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左派問題論爭

  1926年10月15日至2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及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在廣州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執監委員（含候補委員）34人，各省區及海外代表52人。會議雖由蔣介石發起召開，卻被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操縱，「幾乎是C.P.包辦」。會議通過了一個左派的政綱，內容有四：一、擁護總理聯俄聯共政策；二、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農工政策；三、反對西山會議派；四、擁戴汪精衛為領袖。會中討論「迎汪案」，雖有所爭論，但最終順利通過了《請汪精衛銷假案》，並決定推派張靜江、李石曾、何香凝、彭澤民、張曙時、簡琴石等為代表前往勸行。中共中央隨即發布黨內通告，號召全黨各級組織為「迎汪復職」運動造勢，並設法運動各地國民黨地方黨部發表迎汪復職電報，促汪速回。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總策略是加強左派，反對右派，孤立中派並使之左傾。這一總策略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指示。1926年7月，史達林和布哈林明確重申中共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以及在國民黨內通過加強左派和建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來改變國民黨，使國民黨急進化。但令中共失望和焦慮的是，國民黨左派實在太軟弱無用，簡直是扶不起的阿斗。陳獨秀對當時國民黨左派的情形做過如下一番細緻的描述：

  三月二十日後，左派幾乎粉碎了，無論何事，左派均先問C.P.意見，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與各省黨部聯席會議，還幾乎是C.P.包辦，C.P.不包他們便無法辦。以上是廣東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辦，左派領袖柳亞子，我們費了多少力氣去助他，他仍不肯出來負責，一切工作皆是C.P.辦。這種現象，使得上海資產階級亦情願直接與C.P.支配的上總（引者註：指上海總工會）合作，而覺K.M.T.沒有什麼用。廣東的資產階級，也有時以對C.P.比對K.M.T.更為重視。在北京方面，K.M.T.工作，無論左派右派均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引者註：指李大釗）同志在那裡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會，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餘，左傾者百分之十餘，中立者百分之二十餘，右派百分之十餘，湘區初取放任態度，一切議案，都讓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說我們包辦，二是藉以考察左派的能力與理論，但開會一星期後，議論紛紜，無一點成績，C.P.分子不得不出面包辦，其結果，議決案及選舉均依照我們的意見通過。當大會初開時，我們同志很少說話，對於小問題，同志間發表的意見故有出入，右派以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後議案通過及選舉結果完全照我們的預計實現，於是各派都對C.P.的組織一面驚讚，一面發生恐怖。

  1926年10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廣東區委，指示對國民黨左派的政策。上海中央根據來自廣東、湖南等方面的最新反映，國民黨左派對於C.P.雖表示願意合作，但很懷疑C.P.,感覺C.P.厲害、可怕，因為C.P.政策老練，而且「一切群眾均在C.P.手內」。上海中央認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如不預先注意，則未來可能再發生「三二〇」之類的事件。中共中央強調，必須使國民黨左派也感覺自己有群眾，有力量，才能消除其疑慮、畏懼和防備心理；批評黨內一些同志處處包辦國民黨，不給國民黨左派以負責任和接近群眾的機會，使得國民黨左派完全不能獨立起來。中共中央認為，過去包辦國民黨的結果，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眾組織得到更廣闊的發展，一方面使鬥爭性質沒有擴大成為國民黨內左、右派之爭，而變為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之爭。

  然而，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卻有不同的看法。鮑羅廷在廣州10月間召開的一次中共黨團會議上報告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才是真正的左派，也只有為民眾利益奮鬥才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而現在所認定的國民黨上層某人某人為左派，是滑稽和不可靠的。圍繞國民黨左派問題，中共廣東區委展開了一場討論，其焦點是國民黨內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左派，左派的標準如何認定。粵區的同志多數同意鮑羅廷的看法。他們認為，若說國民黨有左派，那麼只有左派群眾，沒有左派領袖。國民黨上層的所謂左派，只是一部分不能與中派和右派合作的分子，為了防禦右派的進攻以保持其地位而形成的組織，並不是在認同左派政綱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結合。這些人是因為在某一時、某一事上表現出與右派不同，因而被中共認做左派的，實際上他們最多只能稱作「准左派」。真正的左派是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和手工業工人。粵區的同志認為，在國民黨右派進攻的地方，准左派為了對付右派，不能不與中共聯合，而且在主張上不能不與右派立異；中共亦需要准左派以減少與右派的直接衝突。故此，當準左派與右派爭鬥時，中共要給准左派以相當的尊重和援助。粵區的同志建議，鑑於准左派不願居於C.P.的附庸地位，中共應在表面上尊重他們的獨立地位，但實際上中共要取得領導他們的地位；對於真正的左派群眾與准左派的結合，中共亦應在表面上尊重他們的獨立，但實際上要有領導左派群眾的實權。

  對於粵區同志的看法，上海中共中央承認，現時的國民黨左派沒有具體的政綱，沒有中心人物，左派領袖與群眾相隔離，但不同意國民黨左派只有群眾沒有領袖的看法，認為粵區同志懷疑國民黨左派領袖，其錯誤是對左派的要求太高，幾乎與共產黨無甚差別。中共中央的看法是：國民黨左、右派與中共的不同，表現在中共直接為農工的利益奮鬥，國民黨左派利用農工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國民黨右派則摧殘農工利益。「我們若以C.P.的觀點視K.M.T.左派，責他們也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上為工農奮鬥，則中國便不必有C.P.存在。」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黨左、右派只是比較之詞，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也不必嚴格去區分什麼是真正的左派和准左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眾才是真正左派，恰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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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認為，必須有國民黨左派的存在，國共合作才能進行下去。哪怕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中共與右派之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若否認左派的存在，則中共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著右派壓迫工農群眾；二是由中共領導群眾，直接與右派衝突，這也意味著共產黨與整個國民黨衝突。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如果沒有左派，我們就要造左派。」

  中共廣東區委與上海中央之間的政策分歧，在相當程度上是鮑羅廷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之間意見分歧的反映。共產國際遠東局自1926年6月開始在上海進行工作，其職能是加強共產國際對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國共產黨革命的直接領導，其中對中共的領導是遠東局的工作重心。這樣一來，莫斯科在華指導機構實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加拉罕在北京，鮑羅廷在廣州，維經斯基在上海。加拉罕在1926年10月離開中國以前一直是莫斯科其他駐華代表的最高上級。鮑羅廷主要負責指導國民黨中央、廣州國民政府以及廣東的中共組織。維經斯基及其遠東局則集中領導上海中共中央的工作以及中共全黨事務。這一分工，很難避免產生矛盾，因為中共中央在上海，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實際上是鮑羅廷指示廣東區委在領導。遠東局工作伊始，即對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對國民黨的工作提出種種指責。遠東局認為，鮑羅廷與廣東區委在1925-1926年間，在對待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這些錯誤導致了同以蔣介石為首的中派的過早分裂和蔣的「三二〇」武裝示威，導致了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總進攻，削弱了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因此建議莫斯科方面撤換鮑羅廷。但莫斯科方面否決了遠東局的建議（10月21日），並決定在加拉罕離開中國以後，鮑羅廷直接聽命於莫斯科，要求遠東局的一切決議和措施都必須同鮑羅廷協商（11月11日）。鮑羅廷從而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駐華的主要政治代表。

  自國民黨中央與各省區聯席會議召開後，中共中央對迎汪復職的態度轉趨積極。11月9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一起開會，共同商討時局對策。會後，中共中央指示廣東區委：「蔣既有電錶示，大會又已通過迎汪復職，戰爭情形又好，故汪應即回。蔣、張（靜江）誠意迎汪與否，願汪得權與否，都不必顧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權在廣東始能建立。至於汪回的地位問題，他不必與蔣爭黨的名義上的主席，已經有很多的要職，即令一職不任，只要他到了廣州，事實上便成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並且是黨的中心，所以我們當極力設法勸汪回。蔣此時在全國迎汪高潮中，對汪亦只能有暗鬥，而不能有明爭，更不至於有武裝的衝突。若汪不回，則蔣反得所藉口，說汪自己不願回來，不是他阻止汪回。」

  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對於迎汪復職卻不甚樂觀。他們認為，汪蔣合作，現在不過是一個宣傳口號而已。雖然蔣有電報請汪回來，聯席會議也有迎汪決議，但在另一方面，蔣介石又把廣東政權交給李濟深控制以抵制汪氏。現在左派沒有力量，「三二〇」事件的餘威猶存，如果做得太左，是很不利的。再說，聯席會議雖然通過迎汪復職案，但實際上，汪精衛如回來並無職可復。因為汪離粵前，國民黨中央並無主席制度，現設主席由蔣擔任，而張靜江又堅決反對動搖蔣之主席位置。而汪原任的政治委員會主席，又因該會改為政治會議而無形取消。此外，由譚延代理的國民政府主席是一個沒有實權的位置。故汪回實無職可復。因此，他們對於迎汪復職問題，採取聽其自然的消極態度。

  中共中央也承認，國民黨聯席會議上雖然左派空氣極濃厚，形成的一切決議也都好，但實際的結果並沒有得到，仍然是國民黨中派的勝利，並為中派造成一個有利以後反攻的基礎。為此，中共中央提出必須採取補救措施，即不急於要汪回來。中共中央分析，汪如果回來，此時與蔣的關係，只會有暗潮，不會有明爭，蔣絕不可能用軍事行動反汪，故現時不必擔心蔣介石會發生什麼問題。所謂汪蔣合作只是表面的宣傳語，其實仍是長期和持續的鬥爭。左派要與中派合作，必須先掌握政治領導權才有可能。若汪不回，左派政權難以建立，蔣卻得到了反汪宣傳的藉口。上海中央批評粵區同志採取聽其自然的消極政策是錯誤的，認為粵區同志一方面表現太左，一方面又表現太右。太左的表現是要求取消蔣介石的主席職務以迎汪；太右的表現是恐懼蔣「三二〇」事件的餘威，不敢積極主張汪即刻回來。

  除迎汪外，中共中央認為對唐生智應採取「包圍」的辦法而不是抑制的辦法，通過個人之間的親密接觸、民眾的組織力量和俄國同志的影響等手段，促使唐生智左傾，打破革命只有一個獨裁者的幻想。中共中央批評粵區同志存有「扶蔣抑唐」的觀念和以蔣為獨尊者的觀念。在廣東，無論國、共，均認為唐生智是將來最不可靠、最危險的人物，處處防範唐、疏遠唐、抑制唐。鮑羅廷在致加拉罕、陳獨秀和維經斯基的電報中明確說：在廣州，他寧要汪而不要蔣；在漢口，則寧要蔣而不要唐。中共中央認為這種觀念是極端的錯誤。因為從眼前的事實看，唐比蔣表現得要好一些，蔣比唐更陰險狠毒。「蔣何嘗尊重國民政府？」「蔣介石目中何嘗有一個黨，一個政府？」「倘使為革命的利益不容許蔣個人再這樣專制下去，必須改變現在的局面。」中共中央對蔣的不滿與日俱增。

  中共中央的對蔣政策致使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行動更為激烈。1926年10月22日，蔣介石接黃埔同學會報告，第四期學生「被人播弄，舉動悖謬」，斷定「從中C.P.或為之祟」，甚為憤恨，「暴怒形諸口舌」。11月上旬末，武昌一次軍民集會上，工人公開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消息很快傳到了江西九江。蔣大為惱火。與此同時，廣州黃埔學生再次發出了「倒蔣」的聲音。蔣聞之「不勝憤激」，「知後方學生為人利用，欲推倒校長」，慨言「三年來受盡屈辱，忍痛至今者，純為總理革命使命，一手所扶植學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鬧若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此前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一直處於焦慮、激憤的狀態中，幾乎難以排遣和自拔。他在11月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歷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