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遷都之爭

  迎汪復職方興未艾，遷都之爭又起波瀾。

  遷都之議，始於蔣介石。1926年9月6日至7日，國民革命軍相繼克復漢陽、漢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勢力正向長江流域進展，武漢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繼廣州之後成為新的革命中心，但這一中心即將落入唐生智之手。蔣介石深懷憂緒。9月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接孟瀟（引者註：即唐生智）總指揮函，其意不願余在武昌，甚明矣。"9月9日，蔣介石致電國民黨中常會代理主席張靜江與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請政府常務委員來湖北主持黨政大計。電稱：「漢陽漢口既克，而武昌城敵因無退路，故尚負隅，現在正在設法勸降中，城雖未下，而軍事實無問題。武昌克後，中（引者註：蔣自稱）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政府常務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蔣所擔心的「政治恐受影響」，實即恐受唐生智影響。9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稱：「余決離鄂向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次日他又記：「革命環境，乃至於此乎！壓迫牽制監視之難堪，迴腸盪氣，其能忍受以終耶？「18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張、譚：「中離鄂以後，武漢政治，恐不易辦，非由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先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於中央。」與此同時，蔣介石還電請鮑羅廷、維經斯基等人赴漢。鮑羅廷明白，蔣介石之所以這麼做，是擔心武漢會出現政治上的麻煩，蔣在為自己尋求政治增援。「蔣請我們到漢口去，為的是以國民政府和中央在當地的聲望幫助他保持住政權」；其次，廣州方面正在開展迎汪運動，鮑羅廷等人如果離開廣州前往武漢，既可削弱廣州的左派勢力，又可幫助蔣介石抑制唐生智在武漢的勢力膨脹，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但鮑羅廷擔心，如果不應邀赴漢，勢必會引起蔣介石的懷疑。

  9月1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22次會議討論蔣介石的提議，決定在武漢組織政治會議分會，由蔣介石、徐謙、顧孟余、王法勤、李大釗、柏文蔚、鄧演達、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並電請李大釗、柏文蔚、王法勤三人赴漢。在此前後，蔣介石、張靜江等提議召開國民黨中央與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以決定國民政府北遷等問題。中共有意將廣東建設成為一個左派革命中心，乘蔣介石不在廣州而對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中心施加一些影響，如政府北遷，則有可能失去這一基地。而且所有左派領袖離粵後，廣東的民眾組織將直接與李濟深的軍事力量發生衝突而無轉圜餘地。與廣東相比，湖北左派群眾的基礎還非常薄弱，不能影響政府，如國民政府移鄂，必較在粵更右。中共中央擔心，國民政府北遷的結果，可能得不到湖北，反而失去廣東。再說，中共中央並不贊成蔣介石抑制唐生智的做法，認為：「唐生智過去雖無革命歷史，現在的表現的確很左傾。蔣及國民政府應該承認唐的勢力，不應再用抑制而事實上又無力抑制他，徒然逼起他的反感。國民政府的組織現在還說不到如何絕對的統一與集中，國民革命中也決不是只能有一個革命獨裁者，若果勉強的做去，不是逼起唐與右派接近，便是逼起唐由左反蔣。」故當10月16日廣州聯席會議討論國民政府北遷案時，中共聯合國民黨左派代表一致表示反對。結果會議決議：「國民政府仍暫設於廣州。」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後，於10月22日致電張靜江與譚延,又提出兩個變通方案供選擇：一是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機關留在廣州，而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武昌；二是國民政府留粵，而中央黨部移鄂，聲稱「廣東偏於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如黨部移鄂，其進行必較粵有利，如欲發展，非速移不可。」

  11月7日，北伐軍攻克南昌。9日，蔣介石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南昌。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率先改變了對國民政府北遷的看法，同意蔣介石先前的主張。理由是：江西戰事結束，孫傳芳已失敗，國民政府將向全國發展，要以武漢為中心進行第二期北伐，鞏固廣東省的基礎已不是當前主要的工作；其次，張作霖和日本關係緊張，不再存有對遷都武漢會和張作霖衝突的顧慮。加之鮑羅廷和粵區的同志對唐生智不信任，遷都武漢可樹立黨的權威，以便控制唐生智。但中共中央仍然表示反對，認為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黨部若遷武昌，不但汪精衛不能回，並且國民黨左派分子勢必相隨赴鄂，這樣一來，建立左派政權和廣東模範省的計劃，都將成為泡影。鮑羅廷不以為然，認為廣東民眾已經起來，可以獨立，國民政府毋庸在此干涉一省之事，而要到武漢的適中地點去指導全國。除鮑羅廷外，俄顧問加倫亦贊同遷鄂，認為政府遷鄂後，北方問題將更容易解決，也不會與唐生智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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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國民政府派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司法部長徐謙、交通部長孫科、財政部長宋子文為調查委員，借整頓各省黨政名義，離粵經贛北上，前赴武漢作政府遷移準備。同行的有顧問鮑羅廷、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國民政府委員蔣作賓、中央委員宋慶齡等。11月19日，蔣介石再電張靜江、譚延。電曰：「聞徐、宋、孫、鮑諸同志來贛，甚喜。務請（顧）孟余先生速來。中（引者註：蔣自稱）意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惟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此非中有所私。且中以後必不能駐武昌也。如中央與政府未遷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漢。以此時除提高黨權與政府威信外，革命無從著手，如個人赴武昌，必有認人不認黨之弊，且自知才短，實不敢負此重任也。」

  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作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的決議。30日，政治會議議決設立政治會議廣州分會。12月2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停止辦公。12月5日，國民政府停止辦公，發表北遷通電。7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遷通電，宣稱半月內可到武昌辦事。是日，第一批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人員起程北上。

  國民政府四部部長及鮑羅廷等一行於12月2日到達南昌，12月10日抵達武漢。13日，在鮑羅廷的提議下，在武漢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並正式對外宣告：「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以前，執行最高職權。」參加成員有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鄧演達、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於樹德等，以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鮑羅廷為總顧問。12月19日、20日，蔣介石兩電湖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對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的議決案表示同意。1927年1月1日，臨時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在武漢辦公，財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開始行使職權。

  蔣介石對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的設置可能帶來怎樣嚴重的權力變局，最初並未十分警覺，故雖有所不滿，卻未公開表示反對。經過幾天短暫的思慮後，他越來越覺得由以左派為中心的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之危險性，有可能在鮑羅廷操縱下架空自己的權力，回復到「三二〇」以前的局面，加之在武漢的實力派軍人唐生智、張發奎等人都表示服膺臨時聯席會議，恐將來難以掌控。蔣在12月15日日記中寫道：「思量處境之苦，遭忌之深，痛與淚並。革命事業艱難至於斯，感喟不已。"12月29日又記：「黨務政治不能自由設施，則雖勝無異於敗也。」鑒此，蔣於1927年1月3日乘張靜江、譚延等中央執行委員路過南昌之機，召集中央政治會議第6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於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遷都問題以後再議。

  蔣介石的這一改變，出乎多數人的意料。當時普遍的宣傳，認為中國可以建都的城市只有四個：北京、南京、武漢、廣州。北京和南京尚未克復，而廣州偏處南方，難以號召天下。國民政府既由廣州北遷，武漢自然成了最適中的地點了。據陳公博回憶，當日這種宣傳已融成了普遍的心理，而這種心理不止一般人所同具，就是國府的主要人物也以為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1927年1月6日，徐謙、宋慶齡、孫科、蔣作賓、陳友仁等致電南昌，提議組織中央政治分會於武漢。徐謙、孫科還電詢不遷漢的理由。7日，蔣介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7次臨時會議，討論徐謙等6日來電，對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地點問題，仍主暫設南昌；對於組織武漢政治分會問題，決議由宋慶齡、孫科、蔣作賓、陳友仁等13人組織之。武漢方面，1月7日也決定：對於政府地點問題，應俟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在未決定以前，武漢聯席會議有維持之必要。此決議由陳友仁等具銜致電南昌，認為「苟非有軍事之急變，不宜變更決議。」南昌方面於8日復電謂：「組織分會一電，諒悉能從速成立，已足應付時局。」其含意是要武漢方面成立政治分會以取代臨時聯席會議。

  蔣介石對武漢聯席會議的抵制態度，使鮑羅廷進退維谷。中共中央本來反對遷都，指責國民政府北遷是鮑羅廷做的一件大錯事。如果向蔣妥協，同意暫駐南昌，中共中央更會批評他錯上加錯。鮑羅廷本來設想等北伐軍占領武漢後，利用蔣介石與唐生智的矛盾，削弱蔣的權力，將黨權和政權轉移到國民黨左派之手。他乘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北遷之機迅速成立聯席會議，接管「最高職權」，即含有此意。未料蔣介石將中央政治會議留駐南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形成與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對峙抗衡的局面，鮑羅廷自難善罷甘休。他在致莫斯科的電報中，聲稱在遷都問題上不能對蔣妥協，否則不僅會大大加強蔣的獨裁地位，而且難免會被北方軍閥和帝國主義看成是廣州軟弱的表現，自己也將因此而不得不辭職。莫斯科方面建議鮑羅廷親赴南昌說服蔣，爭取妥協解決爭端。作為妥協條件，可以同意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和總司令本人駐在南昌，但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則必須遷至武漢。

  就在鮑羅廷打算前往南昌的時候，蔣介石於1月11日由南昌出發前來武漢，希望與武漢方面協商解決遷都地點的歧見。12日，蔣、鮑兩人進行了數小時的私人談話。鮑羅廷認為時局嚴重，為節省時間起見，提議中央政治會議在武漢開會。蔣堅持政治會議在南昌開會。當晚，武漢方面舉行歡迎蔣介石宴會。宴會上，鮑羅廷直言不諱地批評有軍人摧殘黨權、欺壓C.P.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進而直接對蔣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還指責蔣袒護「黨中老朽」張靜江，喪失革命精神。鮑羅廷聲色俱厲的神態，使蔣介石十分難堪。蔣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逾於此！」翌日，蔣再嘆曰：「為何革命而受辱至此？」事隔三個多月後，蔣介石還回憶當時的情景和感想說：「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乃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裡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蔣介石滯留武漢期間，武漢街頭已經出現「打倒獨裁」、「打倒蔣介石」之類的標語。武漢之行，使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蔣介石決意驅逐鮑羅廷。1月18日，蔣介石離開武漢。次日過九江時，第6軍軍長程潛謁談。蔣憤憤然道：「余與鮑羅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為余辱國？革命至此，尚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解職，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靈？「20日抵廬山，蔣仍不能釋懷，嘆曰：「夫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余深信其必不誤也，然而來華如鮑羅廷等最近之行動，則徒使我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此與其主義完全相反矣。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余今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蔣在日記中仍念念不忘發泄對鮑羅廷的憤恨，一再表示「必欲去鮑」。但當他徵求顧孟余、戴季陶、譚延、張靜江等人意見時，這些人態度大多猶疑，擔心去鮑將有礙聯俄革命。蔣嘆曰：「連日見諸同志，畏忌俄國，而不敢決然逐去鮑羅廷，余亦未免消極灰心。嗚呼！此我民族衰弱異甚之徵象也！余如再不奮發，以圖自強獨立，任令亡國滅種之慘禍，貽留於我全民之子孫，誠為萬世之罪矣！至個人之成敗何足介懷！」又曰：「夫橫暴如鮑羅廷，如不速去，大有障礙於革命。眾皆以為有礙俄交，余則以為惟顧聯俄革命，所以必去鮑，以免兩國邦交破裂，否則亦何必去鮑哉？眾皆不知此理，一味退縮，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