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蘇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早期接觸

  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其實力遠不能和西方列強相比，然而蘇俄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卻很快超過了英、美和日本，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晚清以來，西方列強既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所要抵制和反抗的對象，又是中國現代化運動所要學習和仿效的榜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人的學習榜樣發生了一個大的轉變。巴黎和會拒絕中國的合理要求，給中國知識分子以莫大的刺激。中國知識精英在對西方列強藐視公理憤恨的同時，也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懷疑。值此之際，蘇俄政府適時宣布廢除沙皇俄國強迫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人聞之，備感興奮和鼓舞。舉國上下，洋溢著濃郁的「友俄」氛圍。知識界更是交相讚頌，稱許蘇俄的舉動「足為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為世界外交上樹立了未曾有的模範」，「是自有人類以來空前的美舉」，「因為這空前的事業，實在是自有國家這個東西以來，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所不願做，不能做，不敢做的；又實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

  

  在對蘇俄滿懷感念的同時，社會主義思潮亦在中國知識界洶湧澎湃。當時《東方雜誌》記曰：

  一年來，社會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雲湧了，報章雜誌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這裡是闡明社會主義的理論，那裡是敘述勞動運動的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

  五四時期的刊物，很少有不談社會主義的。《東方雜誌》在當時算是一個保守的刊物。1921年，連《東方雜誌》也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譯註刊出。社會主義在中國如此流行，自然與俄國革命的勝利有直接關聯。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在救國無門之時，把俄國革命，從一個專制統治下的落後國家，成為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先例，視作中國前途的希望所在。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一個來自西方又批判西方，並申言能解決西方問題的思想，自然容易深入人心。這個時期介紹和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的，並不限於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分子，國民黨人中亦不乏熱衷者。如胡漢民、戴季陶、徐蘇中、林雲陔、馮自由等均是。尤其是胡漢民、戴季陶，不僅閱讀、翻譯，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方法（如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問題。在這樣一種社會大背景下，由「友俄」發展到「聯俄」、「師俄」，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孫中山晚年的聯俄政策，是其40年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決策之一。孫中山的對俄態度，在歐戰前後，有明顯的轉變。歐戰期間，他曾深以戰後俄國可能進取中國為慮。但當俄國戰敗、十月革命發生後，孫很快斷定俄國有可以為友的條件，並致電列寧祝賀。俄國革命晚於辛亥革命6年，孫中山樂於將中俄兩國革命的情形作比較，並密切關注俄國政情的變化，初以俄國革命受中國革命影響而自喜，繼又反思何以俄國革命能迅速成功，而中國革命的結果卻不能令人滿意。孫將俄國革命的理想和中國革命的目標等量齊觀，故而對俄國革命抱有親近和同情之感。這當是孫中山聯俄的心理基礎。

  孫中山聯俄的另一因素，是其對革命過程的現實考量。孫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為了達成其革命目標，向來運用靈活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手腕。在此之前，孫一方面憤恨列強欺凌中國，一方面又不斷謀求與列強結盟，希圖從列強那兒尋求道義的支持與物質的援助。同樣，孫一方面斥責軍閥為中國禍亂之源，另一方面又時常與此派或彼派軍閥合縱連橫。孫中山聯俄亦不無政治謀略的運用。

  1920年9月，孫中山派李章達前往蘇俄，代表他本人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一項軍事合作的協定，請求蘇俄紅軍於1921年春進兵中國新疆、甘肅，接應並援助四川的革命黨人，推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黨人武裝起義。李章達直到次年春天才抵達莫斯科。此時蘇俄政府也開始在中國尋求支持和合作者，故對孫中山的這一建議，最初的反應比較積極。但未久，孫中山因重回廣州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為爭取國際社會亦即列強的承認，孫中山放棄了尋求蘇俄援助的初衷。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於1921年12月間前往桂林、廣州同孫中山接觸時，孫明確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蘇俄公開結盟，擔心過早聯俄會招致列強的干涉。甚至到1922年2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接見新任「赴俄全權代表」張秋白時，蘇俄方面尚不清楚孫中山是否願意與蘇俄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1922年6月，陳炯明兵變。孫中山剛剛建立起來的廣東根據地毀於一旦。孫痛心疾首之餘，復而再度尋求蘇俄援助。黨內同志，如蔣介石等，亦力主聯俄。恰當此時（8月26日），蘇俄新任駐華全權外交代表越飛致函孫中山，希望與他建立密切關係，並就與張作霖的關係等問題，探詢孫的態度。未久，越飛再次致函孫中山，並派軍事參贊赴上海與孫中山會談。此時蘇俄的對華政策有雙重目標：一方面希望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聯盟，一方面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並設法維護沙俄時代取得的一些在華權益。蘇俄希望北京中央政府變成一個對蘇俄友好的政府。但北京政府在持續兩年的對俄交涉中一直過於重視列強的態度，並在蒙古、中東鐵路兩個問題上不願做出讓步。由於吳佩孚在當時中國的軍閥中頗有「開明」的聲譽，又早與蘇俄有過接觸並表示「親俄」之意向，且以反對蘇俄在遠東宿敵日本著稱，故在蘇俄看來，若以孫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吳佩孚的軍事力量相結合，建立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當是最佳的選擇。但此前孫中山與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已結成「三角同盟」共同對付直系的吳佩孚。蘇俄試圖促成吳佩孚與孫中山合作反對張作霖。因張作霖的親日背景，蘇俄視之為敵人。越飛曾通過各種努力想使孫中山放棄聯張反吳的策略。孫中山則希望蘇俄援助他建立自己的力量，來完成中國的統一。孫打算在中國西北創立軍事基地，擁有一支自己的軍隊，希望俄國提供武器和物資。在與國內實力派的關係問題上，孫中山仍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吳佩孚「對新思想感興趣是不容易的」，而「土匪張作霖是個可以進行加工的『原料』」。孫表示會勸說張作霖改變對蘇俄的態度，但不會同張作霖決裂。事實上，即使在越飛開始同孫中山建立聯繫，並極力勸說孫吳合作的時候，孫與段、張之間仍在繼續磋商共同反對吳佩孚的軍事計劃並付諸實施。越飛與孫中山，顯然各有所圖。

  越、孫兩人在策略上雖有歧見，但基本目標尚無大的衝突，故雙方各派代表繼續溝通。越飛鍥而不捨地在孫中山和吳佩孚之間進行調解，無奈孫、吳雙方均無合作誠意。孫、吳的敵對關係，並非因兩人的性格、觀念之歧異所致。吳佩孚當時頗有「好軍閥」的聲譽，許多人的心理都深惡奉系，左袒直系。孫中山聯奉倒直，實與一般國人的心理相反。輿論甚至認為孫中山「聯絡張鬍子去打吳秀才，未免近於倒行逆施」。而在孫中山看來，直系吳佩孚是當時各軍閥中最強橫的一個，而且控制中央，直接威脅自己的革命事業；南方反對孫中山的軍閥如陸榮廷、陳炯明等都是直系軍閥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擒賊先擒王」，要打倒軍閥，便要先從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暫時與他合作。雖然蘇俄方面通過各種辦法希望孫中山改變聯張反吳的策略，但孫中山始終不為所動，反而一再要求蘇俄改變對張作霖的態度，勸說蘇俄不要在吳佩孚和張作霖的衝突中支持前者。

  在調解孫、吳合作前景渺茫的情況下，蘇俄面臨在中國幾大政治和軍事實力派人物中作最後選擇的問題。孫中山從1922年10月開始的旨在恢復南方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取得了初步進展。這使孫在蘇俄對華政策中的地位變得愈益重要。大約在1922年底1923年初，越飛開始由助吳聯孫，轉向棄吳聯孫。越飛預期孫中山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北京政府之外的中國的統治者，而吳佩孚所控扼者，僅為河南一省和北京周邊一小塊地區而已。因此，越飛申言：「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誰是中國事實上的政府，我們應該跟誰打交道。」

  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決議，採納越飛關於全力支持國民黨的建議。1月17日，越飛前往上海，與孫中山進行正式談判。談判的結果，雙方達成一項至關重要的協議，此即有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中山同意維持中東路現狀和蘇軍暫時駐紮外蒙古，越飛則承諾孫中山「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並保證「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孫、越會談中，雙方就孫中山提出的兩個軍事計劃達成了初步共識。第一個計劃是：在蘇俄給予財政、軍事援助下，孫中山的軍隊先在廣東戰勝陳炯明，然後從湖南和四川兩個方向北伐中原，進攻吳佩孚，然後，入主北京，統一中國，號令各省。第二個計劃是前一個計劃失敗時的應急計劃，其內容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蘇俄武裝的10萬革命軍，然後進行北伐。兩個計劃均以吳佩孚為討伐對象，而以張作霖為友軍。這意味著孫中山成功地說服了蘇俄，使原有的反軍閥鬥爭方略同新的計劃接軌。

  為了進一步討論合作的具體問題，孫中山還派廖仲愷專門陪同越飛前往日本熱海進行秘密會談。會談結果，蘇俄政府同意向國民黨提供200萬金盧布的援助，並準備協助孫中山在中國北部或西部建立軍事基地。孫中山自然分外欣喜。要知道，當時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眼中，孫中山是一個「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或夢想家。雖然孫中山一直尋求西方列強的援助，招致的卻經常是輕蔑和侮辱。如今，蘇俄熱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孫中山懷有「雪中送炭」的感念之情。孫中山當時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專訪時，深有感觸地說：「吾人已對美、英、法或其他列強之協助喪失希望，唯一對南方表現誠意的國家是蘇俄。」當記者故意提及蘇俄是否民主時，孫中山意態怡然地說：「只要他們願意協助我們推翻北京，我並不在乎他們是否民主呢！」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正式確立。

  就個人關係而言，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歷史上早有交往與合作。五四前後譯介社會主義思潮時，國民黨人胡漢民、戴季陶等曾積極投入。中共發起時，戴季陶、邵力子等人曾一度參與。中共創建初期，黨內對國民黨的態度不盡一致。中共一大決議「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但大會報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又解釋說：多數與會者相信，依據中國的現狀，「我國的軍閥就是社會上一切其他階級的敵人」，共產黨需要與其他黨派共同行動，以反對共同敵人。這雖然不是專門針對國民黨而發，但當時中共以外的「其他黨派」中，國民黨顯然是最具歷史和影響的。

  中共成立未久，適逢共產國際邀請中國各革命團體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共同策劃東亞的反帝革命運動。曾經在爪哇從事過工人運動、有過統一戰線工作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聽到這個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聯合中國各革命團體的設想。1921年12月，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會晤孫中山，在那裡勾留了九天，與孫中山長談三次，並與其他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通過此次對國民黨的實地考察，馬林進一步堅定了要推動國共兩黨合作的想法。幾乎與此同時，列寧向在莫斯科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共兩黨代表表達了同樣的意願。

  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最初的反應並不積極。孫告訴馬林，他對蘇俄革命的經驗很感興趣，但對中國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刻意模仿蘇俄的做法不以為然，因為這些年輕人只對社會主義感興趣。他們的小集團「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卻毫無用處」。他還直率地向為馬林做翻譯的共產黨員張太雷說：「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在老革命家孫中山看來，五四運動之後在全國各地出現的各種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激進小組織，不過是年輕人崇洋媚外和標新立異的表現。中共自然也不例外。

  但馬林對國民黨充滿樂觀的看法。他在事後寫給莫斯科的報告中，對國民黨的狀況做了一番熱情洋溢的描述，建議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密切的聯繫，而不是全力去幫助中共；中共力量弱小，與工人運動又毫無聯繫，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國民黨，因為只有在那裡他們才可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馬林很快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行。他分別同中共和國民黨在上海的領導人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可能性進行了商談。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張繼等人明確表示歡迎，但中共方面卻遇到了阻力。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中國問題的維經斯基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信，詳細表達了中共方面的不同意見。反對的理由主要有：

  （一）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宗旨不同；

  （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社會信仰全失，永無發展機會；

  （四）陳炯明是廣東實力派，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中山；中共倘加入國民黨，將立即受陳派的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陳獨秀還稱，上述意見不僅代表他本人的看法，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

  中共雖然幼小，但基於其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理念，對老大的國民黨並不怎麼瞧得起。他們堅持，兩黨若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並且要由中共來負政治指導之責。中共二大專門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指出以目前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扶助」民主派起來共同打倒封建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確是必要，「然亦只是聯合與援助，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併」。中共中央還強調，對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應由自己「先行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適宜地點開一代表會議，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團體，及如何進行」。亦即由中共來主持。中共顯然不願扮演一個消極、被動的角色。

  但是，俄共中央政治局鑑於國共兩黨力量懸殊，還是接受了馬林的建議。1922年8月12日，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並做陳獨秀等人的工作。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釗和張國燾來上海一同討論，中共中央的會議延至月底舉行。在此期間，孫中山適因陳炯明兵變由廣東退居上海，處於極度沮喪、消沉之中。當馬林向他轉達共產國際決定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孫中山欣然贊成。

  獲得孫中山同意後，馬林又轉而對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進行說服工作。8月28-30日，馬林與中共領導人在杭州西湖舉行秘密會議，專門討論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與會者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但當馬林以「尊重國際紀律」相責後，反對意見則偃旗息鼓。會議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存共產黨，後者對於國民黨內的工作發出指示並領導工會的組織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後，孫中山委託張繼等與在滬國民黨負責人商議，並通電國民黨相關支部。國共兩黨領導人終於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達成了初步意向。9月初，經張繼介紹並由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共領導人率先加入了國民黨。

  儘管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已邁出了第一步，但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對兩黨「黨內合作」仍存有歧見。維經斯基即擔心中共加入國民黨後，有喪失自身獨立性的嚴重危險。馬林對此堅決否認。他認為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共產主義運動，即使存在，也只有與民族主義運動密切合作才能發展。對於馬林與維經斯基等人的爭論，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採取妥協調和的策略：一方面肯定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中共黨員應當加入國民黨，另一方面又指出國共黨內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共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一方面要求「全力支持國民黨」，準備向國民黨提供大筆援助，另一方面又堅持中共要大力組織和爭取工人群眾，建立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正是這種策略為兩黨以後的黨際關係埋下了無窮的後患。

  1923年2月7日，被中共引為驕傲的京漢鐵路工會領導的罷工運動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武力鎮壓。北方工人運動受到重創。這對那些一心希望獨立發展的中共領導人震動極大。他們開始重新認識孫中山國民黨及其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價值。同年6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傾向於贊同馬林的觀點。在他起草的決議案中承認，因為中國產業落後，勞動階級還在極幼稚時代，工人運動尚未能強大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自然不能產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所以，「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但負責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的蔡和森和負責工會組織工作的張國燾，以及北方工會組織的代表仍持有不同意見。他們堅持：「在中國沒有哪一支力量的發展速度能與工人力量的發展相比」，「在許多地方我們可以控制工會工作，那裡沒有國民黨的影響」；「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能幫助他們，不能擴大他們的影響」。而在馬林看來，中共是個「早產兒」，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它的整個工作幾乎都依靠外國經費，多數黨員沒有職業，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在這種情況下，「要鼓勵同志們到國民黨中去，並把用這個辦法支持國民革命看做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絕對不要為此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能在工會的宣傳中利用這面旗幟」。因為許多人「害怕共產主義」，而且會「削弱俄國同中國國民黨人的合作」。由於「二七」慘案以後，中共黨內的情緒已大為改變。馬林的主張在黨內得到較廣泛的同情，蔡和森和張國燾的意見沒有得到與會者的積極響應。馬林最終促使中共三大做出決議：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為什麼願意吸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中華革命黨成立初期，孫中山吸收黨員本有嚴格規定。但在袁世凱死後，孫中山為顧及現實環境和聯合各方勢力，改取較為寬鬆的「大黨主義」組黨路線。「五四」以後，為了吸納更多的青年學子加入其革命行列，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在孫看來，黨是傳播主義的工具，多一些人入黨，就多一些主義的傳播者和同情者。何況他此時正處於事業嚴重受挫時期，急需外援和外力相助。中共作為「五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其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老大的國民黨所缺乏的。而且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吸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亦可汲取俄國革命經驗，尤其是治黨的經驗，以振興國民黨。

  其次，孫中山「容共」與其「聯俄」策略密切相關。孫自然知道，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旨意。想得俄助，自有必要理順與中共的關係。蘇俄方面亦暗示，他們對國民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它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對孫中山而言，讓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受其約束，至少要比中共置身於國民黨之外，利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與國民黨競爭政治資源來得有利。在是時孫中山眼中，中共不過是一班「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的群體。據蔡和森回憶，孫中山當時甚至不承認有C.P.的黨。孫中山稱中共青年「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孫中山還稱：「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在孫中山看來，俄之所以願與之合作，乃在於他有所憑藉：「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等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不容諱言，此時孫中山言詞間流露出對中共的睥睨之態。孫中山自然不願與「毫無所藉」的中共對等合作，而只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服從他的領導。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和一個在政治、經濟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會。他不同意在中國實行俄國式的社會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他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明確聲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儘管聲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強的意圖，但從其前後大量相關言論觀之，亦未嘗不是其本心的真實表白。在孫看來，中國的國情是患貧，中國人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還不存在西方社會那樣的階級對立和衝突，所以中國的問題是如何用溫和的、緩進的方法預防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而不是用共產主義去提倡階級鬥爭。

  而中國共產黨人則認定社會上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有產與無產等相互對立的階級，並以被壓迫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代表自任。在他們看來，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所進行的革命如同俄國的二月革命，而他們則要發動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他們堅信自己是當今世界最先進階級的代表，是人類未來命運的主宰，因而具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和歷史使命感。

  當1923年中共黨員開始加入國民黨時，黨員總數不過400多人，而此時國民黨黨員號稱20餘萬。儘管如此，中共黨人不僅沒有顧慮可能被國民黨吞併或溶化，相反抱有要充當革命動力去推動國民黨革命的意圖。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國民黨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幾何時，加入同盟會的革命黨精英亦曾是一批急進青年。無奈時代變換的步伐實在太快，不過十餘年的時間，當年罵別人為「老朽頑錮」的「少年勇進之輩」，又很快被比他們更年輕、更急進的「五四」少年視為「老朽」。

  孫中山固然輕視中共弱小而不願與之對等合作，而中共實際上更瞧不起國民黨。在當時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國民黨人是前時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國民黨，意味著共產黨退化。當時共產黨潛在的社會信仰群體主要是「五四」知識青年。如以代際來劃分，改組前的國民黨與新生的共產黨大致分別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孫中山容納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考慮，即是要將這批「五四」新青年吸納到他的革命隊伍中來。在當時孫中山的認知中，國共兩黨的分別，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老同志固然疑慮「本黨名義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擔心與老同志合流會失去青年社會的信仰。

  當共產國際強迫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中共中央諄諄告誡其黨員、團員：不要對國民黨人「存嫌惡藐視心理」和「不屑與之為伍」的成見，亦不可有「驕矜自炫」的辭色，而應該對他們努力「扶持」、「誘導」和「掖進」。