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四一二」反共清黨

  武漢二屆三中全會的結果，基本上恢復到了「三二〇」事件和二中全會以前左派掌權的局面。全會大大削弱了蔣介石的權力，但亦因此成為蔣介石大踏步走向清黨反共的轉折點。在三中全會以前，一直跟著蔣介石工作的郭沫若雖然對蔣在個別地方工人運動問題上的處置手法心存疑問，卻並未發現蔣有明顯異常的表現。但在三中全會以後，郭沫若感到蔣介石開始大踏步地走向極端。很明顯，蔣因三中全會所導致的權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懼感，實在是太大了。會議前後蔣介石所記日記，其憤恨之情溢於言表：

  3月8日：「處境困難已極，似有非辭去不可之勢。革命至此，痛心何如！」

  3月9日：「此次逆潮，甚激且久，共產黨合國際全力以倒余，帝國主義亦合國際全力以謀余，余個人成敗，實不足計，惟以黨國之命運為念，自當特加審慎。」

  3月10日：「共產黨自以為陰謀之毒，不知其狡計皆為人利用。鮑氏之肉，尚足食乎。」

  

  3月17日：「近日武漢徐謙等搗亂甚烈，聞秘書長李仲公被捕，中央會議各種方案及選舉等，全為C.P.所操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學生被校中禁閉者數十人。妨礙軍事，削奪兵權，排斥有歷史之黨員，無所不至……武漢敗類亡國亡黨，在所不恤，且必倒我個人以為快，其用心之險如此，然亦見其不自量也。」

  鮑羅廷等人確實低估了蔣介石的能量及其反應。他們天真地以為可以藉助中央全會之類的黨權力量來削弱乃至剝奪蔣介石日趨膨脹的軍權，以為通過動員群眾大張旗鼓地開展恢復黨權運動，高呼幾句「打倒獨裁」、「打倒蔣介石」之類的口號，就真能透過革命輿論壓力而達到「迎汪倒蔣」的目的，不知權力的取得和維繫最終離不開槍桿子。黨權與軍權的較量，說白了，即是以文人對付武人，以筆桿對付槍桿，其勝負不卜可知。這正是蔣介石暗自嘲笑他們「不自量」的根由所在。就在三中全會閉幕當日，蔣介石在九江巡閱一艘名為「楚有」的軍艦。聞禮炮聲，蔣頓感「氣為之一壯」，竊嘆不論武漢方面施用何等伎倆，而陸海軍之歸附我者，則日有加矣。這正是蔣介石另立中央的資本。

  蔣介石雖然擁有自信的資本，但在拿下上海、南京以前，尚不敢公開對抗武漢。故他雖對武漢中央深懷憤懣，但沒有公開指責和否認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案。3月1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閱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案，甚覺難堪」，「壓迫侮辱至矣，然為黨國計，惟有勉從耳」。為表明態度，他致電蘇俄顧問加倫：「關於武漢方面軍政黨務之意見，請隨時見告，中正只求於革命有利而已。」又致電譚延,聲明「以後對於黨政諸事概不發言」，請加倫在漢代為解決一切。

  另一方面，何應欽、蔣伯誠、顧祝同、潘宜之、楊虎、邵元沖等一批人商議，南京收復後請蔣介石來南京主持大計。他們認為，「以半年來之努力奮鬥，其結果不過為造成共產黨擾亂地方之基礎」，談起來「多激昂唏噓」，認為「此問題不解決，恐軍心解體」。他們覺得要解決此問題，必須蔣介石拿出主張，一切始有辦法。但鑑於蔣介石態度尚游移，他們還不敢明確表達自己的主張。3月21日，張靜江告訴邵元沖等人：「介石對於與共產黨分離事，已具決心，南京定後，即當來寧共商應付。」

  因財政部長宋子文將蔣介石的軍餉暫扣不發，蔣介石於百般無奈中竟然想出一招：邀請「宋太夫人」和「孔宋夫人」來游廬山，乘機向她們訴說宋子文扣餉之事，並說動宋氏婆媳前往漢口，最終誘使宋子文暗地發給200萬元，秘密運往九江，從而使蔣軍餉無慮。蔣拿到這筆錢後，即乘艦東下親自督戰京滬。3月21日，克復上海，23日克復南京。蔣介石事後承認：「京滬如期克復，厥功為不鮮焉。」「厥功」者，即指宋氏婆媳之功也。

  在上海、南京相繼克復後，武漢方面擔心蔣介石有可能另立中央。3月21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應付方案。會議決定派外交、財政、交通三部部長赴滬，並指定孫科、顧孟余、陳友仁、宋子文、徐謙為外交委員會委員，以陳友仁為主席，研究上海方面的外交策略；派郭沫若為上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指導員。3月23日，北伐軍攻克南京，武漢方面立即任命程潛等11人組成江蘇省政務委員會，以程潛為主席，委員中共產黨人和左派占絕對優勢。27日，武漢政府電令上海各機關，所有江浙財政均須經宋子文辦理，否則概不承認。4月1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第8次會議根據鮑羅廷和孫科的提議，將三中全會通過的統一外交、財政各決議案，通知蔣介石以及各軍，飭令遵照，並警告蔣介石不得任意委任官吏及各軍軍長，否則免職除名。4月2日，武漢中央常會第5次擴大會議根據孫科的提議，議決訓令蔣介石離滬赴寧，專負軍事方面責任；鑑於蔣介石自從到上海後，即被反動勢力包圍與利用，在上海形成一個反動中心，訓令他對於外交未得政府明令以前，不得在滬發表任何主張，不得接受任何帝國主義口頭或文字的通牒。上海所有外交、財政、交通等，都由武漢中央負完全責任。這一切，均是為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加強武漢中央對滬寧地區的控制。

  對蔣介石而言，要與武漢分庭抗禮，除軍事上克復南京作為新都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必須取得黨統上的「合法性」；而要取得黨統上的「合法性」，惟有得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承認。在南昌時，他中途截留部分中央委員，使中常會和中政會照常在南昌開會，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在南京卻沒有了這一優勢，因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大部分在武漢。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另想辦法。

  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及國民黨元老占多數。陳果夫向蔣介石建議，不妨藉助中監委中的國民黨老同志，取得他們對清黨反共的支持。3月19日，蔣介石接到李石曾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信的具體內容不詳，但據蔣之日記，蔣接信後，感到「黨中領袖或有團結之望，頗引以為慰。」所謂「黨中領袖」，即指李石曾這樣一批黨內「老同志」。這些人自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以後，一直受到冷落。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曾公開批評黨內「老同志」太過穩健。在國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這批國民黨少壯派和中共新青年相處尚屬融洽，多被中共視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多是國民黨內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國民黨內的鬥爭矛頭亦主要指向「老國民黨員」，認為只有將那些「國民黨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組織一個新國民黨。國民黨內最早反對國共合作的，也主要是一批「老同志」。當蔣介石在黨內孤立無助的時候，他想到了黨內「老同志」。除李石曾外，他還與蔡元培、吳稚暉等元老取得了聯繫。據邵元沖日記，3月24日，張靜江、邵元沖、蔡元培、蔣夢麟、馬敘倫等同車由杭州出發，25日抵滬後，即赴龍華前敵總指揮部，與白崇禧、潘宜之、黃郛、吳稚暉、李石曾等見面，「共商應付黨務事宜」。吳稚暉、李石曾情緒激昂，聲稱屢為共產黨所欺哄，非分裂不可。26日，蔣介石抵達上海，當晚即邀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黃郛、張靜江、邵元沖等人晤談，「計議黨務」。27日，蔣再邀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蔣夢麟、馬敘倫、邵元沖等人至總部行營，「開會討論與共產黨分裂之辦法」。吳稚暉主張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然後再由監察委員會召集武漢之外的中央執行委員開會商量辦法。吳氏還舉出兩個彈劾共產黨的證據：一是數周前陳獨秀對吳稚暉的談話，謂共產黨於20年內必可實行共產；二是去年雙十節共產黨在湖北秘密散發的傳單。

  3月28日，上述諸人繼續相聚討論清黨反共事宜。29日，程潛、古應芬、何應欽等參與共商。程潛主張慎重從事，認為唐生智不參與，將為大患。程表示願親赴武漢勸說唐生智倒向南京。是日，程潛被蔣介石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但他擔心被蔣介石軟禁，於30日離滬返寧。返寧當晚，林伯渠受武漢政府之命，找到程潛，交給他一道密令，請他相機逮捕蔣介石。但程潛不願意執行。

  30日，蔣介石日記載：「連日會談黨務、軍事、外交，至廢寢忘食。」並對宋子文訴苦說：「軍事難，財政亦難，政治難，黨務更難。以一身兼備數難，如何其不疲耶！」蔣將「黨務」列為數難中之最難，亦可見清黨反共是他此時思慮的重心和焦點。

  4月1日，武漢政府下令廢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改為集團軍，任命蔣介石為第1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2集團軍總司令，朱培德為總預備隊總指揮，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這是武漢政府削弱蔣介石軍權的重大舉措。蔣介石獲悉這一消息後，更堅定了他清黨反共的決心。是日，他邀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黃紹前來共商。眾皆建議蔣對黨事「徹底改革」。但同時得朱培德來函，勸蔣慎重，以退為進。蔣又躊躇起來。邵元沖等埋怨說：「當局者總遲疑無所表示，疑事無成，難矣。」

  正當蔣介石積極準備清黨反共之際，汪精衛自德國經蘇俄回國，於4月1日抵達上海。4月2日，邵元沖聞汪精衛到上海，慨言曰：「此間日內正擬以斷然手段處置者，乃不得不暫行延擱。精衛以為武漢諸人，非不可以理喻，故仍擬約彼等來寧，以會議方式解決之。」

  4月3日，蔣介石向軍隊各將領公開發表通電，聲稱：「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其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憂，中正唯專心軍旅，戮力北伐……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同日，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白崇禧、李濟深、李宗仁、黃紹、古應芬、邵元沖等齊集上海莫利哀路孫中山故居，與汪精衛會談。吳稚暉告訴汪精衛：此次監察委員會提出對共產黨的彈劾案，必將採取斷然處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精衛聞之忿然。黃紹、李宗仁等急忙從中轉圜，聲稱如汪另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衛乃提出三項應急之法：（1）若此時大家認為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之情形急迫，則他可負責轉告陳獨秀，請其制止；（2）武漢此時如有搖動軍政之命令，可以不受；（3）各地共產黨及工人糾察隊如有反動情形，可以隨時以非常手段處置之。汪精衛還建議於4月15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與會諸人只好同意暫照此條件進行。

  4月3日前後，汪、蔣之間單獨作了一次長談。據蔣介石事後轉述，汪精衛當時對他說：「介石，這一回東南同武漢開戰時，如果你失敗了，我們國民黨就要從此消滅，共產黨必就從此起來；如果你得勝了，國民黨就要恢復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況，要是恢復這種狀況的時候，無論左派的軍隊，左派的黨員，一定不會同你蔣介石合作，你蔣介石在黨里的生命，怕就從此消滅。」這段話反映出此時汪精衛的心態：既怕共產黨的急進，也不滿蔣介石的保守，企圖在兩者之間謀求出路。

  汪、蔣會談後，汪精衛又約見陳獨秀，質問共產黨是否準備「打倒國民黨」取而代之？陳獨秀極力否認。為了澄清事實，力闢謠言，陳獨秀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汪精衛閱後同意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宣言寫道：「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又稱：「中國國民黨及多數同志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宣言表示，所謂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以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糾察隊等說法，均系謠言。國共兩黨將仍本孫總理的聯共政策，親密合作。

  4月5日，宣言以《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的名義公開發表。當日，汪精衛往見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李濟深、李宗仁等亦在座。蔣介石對汪、陳聯合發表宣言頗為驚異。因為宣言不僅以兩黨領袖的名義發表，而且汪居然代表國民黨保證沒有制裁共產黨的任何意圖。這無疑與4月3日商定的應急辦法不相一致。吳稚暉當面譏諷汪氏以國民黨黨魁自居，並質問汪：「中國從此即由兩黨共同統治了嗎？」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吳「徑面斥汪為附逆分子，不少寬假。」氣氛甚為不洽。汪精衛此次回國，本是武漢中央請他回國復職。他在上海毫無憑藉，自然不敢和蔣氏盤桓。加之宋子文向他透露，李宗仁主張將他軟禁起來。汪見形勢不妙，走為上策，當晚即秘密登輪，次日啟程赴漢。

  汪精衛歸國和汪陳聯合宣言的發表，使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以為寧漢之間的緊張氣氛有緩和的可能。羅亦農在中共上海區委會上說：汪精衛「政治觀念很穩定，與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於到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並說蔣介石本已下動員令，因汪回而收回。

  武漢政府雖然下了逮捕蔣介石的命令，但並未覺察到蔣介石的政變迫在眉睫，還在準備繼續北伐，並定於4月5日誓師。4月4日，程潛到武漢，報告了上海方面準備清黨的情況，李富春也致電武漢，通告蔣介石、何應欽即將來寧另立中央的消息。武漢政府方才警覺和緊張起來，將原定的北伐誓師典禮延期。4月7日，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遷移日期另行決定。會議指派顧孟余、鄧演達和譚平山三人負責遷都的宣傳工作，下令軍事委員會制訂以南京為中心的作戰計劃。武漢政府決定遷都的理由大致基於這樣幾方面的考慮：一是外交方面的考慮，認為英、美、日有可能聯合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封鎖京、津、滬等口岸，武漢政府必須先發制人，以為遷都南京，坐鎮京滬，帝國主義就不敢明白進攻，也便於應付長江下游的外交；二是財政方面的考慮，因長江下游是中國富庶之區，遷都有助於控制下游數省財源；三是政治方面的考慮，團結下游革命力量，就近控制蔣介石；四是軍事方面的考慮，以為京漢路北伐不成問題，下期北伐的重點將轉移至津浦線，遷都南京後，便於沿津浦線北伐。4月7日，武漢政府當即舉行了東下誓師典禮，決定派張發奎率第4軍和第11軍赴南京加強防禦。4月9日，第4軍登輪，準備出發東征。但是此時卻有人提出，不應該把鐵軍調到南京去，理由是長江下游離帝國主義太近，會引起衝突和干涉；其次，汪精衛已經從國外回來，將要來武漢，擔心和蔣介石矛盾激化後，汪有可能被蔣扣留（不知汪已於6日啟程來漢）。結果，第4軍和第11軍東征計劃擱淺，遷都南京的決議也成了一紙空文。事後分析，即使東征計劃不擱淺，也為時已晚。因為蔣介石在京滬兩地早已布置就緒，只因汪精衛回國才有所延遲。

  中共方面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3月25日，陳獨秀在中共黨內會議上指出：「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想要革命……上海現在資產階級與右派勾結，黨軍也很右傾。我們如果情願拋棄上海，就很容易；如果爭鬥，就要馬上動作。」陳獨秀顯然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他與彭述之、周恩來、羅亦農等研究後認為，除了堅決採取反蔣行動外，別無出路。「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斷絕。」因為事關重大，陳獨秀派彭述之赴武漢與共產國際代表及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商討。與此同時，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積極準備對策。

  陳獨秀準備採取的第一項對策是擴大反帝運動，實行總同盟罷工，收回上海租界。他指示上海區委：「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但當上海區委正式部署收回租界行動時，陳獨秀又猶疑起來，最終使收回租界的計劃胎死腹中。

  陳獨秀準備採取的第二項對策是保存工人武裝。上海區委決定將工人糾察隊的大部分兵力集中起來，嚴陣以待，以防禦戰對付右派軍隊的進攻。但這一計劃被共產國際否決。3月31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共：鑑於力量對比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不要倉促進行公開鬥爭，必要時將武器隱藏起來。

  中共上海區委曾企圖尋求聯盟力量。軍事方面曾聯絡過薛岳、劉峙等將領，但都未能成功。政治方面，試圖「拿住」新成立的上海臨時市政府，「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縱」，其後又有意「以市政府與蔣衝突」。但上海臨時市政府名義上得到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支持，實際上只是一個空架子，顯然不足以和蔣介石的軍事力量相抗衡。

  上海形勢日益緊急，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因遠在武漢，消息不靈而不能及時採取有效對策。4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連續召開三次會議，討論江浙和上海局勢。大約在4月10日的會議上，維經斯基和羅易均認為蔣介石「還有辦法」，主張派人赴滬見蔣。會議決定派李立三、陳延年、聶榮臻和維經斯基去上海，與趙世炎、周恩來組成特務委員會，決定滬區工作計劃，報告中央。但這一切，顯然為時已晚。

  蔣介石與共產黨已勢如水火，再難相容。蔣認為武漢中央的種種做法都是鮑羅廷和中共在幕後操縱，故而對鮑羅廷和中共深懷憤恨。蔣介石此時最擔心的是共產黨人隨時可能在上海採取暴烈行動衝擊租界，引發外國干涉。他到上海後，曾對各國記者說：「本人到滬時，由吳淞口經過黃浦江，到高昌廟登岸，目擊各國軍艦及兵士甚多，租界以內，有外國兵士及各種障礙物防守，一若有備戰之形勢。因此即一變本人未到以前對上海之感想。租界乃係我國之領土，故本人不禁發生種種之刺激。當直魯軍在上海時，租界方面並無外兵及障礙物，而國民革命軍到上海以後，即有外兵及障礙物。觀察租界當局之意，以為我國民革命軍似無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之能力。本人對於此點，認為莫大之恥辱。」但他同時明確表示：「取消不平等條約及收回租界，決不用武力及暴動，當由中央政府採用外交正當手續辦理。」蔣介石此時思慮的重心，是與武漢分庭抗禮和清除共產黨人，為此，他必須極力避免外力干涉。尤其是預料即將與蘇俄關係破裂後，新政權更有必要取得列強各國的同情與承認。因此他在對外關係上，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尚在3月初，蔣介石即致電何應欽、白崇禧：「我軍如攻上海，至龍華、南翔、吳淞之線，宜暫為停止；聞共黨有組織上海革命政府之議，凡類此之機關，應即勒令取消也。」

  到3月下旬，有關上海工人糾察隊將要衝擊租界的謠言四起。中共上海區委當時也確實顯得相當興奮和活躍，反覆強調：我們黨「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要求黨員在群眾中大力宣傳C.P.,宣傳這次革命是C.P.領導的，還要求在3個月內徵收5萬黨員，準備「公開取政」，「包辦革命」，弄得上海街頭共產黨呼聲很高，市民到處打聽C.P.,很想知道內幕。這一切，自然令蔣介石高度警覺。

  當時上海總工會所屬的工人糾察隊其實只有兩三千人，受其影響的工人約25萬，在全滬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並不大。中共因未能掌握正規武力，故相當重視這支工人武裝。中共上海區委坦言：「上海工人有有力武裝，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與一切行動都有保障，同時C P也跟隨有力。如果工人武裝被解除，則工人又將入於過去黑暗之域。因此，維持工人武裝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3月26日，上海區委獲悉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殺，國民黨左派所控制的南昌、九江市黨部被搗毀和解散，情緒更加憤激。他們決定：隨時隨地準備與右派軍隊發生總決鬥。他們確信：「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偉大。」

  正當中共上海區委群情激憤之際，莫斯科方面於3月27日來電指示：「長時間地舉行總罷工要求歸還租界，在現階段是有害的，因為這可能使上海工人處於孤立狀態並便於當局對工人採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組織示威性的罷工，抗議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問題要同國民政府商量。」中共中央復電申訴，莫斯科方面於28日再度來電，不容分辯地訓令：「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

  這時武漢方面訓令蔣介石克日離滬赴寧，並且決定遷都南京。蔣介石再也沉不住氣了。蔣介石認識到，若武漢中央迅速遷都南京，無論政治上、軍事上，蔣都將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境，意味著他將失去與武漢抗衡的立足點甚至安身立命之處。4月9日，蔣介石下令查封了受武漢鄧演達直接領導的上海總政治部機關。4月12日，蔣密令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歧，以制止械鬥為名，利用青紅幫做前鋒，在一天之內迅速將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收。13日，蔣介石草擬一份《告國民黨同志書》，歷數共產黨的種種「陰謀」，聲稱其12日行動為護黨救國運動。16日，召開政治會議，議決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17日，通電發表4月9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議決案，議決舉發共產黨「謀叛」證據，並指名通緝共產黨首要名單。清黨反共運動迅速在蔣介石勢力所及的江、浙、皖、閩、粵、桂等省區鋪開（清黨運動在各省的情形，留待第八章第三節敘述）。

  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國民政府於是一分為二，形成寧漢對峙的局面。若將「西山會議派」先前在上海成立的中央黨部算入，國民黨實際上是一分為三，滬、寧、漢互為犄角，形成三足鼎立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