌芽月刊》;蔣光慈主編的《新流月報》，以及田漢、夏衍、馮乃超、潘漢年、潘梓年、歐陽予倩、胡也頻、馬彥祥、左明、沈從文等人主編或出版的《南國月刊》《藝術月刊》《文藝講座》《泰東月刊》《戰線》《洪荒》《山雨》《春潮》《戲劇》《紅星》《現代戲劇》《南國周刊》《人間》《戲劇與文藝》《無軌列車》《文學周報》《新婦女雜誌》《語絲》《北新》等。這些刊物發表了大量革命小說、詩歌和其他多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其中較有影響的有蔣光慈的《短褲黨》《咆哮了的土地》;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柔石的《二月》《為奴隸的母親》;洪靈菲的《流亡》《轉變》;陽翰笙的《兩個女性》《女囚》;葉紹鈞的《倪煥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孟超的《衝突》;殷夫的《孩兒塔》，等等。他們以小說和詩歌的形式，用充滿「革命浪漫蒂克」的筆觸和標語口號化的語言，去描寫面對革命成功與挫折的青年學生、工人和農民，描寫革命與戀愛的關係，以展現他們所主張的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特色。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主張，說到底其實就是強調文學的階級性。這一主張剛一提出，就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質疑和反對。特別是徐志摩為《新月》上所寫的發刊詞，把革命文學批評為「功利派」「偏激派」「標語派」「主義派」，認為置身於這種派別之中的人「凌辱和侵襲」了「人生的尊嚴和健康」。而梁實秋在《新月》上發表的《文學與革命》一文，更是極力宣傳「人性是測量文學的惟一的標準」，要求文學家不要帶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要有為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批評「革命文學」這個名詞本身就不能成立。為此，魯迅與梁實秋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筆戰。魯迅的觀點很明確：「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文學家固然往往會自以為自己是自由的、超階級的，實際上，他卻始終受其本身的階級意識的影響與支配。梁實秋標榜自己是超階級的，但他的文章「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

  為了便於對文化界鬥爭的領導，中共中央於1929年秋決定以聚集有夏衍、馮乃超、彭康、陽翰笙、馮雪峰、錢杏邨、蔣光慈、洪靈菲、柔石、戴平萬等文化人的中共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為中心，聯絡文藝界左派人士。進而又將其改為文化支部，由中央文化委員會的潘漢年擔任該支部的書記。1930年3月2日，在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籌備之後，在中共文委的直接指導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告成立。當天到會40餘人，魯迅、沈端先、錢杏邨3人組成主席團，馮乃超、鄭伯奇報告籌備經過，魯迅、彭康、田漢、華漢等發表了演說。會議選舉了由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周全平、蔣光慈為候補委員。會議通過的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要點，明白提出要「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戰線上，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使藝術成為「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的武器。

  左聯成立後，很快投身於中共所領導的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之中去了。他們所形成的一個又一個決議，特別是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政治任務的規定，幾乎全是對中共中央文件的摹寫。由于堅持一切文學都是政治的工具，因此茅盾按照文學的規律寫出的小說《蝕》，也就受到盟員們的激烈批評。由於他們所辦的雜誌恨不能把一切作品都變成機關槍和迫擊炮，結果通常出上一二期就被查封了。再加上中共中央把文化人當成普通政治幹部來使用，依靠他們大搞飛行集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組織罷工、罷課，使盟員不能不受到很大損失。僅僅一年之後，「左聯的陣容已經非常零落」，「公開的刊物完全沒有了」。這種情況直到淞滬抗戰發生，南京政府對上海的控制放鬆，整個輿論開始趨向活躍，而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之一張聞天出面批評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才使得左翼文化人過多投身於政治鬥爭和四面樹敵的傾向得以改變。從1932年底和1933年初開始，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人開始在過去不允許發表文章的國民黨報刊和其他中間性刊物上大量地發表文章了。由於這些報刊發行範圍廣得多，因此，左翼作家的影響又重新擴大了起來。特別是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創作很快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幾年間，僅魯迅結集的雜文集就有《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瞿秋白則有《亂彈》，徐懋庸則有《不驚人集》《打雜集》《街頭文談》;唐弢則有《推背集》《海天集》等。與同一時期林語堂和周作人等人的雜文相比，他們的作品不僅沒有士大夫的書卷氣和那種閒適情調，而且各有鮮明的特點。「魯迅雜文將思想家、小說家、詩人氣質熔為一爐，汪洋恣肆中見出深沉、冷雋、犀利，自成一路，雄踞群峰之上；瞿秋白雜文顯現出政治家與詩人的敏感及理論家的理性光芒；茅盾、郁達夫、郭沫若、馮雪峰、葉聖陶等文學宿將，觀察高屋建瓴，筆端變化自如，流露出一種高遠、通脫的豪氣；唐弢、徐懋庸、廖沫沙、胡風、聶紺弩、柯靈、夏衍、周木齋、徐詩荃、王任叔、夏征農、樓適夷、魏猛克、任白戈、張天翼、林煥平、林淡秋、孟超等一大批青年雜文家目光敏銳，文風潑辣，促迫中透露出逼人的鋒芒；阿英、曹聚仁、陳望道、陳子展、鄒韜奮、夏丏尊、陶行知、豐子愷、許欽文、孔另境、張友漁等作家、專家、學者，視點獨特，發語奇警，行文老到之中往往帶有一種『學究氣』,別具一番風姿；還有巴金、柳湜等青年作家，文筆細膩，情感深摯，多在描敘中見威懾，更富散文氣息；老舍雖然與林語堂主辦的幾家刊物聯繫較密，個別篇章也有油滑之氣，但在總的思想傾向上則與左翼更為接近。」總之，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一批雜文實際上「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其強烈的現實性、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思想的深邃、議論的尖銳、視野的廣闊、駁詰的機智與形式的多樣化，在中國的雜文史上獨樹一幟。

  除雜文外，1932年以後左翼文化人的小說創作也同樣是強烈的現實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左翼文化作品的這種政治特色，無疑是受到了1931年11月左聯所通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的影響。因為這一決議明確規定了無產階級作家當前必須要完成的六大任務，即：（1）加緊反對帝國主義；（2）加緊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政權；（3）宣傳蘇維埃革命以及煽動與組織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鬥爭；（4）組織工農兵通信員運動、壁報運動及其他工人農民的文化組織，並由此促成無產階級作家及指導者之產生，擴大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工農大眾中的影響；（5）參加蘇維埃政權下以及非蘇維埃區域內一切勞苦大眾的文化教育；（6）反對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取消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文學，反對統治階級文化上的恐怖手段與欺騙政策。為了完成上述任務，決議更進一步規定了作家寫作取材所必須注意的五大範圍，即：（1）反帝國主義的題材；（2）反對軍閥地主資本家政權以及軍閥混戰的題材；（3）蘇維埃革命運動的題材；（4）國民黨軍隊剿共殺人的題材；（5）城鄉階級壓迫、階級鬥爭、工農平民生活現狀的題材。決議要求：「現在必須將那些『身邊瑣事』的，小資產知識分子式的『革命的興奮和幻滅『,』戀愛和革命的衝突』之類等等定型的虛偽的題材拋去。」

  即使在如此政治化的要求之下，左翼作家這一時期仍創作了一系列有相當影響的文藝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春蠶》《秋收》《殘冬》《多角關係》，葉紫的《豐收》《火》《電網外》，洪深的《五奎橋》《青龍潭》《香稻米》，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蔣牧良的《三七租》《懶捐》《集成四公》《雷》《報復》《干塘》，田漢的《亂鍾》，李輝英的《最後一課》，葛琴的《總退卻》，陽翰笙的《義勇軍》，張天翼的《齒輪》，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端木蕻良的《渾河的急流》《遙遠的風沙》，羅烽的《呼蘭河邊》。在這些小說里，作家們背負著神聖的使命感，自覺地拿文學作武器。他們通過對生活社會中的事件、人物進行階級分析和政治解剖，來理清人物之間的關係，探明事件的來蹤去影和政治意義，找出聯繫一事物與他事物的樞紐，辨析革命的動向，批判落後，摒棄腐朽，謳歌革命。他們力圖鮮明地表現自己所追求的人民性、階級性、黨性、時代性和真實性的高度統一。而這一時期左翼作家的文學作品，明顯地比1931年以前的文學作品更文學化，更藝術化了。在整個文學創作的這種時代氛圍的影響下，一些並非左翼的文學家也同樣走上了現實主義的寫作道路，並且創作了一批堪稱史詩的長篇巨製。如老舍的《離婚》《牛天賜傳》《駱駝祥子》，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面來觀照市民社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在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豐富性與生動性方面幾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與老舍匹敵」。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則用生動的藝術筆觸，透過四川一個家族的崩潰，揭示了在一個動盪和分裂的時代里，一批又一批青年如何掙脫家庭的羈絆而走向社會。它被譯成數十種語言，在各國讀者中流傳，獲得了極高的榮譽。李劼人的長篇歷史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以大氣度、大手筆、大結構，從平常小事瑣事入手，活脫脫地寫出了一部四川的近代史稿。

  除了雜文和小說創作以外，這一時期夏衍的報告文學《包身工》，曹禺的話劇《雷雨》《日出》和《原野》，蔡楚生、沈西苓、袁牧之分別編導的電影《漁光曲》《十字街頭》《馬路天使》，都在中國文學、戲劇和電影史上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在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的《桃李劫》和夏衍編劇、許幸之導演的《風雲兒女》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題歌《畢業歌》與《義勇軍進行曲》，則以其充滿愛國激情的歌詞和悅耳上口的曲調，一時間風行全國，成為經久不衰的名曲。

  這一時期無論是社會科學界，還是在文化界，左翼的影響和勢力都明顯地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甚至極大地左右著思想理論和文藝創作的導向。這種情況自然會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關切與擔憂。基於黨治和訓政的思想，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早在1929年就意識到與共產黨爭奪思想文化陣地的緊迫性。當年6月召開了全國宣傳會議，蔣介石親臨大會訓話，當天即通過了三民主義文藝決議案，規定要以三民主義文藝為本黨之文藝政策，要根據中國現狀和世界潮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文學。然而，這個三民主義文藝或文學，既沒有理論，也沒有創作，到底只流於口號，最後一無所成。於是就又有潘公展、范爭波等國民黨人打出「民族主義文藝」的旗號，一邊宣稱要剷除左翼的普羅文學，一邊咒罵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月派遭人厭惡。他們利用《前鋒周報》《前鋒月刊》和《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提倡王道精神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稱此為中華民族五千年綿延不絕的命脈，但他們同樣沒有系統的文藝思想和理論，其少數幾部值得一提的作品，如《剎那的革命》《國門之戰》《準備》《黃人之血》等，無論就其藝術水準還是就其文字的煽動力和感染力來說，都遠不及左翼文學家的作品，因而它也無法與左翼文學相抗衡。

  眼見思想文化陣地大部被左翼所占據，蔣介石在軍事「剿共」取得初步成效之後，即開始倡導「新生活運動」，強調要改造社會，復興民族，必須「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為配合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奪取思想文化陣地，CC系頭子陳立夫於1934年春即開始大談文化建設問題，很快成立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並創辦了機關刊物《文化建設》。他說：「吾國民族固有之特性，可以『大』『剛』『中』『正』四字賅括之。」惟其大而能容，惟其剛而能勇，惟其中而不偏，惟其正故能和；「然則今日吾民族之大剛中正四大特性，果何在乎？」「吾國民族對於德性智能四者，既已完全失去，民族之將來果何在耶？」故「今日欲救中國，一方面須將中國固有之文化從根救起，一方面對於西方文明，須迎頭趕上」。

  在陳立夫等人的推動下，1935年1月10日，來自北平、上海、南京的10名教授，即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在由陳立夫任理事長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機關刊物《文化建設》上，聯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通稱「十教授宣言」）。宣言劈頭就說：「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並提出：「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所謂中國本位，就是指「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對於中國古代的思想制度，要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對於英美德意和蘇俄的文化，吸收其所當吸收。既不閉關自守，也不盲目模仿，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十教授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勵，一時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各日報、雜誌幾乎爭相轉載，並舉行各種座談會，發表一系列文章，開展了熱烈的討論。但是，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實際上仍是一種模糊含混的意見，並未提出任何可操作性的方案。而所謂「以新生活運動做實行新文化的實行初步」，說到底不過是貫徹蔣介石提倡的「禮義廉恥」傳統道德的一個步驟。這也就難怪一些國民黨軍政大員這時要主張「尊孔讀經」，而國民政府也根據蔣介石的提議，規定每年8月27日孔子生日為「國定紀念日」了。胡適對此有過尖刻的批評。他指出：十教授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不過是洋務維新時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裡作怪」，「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託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

  當然，胡適反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主張的是全盤西化，或叫「充分世界化」。此論提出，又不免惹出一場更廣範圍的爭論來。但無論如何，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也好，全盤西化論也好，這些爭論還僅限於少數教授學者中間，對當時條件下左翼文化運動異常活躍的情況，並未造成任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