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二次北伐到東北易幟

  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一項重要決議案是《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它要求國民革命軍「限期兩個月內會師北京，完成統一，肅清殘餘軍閥，布告人民息兵」。全會結束後，蔣介石很快於2月9日趕往徐州，舉行了二次北伐誓師大會，提出了「打倒張作霖，統一全中國」的口號。13日，蔣下令將國民革命軍第1路軍編為第1集團軍，蔣自兼該集團軍總司令，下設3個縱隊，共18個軍，2個獨立師，約29萬人。第一縱隊以劉峙為總指揮；第二縱隊以陳調元為總指揮；第三縱隊以賀耀組為總指揮，以王繩祖為參謀長。

  16日，蔣介石在開封與馮玉祥及閻錫山的代表舉行會議，決定將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改組為第2集團軍，轄25個軍，約31萬人；將閻錫山的北方革命軍改組為第3集團軍，轄11個軍，約15萬人。然後，蔣介石又與李宗仁、白崇禧達成協議，任命李宗仁為第4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第4集團軍前敵總指揮，轄16個軍、9個獨立師，約24萬人。與此同時，在蔣介石被任命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同時，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也分別被任命為廣州政治分會、武漢政治分會、開封政治分會和山西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併兼任國民革命軍參謀總長，何應欽為參謀次長。李濟深未到任前由何應欽代理。在通過增發國庫券及徵收紙菸捐的辦法取得了上千萬元的軍費之後，國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準備工作至3月中旬已大體完成。

  1928年3月27日，蔣介石由南京再度來到徐州，督師北伐。4月1日，蔣發表了《告前方將士書》等文告，要求全體將士「懷必勝之氣，直薄幽燕，長驅關外，使張作霖覆滅而後，更無繼張作霖而起之人」。5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伐出師宣言。兩天後，蔣介石下達動員令，誓稱：「黨國存亡，主義成敗，人民禍福，同志榮辱，在此一戰。」隨即蔣下達總攻擊令，第1集團軍沿津浦路北進，第2集團軍沿京漢路北進，第3集團軍出兵正太路，第4集團軍亦沿京漢路北上。

  國民革命軍這時共計有40多個軍70餘萬人，奉系張作霖的安國軍編為7個方面軍，有60萬人。雙方兵力相差不遠，但是安國軍中張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軍團是原來的直魯軍，大多由土匪編成，軍紀敗壞，且在隴海路上與馮玉祥部作戰中受到巨大損失，因而士氣低落，戰鬥力極差；第五、第六方面軍團張作相、吳俊升所部編組不久，裝備和訓練也較差；孫傳芳的第一方面軍團雖稍好，但在龍潭戰役中損失大半，尚未恢復元氣。只有張學良、楊宇霆指揮的第三、第四方面軍團戰力較強，卻又在國民革命軍全線總攻開始前被用於對閻錫山和馮玉祥兩方面的進攻，形成相持局面，無法用於增援山東戰線。結果，山東方面蔣介石指揮的第1集團軍以20萬之眾，在空軍掩護下，猛擊不足10萬人的張宗昌和孫傳芳部，戰爭打響後幾乎所向披靡。10日，第1集團軍第1軍團第9軍顧祝同部等占領台兒莊，14日占領臨城，18日占領界河。該集團軍西翼雖一度受到孫傳芳部的攻擊，丟掉豐縣，3天後失地被增援的石友三部奪回。19日，孫良誠部占領了兗州，21日再占濟寧。22日，第2軍團陳調元部占領蒙陰；25日再占萊蕪。28日，第1軍團進占泰安；30日，第4軍團方振武部攻克長清。5月1日，孫傳芳、張宗昌兩軍被迫放棄濟南，撤退至黃河以北。當天，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的第1、第4軍團各以一部進占了濟南。

  國民革命軍進占濟南，對於視膠濟鐵路沿線及整個膠州半島為自己勢力範圍的日本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挑戰。還在1927年秋天蔣介石下野期間訪問日本時，日本首相就對南京國民政府決心繼續北伐、統一中國的目標深為反感，他曾建議蔣「不必過分著急於北伐」，「應以先行整頓江南為當務之急」。蔣隨後在日記中寫道：日本「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為了避免日本橫加干涉，蔣在二次北伐開始前，曾不止一次地公開表示，絕對不致有排外之行動，並絕對保護外國人之生命財產，故相信日本對於北伐絕對不會加以阻礙。但事實上，國民革命軍剛進入山東境內，日本駐山東濟南及青島的外交官們，就開始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中國山東了。

  4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聲明，稱因在山東各地日人之生命財產受到重大危險，因此不得不取自衛的措置。次日，日本即從天津派出3個中隊沿津浦路進抵濟南，再從日本熊本海運第6師團5000人至青島。對此，蔣介石曾再三設法阻止。21日，外交部長黃郛受命照會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儘快停止向山東派兵。30日，蔣再派張群以他個人名義赴日，以設法勸阻日本出兵中國山東。然而，隨著張宗昌、孫傳芳部隊開始主動撤離濟南，陸續開進濟南的日軍迅速在西門外商埠區周圍設置鐵絲網，堆積沙包，並在各路口配置武裝士兵，嚴禁中國軍隊通行。5月3日，賀耀組第40軍數名士兵在送一名患病士兵去醫院途中，因受到日軍阻止而與之發生爭執，一名士兵和一名夫役被日軍開槍打傷。此事在本來就對日軍橫行無忌強烈不滿的中國士兵中引起激憤，衝突迅速擴大。

  事件發生後，為順利實現北伐目標，蔣介石嚴令部隊約束行動，並派正在濟南的外交部長黃郛前往日軍司令部緊急交涉。但日方態度傲慢，拒不接受中方看法，強迫黃郛在日方提出的單方面文件上簽字。黃郛拒絕後，日方竟將黃扣留了18個小時之久。不僅如此，當晚9時許，日軍衝進外交部山東特派員交涉公署搜查，將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外交處主任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公署人員捆綁起來，並割去敢向日軍抗議的蔡公時的耳鼻，挖掉了他的舌頭和眼睛，然後槍殺。公署人員除2人有幸脫逃外，另外17人亦全部被殺害。

  5月4日，蔣介石一方面派高級參謀熊式輝與日軍代表談判，一方面致電國民政府，報告日軍暴行，請示應付方針。當晚，鑑於日軍進一步增兵，並以大炮、飛機轟炸濟南中國駐軍及居民，蔣召集會議，決定中國軍隊大部退出濟南，分5路渡過黃河，繞道繼續北上。5日，南京國民政府委員會也召集臨時緊急會議，決定要求各路連隊不受影響，繼續攻擊前進，務於最短期完成北伐，同時命令外交部繼續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進行嚴正交涉。

  5月6日，蔣介石等離開濟南，退往近郊党家莊，城內只留第1軍第1師李延年部及第41軍第91師第2團鄧殷藩部，作為衛戍部隊。但日軍依舊增兵不已。6日下午，日方提出5項條件，限蔣介石12小時答覆。其要求包括：凡涉及騷擾和暴行之中國高級軍官，須處以嚴刑；與日軍衝突之軍隊，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其餘中國軍隊須撤至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10公里外之地帶；為監視以上事項之實施，須在12小時以內開放辛莊及張莊之營房；同時，在國民革命軍之轄區內，不得出現反日宣傳。當晚，蔣介石擬定6項對案，經討論後於次日凌晨派熊式輝和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羅家倫前往濟南與日方交涉。蔣之答覆條件包括：本軍治下地方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傳，並已切實取締；對於不服從總司令命令以至造成中日雙方誤會之國民革命軍部隊，將按律處分；膠濟鐵路兩側10公里以內各軍，以及辛莊、張莊之部隊，已令其一律出發北伐，暫不駐兵，惟濟南為山東都會，津浦車站為交通要地，本軍為維持治安有駐防之必要。

  

  由於蔣介石的答覆比日方限定的12小時期限晚了幾個小時，日方斷然拒絕討論。實際上，還在凌晨4時，即超過其規定期限1小時後，日方就已再次開始炮轟濟南。晨6時20分，東京方面更電令駐山東日軍為保護日本僑民及維持「日本皇軍之威嚴」，應採取獨斷的行動。故7時許，日軍就限令濟南城內守軍1小時內繳械離城。在中國軍隊拒不繳械的情況下，日軍遂開始大舉進攻，先後占領了辛莊、張莊及白馬山車站，進而向党家莊方向攻擊前進。9日，蔣介石雖再度派人與日方交涉，說明前駐濟南之第40軍軍長賀耀祖業已免職，且同意濟南城內不再駐兵，日方仍堅持前提條件，並要求在日軍陣前將方振武、賀耀組、陳調元三軍團全體解除武裝，同時將肇事軍官處以嚴刑。眼見無法與日軍達成妥協，蔣於10日晚電令守城的李延年、鄧殷藩的部隊於11日晨全部退出了濟南城。當天，濟南被日軍占領。整個慘案過程中，中國軍民死傷達數千人之多。

  就在濟南慘案發生的過程中，山東境內張宗昌的魯軍已退至德州，京漢線上的奉軍主力已由彰德、邯鄲退守保定，京綏線上的張作相部也放棄了大同、張家口，撤至懷來，安國軍政府的軍事形勢極其嚴峻。在這種情況下，眼看戰事再難繼續，濟南慘案發生的消息傳來，自然推動了安國軍內部開始發出「息爭禦侮」的呼聲。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琨、王士珍等，率先發出通電，主張南北兩軍「息爭禦侮」。常蔭槐專門致電前方的張學良和楊宇霆，要兩人回京會同極諫，速息內爭，一致對外，免為後世唾罵。就連與國民革命軍屢次大戰、損兵失地的孫傳芳，也因此對戰爭的目的表示懷疑，憤然致電國務總理稱：「現在濟南事變，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責，不願再事內爭……南曰討共，北曰討赤，完旨既同，爭於何有！」注意到這一形勢，正在焦頭爛額中的張作霖自然馬上接過和平的旗幟，於9日與張學良、楊宇霆等聯名通電，聲明願意立即「停戰息爭」，而將國內所有政治問題交由國民裁決。

  得到張作霖「停戰息爭」的通電後，蔣介石很快於5月12日密電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主張北方如確實停戰，應允其全部集結關外，以固東北國防。「至一切國是，當俟國民會議解決」，並允奉方參加國民會議。同時，蔣一面命令各部努力前進，速占北京，一面很快擬定了《奉軍退出關外，京津由晉和平接收方案》，計劃利用與奉系及日本關係較為密切的閻錫山，兵不血刃地實現完成北伐的最後勝利。在勸說譚延闓同意後，蔣即四出遊說，包括親至鄭州會見馮玉祥，最終取得了北伐軍各路將領，尤其是馮玉祥的贊同。根據各方商定的方案，第1、第2集團軍擔任津浦線，第3集團軍擔任京綏線，第4集團軍擔任京漢線。限第1、第2集團軍主力於25日前結集至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正定一線。第4集團軍則沿京漢線北上，集中石家莊，與第2、第3集團軍聯絡前進。28日，各路北伐軍開始全線總攻擊。6月1日，各路軍先後占領了東光、南皮、安國、博野、饒陽、蠡縣、高陽、保定、易縣、高碑店、張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張作霖的安國軍被迫退至滄州、琉璃河一線，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圍之中。

  眼看北伐軍將要進占北京，日本政府深感自己在關外的勢力範圍受到威脅。根據5月16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絕對阻止南軍進入關外」的《關於維持滿洲地區治安措施的方案》，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已經開始策劃用武力阻止北伐軍進一步北上的行動部署。而第一步，就是要逼迫張作霖及早放棄京津，退回關外，以免在京津發生戰鬥時波及關外。故18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就奉田中義一首相之命，告誡張作霖及早撤退。

  5月30日，安國軍政府召開最高緊急會議，張作霖、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孫傳芳、潘復等軍政要人與會，最終決定以大元帥名義下總退卻令。兩天後，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宣布：「爰整飭所部，退出京師，所有中央政務，暫交國務院攝理，軍事歸各軍團長負責，此後政治問題，悉聽國民裁決。"3日凌晨，張作霖即乘京奉專列離京返奉。

  想不到，日本軍政要人對於張作霖的失敗，卻分成了兩派觀點。一派主張繼續與張合作，用武力威脅的辦法使其今後完全傀儡化；而另一派則力主趁亂除掉張作霖，以便使奉軍群龍無首，陷於內訌，再由關東軍趁機解除其武裝，從而完全控制整個中國東北地區。這後一派人中尤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表現最為激烈，他不惜親自部署了整個刺殺方案，以致6月4日凌晨，當張作霖的專列從北京進抵瀋陽近郊皇姑屯時，日軍用電動爆破的方法，用200個方形炸藥炸毀了張作霖乘坐的鐵甲車。當場炸死了黑龍江督辦吳俊升，張作霖身受重傷後也很快不治身死。

  張作霖被刺當天，京師臨時治安維持會已宣告成立，張學良還在試圖為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在河北爭得若干屯兵之所。得知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當即離開北京，同時下令長辛店、盧溝橋一線部隊立即向灤州一線收縮。至此，奉軍主力已退出北京。8日，閻錫山宣布就任京津衛戍司令，第3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商震指揮的孫楚部在暫留北京負責治安的奉軍鮑毓麟旅撤出後，迅速開入城裡，張蔭梧就任北京警備司令，公開布告安民。這之後，張宗昌、褚玉璞與第3集團軍代表經過反覆討價還價後，也達成了直魯聯軍撤出天津的協議。12日，直魯聯軍殘部撤離天津，退往蘆台、寧河。同日，傅作義宣布就任天津警備司令，布告安民。

  第3集團軍進駐天津後，國民政府於12日正式發表《對內宣言》，宣布結束軍事，開始訓政，並宣布了厲行法治、澄清吏治、肅清盜匪、蠲免苛稅、裁減兵額等五大施政方針。15日，國民政府又進一步發表了《對外宣言》，宣布「中國統一告成」，為建設新國家，今後中國的對外關係將著重於解除80餘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簽訂相互尊重主權的平等新約，以另闢新紀元。2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原直隸省改名為河北省，北京改名為北平，北平和天津劃為特別市。

  不過，取得京津，逼退奉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目標即使就形式上也尚未最後完成。這是因為，和平接收京津地區，與奉軍是達成了妥協的，即奉軍退回東北後，與南京仍是一種分治的關係。北京、天津到處飄揚起了青天白日旗，東北各地卻依舊掛的是五色旗。好在張學良已十分清楚其父乃死於日本人之手，因而出於對日本人野心的防範，已不能不轉而準備與南京國民政府攜手合作了。

  張學良於6月18日秘密回到奉天，以父親張作霖的名義發布了一系列命令，安排好了善後的事宜，並用奉天議會的名義將自己推舉為代理奉天軍務督辦，然後才於21日公布了張作霖去世的消息。

  張學良取得權力後，一方面急於穩定和控制內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鄭重考慮與關內國民政府的關係問題。由於東三省在張作霖統治下久為獨立王國，因此在與國民政府的交涉過程中，張學良不能不十分重視承認國民政府統一後對東北內部可能產生的影響。閻錫山通過其代表於6月16日轉告張學良：（1）東三省軍民兵官宣言服從三民主義，改掛青天白日旗；（2）改組東三省政府為委員制，並由國民黨派委員加入；（3）須受國民政府命令指揮；（4）東三省各地設立國民黨及宣傳機關。張學良對此難以接受。他的條件是，東三省可以易幟，但必須以他為政治分會主席，以楊宇霆為奉天省主席，以張作相為吉林省主席，以吳泰來為黑龍江省主席。言外之意，易幟後的東三省仍必須控制在奉軍勢力之下。

  鑑於張學良頗具能力，且有與南京國民政府日趨接近之勢，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對張學良嚴加防備，並極力破壞奉天與南京合流的可能。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就奉命向張學良發出警告：切勿與南京方面妥協。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甚至親自致信張學良說，南京政府具有共產色彩，其地位尚未穩定，東北殊無與之聯繫之必要。如南京政府敢以武力壓迫東北，日本願不惜犧牲，盡力相助。如有擾亂東三省治安者，日本亦將根據必要而採取相當手段。然而，日方此舉反而刺激了張學良，使其不得不決心儘早表明決心易幟、承認國民政府為正統的想法。7月1日，他致電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各要人，明白宣稱，「學良愛鄉愛國，不甘後人，決無妨害統一之意」，惟「盼當局諸公，以國家大計為前提，同時收縮軍事，一面以最簡捷辦法，速開國民會議，解決目前一切重要問題」。他同時電告北平何成浚，他指派的全權代表已經趕赴北平面謁蔣介石。而在雙方開始具體商談之前，張學良特意在7月3日宣布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職，以彰顯自己東三省統一領袖的地位。

  一直迫切地想要和平解決東三省問題的蔣介石，對此很快做出了回應。蔣於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當日抵達北平，參加祭告孫中山的活動。他當天即通過李烈鈞向報界宣布了政府處分東三省問題的三項寬大原則：（1）以政治手腕為三省人民謀福利；（2）對三省新舊派兼容並顧，不偏於任何方面；（3）以公正辦法處理東三省政務和軍事。隨即，蔣命方鼎英等百餘人隆重迎接奉方代表。11日，蔣更於湯山會議上迫使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等同意，東北易幟談判問題由他親自主持接洽和辦理，其他人等不得插手，以免產生分歧。據此，蔣在13日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告誡各界不要傳播奉方求和、投降之類的話，以免引起不好的感想，稱「只要大家服從三民主義，同在主義下努力就行了」。國民政府與奉方之間的戰爭，並不像國際戰爭，有所謂求和、投降等名詞。蔣甚至還明確強調說：「現在我們不一定積極的要他們掛青天白日旗，我們也不一定積極的要他們明了主義，我們是要他們知道國家有統一的必要，否則名義上雖然統一，而實際仍不統一，是無用的。」

  蔣介石話雖這樣講，但對東北易幟也還是有條件的。他要求東三省歸國民政府節制，奉行三民主義，改懸青天白日旗；設立國民黨黨部，撤退關內全部奉軍，等等。與此同時，蔣介石在7月15日還公開任命方振武為左路總指揮，負責熱河軍事，表明了國民政府意欲進兵熱河，使其脫離奉軍控制的意圖。

  蔣介石因急於在他停留北平期間完成東北易幟的談判，故再三催迫張學良及早易幟。張學良迫於輿論和蔣的壓力，在取得國民政府負責對日交涉，以及同意由他組織和主持東三省政治分會的前提下，也勉強同意於7月19日和20日在熱河和東三省先後發表易幟通電。然而，就在19日熱河都統湯玉麟通電易幟之後，東三省卻沒有於20日如約易幟。21日，張學良親電蔣介石就此解釋說，此實因日方得知易幟消息後，屢加警告，不得不顧及目前危險，「不克立時踐約」。蔣對此反覆勸說，並曉以利害，張又勉強答應延期至24日。到24日，他卻又來電錶示：「東省易幟，不能立時實行」，因「如我方不聽勸告，（彼）即用武力，確非空言恫嚇……如兄以為非易幟不可，則弟只有去職」。

  張學良未能如約易幟，日本之脅迫固然是一重要原因，奉寧之間的談判過於倉促，未能完全滿足他用以安撫奉系軍事集團內部各派的條件，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張學良的父執輩人物，對張學良不能繼承其父之志、保境待機、將國民政府的力量拒之於熱河之外，頗難接受。他們對張屈從於南京的種種批評，使張不能不在易幟問題上儘量採取拖延的策略。故時論有謂：「小張所謂青白一掛，委員之任命，黨部之組織，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權力，勢將剝奪，非將此層說妥，得有相當之保證，未肯高懸青白，皈依黨國。」此說雖過分強調了張學良顧慮個人地盤和權利的一面，但亦點到了張因內部問題有意借日本人的壓力推遲易幟時間的一個要害所在。

  8月4日，張學良為其父舉行葬禮，田中首相特派兩次擔任駐華公使及關東州長官的林權助作為特使前往弔唁。在6日的會面中，林權助將田中的訓令交予張學良，並代表日本政府向張學良授予一等旭日大勳章以示敬意。然而，日本方面受到張放棄7月易幟協議一事鼓舞，加大對張施壓力度的做法，卻使雙方關係變得更加微妙起來。

  9日，雙方會談時即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林權助嚴厲地提出：「屢次傳達帝國政府對南北統一反對意志，諒已諒解日本意向所在。總之，日本政府此刻認為國民政府內部雜亂無章，行為尚多共產色彩，東三省若與國府妥協，勢必侵害日本既得權利與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勸汝暫觀望形勢為妥，倘若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擅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強固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張對此強硬表示：「蓋余為中國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國為本位。余之所以願與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況此亦為東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個人之力，固無如之何。余因顧邦交，以個人資格對於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慮，倘若以國際關係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決不甘冒干涉內政之不韙，並且日本政府以種種恐懼，反對中國實現統一，余頗不可解。」林權助的隨行陸軍少將佐藤安之助進一步威脅說：「貴總司令若背乎田中首相心理，就將發生重大事情。」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則坦言：「日本政府具有決心，反對奉方與國府妥協，即謂干涉內政，亦所不辭，請為三思。」張學良當場毫無所動，只是冷冷地答覆說：「對於閣下所能奉答者，只此而已。」

  日本方面公然施壓，到底多少還是束縛了張學良的手腳。張學良在7月31日曾向蔣介石許諾，8月上旬其父喪事辦完，在易幟問題上定會對國府有一個表示。而在9日與日本代表爭吵後，10日東三省保安委員會即通過決議告之日方，東三省易幟將繼續延期3個月。張學良為此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解釋說：「對於日方如此態度，人皆氣憤，惟對付之策，不外三種，一曰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動武，不但東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國協力也無把握。軟化則東三省將成為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時，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於國際間著手運用，折其野心，始有辦法。」而所謂圓滑之法，在張學良看來，就是拖延易幟的時間，散布日本想要獨霸東三省的信息，以引起國際上的關注和干預。而張學良此舉也確實產生了一些效果。美國駐華公使以赴朝鮮為名，有意途經奉天，並表明了承認東三省是中國領土的態度。日本方面對此亦頗不安，不得不派員赴美說明對華政策，以取得美國諒解。這無疑增強了張學良易幟的信心。

  東北易幟此時已是大勢所趨。除了國民政府內部的各種強烈的催逼聲音以外，社會輿論的鼓譟更是不可小視。張學良這時雖然仍力圖通過談判為東三省取得更多利益，如要求國民革命軍停止在熱河、關內的軍事行動，所有軍隊由國民政府收編給餉，三省政治分會人選由三省人員充任，黨務指導委員會須三省政府同意後始成立等。同時，他又不得不頻頻去電蔣介石等人，解釋自己並非對日本警告之事故弄手段，自己易幟決心絕無變更。

  9月中旬，奉軍與國民革命軍東征軍聯手殲滅了在灤河以東、安山以西原屬安國軍的直魯殘軍，這固然與張學良擔心東征軍東渡灤河的考慮有關，卻也證明張學良已與國民政府處於同一戰線。據此，蔣介石再提易幟時間表，希望張學良能夠在雙十節前宣布易幟，從而使國民黨能夠在這一天宣告全國統一基本實現。為此，蔣介石在10月8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常會上特別提議，在中央所提國民政府15名委員中，再增加張學良。蔣介石解釋說：「這件事的意義不僅對內，而且對外，乃統一之中所必須有的。人的問題尚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地方問題。我們要問：統一的中華民國中，究竟包含不包含東三省的地方在內？如果要使國際上承認我們確已統一，要使某國（指日本——引者注）少一些藉口，要使東三省的當局無觀望的心態，迴旋的餘地，只有如此決定去做。」

  1928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宣告改組，張學良與蔣介石等同為國民政府委員。對此，注意到國民政府日漸鞏固並逐漸得到列強各國認可的張學良欣然受命。然而，張學良仍未按照蔣介石的希望於雙十節前宣布易幟。他的解釋是，對日本已經面約以3個月為限，屆期即行易幟。「現計算約定之期，已不甚遠，敝處擬積極準備，事前秘不使知，籌備就緒，即行通電宣布。」與此同時，張學良加緊了與南京國民政府之間圍繞著易幟條件問題的談判。

  張學良這時最關心的問題不外兩個：一是熱河能否繼續控制在奉軍勢力之下，二是東三省省政府人選須由自己推薦後再由中央任命。受命與張學良談判的代表在向蔣介石匯報時即明確指出：「張學良因有殺父之仇，故立志服從國民政府，對關內野心確已放棄，惟對東三省及熱河地盤仍圖掌握。」對此，蔣介石考慮再三，最終都採取了讓步的策略，只是希望張學良能於12月29日宣布易幟，以便於1929年元旦國人慶祝。張學良得到蔣介石同意將熱河歸入東三省和請他推薦東三省各省委員的信息後，馬上於12月24日召開重要軍政人員會議，決議遵循蔣介石的要求，29日宣布易幟。當天，張學良密電奉天省各官員，東三省將於本月29日同時改懸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幟尺寸，查明製備，屆時懸持。

  這個時候，美、英等國抓住日本出兵山東問題不放，日本國內反對黨利用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給日本造成的困難，極力攻擊田中內閣的錯誤政策，日本政府自顧不暇，對中國東北易幟問題明顯地不如過去那樣關切。這無疑也便利了張學良易幟的行動。28日，蔣介石主持國務會議，批准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各廳長任命名單。次日，即29日，張學良在奉天省府禮堂舉行了隆重的易幟典禮。歐美各國駐奉領事均應邀參加了典禮，國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監誓，張學良等人當場宣誓。然後，張學良發表《易幟通電》，宣告東北三省「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

  隨後，國民政府於31日正式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任命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任命翟文選、張作相、常蔭槐、湯玉麟分別為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省政府主席。至此，奉軍正式歸屬於國民革命軍，而中國也在辛亥革命失敗、歷經十幾年四分五裂的局面後，初步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