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南昌與武漢的對峙

  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成立後，鮑羅廷實際成為武漢政權的領軍人物。鮑、蔣之間勢如水火，也意味著武漢與南昌之間的對峙升級，儼然形成兩個中央，一方堅持以臨時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一方堅持以中央政治會議行使最高權力；一方試圖打倒對方，一方試圖驅逐對方。國民黨中央黨部機關也一分為二：武漢方面掌握宣傳部、農民部、工人部、婦女部和海外部，南昌方面則掌握組織部、青年部和秘書處，雙方形成分庭抗禮之勢。1月21日，返回南昌的蔣介石與張靜江、譚延聯名致電武漢，要求遵照中央決議成立武漢政治分會，結束臨時聯席會議。武漢方面則認為，政治分會為一省政治指導機關，而武漢為革命中心地，應有代表中央的機關，方能處理政治外交，故聯席會議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對南昌的決議不予接受。聯席會議的存廢，成為贛漢之爭的焦點。

  從贛漢兩方形勢分析，漢方具有一定的優勢：一是孫科、徐謙、顧孟余、鄧演達、宋子文、陳公博等一批中央委員多站在武漢一邊，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如譚延、何香凝等亦不願隨蔣與武漢破裂；二是唐生智等一批北伐將領表示支持武漢政權；三是財政部長宋子文在武漢掌握著蔣所需要的軍費。

  財政是蔣介石的軍事命脈。當時每月軍費預算為1600萬元。宋子文表示：「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不再給錢。」蔣介石派軍需處長徐桴赴武漢催領，宋子文稱：「湖北財富之區，籌款本易，現政府在南昌，一人辦事不動。」徐桴只有電勸蔣介石：「我軍命脈，操在宋手，請總座迅電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圖良法，萬不可操之過急，致生重大影響。」武漢方面試圖控扼財政向蔣介石施壓，迫使蔣在遷都問題上讓步。

  揆諸各方情勢，蔣介石不得不重新考慮政府遷鄂問題。2月1日，蔣介石與張靜江、戴季陶、顧孟余商議黨務及贛漢之爭。蔣表示：「吾不願為帝國主義者所誹笑，寧屈己卑志，以求革命發展，故放棄主張。"2月8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第58次政治會議，會議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但又藉口在南昌的黨部和政府委員要參加2月20日江西省政府成立典禮，有意推遲遷移時間。武漢方面則已不耐，於2月21日召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即日結束臨時聯席會議，宣布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正式開始辦公。22日，武漢方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23日，增選唐生智、蔣作賓、宋慶齡、彭澤民、吳玉章等五人為政治委員，在武漢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同日，南昌召開臨時政治會議，議決聲明國民政府仍在南昌照常辦公，以糾正漢口方面宣布在武昌辦公之通電。

  南昌、武漢僵持不下。武漢方面想通過召開中央全會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乃決定於3月1日前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南昌方面洞悉武漢的用心，有意推遲全會的召開時間，議決中央全會俟東南戰事告一段落後，另擇日期召集。

  1月19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應設法保證左派在國民黨內擁有較大的影響，但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地排擠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2月17日，莫斯科方面又指示鮑羅廷：支持左派將武漢作為國民黨新首都的要求，但不要把事態發展到與蔣介石決裂的地步，也不要突出鮑羅廷，以免人們認為這場衝突是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為爭奪影響而進行的鬥爭。鮑羅廷可能感到有必要緩和一下與蔣介石之間的對立情緒，托宋子文與譚延向蔣介石致意，並表示願赴南昌隨蔣，而不過問國民黨中央的事。但蔣不允，堅決表示要鮑羅廷回俄。

  共產國際遠東局也不贊成革命陣營分化太快，認為鮑羅廷的「倒蔣」做法，會激化國民黨內部的衝突。為此，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專程從上海前往武漢與鮑羅廷商談對蔣政策，並於2月22、23日赴九江與蔣介石面談，試圖尋求蔣介石的諒解，化解武漢與南昌之間的對立情緒。蔣介石向維經斯基表示，南昌和武漢的衝突，大部分責任要由鮑羅廷來負，因為鮑執行了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政策。蔣質問維經斯基：共產國際是否主張國民革命運動分裂？如果不是，那麼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鮑羅廷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政策？鮑的做法會破壞共產國際在中國人民和一切東方弱小民族心目中的威信。蔣提出，政府任何時候都可以遷往武漢，但條件之一是鮑必須離開。蔣還表示，他很久沒有和中共領導人談話了，由於很少見面，出現了與共產黨的某種決裂局面。他向維經斯基提出想見見陳獨秀，以便同中共領導人建立經常的聯繫。維經斯基雖然不同意鮑羅廷的做法，但無法說服鮑羅廷接受自己的主張。兩人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鮑羅廷指責維經斯基的南昌之行，既未達到預期目的，反而動搖了反蔣戰線，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維經斯基則反唇相譏說：「蔣介石究竟不是陳炯明，鮑羅廷更不是孫中山」，指責鮑羅廷的做法並不是什麼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為，其結果將不利於中國革命和動搖蘇俄在中國的地位。

  武漢方面，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大造聲勢，呼籲提高黨權。2月9日，部分在武漢的國民黨高級幹部集會，決定由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顧孟餘五人組成一個行動委員會，研究和從事黨權集中的工作。2月15日，中央宣傳委員會開會，通過《黨務宣傳要點》，內容有：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屬於黨；統一黨的指揮機關，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軍隊在黨的指揮之下統一起來等等。隨後，湖北省、武漢市兩黨部召開會議，通過《恢復黨權，統一黨的領導機關》等決議。《漢口民國日報》亦為提高黨權運動大造輿論。孫科、鄧演達等人親自為該報撰稿。孫科在文章中公開指責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變更黨章規定，設立中常會主席，中常會主席差不多成了一國的大總統和一黨的總理。2月24日，武漢三鎮舉行萬人大集會，擁護恢復黨權運動。集會由董必武主持，徐謙發表講話，提出「一切軍事、財政、外交，均須絕對受黨的指揮。」台下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張靜江」等口號。

  

  獲悉武漢方面激昂的黨權運動，蔣介石異常惱怒。2月19日，他在南昌的民眾集會上發表演講，聲稱：「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兩天後，蔣再次在南昌發表演講，聲稱武漢聯席會議是沒有根據的，如要提高黨權，首先應取消武漢的聯席會議。2月24日，蔣介石派陳公博赴武漢探詢各方意見。陳公博在武漢見了宋子文、孫科和顧孟余等人，打聽武漢的局面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在操縱。未料孫科回答說：「哪裡干到共產黨的事，這是國民黨本身的問題。蔣介石這樣把持著黨，終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孫、顧等人均力主政府遷漢並召開三中全會，認為中央必須遷漢，才能表示蔣介石服從中央，才能免去黨的分裂。陳公博將這一情況電告蔣介石。蔣認為：「此全由鮑羅廷一人所驅使」，「合中外共黨之力以攻我，使我內部糾紛，不能統一，鮑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後又聞漢口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人日趨左傾，蔣復嘆：「鮑羅廷固為小人，而一般趨炎附勢，不知黨國為何事者，更可殺也！」

  就在陳公博抵漢的當天，武漢中央召開會議，擬具三中全會重要議案大綱，並派第11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隨陳公博回贛疏通，徵求蔣的同意。不料陳銘樞見蔣後，反被蔣介石說服支持其反共驅鮑。2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名義致電共產國際，請共產國際自動撤回鮑羅廷。陳銘樞回漢之際，蔣交付他策動武漢要人驅逐鮑羅廷的任務。陳銘樞遵命先後約談孫科、宋慶齡、宋子文、鄧演達、李宗仁等人，眾皆虛與委蛇。3月4日，陳銘樞奉蔣命直接與鮑羅廷約談，表示只要鮑同意回國，蔣願保證其安全。準備得鮑同意後，即由武漢方面發表蔣的驅鮑宣言。

  然而，武漢方面徐謙、吳玉章、顧孟余、鄧演達、陳友仁、孫科等人，多數反對撤換鮑羅廷，並紛紛發表不信任和攻擊蔣介石的言論。蔣介石的驅鮑宣言未能發表。陳銘樞發現不僅自己失了調停的作用，連他本人亦陷入孤立圍逼的境地。在鮑羅廷的安排下，唐生智派人逼陳銘樞表態支持武漢，否則去職。陳銘樞被迫辭去第11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的職務，並離開武漢。

  3月1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二屆三中全會延期一周召開，並希望南昌各委員赴漢出席。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第66次會議。會上，蔣介石發現譚延、何香凝、陳公博等人均已動搖，有意去武漢參加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只好表示同意多數人的意見，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但其內心十分惱怒和恐懼。他暗自忿忿然道：「見人面目，受人氣焰，羞辱情況，令人難堪！"4日，蔣仍慨嘆「黨員散漫，將為敵黨各個擊破，被人強迫，不能忍受，痛苦何堪言狀，人心至此，革命云乎哉。"5日，復云：「漢方日逼日緊，倒行逆施，無所不至，余之窮境，或將陷於『莫須有』三字之地！」一連數日間，蔣介石心境異常惡劣。據邵元沖日記，蔣接連多次致電前敵總指揮何應欽：「謂共產派在武漢破壞軍事更烈，非克復南京自立基礎，決難立足。」很顯然，蔣介石已打算放棄兩湖，極力經營長江下游軍事，考慮另創新局，以與武漢分庭抗禮。

  6日，譚延、何香凝、李烈鈞、丁惟汾、陳果夫等人離贛赴鄂。這意味著持續兩個多月的南昌中央壽終正寢。據統計，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自1月3日至3月4日，共開會17次，先後有17位委員與會；南昌中央常務委員會自1月8日至3月1日，共開會9次，先後有19位委員與會。兩會均出席過的委員有下列14位：丁惟汾、朱培德、何香凝、李烈鈞、林祖涵、柏文蔚、張靜江、陳公博、陳果夫、程潛、蔣介石、鄧演達、譚延、顧孟余。其中出席中常會次數在七成以上者有丁惟汾、陳果夫、張靜江、譚延、蔣介石；出席中政會次數在八成以上者有丁惟汾、譚延、陳果夫、蔣介石、張靜江、陳公博。

  3月10日至17日，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蔣介石和張靜江沒有出席。會議由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勢力掌控。會議決議：（一）中央常務委員會取消主席制，推選常務委員9人，汪精衛票數第一，譚延第二，蔣介石第三。（二）中央政治會議恢復為政治委員會，委員15人，主席團7人，汪、譚列第一、第二，沒有蔣的位置。（三）軍事委員會主席團7人，汪精衛位居第一，唐生智位居第二，蔣介石位居第六。（四）國民政府常務委員5人，孫科居首，沒有蔣的位置。（五）中央組織部長由汪精衛兼（吳玉章代理）。蔣介石原來的職位如中常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部長、軍人部部長，均被撤銷或被替代，只保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而總司令的權限，復由全會通過的條例加以限制，如規定總司令是軍委會委員之一，其出伐動員令須由軍委會議決，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等。此外，為了改變蔣介石利用黃埔軍校培植個人勢力的狀況，會議還決議軍事政治學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長制為委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