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與寧漢合流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於原江蘇省議會門外舉行了成立典禮，並在公共體育場舉行了「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黨權」大會。典禮現場的主席台上，兩旁的對聯是「人民平等」「世界大同」，橫額大書「建設民主政治」，以標榜當政者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經由蔡元培授印，胡漢民代表受印之後，南京國民政府便草草地宣告建成了。當天，南京國民黨人還發表了《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宣言》《國民政府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等，以公開宣告自己的政治理念。

  南京國民政府出於承襲法統和團結黨內各派的考慮，仍以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時推舉的國民政府委員和常務委員為基礎，組建國民政府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除國民政府委員會考慮到時局變動的情勢，由原先的25名增加到29名外，常務委員會委員基本未變，仍然是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張靜江、胡漢民、伍朝樞、古應芬7人。因汪、譚、宋此時仍在武漢，故常務委員會由已經到寧的胡漢民、張靜江、伍朝樞、古應芬暫行職權，胡漢民主持政府工作。與此同時，他們公開電請汪、譚、宋依照政府定都南京的政策，早日赴寧「行使職權」。同時，他們用了10天左右的時間，先後任命古應芬為財政部長，伍朝樞為外交部長，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胡漢民、丁惟汾等為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算是粗粗搭起了一個政府的架子。

  南京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因此，政府建立伊始，胡漢民就公開宣告：「在國民黨之下，無論何人，須服從黨義，認定黨以外無黨，而黨以內更不能有其他之跨黨分子搗亂。」換言之，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的政府，其行使之權由國民黨授予，國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長、國府委員，及其特派、特任官吏及政務官的人選，統統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罷免；其政綱政策等，也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交由國民政府執行。所以，國民政府行使治權時，其實是要向國民黨負責的。

  但是，這個時候的南京國民政府，乃至南京國民黨中央，卻都得受制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因為按照1926年7月7日公布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不僅前方接戰地域軍、民、財政、交通和外交各項大權得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內設立的戰地政務委員會負責，而且後方非戰地域的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亦得服從並服務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指揮的前方軍事行動。而4月29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84次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和5月2日第86次會議通過的新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亦在事實上默認了這種狀況。這意味著，南京國民政府，乃至國民黨中央，都不得不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節制」。這種黨權、政權與軍權的複雜關係，自然也就造就了南京國民黨人內部新的紛爭的溫床。

  當然，這個時候南京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還不是來自南京國民黨人內部，而是首先來自上海和武漢另外兩個國民黨「中央」。這是因為，還在蔣介石等人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之前，國民黨就已經有了武漢和上海兩個「中央」了。對上海西山會議派另立的「中央」，因雙方這時政治上已無隔閡，且西山會議派既無軍隊，又無政權，因此解決起來相對容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不久，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胡漢民就宣布取消了「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進而更在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恢復西山會議派林森、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石瑛、覃振、石青陽、茅祖權、沈定一等18人的國民黨黨籍。雙方的合作已無根本性的障礙。惟寧漢之間的矛盾，卻要複雜許多。

  這時國民黨名義下的各種力量基本上呈三足鼎立之勢。第一方力量為蔣介石系與李宗仁桂系合作，占據著江蘇、上海、安徽、浙江、福建一帶，控制著南京黨軍政大權。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軍閥勢力，也多改掛國民黨黨旗，站在南京方面。再加上粵軍將領李濟深和桂系黃紹竑控制著廣東和廣西兩省，與南京遙相呼應，其力量自然相對較強。第二方力量武漢「中央」乃廣州「中央」之延續，有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時合法推舉的政府主席汪精衛為政治領袖，有眾多國民黨中央執監委，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根據地，並由湖南將領唐生智主持軍事，其力量稍弱，卻自居正統，底氣十足。第三方力量有占據河南及陝西、甘肅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有占據山西、綏遠和直隸一部分地區的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閻錫山。兩人在北方的力量舉足輕重，不可小視，卻游離搖擺於寧漢兩個「中央」之間，力主寧漢調和，對寧漢雙方具有相當的牽製作用。

  武漢國民黨「七一五」分共之後，寧漢對立和衝突的解決呈現出戲劇性的局面。1927年7月中旬，馮玉祥數次致電寧、漢政府及汪、蔣，呼籲雙方停止攻擊，來開封會商，南京取消中央及政府名義，武漢政府遷寧或在寧設立政治分會，雙方公認應當負疚之人應自動下野，聽候四中全會決定，做最後任免，以此實現和平統一，共同北伐。馮玉祥電報發出時，恰逢直魯軍攻陷徐州，南京北伐軍全線動搖，紛紛自魯南撤退，蔣介石不得不親率第1軍第21師抵達蚌埠，會同第6軍、第10軍、第33軍、第37軍、第40軍、第44軍意圖反攻。然而南京方面第10軍、第40軍、第44軍等將領這時卻看好武漢方面的正統地位，紛紛請求武漢方面加委，對作戰頗不積極。注意到這種情況，武漢方面自然十分振奮，因而一面表示有條件地歡迎馮玉祥的提議，一面公開指責蔣介石「在南京僭竊」、「橫行無忌」、「取捨予奪，為所欲為」，揚言「中央黨部及政府之統系，不可失墜，此必以死爭」。殊不料8月1日武漢政府自身也遭遇挑戰，中國共產黨策動武漢政府領導下的部隊在南昌發動了起義，這使得汪精衛及武漢政府向南京叫板的資本也不得不大打折扣。好在8月2日孫傳芳、張宗昌的直魯軍對南京軍隊發起反攻，蔣介石指揮失措，造成全線潰敗。結果是寧漢雙方都深感相互妥協、合力北伐之重要。6日，汪精衛在《國聞周報》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承認自己「反共過遲」。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介石等也聯名向汪發出賀電，對武漢政府以前之「容共」表示諒解，說明中共既已退出，今後再無兩派爭執，贊同召開四中全會，歡迎漢方重要人物赴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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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寧方的北伐軍大舉南退、孫傳芳軍即將渡過淮河、南京形勢岌岌可危，武漢方面再度提出倒蔣問題。唐生智於9日公開通電反蔣，並且指揮東征軍向南京逼近。汪精衛等則於次日復電李宗仁等，重申武漢的中央黨部及政府為「黨國之最高機關」，唯願通過中央全會解決個人責任、機關改組和統一全國之政府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國民黨中央內部明顯地出現舍蔣求統的呼聲。12日，南京國民黨召開中央執監委員會議，討論與武漢的關係問題。李宗仁、白崇禧明確提出為團結本黨，顧全大局，請總司令離開一下的意見。迫於形勢和黨內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於當晚將軍事權交給何應欽、李宗仁和白崇禧三人負責，自己轉去上海，於次日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決定下野。14日，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也決定與蔣同進退，故聯名致電馮玉祥，宣布辭職。南京政府隨即陷於半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李宗仁等盛邀汪精衛等到南京「柄政」。汪精衛於17日正式提議遷都南京。1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5次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遷都宣言，並撤銷了對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李濟深、張靜江、蔣介石、古應芬、蕭佛成、陳果夫等人開除黨籍的處分。22日晚，李宗仁與武漢方面主要領導人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陳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潛等在九江舉行會議，商定武漢政府於9月3日前遷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而為一，並於9月15日召開第四次中央全會。會後，譚延闓、孫科隨李宗仁由九江趕赴南京，以安寧方之心。汪精衛等則留在九江，準備東遷。至此，寧漢雙方終於達成了初步的諒解。

  寧漢妥協，南京方面得以集中全力對付孫傳芳的進攻。8月26日，孫軍攻占南京東北郊的棲霞車站、龍潭車站和棲霞山、烏龍山部分陣地，截斷了滬寧交通線。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當即速調桂系第7軍、第19軍趕到南京以東，協同何應欽的第1軍作戰。27、28日，寧軍與孫軍激戰不已，陣地得而復失。至29日，寧軍又調第40軍及海軍增援，於30日向龍潭發起反攻。戰至31日，終於取得龍潭大捷，殲滅孫軍萬餘人，俘虜官兵3萬餘人，並再度渡江北上，徹底解除了來自孫傳芳的威脅。

  南京的威脅不復存在，李宗仁等對汪精衛堅持以正統自居的態度自然也就不像龍潭大捷前那樣溫順謙恭了。9月1日，江蘇省黨部、南京特別市黨部召集省、市各機關、團體代表聯席會議，蔣作賓、王伯群、鈕永建等發表演說，強調寧漢合作是忠實同志團結一致的結果，並非投降武漢。會議通過「電促汪精衛徹底覺悟，即日內下野，以謝黨國」等9項決議案。隨後，浙江政治分會、江蘇省黨部、南京特別市黨部等亦紛紛通電應和。為緩和因正統之爭所引發的衝突，汪精衛特別做出姿態，要譚延闓、孫科專程赴滬，說明寧漢均有過錯，應相互諒解，力邀胡漢民等回南京參加二屆四中全會。不料胡漢民堅決不買帳，當面斥責有過錯者是武漢各人，並聲明：「四次全會萬不能開，漢方亦無主持會議可能。因其多賣黨罪人，應受黨員裁判，安有資格列席？」

  9月5日，汪精衛偕顧孟余、徐謙、陳公博、朱培德等抵達南京。在當晚的歡迎宴會上，汪公開強調寧漢雙方均有過錯的說法，表示一切黨國大計當可取決於第四次中央全會。誰知南京街頭這時遍貼反汪標語，而譚延闓、孫科從滬返寧的報告，更讓汪精衛受刺激。8日，南京召開特別會議，李宗仁明確提出，要開四中全會，必須邀請寧方委員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否則不足以表現寧漢合作的精神。汪精衛自知處境不利，不得不做出高姿態，願親去奉化請蔣介石復職，自己引咎辭職。次日汪即赴上海，降低身價，自認過錯，但仍被胡漢民、吳稚暉拒於門外。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雖見了汪，卻嚴厲批評武漢政府為非正統，武漢方面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也屬非法，因此汪精衛根本沒有召開四中全會的資格和理由。汪隨後再去拜訪西山會議派的張繼、許崇智等，後者也同樣反對召開四中全會，並且反對蔣介石回來參加。10日，汪精衛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孫中山故宅舉行非正式會議，提議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仍遭西山會議派反對。不得已，汪只好同意在上海先召開寧、漢、滬三方參加的談話會。

  9月11日，三方談話會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寓所舉行。除蔣介石、胡漢民兩人未到外，三方共到中執監委等21人，推譚延闓為主席。會上，汪精衛再次提出召開四中全會的主張，當即遭到寧方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人的堅決反對，並且要求汪精衛引咎辭職，徐謙、陳公博、顧孟余等因與共產黨關係密切，還不得進入中央黨部。為打破僵局，孫科提出折衷辦法，主張避開三中、四中全會之爭，由寧、滬、漢三方對等推出成員，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圖補救辦法。孫科的提議，得到了寧方和西山會議派的贊同，汪精衛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最後大家共同商定，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特別委員會除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外，應負責統一各地方之國民黨黨部並籌備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寧漢兩政府之合併及改組方法及人選，亦由特別委員會決定。

  次日，三方共同推出了特別委員14人，即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稚暉、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深、何應欽、白崇禧。加上三方各自推出的6人，合計特別委員有32人。由於特別委員會的成立否定了武漢的正統地位，汪派骨幹陳公博、顧孟余、徐謙等又被排斥在外，因此引起了武漢方面部分人的強烈反彈。13日，汪精衛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漢方面的譚延闓、孫科、朱培德、顧孟余、陳公博等秘密商議對特別委員會的態度問題。譚延闓、孫科等力陳舍此別無他法可循；陳公博、顧孟余則堅決反對，主張不應參加。雙方激烈爭執，無結果而散。汪精衛知道無法挽救，決定消極抵制，當晚通電引退，偕顧孟余秘密離滬赴九江，陳公博、徐謙也相繼宣布引退並離滬。

  9月14日，三方代表乘專車赴寧。15日，寧漢雙方委員在南京成賢街中央黨部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臨時會議，滬方中央執行委員則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開會，分別通過了組織特別委員會的決議和人選名單。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開會，宣告寧、漢、滬三個國民黨中央合流。但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等均未到會，到會的多是桂系和西山會議派的人物。在此後的會議上，推舉汪精衛、蔡元培、謝持為常務委員，葉楚傖為秘書長；推舉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寵惠等47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5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推舉于右任、方振武、方聲濤等67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白崇禧、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李濟深、汪精衛、胡漢民、唐生智、程潛、馮玉祥、蔣介石、楊樹莊、譚延闓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宣誓就職。同日，發表國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了6條施政方針，包括繼續北伐，削平軍閥，完成全國統一和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以及肅清共產黨等。特別委員會的成立與國民政府的改組，算是在形式上結束了國民黨三個中央鼎立的局面。

  不過，失去合法領袖地位的汪精衛和被特別委員會排斥在外的唐生智對此都極為不滿。就在特別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夕，握有重兵的唐生智完成了對兩湖地區的控制，且利用前此東征的機會，已將其軍事力量推進到安徽境內，因而成立了湘、鄂、皖三省聯軍總司令部，自己親任總司令。得知汪精衛宣布引退，上了廬山，唐生智隨即派人邀汪轉赴漢口。21日即國民政府改組次日，兩人就商定成立武漢政治分會，控制湘、鄂、皖，與特別委員會分庭抗禮。武漢政治分會中唐生智、顧孟余、陳公博、孔庚和鄧籌荃5人為常務委員。汪精衛為立於主動地位，有意不參加武漢政治分會，聲明仍將回廬山繼續休養，但願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

  對於唐生智在武漢成立政治分會的行為，南京特別委員會明確表示反對，並根據此前關於撤銷各地政治分會的決議，通令取消武漢政治分會。對此，唐生智自然是置之不理，且在軍事上向安徽增兵，任命何鍵為安徽省政府主席，向南京方面進行示威。28日，武漢政治分會還公開通電稱，南京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在黨章上毫無根據，且為將來破壞黨的組織開一惡例，唯考慮到黨的合法機關尚未恢復，願將特別委員會產生的政府視為事實政府，進行有限合作，但絕不承認特別委員會關於黨務、政務的任何決議。

  為取消唐生智另立權力中心的政治資本，南京特別委員會於10月2日派孫科、伍朝樞、張繼、許崇智等十餘人浩浩蕩蕩赴廬山「勸汪復職」。他們表示，只要取消政治分會，恢復中央黨部的權力，武漢軍繼續北伐，即可消除一切分歧。而汪精衛則趁機提出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問題，強調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於應照原議迅速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全會閉幕後即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職權。特別委員會的地位，可由四中全會加以追認，並許其繼續存在，唯不能取代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此之前，武漢政治分會也暫不取消，唯必須劃清職權範圍。雙方最後商定，以承認特別委員會為承認武漢政治分會的交換條件。可是孫科等提出的要求唐生智將軍隊撤出安徽和交出漢陽兵工廠的提議，汪精衛不能擅作主張替唐應允。故10日汪偕孫科、伍朝樞等到武漢，直接與唐生智商談。經過汪精衛的斡旋，雙方最後達成的初步協議，只是追認9月15日特別委員會決議，即恢復監察委員會、中央各部改部長制、於必要地點設特別分會、設國民政府主席等，軍事上只有厘定兵額、核實兵數，各軍不得擅自增減以及統一各地兵工廠等籠統條文。南京要求唐生智將軍隊撤出安徽和交出漢陽兵工廠的條件均未實現。故孫科、伍朝樞等回南京復命後，李宗仁等堅決否認此初步協議，必欲實行討唐作戰。

  10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褫奪唐生智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依律治罪。隨即任命程潛為西征軍總指揮，李宗仁為副總指揮，分由長江兩岸向西征討安徽唐生智的軍隊。同時，李宗仁等還通過譚延闓、程潛的關係秘密疏通了江西的朱培德，密令朱培德為第5路軍總指揮，在江西策應。廣州的李濟深、鄂西的魯滌平、四川的楊森、貴州的李炎、河南的馮玉祥等，也都接到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電報，除廣州李濟深等心存異志、態度消極外，魯滌平、楊森、馮玉祥等均分別派兵從西、北兩個方向向唐生智的地盤進逼。唐生智開始時態度強硬，公開宣布與南京特別委員會斷絕關係，同時決心棄皖防贛，固守兩湖。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其部屬從三省聯軍副總司令、安徽省主席、第35軍軍長何鍵，到下面各師師長，均無意與南京國民政府為敵，不是暗中同寧方接洽，就是秘密接受寧方委任。因此寧漢交戰伊始，即呈一邊倒的形勢。至11月11日，唐生智看到大勢已去，不得不召集各將領做善後安排。在決定將軍隊交何鍵、劉興、李品仙共同負責撤回湖南、保存實力後，唐即通電下野，然後乘日輪東渡日本。兩天後，寧漢雙方同時下令停戰，南京的西征軍陸續進抵武漢等地。南京特別委員會隨後宣布取消武漢政治分會，改設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以程潛為主席，並改組湖北省政府，以張知本為主席。

  就在南京特別委員會全力對付唐生智的同時，廣東方面也與南京特別委員會發生了摩擦。9月下旬，南京特別委員會電令李濟深撤銷廣東政治分會，李濟深為維持廣東的半獨立地位，不僅表示拒絕，而且要求增設軍事委員會廣州分會。在得不到特別委員會同意的情況下，廣州政治分會於10月11日議決自行成立臨時軍事委員會，隨即宣布以李濟深、黃紹竑、張發奎、黃琪翔、陳可鈺、陳濟棠等為委員，指揮政治分會境內陸海空軍及一切軍事機關，並以李濟深為主席，陳可鈺為參謀長，黃紹竑、張發奎為副參謀長，陳公博為政治部主任。29日，汪精衛應李濟深、張發奎等的要求，回到廣州，重提召開第四次中央全會主張，並公開通電宣布第四次中執委和中監委會議在粵召集，望各委員克日到廣州開會。11月1日，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召開會議，提出三項決議：其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從速在廣州履行最高機關職務；其二，國民政府在廣州再行設置；其三，由常委召開第四次全會，解決一切爭端。這意味著，汪精衛等又在廣州樹起了國民黨中央的大旗，國民黨再呈公開分裂局面。

  然而，廣州李濟深和廣西黃紹竑並不想要與南京根本對立，他們更多的只是想要維持兩廣的半獨立局面而已，因此不贊成在廣州另立中央。再加上他們與李宗仁、白崇禧關係密切，亦不願把事情弄僵，因此力主「我們反對人家不合法，應該自己要合法」，不贊成在廣州另立中央，堅持應與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銷特別委員會，重開二屆四中全會。

  李濟深等人的主張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贊同。為了取消汪精衛打的正統招牌，寧方通電贊成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但堅持要求在南京召開。雙方幾經往復，相持不下。廣州方面高層討論也意見分歧。最終，訪日歸來的蔣介石於11月10日抵達上海後即電邀汪精衛、顧孟余等赴滬共商召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事宜，使各方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台階。廣州方面決定，推汪精衛、李濟深兩人為代表赴上海，與蔣介石接洽商談取消南京特別委員會、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問題。由於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四中全會召開有望，汪精衛當天在黃埔發表演說，興致勃勃地表示了要與蔣團結合作的願望。他說：「現在本人對蔣同志非常原諒，本人深悔當日之舉，但本人勇於改過，以後仍當與蔣同志益加團結。」

  1927年11月16日，汪精衛與李濟深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就於17日開始了奪取廣州軍政大權的行動。張發奎是被李濟深引入廣州的，始終是汪精衛的堅定擁護者，卻未能進入廣東政治分會和臨時軍委會。而他手下的第4軍一到廣州，就與廣州駐軍在反對桂系勢力的問題上頗多共識，因此張發奎與堅持聯合桂系的李濟深之間，不免日漸生長起隔閡與矛盾。李濟深離穗，給了張發奎伸展抱負的機會。而李濟深臨去上海前把廣東政治分會主席及臨時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交黃紹竑代理，則激起了粵系軍人的強烈不滿。因此，李濟深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當晚就聯絡粵系將領進行鼓動，第4軍、第5軍及新編第2師17日晨便聯合採取行動，將黃紹竑駐廣州的桂軍全數繳械，並通緝糾辦。隨後，廣州政治分會會議增補張發奎為廣州政治分會委員，朱暉日為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軍事廳廳長，加派黃琪翔、朱暉日、范石生、方鼎英、陳濟棠、馮肇銘組成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以張發奎、李福林、陳公博為臨時軍委會主席團，在李濟深回粵前由張發奎代理軍委會主席職務。並任命顧孟余為廣州政治分會主席，陳公博為廣東省代理主席，黃琪翔為廣州衛戍司令。此舉立即遭到了南京方面，特別是桂系的激烈反對。李濟深也強烈指責汪派之顧孟余、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等借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名，而行發動叛變之實。

  但這個時候，南京特別委員會也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由於蔣介石回到上海，蔣系勢力開始大肆活動，準備擁蔣復職，因此全力反對特別委員會。11月20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召開黨員大會，大會主席提出擁護特別委員會議案時，贊成與反對者當場發生嚴重的肢體衝突。市黨部強行逮捕了持反對意見的黃杰等4人。第二天，陳果夫控制的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擁到市黨部，搗毀辦公室，並向國民政府請願，迫使國民政府下令釋放了被捕的4人。22日，南京各界舉行慶祝討唐勝利大會，中央黨務學校代表谷正綱發表演說，當場高呼「打倒特別委員會」「恢復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等口號，隨後舉行示威遊行。結果隊伍行進過程中，在秀山公園附近遇軍警開槍射擊，當即被打死2人，中央黨務學校學生袁大煦也受重傷不治身亡，其餘被傷者達數十人。置身幕後的蔣介石隨即發表嚴厲的講話，斥責國民政府與反革命軍閥幾乎毫無區別。於是，南京市各區黨部、中央黨務學校和市學聯等單位迅速組織起慘案後援會，指控西山會議派為指使犯，中央黨務學校的學生抬著袁大煦的屍體和傷亡民眾的血衣遊行，向特別委員會請願。國民政府在位的3位常務委員譚延闓、李烈鈞和蔡元培不得不出面承擔責任，向民眾道歉。

  蔣介石此時的目標是團結汪派，以推倒特別委員會，因此在12月3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於上海召開時，蔣介石依舊聯合汪精衛以對付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出席這次預備會議的有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闓、孫科、張靜江、戴季陶、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李宗仁、李濟深、吳鐵城、伍朝樞、王寵惠、何應欽、陳果夫、褚民誼、繆斌、王法勤、朱霽青、甘乃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陳樹人、周啟剛、王樂平、經亨頤、丁超五、潘雲超、何香凝共33位執監委員。會議一上來就通過決議，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一一·二二」慘案肇事人員，並決定將負有指揮責任的西山會議派謝持、居正等10人即行停職監視，聽候法庭檢舉傳訊。而在次日的會議上，則進一步決定特別委員會在全體會議開會之日取消，預備會議時重要軍政應由預備會議商辦。12月8日，第三次預備會議時，張靜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聯署提出檢舉陳公博、顧孟余、汪精衛三人案，要求取消此三人出席四中全會的權利，李濟深指責支持張發奎廣州事變的何香凝、顧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李福林、王樂平、潘雲超等參與逆謀，甘心附逆，要求勒令他們退出會議，交監察委員查辦。但終因蔣系力持調和態度，遂不了了之。汪精衛對此自然感恩不盡。在12月10日召開的第四次預備會議上，他聯合何香凝、王法勤等粵方委員一同提出請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考慮到這時軍事形勢不利，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以及徐州前線的國民黨眾將領都急盼蔣介石復出，預備會議無可爭議地通過了恢復蔣介石總司令職權的提案。會議並且決定，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由蔣介石負責籌備。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由滬赴寧，籌備召開二屆四中全會。6日，譚延闓、丁惟汾、陳果夫接收了南京特別委員會機關，宣布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恢復工作。9日，蔣通電正式宣布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後經過20餘天的籌備，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於2月2日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正式舉行，出席的中央委員只有23人，加上列席的中央監察委員等也僅剛剛超過30人。引人注目的是，不僅西山會議派重要人物因受「一一·二二」慘案牽連，幾乎都未能參加，而且汪精衛、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國民黨重要領導人也都不在出席會議的名單之中。汪、胡等未能與會，是因共產黨人趁張發奎抽調主力去迎戰李濟深、黃紹竑粵桂部隊的進攻，廣州力量空虛之時，在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雖迅速被張發奎部所鎮壓，但汪精衛等再度成為李濟深和桂系攻擊的對象。各地黨部也多有要求緝辦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顧孟余等人的通電和要求。這一切致使16日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下令查辦汪精衛等粵方中委。汪精衛被迫於當晚秘密登輪逃離上海轉赴歐洲。負責查辦汪案的鄧澤如、古應芬於12月31日將結果報到南京國民政府，聲稱汪精衛及其黨徒對於廣州事變，不獨參與逆謀，更為發縱指示，以致「養奸成禍，害國殃民」，要求明令通緝歸案，依律嚴辦。蔣介石為籠住汪派，湊足二屆四中全會法定人數，不僅密示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拖著不辦，而且還通電邀請陳公博等出席全會。這就不免惹惱了以粵桂勢力代表自居的胡漢民，他既不恥於與汪精衛為伍，自然無法接受蔣介石如此做法，故決定不參加即將召開的二屆四中全會，以示不滿。1928年1月25日，胡漢民與孫科、伍朝樞以赴各國考察政治、經濟之名，離開了上海。這樣，二屆四中全會上也就少了汪派及粵系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

  二屆四中全會從2月2日到7日，共開了6天時間。除通過了一系列整理黨務的議案以外，還改組了國民黨中央機構和國民政府。蔣介石、譚延闓、宋慶齡、于右任、程潛、朱培德、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樞、丁惟汾、戴季陶、李濟深、甘乃光、陳友仁、李烈鈞、王法勤、蕭佛成、王樂平、丁超五、何應欽、褚民誼、陳肇英、陳嘉祜、周啟剛、劉守中、黃實、朱霽青、經亨頤、白雲梯、恩克巴圖等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孫科、伍朝樞，以及汪精衛和汪派主要骨幹顧孟余、陳公博、陳友仁、甘乃光等雖不在會上，也依舊得以入選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並推蔣介石、譚延闓、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同時還通過了《改組國民政府案》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明確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國民政府實行主席制，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舉委員若干人組織之，並推定其中5至7人為常務委員，於常委中推定1人為主席。會議還通過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等，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軍政最高機關」，「特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人，凡屬於國民革命軍之陸、海、空各軍，均歸其節制指揮」，「總司令得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據此，會議推選丁惟汾等49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指定譚延闓、張靜江、李烈鈞、于右任、蔡元培5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以譚延闓為主席。會議並推選于右任等73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閻錫山、譚延闓等12人為常務委員，以蔣介石為主席。

  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的種種決議，根本上改變了國民黨一大、二大和二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各項政策。不僅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的決議以及扶助農工、聯繫民眾的組織特徵被「一律取消」，就連自廣州政府以來一貫實行的國民政府委員合議制也被改成了主席制，且剛性規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得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凡此都顯示了蔣系在黨內各派勢力集團鬥爭中的巨大勝利。蔣介石這時除了尚未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外，已經集黨、軍大權於一身了。他不僅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處於權力核心地位，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更於3月7日被推為國民黨最高日常議事機構——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其以軍制黨、以軍馭政的做法一如既往，未曾稍變。這也難怪二屆四中全會結束之際，會議還要通過宣言的形式齊聲謳歌蔣的豐功偉業，稱其在「撲滅共產黨」、「反抗俄國一切非法行動」的工作中救黨救國，使全黨同志獲得了「根本覺悟之機、共同團結之會，亦徹底鍛鍊之期」，使分崩離析之國民黨「復歸於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