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黨統之爭與中原大戰

  說國民黨這時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理由為：一是在其一黨政府的名義下，事實上各地方實力派依舊是各霸一方，與南京的關係複雜微妙；二是其黨內派系紛爭嚴重，反蔣派與擁蔣派鬥爭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之勢。尤其是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奪得黨、政、軍大權以來，憑藉軍事實力分派權力和用暴力手段壓制黨內各派勢力的傾向日益突顯，不僅使地方實力派對蔣介石多側目而視，就是眾多自視為國民黨元老的老黨員和許多對孫中山的建國理想有著相當抱負的年輕黨員，也都對蔣介石極端反感與不滿。在他們看來，黨權無論如何都應當高於軍權，否則就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理想的嚴重褻瀆。

  蔣介石並非不想成就孫中山的建國理想，但他的軍人出身和戰爭經驗使他相信，非實現統一則不能順利建國，而要統一就要把握住槍桿子。聽任地方實力派保持割據狀態，容忍黨內各派系你爭我奪，中國照樣還會是一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群雄割據、四分五裂的舊模樣，權力僅及蘇、浙、皖、贛、閩幾省的南京國民政府根本就不可能獲得中央政府的實際地位。因此，北伐戰爭剛一結束，蔣介石想的首先不是如何按照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去厲行黨治，而是如何才能順利達成「削藩」，即取消各地方實力派實權的目的。

  北伐結束時，除屬於中央軍的蔣介石第1集團軍和剛剛易幟過來的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外，最大的割據勢力就是四大政治分會的主席。開封政治分會主席馮玉祥掌握著第2集團軍，據有綏遠、陝西、甘肅、河南、山東5省，有8個方面軍21個軍53個師，另5個旅。太原政治分會主席閻錫山掌握著第3集團軍，據有山西、河北、察哈爾3省及平津2市，有9個軍25個師，另8個獨立旅。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掌握著第4集團軍，據有湖南、湖北2省和冀東地區，有16個軍62個師。另外，廣東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掌握著第8路軍，據有廣東、廣西2省，有5個軍21個師。加上蔣介石的第1集團軍，國民政府屬下的總兵額已達到272個師，超過220萬人，年需經費30.43億元。僅從財政開支的角度，就必須要進行裁兵，因為國民政府財政全年的收入只有40.50億元，嚴重入不敷出。

  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受國民政府委託，在北平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了祭告典禮。蔣介石為主祭，馮玉祥、閻錫山為襄祭，李宗仁等各集團軍重要將領及中央黨部代表吳稚暉與祭。祭典的兩篇祭文均以蔣介石的名義發出。一篇內容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謹派蔣委員中正致革命最敬禮祭告於總理之靈前」，另一篇內容為「弟子蔣中正謹詣香山碧雲寺致祭我總理孫先生之靈前」。當第3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商震代蔣介石讀完祭文後，蔣介石偕馮玉祥、閻錫山趨前恭謁孫中山遺容時，「泣不能忍，放聲大慟」，充分顯示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同事、門人、繼承者當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典禮剛一結束，蔣介石就在隨後舉行的談話會上提出了他的《軍事善後案》，強調北伐成功後，當今最要緊的就是統一軍政和實行裁兵。他的方案是，把全國300個師裁掉250個，留50個，每師1.5萬人，全國共保留軍隊80萬人。裁兵的辦法：將全國分為12個軍區，各區按比例編遣，每個集團軍占1個軍區，其餘8個軍區由中央控制。這個方案明顯地是要削弱馮玉祥、李宗仁和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的軍力，以加強中央政府。因為中央控制8個軍區，加上第1集團軍再占1個軍區，不僅中央政府掌握的軍力大增，而且作為中央軍的第1集團軍分散在9個軍區里按比例編遣，要裁的兵也不多。相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各自只能保留幾個師，這當然讓他們難以接受。馮玉祥首先表示反對，主張裁兵要裁槍枝不全、虛弱不堪、紀律不佳和訓練太差者，否則把別人的軍隊裁掉，把自己的軍隊留著，太不公道。李宗仁、閻錫山隨即附和，蔣介石的方案因此未能通過。11日，蔣介石又提出《軍事整理案》，主張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集團軍總司令等，由上述人員及參謀長、參謀次長合組全軍編遣委員會，擇各集團軍精銳者編為50-60個師，全國軍隊統一編制，打破原編制，輪番易教。此舉意在將軍權統一到中央來，削掉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的軍權。它自然再度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討論兩天亦不得結果。14日再開談話會，蔣介石發表《裁兵意見書》，強調裁兵與否已成為國家存亡之關鍵。最後大家妥協，一致同意在8月召開五中全會再來解決裁兵原則問題。

  8月8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統一後的二屆五中全會。會議最重要的一個實質性內容，就是通過整理軍事案和政治分會廢存案。整理軍事案制定的幾項原則是：（1）軍政、軍令必須絕對統一；（2）全軍軍隊數量必須在最短期間切實收縮，軍費在整個預算上不得超出百分之五十；（3）軍事教育必須統一，各軍、各地不得自設軍官學校；（4）裁兵計劃必須與化兵為工、移兵墾殖、實行良政相結合。對於這些原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不宜公開反對，但具體到軍隊收縮問題上時，各方還是爭吵不休。

  在1929年1月召開的軍事編遣會議上，經過反覆討論，馮玉祥提出了「三有三無加齊全」的裁留標準，即：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者編，無革命者遣；有戰功者編，無戰功者遣；槍械齊全者編，不全者遣。據此，馮玉祥主張：第1、第2集團軍各編12個師，第3、第4集團軍各編8個師，其他部隊編8個師，歸中央直轄。對此，閻錫山認為不妥，他的方針是各集團軍平均編裁，即第1、第2集團軍各編10個師，第3、第4集團軍各編8個師，其他部隊編6-8個師，餘6-8個師由中央直轄。蔣介石這回的策略是儘量調和各方的意見，著重引誘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放棄兵權，到中央來擔任軍政部長、內政部長和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虛職，最終取消政治分會的設置。在蔣介石的協調下，會議在1月17日終於通過了《國民革命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全國現有軍隊分設中央直轄各軍編遣區、海軍編遣區、第1編遣區和按照地區劃分的5個編遣區。中央、海軍和第1編遣區辦事處設在南京；第2編遣區屬馮玉祥的第2集團軍，辦事處設在開封；第3編遣區屬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辦事處設在太原；第4編遣區屬第4集團軍，辦事處設在漢口；第5編遣區屬張學良的東北軍，辦事處設在瀋陽；另外為川、滇、黔、康4省另設一個第6編遣區。縮編後的全國陸軍步兵不得超過65個師，騎兵為8個旅，炮兵為16個團，工兵為8個團，總計兵額為80萬人，軍費以國家總收入的40%為限。各集團軍均保留11個師，中央可控制3個編遣區。而根據《國民革命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的規定，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力收歸中央，國民政府將下令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等，各部隊只能在原地駐紮，聽候點編，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與任免軍官。這樣一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的軍事大權至少形式上被剝奪掉了。明白了這一點之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頗難接受。他們很快從相互爭吵轉為相互同情，對會議採取消極抵制態度。大綱通過歸通過，大家卻沒有辦法就具體開始編遣工作取得一致意見。隨著閻錫山回了太原、馮玉祥不辭而別，會議不得不在25日宣告結束。

  

  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的抵制，使蔣介石大為惱火。迷信槍桿子的蔣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殺雞儆猴。這個時候，閻錫山的晉軍遠在山西、河北、察哈爾和平津地區，對南京中央政府威脅不大。馮玉祥的西北軍橫陳於綏遠、陝西、甘肅、河南、山東一線，兵力集中，背靠晉軍，在北伐中又戰績卓著，不少部隊有戰鬥力，單靠第1集團軍用軍事辦法來解決頗感困難。這時最容易對付也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李宗仁的桂系勢力。桂系這時控制了廣西、湖南、湖北和冀東等地，一方面對南京中央政府威脅最大，另一方面兵力又相對分散，因為其全部20餘萬人裡面，僅被隔絕在冀東者就有3個軍另2個獨立旅，且其中相當部分並非廣西兵，而是不久前歸順的唐生智舊部。鑑於此，蔣介石迅速準備制訂在軍事上解決桂系、奪取兩湖控制權的計劃。

  蔣介石採取的是激怒桂系的做法。他首先向桂系任命的湖南省主席、江西朱培德的舊部魯滌平表示善意，進而開始通過江西陸路向魯滌平輸送武器彈藥，進行收買。魯滌平接受蔣介石的武器彈藥，不能不使桂系深感威脅，因為湖南一旦為蔣介石所控制，桂系的力量馬上就會被腰斬。身在武漢的胡宗鐸、陶鈞和夏威3位軍長得知此消息後，未與仍在南京的李宗仁商量，就怒不可遏地於2月中旬策動武漢政治分會撤了魯滌平的職，另委任唐生智舊部、第35軍軍長何鍵為湖南省主席。與此同時，武漢政治分會還指派第15師師長夏威、第52師師長葉琪率軍入湘，要根本解決魯滌平的第18師。

  武漢政治分會的做法，給了蔣介石對桂系動武的口實。因為以武力方式強行任免地方官，違反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對政治分會權限的規定和編遣會議上所作出的各部隊不得擅自調動的規定。蔣介石據此首先派人去上海，請出一年多前被迫下野的唐生智，要他派代表帶巨款到天津去「活動」，讓其舊部李品仙和廖磊在中央政府興兵時倒戈。同時，蔣介石為防止廣東政治分會到時候會站在桂系一邊，假意歡迎李濟深到京調處，結果是把他押到湯山軟禁起來，再用重金收買了廣東的陳濟棠，以陳濟棠替代了李濟深的位置。蔣介石甚至還大膽地把工作做到了武漢政治分會的內部去。他得知桂系駐湖北的3個軍中，只有第7軍是中堅，軍長夏威和官兵多是廣西人，其他第18軍、第19軍軍長胡宗鐸、陶鈞都是湖北人，且陶鈞是被破格提拔起來的，第7軍中一些資格老的軍官對此意見很大。因此，蔣介石首先想到去拉攏胡宗鐸和陶鈞，密派人許以第4集團軍司令和湖北省主席等職務；遭到拒絕後，蔣介石轉而根據密報，用金錢去收買了新任15師師長的李明瑞和57師師長楊騰輝。李明瑞自恃在北伐中戰功赫赫而不被重用，不但對胡宗鐸、陶鈞有意見，對李宗仁也有意見。於是，他在與表哥俞作柏商量後，很快即表示願意倒戈。

  經過一個月緊鑼密鼓的秘密活動之後，蔣介石於1929年3月21日發表了《關於湘事之聲明》，以武漢政治分會不顧中央編遣會議決議之規定，擅自調動軍隊，擾亂湘贛，且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員為由，指責桂系破壞政治統一和中央威信。隨即，蔣介石下令調徐州的劉峙、蚌埠的顧祝同、兗州的繆培南、廬州的朱紹良、新浦的蔣鼎文、揚州的方鼎英、蕪湖的曹萬順、壽州的夏斗寅等，組成第1集團軍戰鬥序列，集中在潛山、太湖、黃山、九江一線，由何應欽任參謀長，蔣介石親任總指揮，向武漢推進。同時，蔣介石還下令朱培德指揮江西的軍隊西攻武長路，截斷桂軍南路，下令馮玉祥手下的韓復榘指揮第3路軍，由豫南向南挺進。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布免去了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的職務，要他們聽候查辦。他還利用這一機會，通過中央政治委員會，進一步致電各政治分會、各省市政府，宣布：「查中央第189號會議議決，各政治分會延至3月15日以前裁撤。自即日起停止開會，結束裁撤，並將結束情形呈報備案。」

  1929年3月15日，是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三全大會」）召開的日子。但這個大會從一開始就在國民黨內部遭到相當多人的抵制。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原有委員和候補委員80多人，除了被開除的中共黨員和親共的左派外，這時還有50餘人，他們都是大會的當然代表，卻有一半以上沒有出席大會，原因就是多數人對大會持強烈抵制態度。除桂系委員以外，以廣東國民黨人為骨幹的國民黨改組派反對的態度最為激烈。改組派堅決反對蔣介石為加強所謂中央權威，以所謂「從未違反本黨言論或行為」為標準，主要用指派和圈定的辦法來挑選三全大會的代表。但蔣介石這時已轉而和胡漢民攜手，對此不為所動，完全控制了三全大會的籌備工作。大會召開後，各種極端言論自然甚囂塵上。有代表公然提出《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張不要太拘泥於證據而使反革命分子漏網，「凡經省或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此案雖未成立，但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仍舊堅持，中國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可以對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加以限制；人民必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否則不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會自然不會寬容任何反對派。會議很快通過了永遠開除陳公博、甘乃光黨籍，停止顧孟餘黨籍3年，書面警告汪精衛等決議，並且順帶將李宗仁、白崇禧開除出黨。改組派的鬥爭遭到明顯的挫敗。

  國民黨三全大會28日在南京剛一閉幕，蔣介石馬上就展開了討伐桂系的軍事行動。國民政府的軍事討伐一展開，蔣介石的幕後活動馬上奏效。冀東李品仙首先倒戈，唐生智趕到天津重新統領舊部，白崇禧不得不只身泛海南逃，與逃往上海的李宗仁一同經香港轉回廣西去指揮作戰。武漢的胡宗鐸、陶鈞指揮桂軍分5路迎戰中央軍於鄂、豫、皖、贛交界處，正面由胡宗鐸的第19軍擔任，右翼是陶鈞的第18軍，左翼是夏威的第7軍。而夏威恰好生病住院，將第7軍的指揮權交給了李明瑞。3月30日，蔣介石下達了攻擊令。4月2日，中央軍進到劉家廟後，李明瑞即指揮左翼的15師和57師向西北撤至花園、孝感一帶，並公開表明了反對李宗仁、白崇禧和胡宗鐸、陶鈞的態度。胡宗鐸、陶鈞見此急忙下令全軍退往鄂西方向，武漢遂告陷落。21日，胡宗鐸、陶鈞、夏威3人被迫通電下野，餘部全都被繳械改編。

  解決了湖北的桂軍後，蔣介石馬上就打電報給廣西的黃紹竑，令其將李宗仁、白崇禧扣留後交南京國民政府查辦。黃紹竑自然不會聽命於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決定孤注一擲，指揮廣西的桂軍沿西江東下進攻廣州。蔣介石這時又成功地收買了湖南的何鍵，任命何鍵為討逆軍第4路總指揮，率湘軍進攻桂北；任命陳濟棠為討逆軍第8路總指揮，沿西江進軍廣西。同時，他還用軍艦運李明瑞、楊騰輝部溯西江而上。至6月間，在蔣介石的分化瓦解政策下，還未經過大規模激烈交戰，桂軍就不戰自潰，幾乎全軍覆滅，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等被迫逃往香港。

  這邊桂系剛剛被打垮，那邊改組派又舉起了「護黨救國軍」的大旗，想要興兵討蔣。汪精衛、陳公博等所依靠的對象主要是張發奎和7月7日剛剛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廣西省政府主席的俞作柏。恰好蔣介石利用打敗桂系的餘威，於8月間不顧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反對，召開了編遣實施會議。在既沒有李宗仁、李濟深參加，也沒有馮玉祥、閻錫山參加的會議上，蔣介石單方面強硬決定各編遣區保留的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全國編成的軍隊總數增加到65個師，軍人和黨政人員不得互相兼職。由於蔣介石以中央的名義裁別人的兵，擴自己的兵，只限制別人，不限制自己，原本就高度重視軍隊和地盤的各地方實力派對此自然忿忿不平。尤其是馮玉祥部，對桂系的瓦解更是深懷惺惺相惜的感覺。第2集團軍在北伐中屢經鏖戰，戰功卓著，卻沒有得到任何實惠，將領中許多人對蔣介石極其不滿。3月28日，中日達成解決「濟南慘案」協議，規定山東日軍兩個月內撤出。馮玉祥部將領、山東省政府主席孫良誠立即布告準備善後，馮玉祥並派2個師的騎兵到山東準備協同接防，又遭蔣介石的阻攔。蔣介石電令外交、陸軍兩部及孫良誠，告以山東接防須由中央另派負責人員。此舉不能不讓馮玉祥及其部屬更加不安。5月5日，馮玉祥因南京國民政府剋扣河南賑糧，憤而致函蔣介石，指責其不履行第1、第2集團軍待遇一律的承諾。蔣介石回電辯解說：第1、第2集團軍發餉未能一致，是因為環境關係，因為第1集團軍多屬東南地區人，生活水準一向較高，欠餉稍久即難維持，而西北士兵習勞耐苦，「此歷來習慣與實際生活使然」。這種辯解自然更加刺激了馮玉祥和他的部下。

  眼看蔣介石的威脅越來越大，馮玉祥部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等於5月15日通電反蔣，推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但蔣介石對此早有準備。這邊戰事尚未發動，蔣介石已先下手為強，成功地買通了韓復榘和石友三。馮玉祥變生肘腋，進退失據。24日，國民政府下令緝拿馮玉祥，馮玉祥不得不接受閻錫山的建議，於27日通電下野出洋。旋即應閻錫山之邀，避於太原。

  李宗仁、馮玉祥的遭遇，更進一步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恐懼。注意到這種情形，改組派更加積極活動，極力聯絡和推動汪精衛舊部張發奎、唐生智等奮起反蔣。9月17日，張發奎在改組派推動下在湖北宜昌發出通電，力主汪精衛回國主政，要求取消三全大會選出的代表。25日，在法國的汪精衛和陳公博等發表宣言予以響應，主張由國民黨第二屆中執委行使職權，改組國民政府，重開三全大會。27日，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第15師師長李明瑞通電響應。新一波反蔣行動就此拉開帷幕。隨即，剛剛在蔣介石幫助下取得了兵權的唐生智，在河南舉兵參加反蔣。馮玉祥的部下孫良誠、宋哲元、劉郁芬，閻錫山的部下商震等亦聯名通電，聲援張發奎。從法國趕回到香港的汪精衛，轉而以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的名義，委任了「護黨救國軍」第3至第8路總司令，即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何鍵、胡宗鐸、李宗仁，並有意把第1、第2路總司令的位置留給了閻錫山和馮玉祥。

  10月初，馮玉祥與閻錫山達成了反蔣協議，決定重新使用過去國民軍的名義，閻錫山任總司令，馮玉祥任副總司令。馮玉祥馬上派部屬密告宋哲元等，要其速集兵力先占鄭州，伺機進攻武漢，直搗南京。9日，國民黨中常會推舉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總司令。次日，宋哲元、劉郁芬等致電閻錫山、馮玉祥，指責中央「施政不顧民生，用人不求賢能，財政不公開，政治不廉潔」，隨後即通電反蔣。馮玉祥軍在這一波反蔣戰爭中首先與蔣介石的中央軍在豫西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不料，閻錫山反蔣的態度又發生了反覆。他不僅遲遲不就國民軍總司令職，不發請蔣下野的通電，反而與南京的使者密切交往，表示不變更擁護中央、維護和平的態度。閻錫山的反覆使一度重新鼓起勇氣的馮玉祥頓時陷入到一種「進退維谷，啼笑皆非，心境焦慮，殆難名狀」的困境之中。很快，閻錫山於11月5日倒向了國民政府一邊，接受了國民政府委任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馮玉祥軍自此再無單獨作戰之勇氣，不得不退回陝西以求自保。

  在馮玉祥的形勢岌岌可危之際，改組派的「護黨救國軍」才剛剛搭起了一個架子。李宗仁從香港回到廣西，與從湖北轉入湖南又進入廣西的張發奎部組成了張桂聯軍，準備攻取廣東。湖北的胡宗鐸、安徽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和負責豫西軍事及善後的第5路軍總指揮唐生智，這時也才正式興兵反蔣。而各路「護黨救國軍」番號雖然統一起來了，作戰卻沒有統一的指揮，仍是各行其是，最終也只能被蔣介石各個擊破。1929年的一系列戰爭的結果，南京國民政府明顯地占據了上風。

  1930年1月1日，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宣布經過不屈不撓之努力，「叛亂黨國之徒，次第削平，從今年起，當可漸現和平曙光，舉訓政之綱，上建設之軌」。令蔣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其專恃武力以削平地方實力派的做法，並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更大規模的反抗轉瞬間又爆發了。這次領頭的，是1929年12月20日與張學良聯名發表「號電」宣稱擁護南京中央、進而在元旦當天被國民政府授予一等寶鼎勳章的閻錫山。

  閻錫山所以要舉旗反蔣，直接的理由是因為不贊成蔣介石堅持以武力的方式討伐異己。實際上，在李宗仁、馮玉祥兩大地方實力派被蔣介石合縱連橫的策略搞垮之後，閻錫山難免會有兔死狐悲之感，害怕自己會成為蔣介石繼續堅持統一軍政的下一個目標。他很清楚，按照目前這種發展趨勢，只要蔣介石當權一日，自己就註定了要有與蔣介石兵戎相見的一天。他也注意到原來同在北方的馮玉祥的第2集團軍經過兩度失敗，已經不可能對自己形成威脅，而聽任這支部隊退往西北，自己的軍隊和地盤馬上就會暴露在南京中央軍的威脅之下。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閻錫山不能不試圖與蔣介石一搏。在他看來，只要能夠爭取到理應有著同樣隱憂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的支持，再加上南方「救黨護國軍」和改組派的配合，打出反對蔣介石武力政策的正義旗號，事情就有可為。

  1930年2月1日，閻錫山起草好了要蔣介石下野的通電稿，發給張學良，請其表示意向。苦候數日未得回音，閻錫山不得不於10日獨自發出「蒸電」，提出「武力統一不特不能成功，且不宜用於民主黨治之下」，要求蔣介石放棄武力政策，並表示願意與蔣介石一同下野。蔣介石兩天後復電閻錫山，強硬聲稱：政府動用武力，純因地方反動軍人憑藉武力謀危黨國所致，革命救國本為義務，非為權利，不容推諉卸責，以此拒絕了閻錫山的批評和要其下野的請求。閻錫山13日再電蔣介石，強調國民黨的分裂、國民革命軍的自相殘殺、國家財政困難等種種問題，均因蔣介石專擅自為、堅持武力政策所致。雙方因此你來我往，大打電報戰。閻指責蔣凌駕於黨國之上，且以擴張個人中心之武力為目的；蔣反駁說自己受總理之託付，服從黨國之命令，執行黨國所賦予之職權，為黨國掃除叛逆，目的僅在造成黨國健全之武力，用以戡亂並實現主義。閻批評蔣介石所依據的國民黨三全大會不合法，稱「三全大會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純粹選出者只73人」，據此以發令編遣討伐，無異於蔣一人之命令。因而與馮玉祥等聯名通電，要求黨員總投票決定黨統。蔣則毫不示弱地辯解說：指定圈定的辦法始於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所決定，今反對此種代表產生方法，無異於反對二中全會與黨員全體。況且閻即因此而當選的委員之一，當時亦未見閻有反對此種方法之表示，「忽於今日要挾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詞，真愛黨國者果如此乎？無怪論者謂：兄別有用心，僅以此為倡亂之口實而已。」

  電報戰打到3月初總算告一段落，因韓復榘、石友三突然受蔣介石策動，通電主張和平，閻錫山一度發生了動搖，於3月5日通電錶示願意下野出洋。6日閻錫山赴五台山與馮玉祥長談，次日其親信再見馮玉祥並長談，閻錫山最終聽從了馮玉祥的勸告，放棄了下野的想法，並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反蔣準備工作。一切準備就緒後，第2、3、4集團軍將領57人於15日聯名通電擁護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為副司令。18日，汪精衛從香港發來電報，力主閻錫山從速組織政府，並力推閻錫山自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資號召。各反蔣派於是再度攜手，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於4月1日分別於太原、潼關和桂平通電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副司令。閻、蔣之間的電報戰，至此迅速演化成反蔣派與擁蔣派之間的一場大對決，訴諸武力已成必然。閻錫山在就職通電中就明白鼓動說：「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人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作威作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

  對於閻錫山的義正辭嚴，蔣介石早有軍事上的準備。閻錫山2月10日通電發出後，蔣介石即電告何成浚、劉峙抓緊擬定作戰計劃，並要求兩人於20日前將平漢路各軍集中完畢，要何應欽增調部隊到徐州和宿州。與此同時，蔣介石依照其一貫的做法，迅速開始做合縱連橫的工作。他再三聯絡張學良，要其負責處理西北事變，並通過張來牽制韓復榘、石友三，說明中央意在和平，若開啟戰事則責任在閻不在中央。隨後，鑑於閻、馮、李等否認南京中央，自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副司令，南京國民政府為維護其法統地位，毫不猶豫地於4月5日公開下令通緝閻錫山了。

  事實上，自從閻錫山與蔣介石打起電報戰之後，國民黨內反蔣各派勢力也很快地聚集到一起來了。除汪精衛提議儘快另立國民政府以外，3月下旬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都趕到北平召開會議，共商組織中央擴大委員會，解決黨政問題。只是由於改組派堅持以1926年在廣東召開的二全大會為正統，西山會議派堅持以在上海召開的二全大會為正統，雙方因此未能達成協議。

  還在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互爭正統的時候，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大戰已經於1930年5月中旬正式開打。這場史稱「中原大戰」的戰爭，分為南、北兩個戰場。北方的主戰場在河南，支戰場在山東，分別沿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線進行，以隴海線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改編後的馮玉祥的第二方面軍和閻錫山的第三方面軍，再加上再度反正過來的石友三的第四方面軍。南方戰場在湖南，沿湘江進行，以衡陽附近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面軍。不過，雖然這一次反蔣各派齊心合力，準備充分，進攻卻仍由南京方面發動。

  南京國民政府的討逆軍還在5月1日就已經確定了進攻計劃，並於11日發起了總攻。中央軍與閻錫山、馮玉祥的部隊首先在隴海線及魯西皖北地區開始交戰。北方戰局一開，李宗仁即指揮桂系軍隊聯合張發奎部，以主力分三路入湘，蔣介石遂令陳濟棠派遣粵軍援湘，同時令朱紹良部開抵漢口援湘。6月2日，第27軍夏斗寅部、第31軍錢大鈞部在向湘潭推進的過程中與桂張聯軍展開惡戰。5日，桂張聯軍攻占長沙，朱紹良、夏斗寅及錢大鈞部被迫退入湖北境內，湖南守軍何鍵部亦被迫退入湘西。隨著桂軍8日攻下岳陽，張發奎部擊敗受命來援的魯滌平部，桂張聯軍大有直下武漢之勢。不料負責掩護桂張聯軍北上的黃紹竑部未能及時趕上張發奎和白崇禧指揮的入湘部隊，被粵軍蔣光鼐、蔡廷鍇部乘虛奪取了衡陽城，使桂張聯軍被截為南、北兩段。由於部隊輜重給養都滯留在湘桂邊境，李宗仁不得不回師衡陽以打通這一關係湘桂聯絡的交通樞紐。結果，桂張聯軍7月初反攻衡陽失利，被迫退回廣西全州。這樣，在中原大戰的南方戰場上，雙方交戰不過兩月即以南京中央討逆軍的勝利宣告結束了。

  北方戰場的形勢轉換，較南方戰場還要曲折一些。南京中央討逆軍第2軍團5月中首先攻下馬牧集、歸德、寧陵和民權等地。5月下旬，討逆軍在蘭封、杞縣與反蔣聯軍主力發生惡戰，被迫退至舊考城、民權一線構築工事，與反蔣聯軍形成了長時間對峙的局面。而討逆軍第3軍團分三路出擊，試圖攻占許昌、新鄭、鄭州，將河南戰場的西北軍分割成東、西兩半。但馮玉祥親自指揮許昌之戰，致使第3軍團在遭受嚴重傷亡後被迫全線敗退。6月中旬退至漯河、北舞渡一線後，才靠陣地戰立住腳跟。而在山東，晉軍也於6月下旬打下了濟南。

  7月，反蔣聯軍在北方戰場取得優勢的情況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也終於找到了合作的辦法，即兩派聯名發表宣言，粵二屆發表提議召集擴大會議宣言，再由滬二屆發表贊同宣言，署名皆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兩派握手言和，關於召開北平擴大會議的議決遂於7月13日宣告成立。其宣言公開否認南京舉行的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合法性，自認承繼黨統，指責蔣介石「託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自由無一保障」，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去此敗類，為國民去一蟊賊」。

  北平擴大會議剛一結束，汪精衛即從香港動身趕赴北平。7月23日，汪精衛到達北平即與西山會議派代表謝持、鄒魯等就今後黨務辦法達成了一致的意見，決定要籌備召集國民會議，制定基本大法，且要另組中央政府，與南京爭正統。

  8月7日，擴大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平懷仁堂召開，汪精衛為主席，通過了《中央政府會議規則》等文件，並推舉出常務委員會委員7人，即汪精衛、趙戴文、許崇智、王法勤、謝持、柏文蔚、茅祖權。擴大會議並決定展開黨員重新登記和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等項工作。擴大會議發表的宣言明白提出七大主張，即：國民會議為孫中山救國之唯一方案，訓政時代必有約法以保障民權，地方自治沒有民眾參加則沒有民主可言，黨、政、軍必須分開，反對以一黨專制之名行一人專制之實，反對以集權之名行一人獨裁之實，反對以黨治之名排斥黨外人才等。經過一番緊張的磋商和籌備，在9月1日召開的擴大會議第五次會議上，與會者一致通過了汪精衛起草的《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舉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李宗仁、張學良、謝持、唐紹儀7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被推舉為政府主席。

  北平國民政府的成立，表面上看使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政治目標嚴重受挫。但是，8月15日，南京中央討逆軍奪回了濟南，晉軍被迫退至黃河以北，軍事形勢卻變得對反蔣聯軍不利了。本來就搖擺於雙方之間、更看好南京國民政府的張學良，自然對北平國民政府委員的名義不以為然。就在北平國民政府宣布政府委員名單後的第二天，即9月2日，張學良就向閻錫山的代表傅作義表示，他並沒有贊同另立一個中央政府。3天後，張學良更直接致電閻錫山，稱在北平組織政府並推自己為政府委員一事，事前並未與聞，實難接受。不僅如此，張學良還要求被北平國民政府委任為各部會首長的顧維鈞、羅文干、湯爾和、沈鴻烈等，或馬上離開北平回瀋陽，或致電北平擴大會議表示婉拒。然後，張學良很快接受了蔣介石開具的條件：平津地區及黃河以北歸其節制，由南京支付500萬元作為出兵入關費用，再另借1000萬元幫助東北整理奉票及鐵路外債。

  9月18日，張學良公開發出「呼籲和平，即日罷兵，靜候中央（即南京國民政府——引者注）措置」的通電，同時派遣于學忠、王樹常率東北邊防軍第1、第2軍於20日後相繼入關助蔣。反蔣聯軍在南北兩面夾擊下，不得不迅速撤出整個平津地區。9月21日，東北軍順利接收了天津，次日進駐了北平。10月9日，張學良在瀋陽正式就任南京政府授予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職。17日，王樹常在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職務；20日，于學忠就任天津衛戍司令職。兩周後，反蔣聯軍在軍事上完全失敗，閻錫山、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中原大戰以反蔣派全面失敗而告結束。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