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迎汪復職運動

  大體言之，在北伐出師初期，蘇俄和中共力圖使國民黨內的權力格局恢復到中山艦事件以前的局面，爭取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重新聯合執政。對待蔣介石，主張暫時保留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尋找辦法消除他軍事獨裁的威脅，最終改變國民黨內左派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之間的力量對比，達到孤立和削弱右派的目的；對待國民黨，主張放棄自上而下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國民黨的思想，「必須放棄按一般共產黨的模式，更不用說照抄聯共的模式來建立國民黨的思想」；對待北伐，認為應當利用北伐來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運動。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批評了黨內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認為共產黨應當與國民黨完全脫離組織關係，由共產黨獨自領導著無產階級，來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認為共產黨應當包辦國民黨機關，占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及黨部的工作。會議提出對待國民黨的政策，仍堅持擴大和聯合左派，共同應付中派和反對右派的方針。至於如何具體應付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陳獨秀的說法是：「『推翻蔣介石』是左傾口號，『擁護蔣介石獨裁』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後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中共既將蔣介石列為「將來之敵人」，又將蔣介石視為「現在之友軍」，實際處於「既不能推翻，也不能擁護」、「不聯合不行，不反對也不行」的尷尬境地。當時蘇俄軍事顧問加倫請周恩來轉詢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

  與之相對應，這個時期蔣介石對中共的政策，實際上也是既對立又聯合。蔣介石強調「革命是非專政不行的，一定要一個主義、一個黨來專政的」，要求共產黨員「必須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唯一指揮者」，「絕對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受國民黨的指揮」。此時蔣仍然深信必須維護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此點與「西山會議派」的「分共」畢竟不同。1926年7月24日，蔣介石在一封致張繼的私函中寫道：

  

  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仍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與共產黨合作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篡竊而代之也。前提決議，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劃，而弟以為必無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而在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

  蔣介石此函系答覆「西山會議派」張繼之私函，無須故作違心之論以刺激那些反對容共政策的老同志。蔣對共產黨員個人的作用相當看重。對第1軍中共產黨政工人員和黨代表的退出，他深感無奈。他聲稱，共產黨人的退出，受損失的是國民黨，是黃埔軍校，而不是共產黨。北伐出師不久，蔣介石就發現第1軍自共產黨員退出後弊病叢生，尤其是部隊紀律日墜，遠非從前可比。他痛斥其第1軍將領說：「黨代表存在的時候，軍隊多少還有些精神，黨代表撤銷了，弄得這樣腐敗，給人家笑罵，我在外面聽見人家講話，真是羞極了，不能做人！你們曉得不曉得？」鑒此，蔣介石又向中共請求派100名共產黨員去黃埔軍校工作。陳獨秀認為，這是蔣介石想抓住他所需要的優秀共產黨員，然後把他們從共產黨中招募過去。儘管如此，維經斯基仍同意派110名優秀共產黨員去黃埔軍校工作。

  中共對蔣介石既要聯合又要反對的態度，也勢必影響其對北伐的政策。1926年8月16日，鮑羅廷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等人在廣州開會討論有關北伐的問題。鮑羅廷認為，中共既支持北伐又批評北伐的態度，實際上給國民黨人造成中共反對北伐的印象，這會導致國民黨蔣介石和中共的衝突，而在目前情況下，應該防止這種衝突很快出現。他告誡說："3月20日以後，來自左派和共產黨人的任何明確的和激烈的反蔣立場都會意味著『三二〇』事件在更大範圍內的重演。」他的計劃是，與其貿然出擊，不如等著國民黨內部矛盾的激化。他預計，蔣介石的軍隊一旦進入湖南，蔣與湖南將領唐生智之間就有可能產生衝突；北伐軍打到武漢，蔣就會遭到其他軍事將領們的嫉妒和反對。蔣如果看出這種危險，轉進江西，左派和共產黨人就有理由發起迎汪運動並批評蔣介石退縮。那時，只要打出迎汪的旗幟，就能把蔣介石的所有對手都聯合起來，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就有可能重新執政，進而恢復到「三二〇」以前的局面。鮑羅廷預言，北伐雖然會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但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鮑羅廷直截了當地對國民黨左派顧孟余說：「我們期待著汪精衛在蔣介石失敗後回來。」但鮑也認為，不排除汪精衛和蔣介石有合作共事的可能性：由汪精衛主政，由蔣介石掌軍。

  顧孟余則認為，很難指望蔣介石和汪精衛聯手，也很難指望蔣介石會向左轉；蔣介石在廣大民眾和國民黨人眼裡已經名譽掃地，應該通過輿論支持，使汪精衛回來重新執政。據鮑羅廷觀察，國民黨左派把打倒蔣介石、打倒黨內軍事獨裁的問題提到了首位。他們試圖讓中共成為反蔣先鋒。鮑羅廷和維經斯基不同意國民黨左派的這一做法。192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舉行聯席會議。會議認為，國民黨左派目前在加緊敦促汪精衛回來，這一做法可能會過早地引起與蔣介石的衝突。中共和共產國際遠東局顯然無意支持國民黨左派的這一做法，決定「不使左派輕易實現立即召回汪精衛的計劃」。

  8月31日，顧孟余主動約維經斯基談話，希望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再次表示應當讓汪精衛回來；但另一方面，又指責共產黨壟斷和控制國民黨，認為「在省里和地方黨部里共產黨人占多數……從全國來說，甚至在大量的基層組織中共產黨人也占多數；有些地方共產黨人不讓其他人加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產黨人即使處於少數，但有自己的黨團，作為有組織的少數派領導著國民黨。」顧孟余對此表示不滿，認為共產黨人在占多數的地方應放棄多數，只占三分之一，並希望共產黨人允許國民黨左派在工農群眾中進行工作。顧孟余所稱的國民黨左派，其代表人物是汪精衛、甘乃光、何香凝與他本人。

  鮑羅廷認為，北伐使蔣介石所發動的推翻左派和共產黨人政權的「三二〇」事件合法化，並使其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蔣介石本人和他的那個中派在思想上決不僅僅是想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作用。整個中派在其公開的言論中都表示反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存在，並提出中國只有一個黨將與共產國際發生聯繫的思想。在他們的觀念中這個黨應該是國民黨。當然是中派所領導的國民黨。」鮑羅廷還稱，以蔣介石為首的中派集團，其成員絕大多數是浙江人。中派的思想在國民黨內是一股強大的思潮，其理論家和思想領袖是戴季陶。但他又認為，不能將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中派與頑固的國民黨右派相提並論。蔣介石本人也有意與右派劃清界限並削弱右派在廣東的影響，只是由於蔣介石將打擊矛頭主要對準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從而為社會和政治的反動和倒退開闢了道路。後者在廣東省的表現尤為明顯。「三二〇」事件後，國民黨在廣東省的整個政策呈現右轉和倒退的趨勢，其最明顯的表現有：以北伐需要後方穩定為由禁止工人罷工和抑制農民鬥爭；恢復舊的徵收重稅的辦法，把全部稅負加在農民身上；使各級政權機關和國民黨本身直接服從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等。

  鮑羅廷和維經斯基雖然都反對馬上提出推翻蔣介石、歡迎汪精衛回來的口號，但兩人在具體的策略上存有分歧。維經斯基認為，可以不刺激蔣介石來同廣東的反革命派展開鬥爭。鮑羅廷認為這樣做行不通。他告訴維經斯基，中國的問題在於，任何一個領袖都是和其學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樣的擁護者相互依存的，任何批評其下屬的言行，都有可能會被看成是意在反對其領袖。因此，反對廣東反革命派的鬥爭，註定會被理解為是反對蔣介石的鬥爭。

  國民黨左派迎汪復職，最早見於1926年5月25日彭澤民於國民黨中常會上的提議。隨後，江蘇、安徽、湖北、廣西等省省黨部陸續發表通電，要求汪精衛回國主持北伐大計。于右任、經亨頤等還電請國民黨中央催促汪回國。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會上臨時動議，要求國民黨中央對各方通電作出答覆，並將有關函電轉交汪精衛。8月下旬，迎汪運動開始公開化。首先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多數左傾化，並形成一股與蔣介石強烈對立的情緒。這種對立情緒表現在8月21日該校3000學生召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該決議要求汪精衛回來。廣州的工人組織也堅決抵制蔣介石禁止工人罷工的政策。以唐生智、李濟深為代表的北伐前線將領亦想限制總司令蔣介石的權力，甚至想把他推翻。這些將領們的意圖，是想瓜分從吳佩孚和孫傳芳政權下解放出來的省份。他們擁護汪精衛回來執政，是因為他們指望未來的汪政權會比獨裁的蔣介石給予他們更多的獨立自主性。此外，自「三二〇」之後，國民黨內不少人懷有一種崇汪懼蔣心理。據陳公博後來的說法，3月20日之變太莫明其妙，所以一般黨人和將領都有點寒心和恐怖。「汪先生既因三月二十之變出走，雖然大家以為是一個悶葫蘆，但抱不平而希望他回來的企圖倒是很普遍而到處醞釀。因為汪先生的出走，大家遂想到三月二十之變；因為想到三月二十之變，大家遂不滿意於蔣先生。那時雖然說不上反蔣，可是崇拜汪而懼怕蔣倒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心理。」

  對於後方的迎汪運動，蔣介石的第一反應是共產黨人在幕後操縱，意在「藉此以倒蔣」。對此，他恨之「切齒」。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說法，直到9月初，共產黨人同汪精衛之間始終沒有聯繫。儘管中共廣東區委對汪精衛十分看好，認為汪精衛作為國民黨左派領袖，會毫不畏懼地同農民結成聯盟，為了農民利益進行社會改革。共產國際遠東局則認為，對汪精衛「這位典型小資產階級的和相當脆弱的政治家」不能作過於樂觀的評價和期望。遠東局主張，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協議，其基礎是蔣介石放棄軍事獨裁企圖，實行明確的民主綱領，保證進行土地改革。中共的任務是擴大和加強國民黨左派，但在幫助左派和參與領導工作時，共產黨人不應當突出自己，也不應當試圖直接從組織上領導國民黨。

  由於中共中央直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導，遠東局的意旨直接影響中共的政策走向。1926年9月16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會上，維經斯基認為，要向國民黨左派表明，我們不希望同蔣介石發生爭鬥。理由很明確，爭鬥會給廣州造成威脅，必須使蔣介石在前線安心，不能急於召回汪精衛，我們不應挑頭來反對蔣介石。蔣介石也不會來進攻，因為他在前線的處境迫使他尋求支持。會議決定：「我們黨在汪精衛問題上的政策現在應當是，無論如何不給蔣介石以任何藉口來堅決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從前線撤退；因此，我們對蔣介石的政策現在應當是，在國民黨十月全會上要向左派和蔣介石表明，我們確實真的希望他們進行合作。」會後，中共中央立即向全黨發出通告，解釋蔣汪合作的必要性，並說明「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因為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迎汪倒蔣」的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比蔣好」；「我們向蔣誠懇的表示，汪回後我們決無報復行為，決不推翻《整理黨務案》」，「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

  在9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聯席會議上，維經斯基又提出，在蔣、汪談判中，我們不應充當汪的代表，而應當作為獨立的一方，既不反對蔣，也不反對汪。張國燾提出，為了防止國民黨中央過早發生分裂，應當將權力按地區來劃分：江西和福建歸蔣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歸唐生智，而廣州和全黨歸汪精衛。維經斯基、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均認為應當迫使蔣介石同汪精衛在分配權力問題上達成協議，但對蔣汪之間能否達成協議表示懷疑。

  蔣介石既認為迎汪運動乃中共在幕後操縱，深知「解鈴還須繫鈴人」，要阻止迎汪運動，非找共產黨人疏通不可。他派胡公冕作其私人代表前往上海見陳獨秀，請中共不要堅持讓汪精衛回來，表示「汪回後將為小軍閥所利用和他搗亂，分散了國民革命的勢力」，「汪回則彼決不能留」。陳獨秀通過胡公冕答覆蔣介石說：蔣應當同汪一起工作，有三點主要理由：一是國民黨領導人中剩下的人很少，廖仲愷去世，胡漢民變節，只剩下蔣汪兩人，應當一起工作；二是張靜江在廣東的政策執行不好，失去了在群眾中的影響，需要汪精衛回來領導和整頓；三是汪精衛回來，有助於緩衝蔣介石與前線將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此外，陳獨秀還闡述了讓汪精衛回來的三點保證：一是蔣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之軍事首領地位，愈加充實擴大蔣之實力作更遠大之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倒蔣；三是汪精衛回來，不撤銷5月15日關於共產黨人的《整理黨務案》。最後陳獨秀建議由蔣介石首先主動提出讓汪精衛回來的倡議，以表明此事不是違背他的意志而是根據他的倡議進行的。

  除派胡公冕赴滬見陳獨秀外，蔣介石還邀請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維經斯基赴漢口晤商，希望得到共產國際方面的幫助。維經斯基接受了蔣的邀請。在動身前往漢口前，維經斯基與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具體研究汪蔣之間、蔣唐之間權力如何分配，才能避免他們相互間的衝突。會議決定：一、須將軍權與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並將黨權交與汪精衛；二、為避免蔣與各地小軍閥發生衝突，須將地方的軍隊和財政與中央劃分，使當地軍事領袖不致因蔣為中央軍事領袖而慮其自身地位之動搖；三、維持蔣之中央軍事領袖地位，當使蔣知道過去的黃埔軍隊在此次北伐中是失敗了，以後須準備在武漢作第二次更大規模的黃埔式的練兵，必須擴充至10師以上的力量以備應付未來與奉系的戰爭，迎合蔣好大喜功的心理，使蔣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

  國民黨左派方面，以顧孟余、何香凝等人為代表，積極進行迎汪回國工作。左派準備發起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來實現迎汪復職計劃，不料蔣介石先發制人，忽然在9月4日中央政治會議上決定於10月1日召開中央委員與各省區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據中共中央分析，蔣介石召集此次會議的用意，乃欲遷移中央政府（遷都），抬高黨的威權，以統制實力強大的唐生智等將領，並杜絕汪精衛回廣州取得國民政府領袖地位。蔣介石考慮到北伐軍已攻占漢口，武昌也指日可下，而武漢的實際控制權卻有可能落入唐生智之手，「非有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先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於中央」。分析蔣介石召集會議的動機後，中共中央積極採取對策，除一面通知各地迅速選派代表外，一面電請蔣介石展期至「雙十節」開會，以便各地儘可能的選派左派去參加。對於蔣介石遷都武漢的提議，中共中央表示反對，因國民政府在廣州尚有相當的左派群眾基礎，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尚可對之施加一定影響，擔心遷至武漢後，左派群眾的影響減小，國民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更將趨右。中共迎汪的意圖之一是試圖挽救廣東這塊革命根據地，寄希望於汪回來後能改造廣東省政府，將廣東省政府的實權由右派轉移到左派之手。國民黨左派顧孟余、何香凝等獲悉蔣介石召集大會的消息後，亦積極運動各地左派代表出席，並決定兩項應對方針：一是在大會上揭露「三二〇」事件真相；二是恢復黨權，擁汪復職，並鞏固左派與中共的合作。中共中央獲悉左派的兩項應對方針後，認為第一項太厲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相說明，則蔣完全是反叛，現時尚不宜如此盡情揭露，可以含混一點」。

  中共中央認為，此時的蔣介石已是聲勢煊赫：「黨權、政權、軍權皆集中於總司令一身，蔣所在地，就是國民黨中央所在地，國民政府所在地；蔣就是國民黨，蔣就是國民政府，威福之甚，過於中山為大元帥時。蔣之中派分子，系以浙江人及黃埔系組成，現時黨中、軍中、政府機關以至廣東大學握重權者，多此兩系分子。」與國民黨中派相比，國民黨左派顯得軟弱得多：左派唯一的首領汪精衛遠適異國，不知蹤跡；一般左派要人中，顧孟余行動右傾，對中共心懷疑懼；丁惟汾任中央青年部部長後也與中共為難；陳公博則與孫科聯名提議將廣東的左、右兩翼工會同時解散，號召「在工農運動中打倒左傾的流氓派及右傾的反動派」，實則討厭工農運動；只有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陳友仁等人還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但他們無組織、無理論、無方法，不知怎樣去進行，要中共為之領導。在中共看來，只有群眾方面，左派基礎反而日漸擴大，如黃埔軍校學生中左派分子約占80%以上，他們雖沒有公開反蔣，但迎汪的空氣非常濃厚。國民黨中央黨部自中共退出後，大權握於中派張靜江、葉楚傖之手，除與中共為難外，並無其他工作，缺乏群眾基礎。上海的「西山會議派」仍以「赤化」攻擊蔣。故蔣介石雖然聲勢煊赫，卻也因此遭各派各軍之嫉忌。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迎汪復職的聲浪日趨高漲。在迎汪復職的聲浪中，中共中央的方針是：極力促成迎汪復職運動，但決不是倒蔣。「我們的口號是『蔣汪合作』,我們的態度是雖不退出K.M.T（國民黨），但不代替K.M.T."

  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廣東區委，對汪蔣問題又作出新的決定：迎汪要萬分謹慎，「迎汪決定必以蔣同意或前敵戰事大勝為條件，萬萬不可魯莽從事」。但就在同一天，蔣介石發出了「迎汪」之電。電中表示：「本黨使命前途，非兄（指汪）與弟共同一致，始終無間，則難望有成。兄放棄一切，置弟不顧，累弟獨為其難，此於兄可敝屣尊榮，豈能放棄責任與道義乎？」據稱此電是蘇俄顧問加倫苦勸之結果，並非出於蔣之本意。除此電外，蔣另致電張靜江，說明汪回的條件。電報稱：「北伐軍事只到江西為止，我以後專力軍事，汪可回來任黨及政府工作。但汪回必須附帶三個條件：一、汪回當由汪精衛、李石曾、張靜江組織三人合作的政府；二、汪回須聽你們（引者註：指張靜江等）的話；三、汪須改去以前的錯誤，不能做倒蔣運動。至於汪回時間，須待北伐軍事稍為結束之時。」中共中央據此認為，蔣對汪的態度，似已多少受了中共的影響。中共中央同意汪回時間定在江西戰事結束之後，但「汪回而與李（石曾）、張（靜江）三人組織政府及蔣專任軍事不涉黨政均不可能，且甚危險」。中共分析，蔣介石之所以抬出李、張與汪並列，意欲以李、張制衡汪，其實汪回後，其聲望足以籠罩一切，權力自然會轉移於汪之手，李、張不會起其作用。雖然如此，中共認為仍須向蔣說明，只承認汪蔣合作的政府，不承認由張靜江代表蔣，因張、蔣雖均屬中派，而張更右傾，蔣則有時左傾。另外，中共擔心，若讓蔣專任軍事，而黨政方面沒有蔣參加，可能會再發生「三二〇」之類的事件。所以必須勸蔣，軍事與黨政不能分離，軍事上當容納汪之意見，同時蔣亦必須加入黨及政府組織。中共中央立即將這些意見電復鮑羅廷，同時還表示：蔣若堅持其原議，我們也可讓步，因為事實上只要汪回，聲勢所致，李、張均難以牽制汪，只慮汪回之後，左派與中共做得太左，難免激起蔣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